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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兩漢《詩》教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6674529
- 條形碼：9787516674529 ; 978-7-5166-7452-9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先秦兩漢《詩》教研究 本書特色
孔子曾云：“溫柔敦厚，詩教也。”自《詩經》形成之初，其教化功能已伴隨禮樂制度的建立而產生、運行和發展。在古代，《詩經》始終處于政治禮教和國家生活的核心地位，發揮著重要的教化功能。一方面，《詩經》本身即是完善的知識話語體系；另一方面，它又作為中華文明中重要的意義和價值系統而存在。《詩經》之教，春風化雨，浸潤無聲，在經久不衰的傳唱、吟詠與闡釋中，以溫柔婉轉的方式，傳播道德倫理，助力社會和諧。本書研究傳統《詩》教在形成和發展歷程中的理論構建、文化傳播和經世實踐，探索傳統《詩》教如何在古代政治需求與儒者理想之間構建新的話語模式，嘗試以全新視角審視傳統《詩》教的價值和意義。
先秦兩漢《詩》教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部以《詩經》為載體展開的教化研究，探索《詩》教如何在政治需求與儒者理想之間構建新的話語模式，找到新的平衡基點，以全新的視角審視《詩》教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重新發掘經典價值，發揮“《詩》教”在提升國民素養、培育公眾德行、和諧社會關系方面的積極功用提供有益借鑒和參考。
先秦兩漢《詩》教研究 目錄
目錄
緒論
**章原始《詩》教形成及實踐
**節祭祀制度的革新與《頌》的形成發展
一、殷商時期的祭祀與《商頌》的形成
二、遍祭群神，宣告周興：《周頌》中的定功、安民詩篇
三、郊祀后稷，宗祀文王：《周頌》中的記史、頌德詩篇
四、不王不諦，諸侯助祭：《周頌》中的訓誡、警示詩篇
五、小結
第二節政治制度的創建與《雅》的形成發展
一、宗法制度與祭祖宴飲之《詩》
二、出使出征與犒勞嘉賞之《詩》
三、王政衰敗與諷諫規箴之《詩》
第三節王權的衰落與《風》詩的創作采集
一、采詩途徑之一：天子巡狩，大師呈詩
二、采詩途徑之二：“行人”與“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三、采詩途徑之三：老而無子者民間求詩
第四節小結
第二章德性與政教性：《詩》的兩大天然屬性
**節以德配天：《詩》中天然的“德”性
一、文王之德：保有天命之根本
二、君子之德，修身之本
三、庶民之德，倫理之源
第二節詩與政通：《詩》中天然的政教屬性
一、《詩》從樂起，樂與政通
二、《詩》之興滅關聯于王道
第三節小結
第三章貴族《詩》教的應用與實踐
**節貴族《詩》教時代的政治背景
第二節西周教育體系中的《詩》教
一、樂德與《詩》
二、樂語與《詩》
三、樂舞與《詩》
四、樂儀與《詩》
第三節春秋政治體系中的《詩》教實踐
一、“歌《詩》”：禮制的遺存與僭越
二、“賦《詩》”：斷章取義，德義為先
三、“引《詩》”：脫離樂舞，語義獨立
四、春秋時期《詩》教實踐的變化與特點
第四節小結
第四章孔門《詩》教：儒家《詩》教的發端
**節禮樂之再造：孔子《詩》教形成的歷史背景
第二節仁義與王道：孔子對《詩》教的理論貢獻
一、從模糊到清晰：首次明晰了《詩》篇的主旨
二、援《詩》說“仁”：孔門《詩》教“內圣”之方
三、王道解《詩》：孔門《詩》教“外王”之方
第三節原則與宗旨：孔子《詩》教的幾個關鍵詞
一、思無邪：確立后世儒家系統解《詩》的原則
二、溫柔敦厚：劃定后世儒家《詩》教實踐的宗旨
三、興觀群怨：美刺與諷諫的理論根源
第四節小結
第五章戰國《詩》教：儒家《詩》教的發展
