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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研究論叢 第31輯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35379
- 條形碼：9787030735379 ; 978-7-03-073537-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宋史研究論叢 第31輯 內容簡介
《宋史研究論叢》是已故有名歷史學家漆俠先生創辦的教育部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主辦的一份學術論文集刊。本集刊注重學術研究中的“新材料、新方法、新觀點”，主要刊發宋史領域學術論文，兼及遼夏金元史。此為第31輯，收錄37篇學術專論，分為宋代政治史研究、宋代經濟與社會史研究、宋金元時期的民族關系和文化交流、文獻與考證、遼金元史研究、綜述等欄目。本輯所刊論文，或研究考證提出新見，或發掘新史料，為學界相關問題的**研究成果。此外，2021年8月30日至31日，中韓第九屆宋遼夏金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河北大學舉行，本輯收錄了部分參會論文，可供宋遼夏金元史研究者和愛好者參閱。
宋史研究論叢 第31輯 目錄
目錄
宋代政治史研究
唐宋時期起居注的變遷—以皇權滲透為研究視角 鄭鵬（3）
宋太祖霸府僚佐與宋初的政治格局 聞軒軒 （16）
北宋重要經筵官對皇帝的影響 魏彥紅 王文書（33）
北宋后期都、副總管邊防統兵權力的演變—以政局變遷和邊防危機為視角 王戰揚 （53）
從南宋初期檢詳任官看樞屬向宰屬的融合趨勢 于士倬 （63）
舉官自代與南宋士人關系—以周必大的七次舉官自代為中心 陳曦 吳昊（95）
論南宋孝宗朝內禪書寫與話語空間 張婧（110）
成本管控與宋代行政官員的貪腐問題 王曉龍 黃昌付（122）
宋代經濟與社會史研究
北宋治河物料籌集政策研究 王琳珂（133）
宋金時期河北地區的物資轉輸 —以行政區劃為視角 張勇 盧子蒙（145）
宋代水利工程碑記述論 王俊（152）
覆師之痛—論疾病對北宋熙寧戰爭的影響 趙瑤杰（166）
宋金元時期的民族關系和文化交流
十至十二世紀北方游牧民族意識的覺醒—兼論契丹與宋對等外交的開展 楊永亮 于海（179）
軍事對抗與信息溝通—禹藏族與宋夏蘭州爭奪戰的展開 岳凱峰（187）
南山東傳—遼宋與高麗在佛教律學上的交流 國威（201）
遼金時期松嫩流域使用篦紋陶族群研究 孟慶旭（216）
宋、金、蒙古政局變動下的華北武裝團體政治抉擇研究—以紅襖軍李全集團為例 曹文瀚（227）
文獻與考證
北宋宋敏求詩文編年輯考 張雯（241）
兩宋時期三國史研究中的經世致用理念 繆喜平（258）
追復元祐黨與南宋官方歷史書寫—以張商英為中心的考察 胡斌（268）
人神互動 —張商英與李長者信仰 龐鴻志（285）
“護駕功臣”與“油澆石佛”—墓志內外所見南宋南渡士人宋煇“歷史形象”析論 肖紅兵（297）
新見古籍紙背南宋倉庫文書的性質及意義 付春梅 杜立暉（314）
《全宋文》補目十三篇 —兼述宋代四明李氏家族的興替 王建勇（328）
宋代南豐曾氏家族的家學與教育 劉永強（341）
點校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時間訛誤訂補 陳豫韜（350）
早期的豐臺—元代遠風臺考 李永強（374）
朱元育對宋代先后天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王楠（385）
遼金元史研究
遼代捺缽的物資供應 張敏（401）
遼圣宗云中知遇張儉考論 馮科（411）
遼寧阜蒙縣金代千人邑碑考—兼論遼金時期的民間佛教信仰 胡娟 齊偉（419）
殿前都點檢司與金代政局 張寶珅（427）
“仕進門戶”—金代承蔭人的幾個主要入仕途徑 于潔（438）
金代女真人“超遷格”問題補論 閆興潘（454）
長貳有別 —金代廣寧府官員選任特點 邊昊（462）
答己太后干政與元朝之特質 張建偉（472）
綜述
20世紀以來宋代鄉村問題研究述評 范帥（483）
宋代政治史研究
