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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爾戰爭:美國的政治變革與論爭(1790-1840)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5414911
- 條形碼：9787515414911 ; 978-7-5154-1491-1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多爾戰爭:美國的政治變革與論爭(1790-1840) 內容簡介
在19世紀40年代美國羅得島州立憲運動之中，以托馬斯·多爾為首的激進派繞開議會，自行立憲，并試圖取代州政府，由此引發了一場時人口中所稱的“多爾戰爭”。本書以圍繞“多爾戰爭”的政治辯論為切入點，對“人民”“多數統治”“革命”等美國核心政治概念的內涵演變，以及美國后革命時代的政治變革的機制和政治文化的特點進行了細致、深入的研究，揭示了“民主主義”和“制度主義”兩種理念是如何在競爭中達成一種均衡，并深刻塑造了美國政治變革的道路。
多爾戰爭:美國的政治變革與論爭(1790-1840) 目錄
目 錄
導 論1
**章 羅得島民主的“衰落”與立憲運動的興起24
一、18世紀90年代至19世紀40年代羅得島的社會變遷
與政治失衡24
二、立憲運動的早期發展與挫折42
第二章 立憲運動的激進化與“多爾戰爭”的爆發52
一、走向獨立立憲:《人民憲法》的制定52
二、走向暴力奪權:“多爾戰爭”的爆發65
三、從暴力奪權到政治論爭:“羅得島問題”的提出77
小 結88
第三章 “人民主權”的理論與實踐90
一、“人民”的特性:抽象整體的“人民”與現實
具體的“人民”92
二、“人民”的范圍:自然屬性的“人民”與政治
領域的“人民”116
三、“人民”的統治:“多數人的權力”與“少數人的權利”139
小 結155
第四章 民主與“革命”的權利157
一、“革命權”的激進化157
二、“革命”的非暴力化167
三、羅得島的“和平革命”194
小 結220
第五章 “多爾戰爭”與美國后革命時代的政治變革222
一、羅得島立憲運動與杰克遜時期的政治民主化222
二、“多爾戰爭”與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激進主義241
三、“羅得島問題”與美國的民主政治262
結 語275
附錄:羅得島立憲運動大事年表280
參考文獻285
關鍵詞309
展開全部
多爾戰爭:美國的政治變革與論爭(1790-1840) 相關資料
結 語
“羅得島問題”這個由彈丸小州一次“不成氣候”的反叛行為而引發的一場政治爭論,對于考察美國后革命時代的政治變革究竟有何意義?
“羅得島問題”的提出揭示了“民主”在從一種政治理想走向政治實踐過程中所面臨的一個必然困局。把民主定義為“人民的統治或權力”,雖然確立了民主政體的權力來源和權力正當性的原則,但是,對于關注民主政體實際運作的人來說,這“僅僅是個省略句,只說出了一個過程的起點便戛然而止”。[1]要在實踐中構建民主政治,還必須繼續追問下去:誰是“人民”?“人民”的權力在民主政體中如何體現?“人民”的意愿在民主政體中如何表達?“人民”,與代替“人民”行使權力的政府,以及表達“人民”意愿的憲法和法律之間,應該維持什么樣的關系?圍繞著這些問題,“民主主義”和“制度主義”分別站在對立的兩端做出了回答。
作為探索現代民主政治的先驅,建國初期的美國在處理這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過程中逐漸確立了一種“制度民主”基本模式,其特征就是用制度來節制民主、用民主來規范制度。一方面,“人民”的主權地位被“虛置”了,“人民”的權力被建構于美國憲政結構之中,受到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和程序的有效規制,“人民”的自然權利也經歷了一個制度化、法治化的過程,變成了一種法律權利。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價值規范和正當性基石的“民主主義”,不僅是制衡政府權力、維護公民自由的強大力量,也是補救憲政制度的“民主性缺失”、持續為其輸入合法性的動力資源。這種模式是兩種民主理念在交鋒、互動、妥協中達成的一種均衡。它使建國初期的美國行進在民主化道路上時,對于現代民主政治的兩大威脅——民主激情的過度膨脹和民主性的持續衰減,都能保持警惕的頭腦和糾錯的能力。這種均衡的達成,得益于大多數公民較高程度的規則共識和程序理性,也得益于持不同理念的對手之間始終存有對話和談判的自覺意識。
以多爾為首的羅得島激進派的結局——“贏得了改革,輸掉了革命思想”,正是這個模式起作用的結果。在后來的美國歷史中,兩種民主理念之間的緊張關系一次次地重復出現,美國人也一次又一次地從“制度民主”的模式中汲取經驗,從而和平度過了政治變革道路中的每一次震蕩。
結 語
“羅得島問題”這個由彈丸小州一次“不成氣候”的反叛行為而引發的一場政治爭論,對于考察美國后革命時代的政治變革究竟有何意義?
