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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空心化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0314037
- 條形碼：9787300314037 ; 978-7-300-31403-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超越空心化 本書特色
本書基于對“隙地”“狹地”“邊地”的調查，對鄉村呈現的反空心化動向做出深刻分析、對2012年之前的主要政策進行反思，闡明如何給小農賦能，提出一條依靠鄉村內生力量，與城鎮化并行的鄉村發展之路，令人耳目一新，是一部積淀深厚的大家之作。
超越空心化 內容簡介
本書名為《超越空心化》，既是對中國農村發展新跡象的揭示，也是對中國農村發展未來的期待。本書由三部分內容構成，一是立足于“大國小農”的國情農情，分析小農戶在扶貧中扮演的角色及我們應該如何真正幫助小農戶提高經濟能力，倡導自主型(內發型)發展及縣域城鄉流動；二是關注國內某些區域的人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從事同一行業(“同鄉同業”)現象，呈現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的現實案例，以此剖析經濟活動與鄉土社會網絡如何互嵌；三是闡述鄉村空心化、階層分化背景下鄉村社會治理的本土化策略以及鄉村社會的生機。
超越空心化 目錄
**章 小農與扶貧
重提小農
小農經濟能否繼續作為謀生方式
小農與貧困人群的交集
作為扶貧手段的普惠小農政策
第二章 內發型發展與開發扶貧
作為反思視角的內發型發展
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雙重脆弱下的開發扶貧
貧困人群是如何被“去能”的
貧困人群的主體性及其再組織化
第三章 小農戶發展：“去能”與“賦能”
問題的提出
有關經濟學說回顧和“去能—賦能”研究視角的提出
小農戶是如何被“去能”的
該如何對小農戶賦能
結語
第四章 常態化扶貧與鄉村振興戰略的銜接
理解仍將長期存在的“小農戶”
立基于小農戶的常態化扶貧
幫扶小農戶中的弱勢者
幫扶弱勢小農戶的長效機制
第五章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來自“界外”的案例
邊緣地帶的社會網絡
從邊緣到中心：“打金”業相關生產要素的在地集結
制勝端在“同鄉同業”
鄉土社會資源與“同鄉同業”經濟的相互激活
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
第六章 “同鄉同業”：“社會經濟”或“低端全國化”
“同鄉同業”概念的提出
作為“社會經濟”的“同鄉同業”
“經濟”是如何嵌入“社會”的
是“社會經濟”還是“低端全國化”
余論
第七章 超越空心化——內發型發展視角下的縣域城鄉流動
縣域內的城鄉流動現象引人關注
農民工返縣就業
縣域內非農就業與在家農業就業的結合
縣域一二三產業如何融合發展
內發型發展及適當的區域范圍
結論
第八章 鄉村社會治理中的危機與生機
從熟人社會到“無主體熟人社會”
“無中心場域”
不在村“鄉賢”治村
農村空心化、階層分化及“項目制”背景下的
公共產品供給
鄉村自治及其對本土社會資源的利用
后記
展開全部
超越空心化 節選
無主體熟人社會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逐年提高，但農村社會卻在不斷解體。大量農村勞動力常年離土離鄉，農村日趨空心化。中國農村人口如此大規模的外流，可謂史無前例。 在農村大量勞動力離土離鄉之后，熟人社會的行為邏輯是否還在運作？我試圖以“無主體熟人社會”（baseless society of acquaintance）這一自創概念，描述并解釋中國農村空心化之后的社會生活。 之所以把青壯年大量離土離鄉后的農村社區稱為“無主體熟人社會”，是因為青壯年乃農村社區里*為活躍的成員，是家庭的頂梁柱，是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者以及利益沖突的當事人。在經歷歷次沖擊之后，老人的傳統權威式微，青壯年日漸成為農村社會生活的主體。大量青壯年在農村社區的長期不“在場”，構成了農村社會主體的失陷。 “無主體熟人社會”具有哪些不同于“熟人社會”的特征？ **，輿論失靈。 如上所述，熟人社會的行為邏輯首先有賴于道德輿論壓力。我們知道，輿論壓力的形成，又有賴于一定數量的生活共同體成員口頭傳播中的輿論放大效應，只有“一傳十，十傳百”，才會產生“唾沫淹死人”的輿論效應。如果輿論的傳播僅僅“一”止于“十”或者無人可傳播，則當事人可能將輿論視為“耳邊風”，乃至膽大妄為，“如入無人之境”。 在“無主體熟人社會”里，由于農村社會的主體成員大量缺席，自然村落范圍的道德輿論便難以形成“千夫所指”“萬人共斥”的“同仇敵愾”式的壓力。于是，在“無主體熟人社會”里，出現了一種令人無可奈何的現象：在家種地的媳婦苛待年邁的公婆，老兩口在忍無可忍之際向遠在他鄉的兒子訴苦；而年關臨近，兒子與其他青壯年一道回家過年，媳婦又一反常態，中規中矩地奉敬行孝，兒子一頭霧水，往往責怪起自己父母。