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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靈日 版權信息
- ISBN：9787575304894
- 條形碼：9787575304894 ; 978-7-5753-0489-4
- 裝幀：精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眾靈日 內容簡介
一次飛機失事，奪去了荷蘭紀錄片制作人阿圖爾的妻兒。此后，他變身旅人，客居數地。他去往柏林，等待下一份工作。
柏林負雪，眾靈環繞。他漫游其間，穿越寒冷與飛灰的記憶，以攝影師之眼，一寸一寸地悉數檢驗柏林的傷痕，如同他的指尖一點一點地撫觸艾力克傷疤的輪廓。傷痛，從不輕易赦免一個人、一座城。有名歷史的摧毀重建與無名個體的失語命運組成了他眼中柏林城的過去與現在。“通過柏林這個棱鏡，可以窺透整個人類的歷史。”
隨著他腳步的牽引，我們結識了哲學家阿爾諾、雕塑家維克托、物理學家和畫廊老板芝諾比婭，通過電話熟悉了埃爾娜，偶遇了艾力克。艾力克是塞壬的化身。他為她所吸引，所占有，所召喚。為了逃離，他遠赴四國島，又無力抗拒追隨她到馬德里，直到*后……
我們是誰？旁觀者。
眾靈日 相關資料
阿圖爾·達內在離書樂書店幾步遠時，發覺有個詞卡在意識的夾層，而且已經被譯成了母語。他的大腦識別出德語Geschichte（歷史），旋即將它轉換成荷蘭語的geschiedenis。出于某種原因，荷語發音好像要祥和一些。他懷疑這與最后三個字母有關，尾綴nis，本意“窩”。這是個特別的詞，它雖然短促，但與許多短詞不同，聽起來沒有不恭不敬，反而教人安心。因為它畢竟是一個藏儲的地方，有人藏身，有人藏物。其他語言里沒有這樣的詞。他加快腳步，希望能甩掉卡在意識中的Geschichte，但在這里，在這遍地歷史的柏林，這樣做沒有用。“歷史”在此地是難以忘記的。最近一段時間，他的腦中卡住過許多詞。“卡住”這個表達無疑很準確：詞一旦出現，便打死也不再動了。它們甚至還發出聲音——因為每個詞都自有發音，即便它自己不出聲。有時，它們甚至似有回響。對語詞敏感的人會發現，一旦將詞從所屬句鏈中拆下，它們就會變得認不出，甚至有點嚇人，在它們身上流連、斟酌是危險的，現實世界可能會就此不知不覺地從腳下溜走。我之所以如此，說到底還是閑的，他想。但“有閑”恰恰是他的志向。他記得在一本舊教科書上讀過一篇《爪哇人》：有個爪哇人，每賺到合二十五美分的薪資，就會找一棵棕櫚樹坐下，不花光最后一文錢，他絕不再干活。看來在久遠的殖民時代，這點錢還可以稱“筆”，還可以支撐好一陣子。但用最少的勞動換取勉強度日的錢，按教科書的說法卻是一種陋習。阿圖爾·達內讀了卻很受益。他自導自拍電視紀錄片，遇到別人的片子有趣時，便自薦為攝影，每隔一段時間，如果缺了周轉或有了興致，他也會幫一個朋友開的公司拍廣告。這種項目只要不經常做，還是蠻有意思的。項目終了，他便遠離工作，無所用心一段日子。他曾有過妻子，也有過孩子，二人均死于空難。而今所剩只有每看一次就遠一層的照片。茫茫十年。十年前的一個早晨他們坐飛機去馬拉加（Málaga）后一去不歸。他拍下那個畫面，卻再無機會看到。一個金發女子，她背上的幼兒。西佛爾機場，等待出關的隊伍。其實兒子已不必再背。他喊她的名字，她轉過身。