**節子思學派之引《詩》、說《詩》
一、子思學派引《詩》之內容
二、子思學派引《詩》之特點
第二節孟荀對儒家《詩》教的貢獻
一、孟子對儒家《詩》教的繼承與發展
二、荀子對儒家《詩》教的繼承與發展
第三節小結
第六章漢代《詩》教：儒家《詩》教的定型
**節漢代儒家《詩》教形成的歷史背景
第二節漢代《詩》教的緣起與發展
一、緣起：漢初陸賈說《詩》
二、嘗試：文景時期《詩經》學派對黃老學說的沖擊
三、鼎盛：元成時期的《齊詩》治國
四、獨秀：東漢時期《毛詩》的蓬勃興起
第三節三家《詩》的理論構建及政治實踐
一、《魯詩》的學術特征：“四始”之說與“詩為諫書”
二、《韓詩》的學術特征：先秦《詩》教的繞梁余音
三、《齊詩》的學術特征：讖緯之說
四、西漢《詩》教政治實踐
第四節《毛詩》的理論體系構建
一、《毛詩》的學術淵源
二、《毛詩》確立的系統《詩》教理論
三、《鄭箋》對《毛序》的補充和完善
第五節小結
結語
參考文獻
后記
展開全部
先秦兩漢《詩》教研究 相關資料
緒論
自西周到清末，在近三千年的漫長時光中，《詩》演變為《詩經》，以《詩》為載體的人文教化伴隨著歷史的變遷不斷完善和發展，在先民的宗教事務、國家事務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詩》教”之名的正式提出，是《禮記·經解》中孔子所云“溫柔敦厚，《詩》教也。”然自《詩》形成之初，其教化功能已伴隨禮樂制度的建立而產生、運行和發展，《詩經》在漫長的年代中，始終處于政治禮教和國家生活的核心地位，發揮著重要的教化功能。一方面，《詩經》本身即是完善的知識話語體系；另一方面，《詩經》又作為中華文明中重要的意義和價值系統存在。《詩經》之教，春風化雨，浸潤無聲，在經久不衰的傳唱、吟詠與闡釋中，以溫柔婉轉的方式，傳播道德倫理，美風俗而厚人倫，闡明政教之道，規天子而致太平。
可以說，自西周初年《詩》創作產生始，以《詩》為載體的人文教化就伴隨著歷史政治的變遷，不斷豐富、發展和變遷，時代變化賦予《詩》教新的職責和使命，而政治變革則帶給《詩》教調整嬗變的新契機。自孔子編訂六藝以來，《詩》教作為儒家“六藝之教”之首，其隨著時代變遷發展嬗變的過程，既是儒家經典在應對不斷變遷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時作出的自我調整和適應，亦是儒家群體“內圣外王”“修齊治平”的志向、情懷借由經典的詮釋和運用在時代和社會變遷中對保持政治清明、維系社會和諧做出的不斷嘗試和不懈努力。溫柔敦厚、化育無聲的傳統《詩》教，在中國歷史上，對于構建主流意識形態、穩定社會秩序、培養道德倫理、塑造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性格和民族性格發揮過重要作用。
目前國內學界關于“《詩》教”探討的著述和論文相對較少、較為零散，具有個體性研究、斷代性研究較為突出的特點。總結國內“《詩》教”研究，其研究方向主要有三個方面。
緒論
自西周到清末，在近三千年的漫長時光中，《詩》演變為《詩經》，以《詩》為載體的人文教化伴隨著歷史的變遷不斷完善和發展，在先民的宗教事務、國家事務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詩》教”之名的正式提出，是《禮記·經解》中孔子所云“溫柔敦厚，《詩》教也。”然自《詩》形成之初，其教化功能已伴隨禮樂制度的建立而產生、運行和發展，《詩經》在漫長的年代中，始終處于政治禮教和國家生活的核心地位，發揮著重要的教化功能。一方面，《詩經》本身即是完善的知識話語體系；另一方面，《詩經》又作為中華文明中重要的意義和價值系統存在。《詩經》之教，春風化雨，浸潤無聲，在經久不衰的傳唱、吟詠與闡釋中，以溫柔婉轉的方式，傳播道德倫理，美風俗而厚人倫，闡明政教之道，規天子而致太平。