“羅得島問題”的提出揭示了“民主”在從一種政治理想走向政治實踐過程中所面臨的一個必然困局。把民主定義為“人民的統治或權力”,雖然確立了民主政體的權力來源和權力正當性的原則,但是,對于關注民主政體實際運作的人來說,這“僅僅是個省略句,只說出了一個過程的起點便戛然而止”。[1]要在實踐中構建民主政治,還必須繼續追問下去:誰是“人民”?“人民”的權力在民主政體中如何體現?“人民”的意愿在民主政體中如何表達?“人民”,與代替“人民”行使權力的政府,以及表達“人民”意愿的憲法和法律之間,應該維持什么樣的關系?圍繞著這些問題,“民主主義”和“制度主義”分別站在對立的兩端做出了回答。
作為探索現代民主政治的先驅,建國初期的美國在處理這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過程中逐漸確立了一種“制度民主”基本模式,其特征就是用制度來節制民主、用民主來規范制度。一方面,“人民”的主權地位被“虛置”了,“人民”的權力被建構于美國憲政結構之中,受到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和程序的有效規制,“人民”的自然權利也經歷了一個制度化、法治化的過程,變成了一種法律權利。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價值規范和正當性基石的“民主主義”,不僅是制衡政府權力、維護公民自由的強大力量,也是補救憲政制度的“民主性缺失”、持續為其輸入合法性的動力資源。這種模式是兩種民主理念在交鋒、互動、妥協中達成的一種均衡。它使建國初期的美國行進在民主化道路上時,對于現代民主政治的兩大威脅——民主激情的過度膨脹和民主性的持續衰減,都能保持警惕的頭腦和糾錯的能力。這種均衡的達成,得益于大多數公民較高程度的規則共識和程序理性,也得益于持不同理念的對手之間始終存有對話和談判的自覺意識。
以多爾為首的羅得島激進派的結局——“贏得了改革,輸掉了革命思想”,正是這個模式起作用的結果。在后來的美國歷史中,兩種民主理念之間的緊張關系一次次地重復出現,美國人也一次又一次地從“制度民主”的模式中汲取經驗,從而和平度過了政治變革道路中的每一次震蕩。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美國政治民主化的又一次高潮。工人罷工、農民反抗、婦女爭取政治權利、知識分子揭露黑幕等各種旨在反腐敗、反壟斷、反特權、反不平等、反民主風氣退化的改革運動此起彼伏、不斷高漲,其中不乏激進的言論,也不乏暴力行動。然而,這一時期的美國并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政治動蕩和社會混亂。政治變革仍然是依托美國既有的憲政框架而實現的。鐵路管理、反托拉斯、公民創制權、復決權、直接預選、民選參議員、無記名投票、勞工保護、婦女選舉權等經濟和政治領域的各項改革要求,先是在州的立法和修憲中得以體現,接著又得到了聯邦憲法和法律的保障。最初以體制外改革力量的身份而出現的第三黨,最終也都融入了兩黨制的政治框架:曾經轟轟烈烈的人民黨在1896年大選中并入民主黨;羅斯福的進步黨雖然在總統大選中失敗了,但其“新國家主義”綱領卻為后來的民主黨政府所采納。在“多爾戰爭”提出的半個多世紀之后,我們在美國政治變革的進程中再一次看到了民主對制度的規范作用,也看到了制度對民主的節制力量。
在當今時代,兩種民主理念的交鋒仍然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構建民主政治的一個難題。有很多人不相信普通民眾的智慧和能力,對于一個龐大復雜的現代國家機器中民眾參與政治的可能性抱有悲觀情緒,進而傾向于把“民主”化約為一種以選舉為核心的制度和程序。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正是因為當今社會的國家機器已變得異常強大,所以才更有必要高揚民主的規范價值,而且,當代大眾傳媒和通信技術的革命,大大拓展了普通民眾了解政治問題的渠道和直接參與政治的途徑。[2]與“多爾戰爭”所在的19世紀中葉,或者民主浪潮再次高漲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相比,在復雜性和多樣性都急劇增加的當代社會中,處理兩種民主理念之間的緊張關系顯然是一項更為艱辛的挑戰,但是,應對挑戰的方法是一樣的,都是要把擴大普通民眾對政治的參與和維持政府的有效治理、社會的穩定和秩序結合起來,在兩種民主理念之間實現一種均衡。因此,從對“多爾戰爭”的處理中考察“制度民主”模式的作用,對于其他正在進行民主政治探索的國家也有借鑒意義。
此外,作為羅得島立憲運動走向高潮的產物,“多爾戰爭”也揭示了政治變革的動力機制。
民主是一種脆弱的政體,也是一項艱難而未知的事業。它不是注定的更不是自動向前進的,而是有停滯、有倒退、前途未卜的。它始終需要有一種力量去維護和推動。對美國民主的整體演進持這種看法的學者,無不把政治斗爭作為推動和主導民主化進程的力量。他們認為,既然“民主”可以為各種群體的人們所界定和解釋,以此來表達政治訴求、爭取政治利益,那么,民主化的結果則取決于政治斗爭的結果,相應地,政治斗爭的復雜性、不確定性也增加了民主進程的未知性和不穩定性。所以,導言中提到的《美國自由的故事》和《美國民主的興起》之類的著作,實際上都是以“概念”的界定之爭而表現出來的社會運動和政治斗爭的歷史。