記憶就此定格。他們遙遙相望，彼此呈九十度的角，長達一秒鐘的時間。她抬起手，孩子也潦草地揮揮手。到達目的地時自會有另一個人替她拍攝抵達的影像，而所有影像又都會連同平房、泳池、大海的影像一起，消逝在吞噬兩人的那坨巨大的焦黑之中。他走向隊伍，將小型攝影機遞到她手里。最后匆匆一眼，從此陰陽兩隔。他將自己與記憶的碎片隔絕，拼圖過于宏大，他沒有復原的信心。他賣掉房子，將衣服、玩具送人，好像每件曾經屬于他們的東西都被污染過。他從此變成一個輕裝旅者——只留一臺筆記本電腦、一臺攝影機、一部手提電話、一只可接收世界各頻段的收音機，外加幾本書。阿姆斯特丹的公寓可以收電話留言，朋友的辦公室可以收傳真——他就這樣與機器一起過日子。自在，卻也不盡然是自由，因為有看不見的電纜將他與世界綁縛在一起。因為還有人聲，有信息。他交際的人大多也都過著這樣的生活。他把自己的房子借給他們，同時也借住他們的房子。或者在便宜酒店和寄宿公寓一類的地方落腳。紐約，馬德里，柏林。每一處在他看來都是一個“窩”。他的意識依然沒有擺脫這個詞。不僅沒有擺脫這個詞，也還沒有擺脫那兩個、有或沒有這個尾綴的長長的名詞。
“德國怎么把你迷成這樣了？”他的荷蘭朋友常這樣問。好像他這是一種毛病。
阿圖爾·達內在離書樂書店幾步遠時，發覺有個詞卡在意識的夾層，而且已經被譯成了母語。他的大腦識別出德語Geschichte（歷史），旋即將它轉換成荷蘭語的geschiedenis。出于某種原因，荷語發音好像要祥和一些。他懷疑這與最后三個字母有關，尾綴nis，本意“窩”。這是個特別的詞，它雖然短促，但與許多短詞不同，聽起來沒有不恭不敬，反而教人安心。因為它畢竟是一個藏儲的地方，有人藏身，有人藏物。其他語言里沒有這樣的詞。他加快腳步，希望能甩掉卡在意識中的Geschichte，但在這里，在這遍地歷史的柏林，這樣做沒有用。“歷史”在此地是難以忘記的。最近一段時間，他的腦中卡住過許多詞。“卡住”這個表達無疑很準確：詞一旦出現，便打死也不再動了。它們甚至還發出聲音——因為每個詞都自有發音，即便它自己不出聲。有時，它們甚至似有回響。對語詞敏感的人會發現，一旦將詞從所屬句鏈中拆下，它們就會變得認不出，甚至有點嚇人，在它們身上流連、斟酌是危險的，現實世界可能會就此不知不覺地從腳下溜走。我之所以如此，說到底還是閑的，他想。但“有閑”恰恰是他的志向。他記得在一本舊教科書上讀過一篇《爪哇人》：有個爪哇人，每賺到合二十五美分的薪資，就會找一棵棕櫚樹坐下，不花光最后一文錢，他絕不再干活。看來在久遠的殖民時代，這點錢還可以稱“筆”，還可以支撐好一陣子。但用最少的勞動換取勉強度日的錢，按教科書的說法卻是一種陋習。阿圖爾·達內讀了卻很受益。他自導自拍電視紀錄片，遇到別人的片子有趣時，便自薦為攝影，每隔一段時間，如果缺了周轉或有了興致，他也會幫一個朋友開的公司拍廣告。這種項目只要不經常做，還是蠻有意思的。項目終了，他便遠離工作，無所用心一段日子。他曾有過妻子，也有過孩子，二人均死于空難。而今所剩只有每看一次就遠一層的照片。茫茫十年。十年前的一個早晨他們坐飛機去馬拉加（Málaga）后一去不歸。他拍下那個畫面，卻再無機會看到。一個金發女子，她背上的幼兒。西佛爾機場，等待出關的隊伍。其實兒子已不必再背。他喊她的名字，她轉過身。記憶就此定格。他們遙遙相望，彼此呈九十度的角，長達一秒鐘的時間。她抬起手，孩子也潦草地揮揮手。