可以說，自西周初年《詩》創作產生始，以《詩》為載體的人文教化就伴隨著歷史政治的變遷，不斷豐富、發展和變遷，時代變化賦予《詩》教新的職責和使命，而政治變革則帶給《詩》教調整嬗變的新契機。自孔子編訂六藝以來，《詩》教作為儒家“六藝之教”之首，其隨著時代變遷發展嬗變的過程，既是儒家經典在應對不斷變遷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時作出的自我調整和適應，亦是儒家群體“內圣外王”“修齊治平”的志向、情懷借由經典的詮釋和運用在時代和社會變遷中對保持政治清明、維系社會和諧做出的不斷嘗試和不懈努力。溫柔敦厚、化育無聲的傳統《詩》教，在中國歷史上，對于構建主流意識形態、穩定社會秩序、培養道德倫理、塑造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性格和民族性格發揮過重要作用。
目前國內學界關于“《詩》教”探討的著述和論文相對較少、較為零散，具有個體性研究、斷代性研究較為突出的特點。總結國內“《詩》教”研究，其研究方向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對《詩》教特征、影響等方面的宏觀研究。如陳桐生的《禮化詩學：詩教理論的生成軌跡》[1]，從禮學視野出發研究先秦兩漢《詩》教理論生成與構建；王啟興的《論儒家詩教及其影響》[2]，對儒家《詩》教支配下所形成的文學觀和價值觀進行了梳理，主要突出了儒家《詩》教政教性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張國慶的《論儒家詩教的思想性質》[3]，強調《詩》教理念帶有漢代儒學的鮮明烙印，與孔子思想之間存在“重大差異”；劉懷榮的《論詩教的文化淵源與歷史形態》[4]，對《詩》教產生的早期文化基礎和感性形態進行了追溯與論證，從巫官文化到史官文化發展的歷程角度肯定了《詩》教的緣起與發展；林志敏的《儒家詩教的思想本質及哲學基礎》[5]，對孔子“思無邪”說和“溫柔敦厚”說進行比較，得出二者之中“思無邪”更接近孔子《詩》教本質之結論；梁占先的《儒家詩教及其特征》[6]著重談到了春秋時期“引詩言志”的《詩》教特征；金寶的《論以詩為教的產生于詩教觀的確立》[7]概括梳理了《詩》教觀的確立歷程。這些研究成果或對《詩》教的某一方面的功能、或對某一具體時段的特征有深入的分析，或對《詩》教觀的形成追根溯源，其中不乏精彩創見。
二是對某一特定階段的《詩》教研究。如黃克劍的《孔子“詩教”論略》[8]、延鑰的《禮的內在化運動背景下〈孔子詩論〉特征分析》，對孔子《詩》教與仁道，與禮樂之道進行了精彩闡述[9]；馮時的《六經為教與儒學的形成——論孔子正〈詩〉與〈詩〉教之重建》[10]，對孔子“正經立教”的具體作為進行了闡述分析；周德清的《孔子詩教對于詩教傳統的革新》[11]，提出了“孔子《詩》教”與“傳統《詩》教”兩個不同概念，并將“傳統《詩》教”定格于堯舜時代，對比了兩者的繼承與革新；唐定坤的《孔子〈詩〉教視野下的“〈詩〉始關雎”及其闡釋轉向》，對孔子《詩》教中關于《關雎》的詩旨闡釋進行分析，并對其后儒家《詩》教諸家對《關雎》的闡釋轉向作出細致梳理[12]；凌彤的《儒學的分化與戰國〈詩〉教的傳承》，對孔子之后儒學的分化與《詩》教的傳承作出了梳理分析[13]；鄭明璋的《儒家詩教傳統與漢賦諷頌》[14]分析了漢代《詩經》學的發展對漢賦中頌美與諷諫兩大功能的促進和影響；梁大偉的《漢代的詩教觀》[15]闡釋了漢儒的經學觀念、諷諫思想及詩學觀念，分析了漢代與前人《詩》教觀的繼承關系。這一部分成果主要集中在對孔子《詩》教和漢代《詩》教兩個重要歷史階段的《詩》教研究，部分研究成果觸及《詩》教的宗旨及核心，在探索各階段《詩》教的傳承接續脈絡方面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其中不乏精彩論述。
