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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國人口販賣與家庭生活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70841
- 條形碼：9787208170841 ; 978-7-208-17084-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清末民國人口販賣與家庭生活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兩度入獄的程黃氏仍愿重操舊業繼續賣人，良家之女陳氏經她丈夫、父親的手輾轉被賣四次，軍閥納順洪的遺孀利用地下軍事網絡在天津建立起自己的人口販賣集團…… 人丁就是投資，而婦女、兒童和窮人蕞容易出手。亂世中的小人物命運如何？ 新法更替舊律，當約定俗成的做法成了犯罪，妻子、奴仆、小妾、童養媳，在這個處于過渡之中的法律環境里，哪些人是一個家庭的合法成員，哪些人不是？ 由晚清民國的人口販賣切入，追蹤華北地區的人販子與家庭生活。從傳統中國家庭結構到社會法制的變化，探索處于戲劇性變革時期的民間社會的日常生活和社會意識。
清末民國人口販賣與家庭生活 內容簡介
任思梅（Johanna S. Ransmeier），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本稿通過案卷分析，將數據與具體幾個人販子的人口販賣經歷結合起來，給讀者展現了他們的復雜世界和曲折故事，并連帶出許多相關的社會議題，包括晚清的廢奴主義、司法體系等。
清末民國人口販賣與家庭生活 目錄
導??論
**章?? 作為浮財的年輕女性
第二章?? 晚清買賣人口的洪流
第三章?? 新法與新言
第四章?? 假扮的家庭與集市上的兒童
第五章?? 法外流民
第六章?? 軍閥遺孀與警察廳廳長
第七章?? 家庭內部紐帶
第八章?? 與人販子交談
結??論
附??錄
致??謝
索??引
展開全部
清末民國人口販賣與家庭生活 節選
**篇 節選自 **章 作為浮財的年輕女性 1870年到1872年間，陳玉清的女兒被賣了四次。成捆的銀兩數度易手，她先后被賣作妻子、小妾、代孕的子宮，*終又以被榨干的女兒這一身份被買回家中。組織這些交易的有男人也有女人，他們聲稱，這么干只不過是為了活下去。的確，這幾年標志著荒年的開端。即將到來的十年，先是洪水連綿不絕，*后又以干旱和致命的饑荒收尾，超過1 300萬人死于饑餓和疾病，成千上萬戶人家犧牲了妻兒。不過，驅使人們一次又一次地轉賣陳玉清的女兒的，并不是毀滅性的災害。相反，她被販賣是為了應付一些更為瑣碎的困難，解決一些更加實際的擔憂。 連曾經的官宦人家都要賣女兒，擁有良田數畝的青壯年也要賣掉妻子。在華北平原上，農村生活以一種變化無常的方式綿延著，這意味著通向興旺的道路有可能突然轉向赤貧和饑饉。疏松的黃土、低矮的泥沙河床與反復無常的降水令華北的家庭尤為脆弱。在清王朝的多數年景里，皇家糧倉謹慎的管理使成千上萬的農民不至于面臨口糧的重大緊缺。但到19世紀后半葉，清朝糧食儲備體系已然惡化。清王朝不僅在數十年的內戰和叛亂中歷經內患，更是在歐洲海上力量的侵蝕和鴉片貿易帶來的經濟與社會掠奪下飽受外辱，清朝統治者們艱難地想要奮力重振他們的帝國。以中央集權方式管理的緊急賑濟不再能夠緩解農村在干旱和洪水中遭受的周期性打擊。為了募集資金和勞力用于重建鄉土，州縣官需要更甚往常地勒索自己治下的百姓，而各家各戶為了存活，則不得不轉向家庭內部。 女人構成了一個家庭的保險單上*靈活的部分，但貧窮的家庭也會把女兒視作一項債務。年輕的育齡婦女身上這種前后矛盾的價值，再加上失衡的性別比例，驅動著這個國家不斷增長的人口販賣。陳玉清的女兒曾輾轉于至少三個不同的村莊，隨著一次又一次的交易，人們越發難以確定她到底屬于哪個村莊。解決這個惱人問題的任務*終落到了順天府寶坻縣的知縣頭上。盡管州縣官多是在農村生活的細碎領域中游走調停，但當犯罪、偷竊、兇殺暴力發生，或是村民就彼此間的某起沖突提請了可信的訴訟時，他們通常就得介入。