唐宋時期起居注的變遷—以皇權滲透為研究視角 鄭鵬（3）
宋太祖霸府僚佐與宋初的政治格局 聞軒軒 （16）
北宋重要經筵官對皇帝的影響 魏彥紅 王文書（33）
北宋后期都、副總管邊防統兵權力的演變—以政局變遷和邊防危機為視角 王戰揚 （53）
從南宋初期檢詳任官看樞屬向宰屬的融合趨勢 于士倬 （63）
舉官自代與南宋士人關系—以周必大的七次舉官自代為中心 陳曦 吳昊（95）
論南宋孝宗朝內禪書寫與話語空間 張婧（110）
成本管控與宋代行政官員的貪腐問題 王曉龍 黃昌付（122）
宋代經濟與社會史研究
北宋治河物料籌集政策研究 王琳珂（133）
宋金時期河北地區的物資轉輸 —以行政區劃為視角 張勇 盧子蒙（145）
宋代水利工程碑記述論 王俊（152）
覆師之痛—論疾病對北宋熙寧戰爭的影響 趙瑤杰（166）
宋金元時期的民族關系和文化交流
十至十二世紀北方游牧民族意識的覺醒—兼論契丹與宋對等外交的開展 楊永亮 于海（179）
軍事對抗與信息溝通—禹藏族與宋夏蘭州爭奪戰的展開 岳凱峰（187）
南山東傳—遼宋與高麗在佛教律學上的交流 國威（201）
遼金時期松嫩流域使用篦紋陶族群研究 孟慶旭（216）
宋、金、蒙古政局變動下的華北武裝團體政治抉擇研究—以紅襖軍李全集團為例 曹文瀚（227）
文獻與考證
北宋宋敏求詩文編年輯考 張雯（241）
兩宋時期三國史研究中的經世致用理念 繆喜平（258）
追復元祐黨與南宋官方歷史書寫—以張商英為中心的考察 胡斌（268）
人神互動 —張商英與李長者信仰 龐鴻志（285）
“護駕功臣”與“油澆石佛”—墓志內外所見南宋南渡士人宋煇“歷史形象”析論 肖紅兵（297）
新見古籍紙背南宋倉庫文書的性質及意義 付春梅 杜立暉（314）
《全宋文》補目十三篇 —兼述宋代四明李氏家族的興替 王建勇（328）
宋代南豐曾氏家族的家學與教育 劉永強（341）
點校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時間訛誤訂補 陳豫韜（350）
早期的豐臺—元代遠風臺考 李永強（374）
朱元育對宋代先后天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王楠（385）
遼金元史研究
遼代捺缽的物資供應 張敏（401）
遼圣宗云中知遇張儉考論 馮科（411）
遼寧阜蒙縣金代千人邑碑考—兼論遼金時期的民間佛教信仰 胡娟 齊偉（419）
殿前都點檢司與金代政局 張寶珅（427）
“仕進門戶”—金代承蔭人的幾個主要入仕途徑 于潔（438）
金代女真人“超遷格”問題補論 閆興潘（454）
長貳有別 —金代廣寧府官員選任特點 邊昊（462）
答己太后干政與元朝之特質 張建偉（472）
綜述
20世紀以來宋代鄉村問題研究述評 范帥（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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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研究論叢 第31輯 節選
宋代政治史研究 唐宋時期起居注的變遷—以皇權滲透為研究視角 鄭鵬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四川成都，610207） 摘要：在皇權滲透下，唐宋時期的起居注發生了一系列重要衍變。首先，唐初史官構建的“君不觀史”傳統被打破，宋初形成進御制度，起居注成為皇帝的審查對象。其次，先秦至唐代的史官大多以“君舉必書”為*高原則，宋初由于“君不觀史”傳統的破壞及政府對國史的政治高壓，“國惡不書”成為起居官書寫的潛在規則。*后，在皇權壓制下，起居官侍立地點距離皇帝越來越遠，直至無法觀察、記錄皇帝言行。唐宋時期的起居注雖然在制度建設上已臻完善，造冊數量也達到巔峰，但如果從皇權滲透的角度重審，可以發現起居注在繁華表象的背后，已經逐漸走向衰落，幾近淪為一項政治任務。 關鍵詞：起居注；君不觀史；國惡不書；立非其地 對于帝王言行的記錄一直是古代史官的一項重要職責，《禮記 玉藻篇》所言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或非嚴格意義上的史實，但反映出早在周代，史官就已經開始對帝王的起居言行進行記錄。漢代伊始，雖時修時輟，但幾乎歷朝都修有起居注。