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雖未提出“《詩》教”之名詞，但著重于對《詩經》的功能性研究。如，對某部著作中用詩、引詩情況的考證和研究。這一類研究所占的比例較大，學者主要對《論語》《左傳》《國語》《孟子》《中庸》等儒家經典文獻中用《詩》情況進行了考證和分析，也有少量文章對《墨子》《晏子》等諸子著作中的用《詩》情況進行了分析研究。這一類研究著重考察在著作中用《詩》的方法及特點，具有文獻分析的意義，多從文學角度出發。比如梁大偉的《〈論語〉中用〈詩〉、引〈詩〉和評〈詩〉現象》，李晴晴的《〈左傳〉引〈詩〉詩義研究》，斳英的《元代戲曲用〈詩〉研究》，等等。
與論文研究成果一樣，目前關于《詩》教的著作成果也多集中對某一時段的《詩》教思想研究，或用《詩》考論、研究中。如王倩所著《朱熹詩教思想研究》[16]，對朱熹的《詩》教理論框架和教學體系進行了梳理研究；羅立軍所著《從詩教看〈韓詩外傳〉》[17]，探討了治道與《韓詩》中的教化原則、歷史構造和禮制思想；俞志慧所著《君子儒與詩教》[18]，系統探討了儒家的“言語”之內涵范疇與先秦《詩》教思想的形成建立之聯系；王秀成所著《三禮用詩考論》[19]、陳致所著《從禮儀化到世俗化——詩經的形成》[20]、馬銀琴所著《周秦時代詩的傳播史》[21]、戰學成所著《五禮制度與詩經時代社會生活》[22]、周泉根所著《新出戰國楚簡之詩學研究》[23]等。王秀成的《三禮用詩考論》對典禮制度與《詩》的關系進行系統考證，通過一系列與“禮”相關的文學問題和與“詩”相關的禮學問題的研究，解釋了特殊歷史文化背景下《詩》的原始面貌和發展規律，涉及周代《詩》的宗教功能和樂用功能；陳致的《詩經的形成》一書結合國外音韻學研究成果和國內考古成果，對《詩》的分類和編排提出了創造性的意見，對《詩》與“樂”的緊密聯系做出了細致翔實的考證，有助于我們了解《詩》在形成初期的樂教功能的具體實現；馬銀琴的《周秦時代詩的傳播史》對《詩》的文本在周秦時代的傳播和應用做了分階段、分地區的翔實論述，對詩樂分離時期的春秋賦詩、引詩現象進行了結合歷史背景的客觀分析；戰學成的《五禮制度與詩經時代的社會生活》以詩的創作和應用為切入點，獨創性地將周代分為詩的創作和詩的應用量大部分，對詩經中的詩篇中所蘊含的禮樂背景進行了詳細研究；周泉根的《新出戰國楚簡之詩學研究》以郭店楚墓戰國竹書、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和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竹書為研究對象，研究《詩》和“言志”之間的文獻學、文化學和文字學關系，探討禮樂文明與詩之關系，揭示《詩》的經典化、本位化和政教化的過程，考鏡源流，論證嚴密。鄭偉的《毛詩大序接受史研究》[24]以《毛詩大序》的接受史為切入點，用文化詩學的方式勾勒出古代儒學文論的演進邏輯及階段性特征，特別關注時代問題與經學教育體制對士人主體精神的深刻影響，其結合歷史背景研究儒學文論的研究方法對開拓筆者的研究思路提供了較好的借鑒。
國外對《詩經》的功能性研究集中在運用社會學和民俗學的方法，研究《詩經》中的篇章與節慶、信仰、習俗與巫術的關系。其中代表學者為法國漢學家葛蘭言（Marchel Granet），他在《中國古代的節慶與歌謠》[25]一書中，探討了《國風》篇章與中國古代節慶、歌舞、信仰與習俗的關系。此書開啟了文化人類學《詩經》研究之肇始。美漢學家周策縱所著《古巫醫與“六詩”考——中國浪漫文學探源》[26]，討論了古巫醫與《詩經》中篇章之關系。美漢學家宇文所安所著《〈詩經〉中的繁殖與再生》[27]從《詩經》中詩篇內容出發，討論了社會生產與種族延續、社會結構與政治倫理延續之問題。日本學者接受了西方文化人類學的《詩經》研究方法，許多學者在此領域有所建樹。赤冢忠在《古代歌舞詩的系譜》[28]中提出“三百篇”大部分為歌舞之詩，而“興”之意，原本是由咒術所產生的；白川靜在《詩經的世界》[29]中從民俗學的角度重新審視《詩經》篇章，力圖還原中國古代社會與生活的原貌。
可以看出，國外學界目前對《詩經》的功能性探討主要集中在《詩經》中所反映出的先秦時期社會生活禮俗的相關研究上，對《詩經》脫離音樂之后純文本的傳播和詮釋，尤其是儒家《詩》教的功能性研究相對缺乏。