任何涉及買賣年輕女子或她們孩子的爭議性案件，只要呈上公堂，成百項的常規程序就會按部就班地運轉起來。本章描繪了這四樁人口買賣是怎么出了差錯，以及寶坻縣的知縣是如何試圖查明真相的。 在清朝的法律條款下，很難給像陳玉清的女兒這樣的女性做出恰當的裁定。清律禁止販賣平民為奴，也禁止將體面的平民婦女賣作妓女。但是，法律并沒有禁止人們用一筆可觀的錢財聘娶妻妾，這樣的做法甚為普遍。而且，轉賣業已為奴之人或他們的后代，在清律中也并非不合法。法律的空白默許了有錢人家之間交易婢女、奴仆和家仆，這無異于讓那些不幸的被販賣者承擔起證明自己平民身份的責任。每條禁止買賣人口的法規都有一些附例，列舉在哪些情況下販賣人口仍然是可以接受的。清律賦予了丈夫、父親和一家之主相當大的家庭權威，為販賣婦女所做的辯解中*為常見的有兩項，恰好與兩種常常會促發販賣人口需求的厄運相一致——財務窘境和道德敗壞。窮困之時，販賣家庭成員往往是被允許的，丈夫也能請求知縣幫忙賣掉通奸的妻子。 這兩種情有可原的情形都給了人販子逃脫道德和法律上的懲罰的機會。對那些被判定有罪的人來說，后果會相當嚴重——巨額罰款、流放、鞭打、戴著枷鎖示眾，在暴力綁架的案件中，結果甚至可能是就地正法。盡管抓到妻子通奸的男人可以向地方官求助，要求衙門來監督著賣掉不忠的妻子，但是丈夫不能把妻子賣給她的情人。要是衙門官吏發現了這種私下順勢而為的情況，三位當事人都會被定罪和鞭打。被指控販賣人口意味著極大的危險，對犯罪嫌疑人來說，用貧窮或者其他道德上的因素來為他們的行為辯護很有好處。賣掉孩子的父母要挨40下鞭子。（一些負擔得起的人通常會選擇交罰款而不是忍受肉體刑罰，不過，少數 有財力免除刑罰的人，也是因為他們早先把孩子賣了換到了錢。）人販子得會施展一套生存的話術，同樣重要的是，他們得向公堂 上的大人們解釋他們與自己的“商品”之間是什么社會關系。根據清朝的審判制度，地方法官有一個浮動的尺度來評定恰當的處罰。依據中國傳統律法的微妙尺度，處罰不僅要與罪行匹配，也要與犯人的社會地位相配。對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犯罪，遭到的懲 罰要比侵犯社會地位低于自己的人更嚴酷——打父親的兒子比打 兒子的父親犯下的罪過更大，引誘主人妻子的仆人遭受的懲罰要 比犯下類似事情的鄰居更厲害。而且，盡管法律禁止“不正當交媾”，主人還是能夠與仆人的妻子發生性關系而免于受罰。儒家思 想中的正義把維系恰當的等級制度置于優先的位置——法律的不公平并不等于不正義，相反，在清朝，*好的正義本質上恰恰就內含著不公平。 這種等級森嚴且不公平的體系在傳統上受到崇敬，被認為是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滿意的，而這正是中國之所以普遍容忍人口販賣市場的核心原因。不僅是中國的律法，深植于社會中的行為法則也規定每個人都要有一個恰切的份位，那些不遵循自己份位的人很容易受到侵害。中國的人口販賣市場，體現了家庭作為穩固堡壘的理想與其千瘡百孔的現實之間的張力。 清朝的法律章程匯集了上千年的司法經驗和案例，這個法律體 系的哲學內核是古老的，植根于孔子及其后人所著的典籍，可以遠溯到公元前 6 世紀。在漢代（公元前206—公元 221年）學者手中，這些典籍逐漸整理成形，奠定了中國思想的基礎。千年以來，這套哲學連同在其激發下形成的律令，努力維護著這一宇宙論體系不受損。清律在此前明朝律令的基礎上擴充而成，而明律又建基于公元7世紀的唐朝律法。不過，這個體系并非永遠守舊。朝廷的律法以漸進的層次運作，清朝律令在整個王朝過程中修改了差不多30次。出于對之前統治者的恭順，新的統治者改良而不是顛覆法律。法典保留了過時的條款，但附例對其做出了優化，當朝皇帝頒布的 法令也改進了這些律令。在實踐中，附加條款里新的法律文本有時覆蓋了先前的章程，使其意義變得不可辨認，這就需要將律法顛 倒過來重新做出解釋。同時，對舊的章程律令的持守又促成了一個在關鍵的組織架構上相當保守的體系。《大清會典事例》中呈現的 規章制度流程，細致地規定了實施法律和進一步嚴格執法的指南。知縣和師爺不僅需要掌握清律的文本——那是將近2 000 條法規和附例——同時也要摸清官僚管理體系中錯綜復雜的門道。