我們可以指責“媳婦”虛偽之至，但事實上，“媳婦”的行為變化又是有章可循的――其行為的“道德”含量總是與其面臨的道德輿論壓力成正比，而道德輿論壓力又與輿論傳播者的數量成正比。 第二，“面子”貶值。 說行為的“道德”含量總是與行為主體面臨的道德輿論壓力成正比，其所預設的前提是：每個人都是要“面子”的。可以說，“熟人社會”里的人群越是眾多，一個有“面子”的人所締結的有效人際關系網絡就越是寬廣，“面子”就越是具有擴張和增值的能力。在熟人社會里，你敬我一分，我敬你兩分，大家無非圖個“面子”。給別人“面子”，事實上也是對別人抱有“回報”的期待。但在“無主體熟人社會”里，由于構成社會主體的中青年大量長期不在村，農村社區成員銳減，在在村的村民看來，“面子”的效能難以擴展，其“含金量”明顯偏低，因此鼓勵了只顧眼前利益的“不要臉”的“一錘子買賣”，所謂“樹沒皮必死無疑，人沒臉天下無敵”。為蠅頭小利而不惜撕破“臉面”大打出手，為宅基地而寸土必爭、絕情斷義……目前中國鄉村出現的大量糾紛（如宅基地和水利糾紛）的深層原因，都可以從“無主體熟人社會”的行為邏輯中得到部分解釋。 第三，社會資本流散。 隨著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無主體熟人社會”里的社會邊界是流動而模糊的，青年人已經與外部世界建立了各種具有實用價值的“朋友”網絡。從村民的人際關系的密切程度看，較為普遍的情況是，姻親關系超過了血親關系，而“朋友”關系又勝于親戚關系。這在家庭操辦喜宴的受邀來賓中，表現得*為明顯。少數在外闖蕩而終有所獲的村人，他們根據人生“成功”程度的高低，來確定“家”的所在，比如掙夠50萬元者把“家”安在大城市，掙夠20萬元者把“家”安在縣城，而掙夠10萬元者也要把“家”遷到距真正的家鄉僅一步之遙的鎮區中心所在地。這些幸運者已在鄉村之外的世界體驗到了“成功”的喜悅，他們已沒有必要回到原先狹小的熟人社會里去爭得“面子”、贏取榮光，所謂“外面的世界更精彩”。這樣，鄉村社區的社會資本開始外向運作，難以在社區內累積，本土的民間權威日漸沒落。本來，當村民之間出現糾紛時，民間權威尚能從中從容斡旋調停，但“見多識廣”的外出打工的年輕人，他們之中并沒有多少人把本土民間權威的話當回事，大家互不服氣，這就給黑惡勢力染指鄉村糾紛提供了機會――在沒人能夠調解的情況下，就請外來的黑惡勢力來“擺平”。 第四，熟人社會特征的周期性呈現。 之所以稱為“無主體熟人社會”，不僅因為時至今日留在村里的人仍然生活在熟人圈里，還因為“無主體”的農村社會，也周期性地呈現熟人社會的部分特征。 目前農民外出打工，基本上以增加家庭收入為目的。伴隨農業生產的周期性和家庭生命的周期性以及鄉村節慶的周期性，打工者總是周期性地離鄉與返鄉，如一群候鳥，穿梭于城鄉之間。村里平時冷清，但逢年過節卻熱鬧異常。這種景象的出現，主要是由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安排導致的。大的返鄉周期（如家庭生命的周期）套著小的返鄉周期（如鄉村節慶的周期和農業生產的周期）。大的返鄉周期具體指在外打工的年限，男性一般比女性多七八年；小的返鄉周期具體指每隔數月回鄉播種或者收割以及每年回鄉過年。這中間既有黃宗智先生所謂的“半工半耕”邏輯在起作用，也有白南生先生所謂的“家庭策略”（family strategy）在起作用，即從“家庭策略”及成本收益比較的角度考慮，在以男性為中心將家庭的經濟生產功能外移的時候，以女性為中心的家庭的生育、撫養、贍養功能即勞動力再生產卻不便外移，女性離土離鄉大多僅發生在婚前或婚后尚未生育之前，以及孩子兩歲后至上學前。我們可以將此進一步歸結為“男工女育”的邏輯。 農民工周期性返鄉除了被動地受到“半工半耕”和“男工女育”等生存邏輯的支配，還受到社會及文化的心理需求的驅使，這主要體現在打工者年終返鄉過年的情形中。
超越空心化 作者簡介
吳重慶，中山大學哲學系、華南農村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開放時代》特約主編，民政部第三屆全國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專家委員會專家，廣東鄉村振興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鄉村研究》、Rural China編輯委員會委員。著有《儒道互補：中國人的心靈建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華南古村落：擱淺于時光長河的鄉土與人》（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無主體熟人社會及社會重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孫村的路：后革命時代的人鬼神》（法律出版社，2014）、The Path to Sun Village（Brill,20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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