總體而言，目前學界對《詩》教的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一是整體來看，對《詩》教缺乏整體的視野和明確的定義。“《詩》教”與“《詩》教”概念并未得到清晰劃分，出現混用的情況。“《詩》教”，側重于以《詩經》經義闡釋和踐行而達到淳風化俗、致君堯舜、致力太平之政教功能；而“《詩》教”，則是包括《詩經》但不限于《詩經》的詩歌之教化，側重于其文學、藝術和審美等功能。兩者應得到清晰劃分和區別使用。然從目前學界對其的使用上來看，盡管所言乃以《詩》為教的“《詩》教”，多數學者仍然使用“《詩》教”以代之，當然已有少數學者對其進行了區分，用“《詩》教”指代以《詩經》為藍本的儒家之教。從上文的文獻梳理中即可明顯看出此狀況；二是對《詩》教的研究缺乏歷史縱深的整體視野觀照。《詩》教形成的歷史背景、文化淵源探討有待進一步深入，各階段《詩》教之間的傳承接續脈絡研究仍然比較缺乏。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詩》教的形成動因、內在屬性、演變脈絡有待進一步探求。
因《詩》教本身具有的動態性、擴展性和實踐性，厘清《詩》教的形成淵源、發展脈絡、演變動因實在殊非易事。本書嘗試在前人豐富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嘗試以古代歷史社會變革時期的政治轉型為研究背景，追溯《詩》的原始政教性創生動因，探尋歷代《詩》教發展演變中所延續的內在脈絡和邏輯關系，思考在朝代更迭、政治變革的轉型時期，《詩》教如何順應歷史潮流和政治環境，自我調整、因循變革而不斷演化延續的內在動因，期望能在整體視野下梳理出一條從《詩》教之發源到儒家《詩》教之定型的連續脈絡。因學識所限，文中偏頗不周之處在所難免，不免有武斷之語，唯期方家指正賜教。
引論：《詩》教之概念
最早出現《詩》教的文獻是《禮記·經解》，其中記載了孔子關于《詩》教的言論：“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后世談及《詩》教，多沿用此語。然“溫柔敦厚”，可視之為《詩》教的方法和《詩》教的目的，但對于什么是《詩》教，如何教之，孔子并沒有言明。
到唐代，孔穎達在《禮記正義》中對《詩》教作出了疏解：溫柔敦厚，《詩》教也者。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30]。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此一經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之敦厚不至于愚，則是在上深達《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故云深于詩者也。[31]
又云：若以詩辭美刺諷喻以教人，則是深于詩者也。[32]
孔氏所疏，一方面是對孔子所論“溫柔敦厚”的詞句闡釋，一方面是承接《詩大序》中提出的美刺觀，對《詩》教的“教人”的功用性進行闡述，指《詩經》闡釋以義理為主，賦予政教得失之意義，以美刺諷喻以“教人”。然對于《詩》教的方法、目的和效果描述仍然十分模糊。這個問題在后世一直存在，后世儒家學者多直用《詩》教之名，卻少有人對《詩》教的概念作出明確的定義。談及《詩》教，也多是講其功用效果。如蘇洵在《嘉祐集》中云：“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3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中云：“故《詩》之教，理性情，明勸戒，其道至大。”[34]所言還是《詩》教在個人修養和社會倫理方面發揮的作用。