唐宋之際，官方修史機構已臻完善，由起居注到國史的本朝國史系統也基本成型，作為本朝國史*上游的史料，起居注的地位逐漸受到官方重視。由于起居注以皇帝為記注對象，隨著官方對國史壟斷的強化，皇權對起居注的滲透也不斷加深。學界對唐宋時期的起居注已經有了一些研究，不過關注點聚焦于對撰修機構、史官設置、史料來源、修撰體例等基本問題的考證。本文試圖轉換研究視角，并將唐宋視為一個研究單元，考查該歷史階段內起居注在皇權滲透下發生的一系列衍變，希望能夠以此深化對皇權與官方修史關系的認識。 一、由君不觀史到進御制度—皇帝審查起居注制度的建立 在中國官方修史場域中，曾出現過君不觀史的獨*現象。當帝王要求觀看本朝國史時，史官往往會以帝王不觀國史的傳統加以拒絕。相比國史系統中的其余部分，由于起居注直接以帝王為記載對象，帝王觀看起居注往往受到更加嚴格的限制。如貞觀十三年 （639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唐太宗欲觀起居注，“以自警戒耳”，褚遂良對曰：“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宋仁宗時，余靖論道：“故立史以謹其言行，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示后嗣，欲其畏后世之名而不敢過舉者也。 古者帝王不得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為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錄。”胡寅探討為何古代多信史時說：“古者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筆取信于后世。”元朝皇帝也因受到約束而無法閱讀起居注：“文宗在奎章閣，有旨取國史閱之，左右舁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觀閱之者。’事遂寢。”此處之“國史”實際上專指起居注。 至清代，康熙帝曾言：“《記注冊》，朕不欲親閱。朕所行政事，即不記注，其善與否，自有天下人記之。”這些史料似乎反映出自古以來就有君不觀起居注的傳統，以致今天部分學者也持同樣的觀點。君不觀史是否自古就有，或進一步說，君不觀史到底出現于何時？目前學界對這個問題尚未做充分探討，有必要在此先做研究。 起居注的確立，至少可追溯至漢代。《隋書 經籍志》將漢武帝時期的《禁中起居注》與后漢明帝時期由馬皇后所撰的《明帝起居注》視作起居注的起源。以《明帝起居注》觀之，馬皇后以其與明帝相當親近的身份撰修起居注，明顯與君不觀史的觀念相悖。由此，許殿才先生在《中國史學史》中說：“但以皇后身份親撰起居注，與后世史官專掌此職，且帝王不得過問的做法不同，這是值得注意的。”可知，在起居注誕生初期，并未出現君不觀史傳統。魏晉南北朝時期，依舊有很多帝王親閱起居注的記載。前秦苻堅曾“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有其母辟陽之寵的記載，“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此外，劉聰、石虎、慕容垂等都曾親閱注記，并以此追究史官的責任。更有甚者，桓楚君主桓玄親撰起居注“敘其距義軍之事” ，乃首位自撰起居注的皇帝。 既然君不觀史傳統并非自古就有，則又形成于何時呢？喬治忠先生根據西魏史官柳虬提出史官“密為記注，徒聞后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推斷出起居注不令君主觀看的傳統起源于北朝政權，對君不觀史的起源問題做了初步探索。不過，對北朝起居注制度有創設之功的孝文帝也曾多次觀看記注以作考課，證明當時尚未正式形成君不觀史傳統。 筆者推斷，君不觀史傳統應該正式形成于貞觀年間。*早論及君不觀史的是唐太宗，據《唐會要 史館雜錄上》記載，貞觀九年（635年）十月十六日，唐太宗詔旨：“以起居記錄書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見。今欲親自觀覽，用知得失。”上文已論證，前代并無帝王不觀起居注的傳統，唐太宗為何有“人主不見”之說呢？