到達目的地時自會有另一個人替她拍攝抵達的影像，而所有影像又都會連同平房、泳池、大海的影像一起，消逝在吞噬兩人的那坨巨大的焦黑之中。他走向隊伍，將小型攝影機遞到她手里。最后匆匆一眼，從此陰陽兩隔。他將自己與記憶的碎片隔絕，拼圖過于宏大，他沒有復原的信心。他賣掉房子，將衣服、玩具送人，好像每件曾經屬于他們的東西都被污染過。他從此變成一個輕裝旅者——只留一臺筆記本電腦、一臺攝影機、一部手提電話、一只可接收世界各頻段的收音機，外加幾本書。阿姆斯特丹的公寓可以收電話留言，朋友的辦公室可以收傳真——他就這樣與機器一起過日子。自在，卻也不盡然是自由，因為有看不見的電纜將他與世界綁縛在一起。因為還有人聲，有信息。他交際的人大多也都過著這樣的生活。他把自己的房子借給他們，同時也借住他們的房子。或者在便宜酒店和寄宿公寓一類的地方落腳。紐約，馬德里，柏林。每一處在他看來都是一個“窩”。他的意識依然沒有擺脫這個詞。不僅沒有擺脫這個詞，也還沒有擺脫那兩個、有或沒有這個尾綴的長長的名詞。
“德國怎么把你迷成這樣了？”他的荷蘭朋友常這樣問。好像他這是一種毛病。
他想出一個大家常用的答案來搪塞：“我喜歡在德國生活。德國人很嚴肅。”
“好吧。”荷蘭朋友通常會給出諸如此類的回應。但一個荷蘭人給出這樣貌似肯定的答案，其實要表達的卻是懷疑。這種社交暗號很難對外國人解釋清楚，即使這個外國人懂荷蘭語。
上述種種思慮流經大腦的時間里，他來到克內澤貝克大街與蒙森大街交會處的酒品店。一般他都在這里駐足，決定繼續往前還是原路返回。他停下來，看看馬路對面汽車店里的新車，又看看選帝侯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交通，最后在煙酒店的香檳廣告牌上看了看自己。鏡子有一種討厭的熱忱——就算你不想，它也要把你的影像反饋給你。今天他已經見過自己一次了。所不同的是，現在的他穿著衣服，有了掩護。他自己是很了解自己的，但不知別人能看到多少真實的他？“全都看得見，但全都看不穿。”埃爾娜曾說。她突然在蒙森大街拐角浮現，這令他不知如何面對。
“你真這么想？”
“瞎說是狗。”只有埃爾娜會說這種話。于是除了埃爾娜，他還要安放她的狗。已經開始下雪。他通過鏡像看見雪粉落在大衣上，這很好，這樣自己就不那么像廣告人物了。
“不要發傻。”這話也只有埃爾娜會對他說。關于他像廣告的事，他們已經討論過許多次。
“不想像廣告就去買點別的衣服啊。別總穿阿瑪尼。”
“這不是阿瑪尼。”
“嗯，但這很像阿瑪尼。”
“問題就在這里。其實我根本不知道這是什么牌子，大減價的時候買的，跟土一樣便宜。”
“衣服穿在你身上都好看的。”
“嗯，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嘛。我像廣告一樣，假假的。”
“你只是自我厭惡罷了。很多男人到了中年都這樣。”
“不，這不是我的問題。我的問題是覺得自己看起來表里不一。”
“你是說其實你也有很多想法，但是因為你不響，所以我們不知道？”
“差不多。”
“那你要不要換個發型？說不定是你頭發太多，遮蓋了你的想法？”
埃爾娜是他老朋友里的老朋友。也是他與妻子相識的原因。還是他唯一與之聊起洛勞弗耶的人。其他男人交際男人。他雖也交際男人，但他最要好的朋友還是埃爾娜。
“都不知道你是在夸我還是在罵我。”
