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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學研究的三個維度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8618492
- 條形碼:9787548618492 ; 978-7-5486-1849-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五四新文學研究的三個維度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大眾五四新文學運動是由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一些受過西方教育的人發起的一次“反傳統、反儒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五四新文學運動推動了白話文的普及,也造就了中國的新文學,是現代文學的發軔之時。這一時期的文學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文學史意義。對于這一時期的文學,有相當的研究價值。本書采用新穎的切入視角,提出三個維度,廣泛援引文章、史料,重新探討了五四新文學的意義。
五四新文學研究的三個維度 內容簡介
“五四新文學”在中國文學目前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本書旨在分別通過五四新文學中的現代主義、五四新文學中的浪漫美學、五四新文學中的民間元素等三大板塊,從三個不同的緯度開展詳盡討論,對五四新文學的文學價值與歷史意義,進行了新的闡釋與理解,拓展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批評的空間。“五四新文學”在中國文學目前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本書旨在分別通過五四新文學中的現代主義、五四新文學中的浪漫美學、五四新文學中的民間元素等三大板塊,從三個不同的緯度開展詳盡討論,對五四新文學的文學價值與歷史意義,進行了新的闡釋與理解,拓展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批評的空間。
五四新文學研究的三個維度 目錄
回望五四
—— 從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部分導言說開去(代序) / 1
**章 五四新文學中的現代主義 / 1
**節 五四新文學中的現代生命意識 / 3
第二節 象征主義:憂郁與純美 / 21
第三節 表現主義:創造與激情 / 32
第四節 唯美主義:誘惑與變異 / 45
第五節 東方意識流:騷動與節制 / 58
第二章 五四新文學中的“浪漫美學” / 65
**節 解放個性的哲學 / 67
第二節 泛神論與浪漫美學 / 74
第三節 郭沫若的浪漫文藝美學 / 83
第四節 西方浪漫派與郭沫若 / 91
第五節 西方現代派與郭沫若 / 95
第六節 中國傳統美學與郭沫若 / 102
第七節 論郭沫若前期詩的意境特征 / 109
第三章 五四新文學中的“民間問題” / 119
**節 民間意義的發現
——五四新文學的另一種傳統 / 121
第二節 白話文學:“民間”形式的審美活力
——重說胡適與白話文學的關系 / 138
第三節 在“民間”與啟蒙之間
——五四時期周作人的“民間”理論 / 149
第四節 民間的語言自覺與價值認同 / 161
五四新文學研究的三個維度 節選
**章 五四新文學中的現代主義 **節 五四新文學中的現代生命意識 西方現代哲學的內涵是極為廣泛的,它包括實證主義、新康德主義、馬赫主義、實用主義等各種哲學流派,但對早期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形成產生了重大作用的則是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如果說尼采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學把藝術家的生命意義從理性轉向意志本能和直覺,從客觀世界轉向似乎不以客觀世界為轉移的人的內心生活的深處,弗洛伊德學說則為藝術家打開了從現實生活走向人的潛意識,即走向被壓制的本能的世界的道路。毫無疑問,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學說的核心都是圍繞著人的“生命”展開的,他們的突出特點是對于個體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的高度重視。