查爾斯·蒂利從政治社會學的路徑來研究民主問題,對于抗爭在推進民主化中的作用也給予了特別強調。他對全世界范圍內幾百年里曾出現過或現存的各種政權進行了詳盡的描述、分析和比較,認為這些研究“有力地反駁了任何把民主化解釋成漸進的、深思熟悉的、不可逆的過程或解釋成一套權益的政治發明,當它準備好了,一個民族只要按部就班行事就夠了”。他提出,民主進程是不穩定的、可逆的,是一個進步和逆轉、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的動態過程,而“幾乎所有促進民主的關鍵的因果機制都包含作為相關因素、原因和結果的群眾斗爭,即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參與者對其他包括政府代理人在內的參與者提出公開的、集體的要求”。[3]
從羅得島整個民主進程來看,民主化與去民主化的動態過程是非常明顯的。民主化每一次啟動的背后,都是政治斗爭力量的推動。早期的羅得島之所以能夠維持特許狀的完整和相對自治的地位,是它堅持不懈地與英國政府抗爭、一次次地抵擋來自鄰州的各種吞并和瓜分的企圖,以及在革命前夕與自己內部效忠派斗爭的結果。[4]19世紀40年代羅得島之所以能夠重啟政治民主化,更是源于半個多世紀以來各派力量圍繞立憲而進行的政治斗爭的長期推動。“多爾戰爭”是這種政治斗爭和博弈最為激烈的時期,也最終使得政治民主化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
實際上,歷史上任何時代、任何國家民主政治的建立、維系和發展,都是在政治斗爭之中取得的。若是沒有婦女、黑人、勞工、移民和少數族裔等群體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抗爭,美國的政治民主化是不可想象的。英國的政治民主化是通過持續了一百多年的議會改革而實現的,而每一次議會改革都是在民眾斗爭的壓力之下做出的。若是沒有像憲章運動這樣大規模政治反抗運動的強烈沖擊,英國議會改革的步伐要緩慢得多。與美英漸進道路不同,法國的政治民主化是在革命與復辟、共和與專制、戰爭與內亂的強烈震蕩中進行的,這其中的政治斗爭更是一部波瀾壯闊、驚心動魄的故事。
[1] [美]喬萬尼·薩托利:《民主新論》,馮克利、閻克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頁。
[2] 兩種民主理念在當代的交鋒從當代民主理論的爭論中可見一斑。持前一種看法的人是“精英民主論者”,其代表人物是熊彼特。熊彼特把“民主”定義為“為做出政治決策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一些人通過競爭人民的選票而取得決策的權力”,從而減損了“民主”作為一種規范的價值。在他看來,“民主”僅僅是一套制度性的程序,是一種選擇政治領導人的方法,“民主政治”僅僅意味著“人民有接受或拒絕將來要統治他們的人的機會”。見[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吳良健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395—396、415頁。持后一種看法的人有“參與民主論者”“協商民主論者”等,代表人物有卡羅爾·佩特曼、本杰明·巴伯等,其代表作分別為:《參與和民主理論》,陳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強勢民主》,彭斌、吳潤洲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 [美]查爾斯·蒂利:《民主》,魏洪鐘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版,第32、76頁。關于抗爭推動民主化的機制的討論,見:[美]查爾斯·蒂利:《社會運動,1768—2004》,胡位均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版,第六章;[美]查爾斯·蒂利、西德尼·塔羅:《抗爭政治》,李義中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77—85頁。
[4] 羅得島的效忠派主要是紐波特的托利派(Newport Tory Junto)。斗爭的情況可參考:Walter F.Mullen,“Rhode Island and the Imperial Reorganization of 1763-1766”,Ph.D.Dissertation,Fordham University,1965,p.175-185;Lovejoy,Rhode Island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60-1776,p.48-51。
多爾戰爭:美國的政治變革與論爭(1790-1840) 作者簡介
蔡萌，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教授，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美國托馬斯·杰弗遜國際研究中心訪問學者，研究領域為美國早期史、勞工史。曾榮獲北京大學優秀博士論文、美國史研究會第五屆萬心蕙獎學金一等獎、楊生茂美國史最佳青年論著提名獎等榮譽。近年來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新華文摘》《史學月刊》等期刊上發表論文十余篇，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一般項目各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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