他有時會在午夜從地球某個不起眼的地方給她打電話。她總是在家。男人進入她的生活，又離開她的生活，與她一起生活，對他感到妒忌。“那個達內，裝什么大師？拍幾個破紀錄片就以為自己是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了？”這樣的牢騷通常會導致關系的結束。但她從每一個男人那里都得到一點東西，加在一起，一共三個孩子，每一個長得都隨她。
“誰讓你總跟一些庸碌之輩交往呢。全球這么大的基因池讓你挑，你卻總是挑些廢物。真還不如跟我在一起。”
“誰叫你是我的禁果啦。”
“這是我們享受友誼之愛所付出的代價。”
“完全正確。”
他轉身否決了選帝侯大街，向薩維尼廣場走去。而這同時意味著他將再次經過書樂書店。nis在荷蘭語里真是一個百搭的尾綴。什么詞它都能不知不覺地插一腳：bekommernis、gebeurtenis、belijdenis、besnijdenis——關切、事件、信條、割禮。雪越下越疾。可能因為總與鏡頭打交道，他時常關注自己走路的樣子，這與其說是虛榮，不如說出于好奇。好奇里還摻雜一些……呃，這個話題他也跟埃爾娜聊過。
“你干嗎不干脆說出來？”
“因為找不到合適的詞。”
“胡說。你明明有。連我都有，你就更有了。你只是不想說。”
“好吧，是什么詞？”
“是惶恐。是驚嘆。”
他喜歡“驚嘆”。
他在臆想中用一個鏡頭悉數收入克內澤貝克大街的白雪皚皚、樓宇的巍然與弓腰駝背、頂風冒雪的寥寥行人。而他是其中一人。這個畫面表現了人生某特定時間呈現的偶發的畫面。那個行走在街中、經過書樂書店又經過畫廊的孤獨人影，就是你。為何這樣輕如鴻毛的日常在某一時間、某個神奇的片刻，會突然變得重如巨山？它難道不該被視為理所當然？或許在你心里，一直都住著一個永遠好奇的少年。
“這跟少不少年沒有關系。有些人一輩子都庸庸碌碌，從來不動腦子。其實不解與驚嘆才是一切的開端。”
“比如什么的開端？”
“比如藝術、宗教、哲學。沒想到吧，我偶爾也讀書。”
在轉修文學前，埃爾娜學過幾年哲學。
即將拐進薩維尼廣場時，一陣突如其來的小雪使他雀躍。它令大陸性氣候的特征愈發明顯。這是他喜歡柏林的另一個理由：自己正處在直達俄羅斯心臟的廣袤平原上。柏林、華沙、莫斯科，不過是居間的驛站。
他沒戴手套，因此手指冰涼。在與埃爾娜的同一次對話里，他就手指也發表過一些看法。
“你看，這是什么？”
“這是手指，阿圖爾。”
“沒錯，同時也是夾取物品的工具。你看。”
他拿起一支筆，轉了兩圈。
“很精巧吧？人總為機械而驚嘆不已，對自己卻司空見慣。人看見機械拿筆就覺得非同小可，自己每天都做這個動作卻視為理所當然。人是血肉鑄就的機械——這才真非同小可。這比喻真精彩！總之，人這種機械無所不能，甚至能自我復制。那眼睛！又是鏡頭，又是屏幕。兼具拍攝與顯示兩大功能。我不知道怎么說才好，但反正如果我們不是內含計算機，就是計算機本機，有著與計算機一樣的電子指令、化學反應，凡你想到的都有。”
“計算機沒有化學反應。”
“只是現在沒有。而且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嗎？”
“是什么？”
“是中世紀人，是那些根本不知道電子技術、神經科學的人——不，甚至是更遠以前的那些尼安德特人和上古原始人——就身體構造而言，他們與我們是同樣精密的機械。雖然他們自己意想不到，但他們的發聲設備與我們的同樣先進，也有音箱，也有擴音器……”
“哎呀，阿圖爾，差不多得了。”