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學說的這種“生命意識”深刻地影響了在中西文化交匯和撞擊中所產生的五四新文學,它不僅強化了中國現代作家的個性獨立人格,而且帶來了他們對于社會、人生、藝術的嶄新觀念。 一 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包含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把人從封建理性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確立人的個性自由品格以反叛傳統,確立獨立自由的現代人格意識。理解中國現代作家這種個性獨立意識的形成是我們理解五四新文學中現代生命意識的關鍵。 中國現代作家的個性獨立意識是在與世界文化的廣泛聯系中產生的,也可以說中國現代作家的個性意識的覺醒寓于世界意識的覺醒之中。早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十年之前,留學日本的青年魯迅就對摩羅詩人雪萊、拜倫傾注了由衷的熱情,冒天下之大不韙地宣稱,詩人的人格、使命和理想,應當傲然獨立,應像撒旦一樣敢于同全能的上帝分庭抗禮,敢于反抗社會,獨戰多數,雖獲罪于全群無懼,縱為社會之敵也在所不顧,詩人應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隨順舊俗,發為雄聲,以期國人之新生。在這里我們明顯地看到19世紀歐洲浪漫派詩人的思想、行為、性格,使魯迅發現了真正詩人的形象,確立了他*基本的個性自由思想。他所呼喚的摩羅詩人在十年之后的中國則由郭沫若遙相呼應,以浪漫的無畏氣質化雪萊、拜倫、惠特曼、歌德等人的思想為自己的聲音,喊出了個性的強烈雄壯之音。正如郁達夫所說:“我們實際上要把固有的習慣打破,要想做一番事業的時候,總要有一種浪漫主義的思想在前開道才行,這事實在歷史上*早已證實了。”顯然西方浪漫主義文學思潮對于中國現代作家個性獨立意識的形成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當中國現代作家在西方浪漫派的影響下,把人的個性自由看作是人生的*基本目的,進而以此喚醒沉睡的國民,啟蒙民眾覺醒的時候,他們在自身的思想觀念和世界文化發展進程的導引下,必然地與西方現代哲學發生了聯系。 五四時期的中國作家大多數受到達爾文社會進化論的影響,他們相信文學及社會和其他事物一樣都是循著進化的鏈條一步步向前發展的,因此他們對西方現代派文學大都表現出了一種真切的向往。茅盾就曾說過:“西洋小說已經由浪漫主義進而為現實主義、表象主義、新浪漫主義,我國則停留在寫實之前,這個自然又是步人后塵。”a故此茅盾斷言:“今后的新文學運動應該是新浪漫主義的文學。”鄭伯奇則從發生心理學的角度認為:“文學落后的國家和民族,它的文學雖然在一個新的潮流中產生,而先進國家所經過了的文學進化過程,它還要反復一遍。”也同樣從文學進化論的角度闡述了西方現代派文學進入中國新文學的必然性。中國現代作家對社會及文學發展進程的邏輯性思考,使他們有可能趨于西方的現代派文學及其與此相關的哲學理論,更為實質性的原因則是他們的社會進化觀與他們的個性主義精神聯系在一起,使他們從西方現代派文學及哲學那里發現了與他們在西方浪漫派文學影響下所建立起來的個性人格精神的某種內在的一致性,這一點郁達夫闡說得十分清楚。他說:“新浪漫派極力地主張個性的尊嚴,環境的破壞,這一種傾向,確與自然主義未興之前發達過的浪漫運動相一致。”但是“不完全是前期的浪漫主義者一樣的,他們對現實的生活,目前的事實,怎么也不能一概抹殺,不過他們在這一個環境”之中,毅然決然,用了他們個性的力量,在那里戰斗。腳踏大地,他們想征服大地。這一種表現的傾向,至少有兩三點可以說出來。**,人生內在的當為的能力,因而覺醒了。被宿命論壓制了的人類的自由意志,因而解放了。第二,因而主張自己的尊嚴和自由的結果,對于他人的個性的自由和尊嚴,也容忍起來了。第三,對于人類生活的見解,因而非常流動了。有這幾種的影響在那里起作用,所以現代人的生活,都在向著新的方向展開。魯迅、郭沫若等早期中國現代作家也大都是從“個性自由的解放與創造”的角度,對西方現代哲學家尼采、柏格森等人表示了由衷的歡迎。魯迅不僅稱贊尼采是一個“個人主義至雄杰者”,而且還直接在尼采的影響下確立了他早期*基本的社會文化觀——“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對“據其所信,力抗時俗,示主觀之極致”c的尼采諸人倍加贊揚。魯迅還直接翻譯了受柏格森哲學影響的廚川白村的著作《苦悶的象征》,魯迅曾說,廚川白村“據柏格森一流的哲學,以進行不息的生命力為人類生活的根本,又從弗羅特一流的科學,尋出生命力的根柢來,即用以解釋文藝——尤其是文學”d是“很有獨創力的”e。