當代學者也對《詩》教的概念進行過探討。康曉城提及兩漢以人倫教化說《詩》，闡述《詩》教具有和諧人倫之重要功能：“因儒家之學，特以明人倫為宗，由于詩具有敦厚、和諧人倫之功能，故《詩》教甚受重視，尤其孔子以后之戰國兩漢儒者，以人倫教化說詩，將詩運用于政教。”[35]強調是儒家《詩》教的重要社會功能；劉文忠在《溫柔敦厚與中國詩學》一書中也談到了《詩》的教化：“孔穎達對‘敦厚’二字并未作出解釋，卻將《詩》的依違諷諫，不切指事情拋出，這實際上是為《詩》的諷刺原則進行了一種規范，即在運用詩歌表達感情的時候，要言辭溫和、性情和柔。這就是《詩》的教化。”[36]其實所言，仍然是對“溫柔敦厚”的理解，所言乃是《詩》的教化方式。夏靜、李軼婷在《詩教制度論》中簡單對《詩》教做出定義：《詩》教，“是指以《詩三百》為載體的人文教化，為‘六藝之教’之首”。[37]以“人文教化”概括《詩》教，固然不錯，但概念范圍顯得過大。
《詩》教，顧名思義，即是指“以《詩》為教”。既然以《詩》為載體進行教化，就涉及教化對象、教化方法、教化目的和教化效果。孔子所提出的“溫柔敦厚”，按照歷史上諸家的理解，可視作教化目的，亦可視作教化方法。但這只是《詩》教概念中的一個因素，不能代表《詩》教的全部。后世提及《詩》教，多從“溫柔敦厚”之語擴展引申，實為儒家《詩》教之內涵意義。但其實自《詩》產生之時起，以《詩》為教的活動已經隨著西周王朝典儀、教育而蓬勃展開，以“溫柔敦厚”為典型特征的儒家《詩》教，其實只是《詩》教生成、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階段。如林耀潾所言，“郊廟祭祀、燕享賓客，必奏詩樂以成禮，此詩、樂、禮三者相須為用之狀也，及其后，詩脫離禮樂，僅以詩辭美刺諷喻為教，然三者合一之時，亦《詩》教也。”[38]此說即看到歷來學界多以儒家《詩》教混淆《詩》教整體概念之誤區，將西周時期詩禮樂一體的教化活動亦歸入《詩》教之整體內涵。然若從《詩》之產生過程來看，《詩》教之實際內涵還可再往前推至西周之初。隨著歷史進程的發展，《詩》教亦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化不斷豐富和延展其內涵，在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和文化進程之后，當我們以縱貫歷史的宏觀視角來研究《詩》教，有必要對其進行概念的重新界定。
在對《詩》教進行定義之前，筆者認為，有三方面的問題需要注意。
其一，“《詩》教”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其內涵與外延，隨著時代的發展、政治的變革、社會的變遷，有一個不斷完善、豐富和改變的過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詩》教的內涵與外延皆不相同，其演變與發展，與政治變革、社會發展多因素推動密切關聯。
其二，“《詩》教”是一個系統性的概念。正是基于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文化語境下的《詩》教觀念都不相同，我們不能簡單地對《詩》教進行單一定義。它應該是包含了許多子概念的一個系統的概念。關于“概念”的設定動因，西方著名的哲學家布迪厄曾提出“概念的真正意涵來自各種關系，只有在關系系統中，這些概念才獲得了它們的意涵”。〔法〕皮埃爾·布迪厄：《實踐與反思》，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頁。
其三，“《詩》教”之教，既是孔教之教，亦是教化之教。因此《詩》教的概念中，既包括理論的構建，又包括教化的實踐。在這樣的設定目的之下，我們定義《詩》教這樣一個動態性、實踐性、系統性的概念，就應該從實際研究的功用出發，對《詩》教的整體概念和與之關聯的各個子概念進行全面的定義。
正基于此，《詩》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不同時代的《詩》教概念有所不同，而《詩》教實踐與《詩》教理論的衍生發展又相互交織，要闡釋《詩》教的概念，涉及交替使用共時分析與歷時分析的不同方法。