“我說過，我心里還有個少年。還為著許多事驚嘆。”
“你說的驚嘆可不是指這個吧。”
“不是。”
我說的驚嘆，他原想說，是目睹閃電第一次照亮原野的惶恐，是面對人們視之泰然、在我的年紀也早應習以為常的事物時依舊感到奇異的戰栗。
他經過朋友菲利普開的小飯館。菲利普不知道他在柏林。他隨性來去，從不向任何人透露行蹤。
康德大街的轉角亮著紅燈。他左顧右盼，未見行車，很想過馬路，但還是站住了，感覺自己的身體正同時處理著兩條相反的指令：在某種令人費解的神經波動下，一條腿留在原地，另一條卻想要邁出。他透過雪幕與馬路對面安靜等待的人群相望。荷蘭人與德國人的區別在這一刻昭然若揭。在阿姆斯特丹亮著紅燈的路口，如果你看不到車卻不過馬路，你就是白癡；在這里，情況正相反。德國人會毫不留情地嘖你，指摘你是“不知死活的瘋子”。
他問過維克托，一個現居柏林的荷蘭雕塑家，如果視野里沒有車，他會不會過馬路。
“會啊，除非有兒童在場。那我會樹立良好榜樣。”
他決定用這“進退維谷”的荒誕時刻來進行一項他稱為“即時冥想”的活動。在阿姆斯特丹，任何一個有自我要求的路騎者都不會戴盔，更不會在紅燈前停車，絕對不會沿正確方向使用單行道。荷蘭人喜歡依據自己的喜好來決定是否遵守規則——新教的反叛精神與無政府主義在這里調和出了一種積習難改的混亂傾向。上次回國時，他發現就連機動車和公交車都開始無視紅綠燈了。
“你德化得這么嚴重了呀？規矩就是規矩了？從此‘秩序’第一了？下次坐地鐵時，別忘了仔細聽聽他們喊的‘上車請注意！關門請當心！！’。不過絕對服從使他們落到了什么地步，我們可都是知道的。”
“荷蘭人討厭規訓。”“德國人喜歡紀律。”這類偏見似乎永無消除之日。
“但阿姆斯特丹的馬路確實危險呀。”
“話是這么說，但你想想德國人在高速上的車速吧。那真叫兇神惡煞、怒火中燒。”
綠燈亮了。馬路對面的六個雪影同時邁步。誠然，人們不該過度泛化，但國民性這種東西是確實存在的。但是它是從什么地方來的呢？
“來自歷史。”埃爾娜說。
歷史是宿命、機緣與人為設計的總合，因此尤其令他著迷。三個元素加在一起，引發一連串事件，這一連串事件又引發另一連串事件，每一串事件的發生或被認為是注定的，或被認為是隨機的，或被認為是遵循了某種尚不為我們所知的神秘法則；一切事件累積至今，其背后的因緣已變得越來越撲朔迷離。
他想要不要去“墨鼠”讀報。至少里面不會太冷。雖然顧客他一個也不認識，但每張臉卻仿佛都見過，每個人也都跟他一樣閑，雖然沒有人像他一樣長得像平面廣告。店里臨街是一大塊平板玻璃墻，墻與吧臺間有一條狹窄的通道，擺了幾張桌子。如今店里再沒有人像以前那樣坐著——外界如此精彩，誰還愿意面向吧臺？從人行道上看，店內是一排凝視戶外的人，沉浸在緩慢滯重、只有小口啜飲啤酒才能忍受的長時間思考里。
他的臉凍僵了，但他這幾天正好在享受這種“痛并快樂著”的感覺，就像有人喜歡在暴雨中跋涉斯希蒙尼克島（Schiermonnikoog），有人偏要在酷暑中徒步比利牛斯山，前往某個為人遺棄的孤村一樣。某些路跑者咬牙切齒的表情也有類似的意味：一種基督徒向各各他朝圣時對自己慘狀的毫無顧忌的公開展示。但路跑不適合他；路跑會干擾他的思考節律，或者說“腦部活動節律”，他在十五六歲時決定將這種腦部活動權且稱為“思考”，雖然它并不一定就是思考。為了這種活動能夠順利進行，他必須潛心，必須隔絕外界。雖然有點可笑，但這已成習慣。