進而魯迅斷言:“非有天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無大藝術的產生。”f在這里,不管尼采、柏格森、廚川白村的學說有什么不同,但他們對于人的個性生命力的推崇則是一致的,正如廚川白村所認為的那樣:“將那閃電似的,奔流似的,驀地,而且是幾乎胡亂地突進不息的生命力,看為人間生活的根本者,是許多近代的思想所一致的,那以為變化流動即是現實”,而說“創造進化”的柏格森的哲學不待言,就在叔本華意志說里,尼采的本能論超人說里……豈不是統可以窺見生命力的意義么?由此我們看到,魯迅與西方現代生命哲學的聯系也正在于對人的個性生命力的發現。而郭沫若也是在這一意義上去接受西方現代哲學的,他曾翻譯尼采的《查拉斯屈拉如是說》在《創造周報》連載,讀過柏格森的《創化論》,認為:“凡為藝術家的人,我看*容易傾向他那生之哲學方面去”,并直接用柏格森“生命的動流”說來解釋藝術家與世界之間的關系。還認為“宇宙自有始以來,只有一種意志流行,只有一種大力活用”a。郭沫若與廚川白村的關系也是值得重視的,現在還未能有充分的資料證明郭沫若曾讀過《苦悶的象征》,但把郭沫若《生命的文學》與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作一比較,兩者的觀點極為相似,僅舉一例: 生命與文學不是判然兩物,生命是文學的本質,文學是生命的反映。 ——郭沫若 藝術純然是生命的表現。 ——廚川白村 很顯然,郭沫若和廚川白村都把“生命”看作是文學的核心本質,這一點與尼采和柏格森也是一致的,尼采就是認為,藝術是“生命的偉大興奮劑”。 尼采與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不僅從個性生命的角度影響了魯迅、郭沫若、茅盾、郁達夫等人,而且還影響了“沉鐘社”“狂飆社”,特別是在高長虹和向培良的創作中溢滿了尼采式的精神,正如魯迅在評價向培良《飄渺的夢》時所說:“在這里聽到了尼采聲,正是狂飆社的進軍的鼓角。尼采教人們準備著‘超人’的出現,倘不出現,那準備便是空虛。但尼采卻自有其下場之法的:發狂和死。否則,就不免安于空虛,或者反抗這空虛,即使在孤獨中毫無‘末人’的需求溫暖之心,也不過藐視一切權威,收縮而為虛無主義者(Nichilist)。巴札羅夫(Bazarov)是相信科學的;他為醫術而死,一到所藐視的并非科學的權威而是科學本身,那就成為沙寧(Sanin)之徒,只好以一無所信為名,無所不為為實了。但狂飆卻似乎僅止于‘虛無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隊,現在所遺留的,只有向培良這響亮的戰叫,說明著半綏惠略夫(Sheveriov)式的‘憎惡’的前途。”在這里,狂飆在于虛無黑暗處的孤獨與反抗很顯然接近于尼采的強力意志精神。 中國現代作家與尼采、柏格森生命哲學的關系從1926年以后開始淡化,正如郭沫若所說:“《查拉圖斯屈拉》結果沒有譯下去,我但是拒絕了它。中國革命運動逐步高漲,把我向上看的眼睛拉到向下看,使我和尼采發生了很大距離,魯迅譯此書的序言而沒有譯出全書,恐怕也出于同一理由。”因此我們看到在新文學的第二個十年里,西方現代哲學的個性生命意識僅僅通過西方象征主義文學思潮與現代詩派和九葉詩群發生某些微弱的聯系。至于20世紀40年代初期當陳詮等人再一次掀起尼采熱的時候,尼采哲學在那里由于各種歷史因素和政治條件的制約以及對于尼采哲學理解的差異,已暴露出極為明顯的與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對立沖突。此外還由于20世紀40年代的尼采熱并沒有在文學創作中留下引人注目的作品,對此不再作進一步的分析。
五四新文學研究的三個維度 作者簡介
王光東,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所長、研究員,兼任上海大學博士生導師。已出版學術著作《現代??浪漫??民間》、《20世紀中國文學與民間文化》(合著)、《民間原型與新時期以來的小說創作》(合著)、《城鄉關系視野中的新世紀小說創作》、《新世紀文學評論集》等,主編有《上海當代文學史實述要》《大學文學讀本》《解讀張愛玲經典》等,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文學評論》等重要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主持并完成多項國家社科項目,曾多次獲省部級以上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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