其實，北朝至隋唐，隨著官方修史機構的完善，政府對本朝國史撰修的控制有漸強之勢，獨占、保密原始史料為掌控國史話語的*關鍵步驟，起居注涉及中央行政機密且與*高統治者的形象息息相關，其禁密化更加明顯。史官往往將起居注草稿直接送至史局秘密存檔，以待日后修史之用，這也就是柳虬“密為記注，徒聞后世，無益當時”所指。由于保密機制的存在，日理萬機的皇帝若非有意觀看，則很難直接接觸起居注，故唐太宗有“人主不見”起居注之感。而朱子奢未必不知前朝帝王可以觀起居注，但他卻順承唐太宗的旨意，對“人主不見”大做發明：“臣以為圣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于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有未喻 至于會元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時史直辭，極陳善惡，必不省躬罪己，唯當致怨史官。 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賤，有一于此，何地逃刑 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朱子奢深知史官與皇帝在政治地位上的懸殊，試圖將起居注政治絕緣化，并將君不觀史構建為起居注獨立的制度依仗。唐太宗于貞觀十三年（639年）又問諫議大夫褚遂良：“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觀見否？”將唐太宗此處的疑問與上文“人主不見”相觀照，可知唐太宗的確不知皇帝能否觀起居注。褚遂良對曰：“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褚遂良的語言和態度，均與朱子奢極其相似，可以說是對朱氏觀點的直接申引。唐太宗又向心腹房玄齡詢問“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觀見”，房玄齡對曰：“國史善惡必書，恐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值得注意的是，房玄齡所說的“不得見也”與朱、褚所論的“人主不見”相比有本質不同，后者的決定權在皇帝，人主可不見，必要時也可見；而“不得見”則剝奪了皇帝在觀看起居注方面的主動權。從北朝開始的起居注禁密化進程*終在貞觀年間的君臣互動中形成了君不觀史的“偽傳統”。唐太宗從此再不提觀看起居注之事，轉而令房玄齡“撰錄進來”，開啟了唐代實錄的撰修。此后，終唐一朝，每當皇帝想觀看起居注時，史官都能以君不觀史的觀念予以回駁。君不觀史作為“祖宗之法”影響了整個唐代，除了唐文宗“嘗取觀之”，起居注一直是皇帝視線的禁區。 五代十國時期，史官繼承了這個觀念，并將之擴展到實錄。后蜀廣政十四年（951年），“修成昶《實錄》四十卷”，孟昶“欲取觀”，宰相李昊說：“帝王不閱史，不敢奉詔。” 到了宋代，唐初建立起來的君不觀史傳統被完全打破。宋代皇帝閱讀本朝國史*早的記載是宋太宗閱讀并修改《太祖實錄》，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命翰林學士李昉等修《太祖實錄》”，到“五年九月甲辰，史館修為五十卷以獻” 。嚴格說，唐代君不觀史的范圍雖主要指起居注，但大部分時期皇帝要看實錄也是比較困難的，更未見史館毫無異議“進獻”實錄之事。史館進獻《太祖實錄》之后，宋太宗感覺實錄“漏略”太多，“近取《實錄》入禁中，親筆削之” 。不僅親閱實錄，還親筆修改，這在唐以降尚屬首例。在此過程中，完全未受到來自史官的阻力，史官與皇帝之間似乎達成了一種默契。然而，宋太宗仍不滿足于對實錄的操控。太平興國八年（983年），直史館胡旦請求恢復時政記。八月，宋太宗從其請，命李昉典領。當月，李昉上言：“‘所修時政記，請每月先以奏御，后付所司。’從之。”形成了時政記進御制度。雍熙四年（987年）九月，胡旦領銜修國史，“未幾，撰成三卷，先以進御”，國史草本進御制度形成。有了以上鋪墊，淳化五年（994年），宋太宗應張佖設左右史職之請，“乃置起居院于禁中”，令梁周翰、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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