起初他只能在特定場所進行這項活動；現在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只要不必說話。對此，洛勞弗耶是理解的。他們曾一起散步數小時而不發一言。這不是事先商量的結果；她天然地懂得這對他工作的重要性。雖然不清楚為什么，但每次即時冥想后他似乎都能不僅從概念上，而且從細節上回憶起自己的電影構思。回憶——確實是“回憶”。 他所拍的一切都似曾相識，仿佛來自回憶，無論是鏡頭角度、打光，還是畫面推進。就連那幾部他帶學生一起拍的短片，也都是這樣拍出來的，雖然這令與他一起工作的人深感絕望。他總是還一點想法都沒有就開始拍，拼著一死，在帳篷上空懸吊騰挪，驚險刺激到令人忘了呼吸，最后落地。這樣拍出來的東西往往與他一開始對金主的承諾風馬牛不相及，但只要東西好，金主就會原諒他。怎樣描述這個過程呢？首先必須“空無”—沒有什么詞比它更達意。拍攝當天必須一片空白。故此他自己也必須一片空白。散步時他覺得自己可以放空，好像已經變得透明或失蹤，不再屬于這個別人的世界，甚至可以說不再存在。散步后，他從來無法精確還原自己的所思所想，雖然用“思想”來描述那模糊的記憶，那混亂的影像與碎片化的語詞，似乎言過其實。整個過程很像一幅他看過卻記不起名字的超現實主義繪畫。一個由碎片組成的女人，攀登一架沒有盡頭的階梯。她還沒有攀得太高，樓梯的頂端深入云霄。雖然人物肢體破碎，某些部分甚至有所缺失，你還是能看出她是個女人。事實上，這幅畫如果定睛看久了，甚至有點恐怖。霧靄洞穿她的身體、她的眼睛、她的胸，以及原本應該是她性器的部位。好像某種不斷變形的軟體動物，侵入她的體內——現階段還看不出是什么——有一天當時機成熟，會將她改造成一副他現在還預判不出的模樣。
在歌德大街，風刮得他難以呼吸。蒙森、康德、歌德——這一街區總有良友相伴。他經過維克托常去的土耳其咖啡店，未見維克托在內。維克托曾為（依照他自己的說法）“深深潛入德國的靈魂”而與二戰受害者和迫害者都聊過天，以他們為藍本寫了一本書。書中隱去人物姓名，用一系列并不胡亂煽情的短篇打動了讀者。會吸引阿圖爾的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都“扮演著多重角色”；如果此人的各個角色間還相互矛盾，他就更為其所吸引。維克托或許其貌不揚，內心卻幾乎包含了一整個劇的人物：畫家，登山愛好者，靜看人類生活的觀察者，沉迷戰與血的瓦格納派詩人，雕塑家，草草幾筆便能傳神、每幅畫的標題直至今天都還在影射那場早已結束的戰爭的藝術家。柏林與二戰是維克托的游獵場。他很少談論自己的作品，談起時則只作笑談，將它們歸因于兒時在德據荷蘭的經歷。“小時候看大兵，感覺兵真的很大很大”。而且因為當時與父母住在德軍基地附近，他見過的大兵又著實很多很多。他的衣著風格令人想起戰前的音樂劇笑星——花格夾克、絲質領巾——兩撇大衛·尼文的小胡子像兩道眉毛一左一右挑起，仿佛在用自己的外貌說明戰爭不該發生、1930年代原該永續。