我們從《詩》的起源開始，來看看《詩》教的最初形態。學界較為普遍的觀點，是認為自孔子明確提出《詩》教的概念后，《詩》教才逐步形成。但事實上，自《詩》形成之日起，《詩》已經肩負著教化的功能，是周王朝維系政權穩定、教化諸侯百姓的重要工具，其實踐性在其創生之日起就已經存在。西周初期，為配合新建立的周王朝明確政權合法性、強化宗族認同感、威懾四方異姓諸侯的政治需求，《詩》中《周頌》《大雅》中的篇章應運而生。《周頌》中古樸簡短、雄壯有力的詩句，配合各類祭天、祭祖的宗教儀式，傳達出周人“受命于天”的合理性與神圣性，彰揚了自后稷到文王的高尚品行與偉大功績，警示了四方異姓諸侯順應天命，恪守臣道，此時期，《詩》的教化對象包含了西周社會的各個層面：受封的周人的血親諸侯、殷商舊民與上層諸侯臣僚、其他宗族的諸侯與四方百姓，教化的宗旨是安撫、引導與警示，最終目的是維護新生政權的穩定和權威。西周中期，隨著政治制度和禮樂制度的逐漸完備，伴隨著燕享、征伐、嘉賞、出使等國家大事的發生，配合政治事件與禮樂的推行，《詩》中《大雅》的小部分詩篇和《小雅》中大部分詩篇應運而生，伴隨著禮樂的傳播和深入，這些配合禮樂反復吟唱的篇章起到了凝聚邦國對王朝的向心力、聚攏和穩定百姓的民心、傳播關于人倫的秩序和人性的美德等重要功能，對維護社會秩序、培育民風起到了重要作用。此階段，教化的對象是西周百姓。《大雅》中有一部分詩歌作于厲王時期，《小雅》中還有很大一部分詩歌作于宣王、幽王時期。這些詩篇多為諷諫之詩，是當朝公卿大夫針對君王的失德、王政的弊端進行的哀嘆和諷諫。這些詩篇“教化”的對象直指君王本身。西周晚期到春秋末期，《風》詩中大部分詩篇出現，反映百姓生活、情感的詩篇彰顯了王道政治的興衰，反映出時代的變遷，而這一部分《風》詩，被采集于《詩》的最初目的是“觀風俗”“知得失”，作為君王資政的參考，但鑒于周王室日益衰落的現實，本來針對君王的“教化”失去了其本身的功能和意義。
在孔子之前，西周早期的教育體系中，也早已有以《詩》為教的實踐。這一階段《詩》教的概念雖未正式提出，但《詩》之教也附著于“樂”之教，作為“樂教”中表情達意的文辭部分承擔著傳播禮樂教化、規范社會秩序、行使政治使命的部分功能。此階段的《詩》教，即是“雅”教，貴族教育的主要方面之一。貴族階層的子弟通過詩樂一體的教化，使得儀容風度、言談舉止、內在修養都符合“禮”之標準，能夠滿足政治生活的朝聘會盟中出使專對、國事交流等整治活動的實際需要。有賴于《詩》本身具有的“德”性，“樂教”中以《詩》的文辭歌頌圣王、教化人倫、傳播美善，同時有賴于《詩》中天然的“政教性”特質，上層貴族以《詩》為社交手段、說服利器，完成政治生活領域中諸如規諫、請求、斡旋、威懾等諸多政治功能，在歌舞揖讓、引詩賦詩中完成政治使命，促成國家大事，這也是《詩》教發展中重要的一個階段。
自孔子之后，“《詩》教”具體為“儒家《詩》教”，此后每一個階段的《詩》教發展，都伴隨著儒家知識分子所做出的《詩》教實踐。儒家知識分子在時代的變遷中秉承著濟世救民的理想情懷，努力適應時代發展與政治變革，以《詩》為諫積極入世的行動實踐，既是對《詩》教理論的踐行，其過程也為《詩》教理論的豐富和完善提供著源源不斷的動力和活力。
先秦兩漢《詩》教研究 作者簡介
王貞貞，1982年生，四川成都人。國防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原解放軍外國語學院）越南語語言文學專業碩士，四川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現任西華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兼任中華孔子學會理事，泰國格樂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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