與維克托在柏林街頭的散步常常這樣開始：“你看見那些彈孔了嗎？”甫一到街頭，他就立即化身城市本市，把城市的記憶當成自己的記憶，掏心掏肺地給你講——政治謀殺、全境逮捕、焚書、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具體淹死在蘭德韋爾運河的哪一段、1945年蘇聯向西方推進的終點。他像照本宣科一樣讀出這座城市與吞噬這座城市的歷史——蓋世太保的刑訊室，曾經起降希特勒的飛機、如今已成荒蕪的空地，所有內容都被源源不斷地誦出，好像念經。阿圖爾曾經提議拍一部講瓦爾特·本雅明的紀錄片，以他提出的“行走的記憶”為題。城市街頭游蕩的本雅明由維克托來演再合適不過，因為如果世上還有人會踩著記憶行走，這個人肯定是維克托。然而荷蘭電視臺對本雅明毫無興趣。他還記得制片人的樣子：一個蒂爾堡大學（Tilburg University）的碩士畢業生，頭上還密布著馬克思主義與天主教的陰云—— 一個盤踞丹麥某行將干涸的造夢工廠內、某潮濕發霉的辦公室中的陳腐中年人，身邊流水般出入著包裹在精心曬黑的皮囊里、拿捏著似有喉癌的嗓子說話的名流過客。阿圖爾是幸運的，由于常常出國，他不需要去記憶這些名流的名字，雖然臉都是熟的。
“我知道你這個人的……腦子，由兩個極端分裂的部分組成，”制片人說（他本來想說“靈魂”），“具體來說，是行動的部分，與反思的部分。但反思不會讓片子得高分吶。”馬克思主義理想的破碎與天主教徒耽于逐利的腐朽—— 一個人兼具二者很難不墮落—使面前這位制片人將自己的靈魂之寶押給了能收獲最多養老金的節目。
“你那個危地馬拉工會官員神秘失蹤的片子，就堪稱一流。還有那個里約熱內盧警察射殺兒童的片子，也在渥太華獲了獎。那種片子才是我們要的片子。雖然成本高，但都收得回來。德國三臺買去播了，幾個瑞典頻道也都買了下來……但是瓦爾特·本雅明！我以前倒是能背好幾篇他的東西……”
阿圖爾眼前出現一片大理石鋪就的瓷磚地，地上陳列著七八具兒童尸體，尸體的腳從灰布下伸出，腳踝上戴著標簽，標簽上寫著尸體的名字。這些標簽正與尸體一同腐爛，也終將與尸體一同消失；這些名字大可以相互交換也無損于尸體本身。
“可憐的本雅明，”制片人繼續道，“命運多么悲慘。當初他從比利牛斯山出逃碰到西班牙邊檢，威脅把所有偷渡者解回給蓋世太保，如果不是他喪失了希望，或許能活下來也說不定。西班牙人當然是貪得無厭的法西斯，但他們終歸沒有把自己的猶太人交出去給希特勒。可他呢？竟然自殺了。雖然不知道原因，但自殺這種事我一向不能容忍。他只要再多等一小會兒，說不定就能像其他人一樣穿越國邊境了。想象一下，本雅明要是到了美國，碰到阿多諾和霍克海默，三個人聯起手來……”
眾靈日 作者簡介
塞斯·諾特博姆（Cees Nooteboom）
生于荷蘭海牙，當代重要作家，亦是詩人、旅行文學作家與藝術評論家。一生熱愛旅行，足跡遍及大半個世界，被譽為“最具有世界公民意識和風度的作家”。
他被視作卡爾維諾與納博科夫的同類，在文壇備受推崇，拜厄特稱其為“最偉大的現代小說家之一”。代表作：《儀式》《眾靈日》《西班牙星光之路》《流浪者旅店》等。
自1950年代起，已出版五十余部作品，至今仍筆耕不輟。獲法國榮譽軍團勛章、德國聯邦十字勛章、奧地利歐洲文學國家獎、西班牙福門托爾文學獎、飛馬文學獎、荷蘭語文學大獎、康斯坦丁·惠更斯文學獎、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等，并獲得倫敦大學學院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近年來屢次入列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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