知縣的衙門是所有犯罪和爭端的一審法庭，他們處理的案件涉及農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二篇 節選自 第八章 與人販子交談 “從來沒有人通過買賣人口發財的。”在京師**監獄的探望區，曾順德煩躁地跺了跺長凳底下堅實的地面，他坦白說。“指靠買賣人口發財，全是夢想。” 那是1929年，曾順德此前被判入獄四年，彼時剛服刑幾個月。曾順德進監獄后不久，這位坐在他面前的年輕女子就開始來看望他。曾順德不到30歲，這位定期拜訪他的訪客可能是他的妻子或妹妹。然而，任何想要探聽的監獄看守只要聽到他們的對話，就會明白，他們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 這名女子叫周叔昭，21歲，在燕京大學新開設的社會學系讀研究生。周叔昭出生前，她的曾祖父周馥曾為起草禁止買賣人口的法律奔忙，正是這些法條*終讓曾順德身陷囹圄。周馥在曾孫女上大學之前就去世了，還沒來得及看到她自己開展有關買賣人口問題的研究。周馥1921年在天津過世，周叔昭當時正在上海讀中學。周馥是個老派而保守的官僚，但他支持漸進的社會變革。他不僅提議禁絕人口買賣與奴役，還倡導廢止纏足，為增加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發聲——盡管他倡導的依然是得體的淑女教育。周馥應該會認可周叔昭的研究興趣與決心，但他或許不會支持她所用的研究方法。 周叔昭每周一次騎自行車到北京城的*南邊，道路狀況隨著季節改變，她一路顛簸。泥土地要么被車轍碾出溝壑，揚起干燥的黃土，刺痛周叔昭的眼睛，要么濺起泥濘的土漿，又或者因冰雪而變得濕滑。在去監獄的路上，周叔昭經過從前王朝的刑場、熙熙攘攘的菜市口。她帶著筆記本和滿腦子的疑問。她提問的方式與結構 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派生自芝加哥社會學學派的案例研究方法。1903年，嚴復翻譯了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群學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此后在甘博和步濟時（John S. Burgess）的教學指導下，這門新學科進入了中國。甘博與步濟時一起推廣了這種社會調查方法，而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獲得了典獄長王元增的 準許，讓學生到京師**監獄開展研究。民國時期的行政官員熱切 地吸收這個新興領域提供的組織模式與量化手段。社會學學科的結 構化傾向，似乎可以為對社會構成挑戰的普遍問題提供具體的解決方案，而此時的中國精英尤為愿意聽從這樣的建議。芝加哥學派成員對芝加哥的結構性力量進行實證觀察，不僅有助于解決芝加哥的城市問題，也可以為應對其他地方的社會問題提供模板，而這也是芝加哥學派之所以能夠建立聲譽的部分原因所在。對周叔昭與她的同學來說，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北京成了一個類似的社會試驗場。在燕京大學，有超過30門不同的課程供他們選擇，全國第二大社會學系在濟南的山東大學，燕大的社會學課程數量是山大的三倍。受燕大教師和身處的這座城市所啟發，周叔昭在對報紙和審判略誘案件的報道進行量化分析的同時，也從跟人販子囚犯的直接訪談中獲得一手材料，她決意在碩士論文里將二者結合起來。在研究的過程中，周叔昭逐漸取得了囚犯曾順德的信任。 周叔昭的大多數研究都在1929年到1932年進行。罪行敗露后，曾順德這樣的人販子如何自我陳述，或是如何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周叔昭在這幾年里對此進行了深入了解。她把充滿了犯罪行話的訪談抄寫下來。這些故事與警察記下來的或法庭上聽到的版本有著驚人的差異。人販子們與周叔昭講述了自己的擔憂：他們擔心自己的孩子或姐妹會有危險；擔心自己犯罪的事傳到年邁父母的耳朵里；擔心自己的仇敵也被抓進來，在監獄里折磨自己。但很少有犯人說自己擔心受害者或其家人會報復。令人驚訝的是，人販子們很少抱怨在自己被定罪的過程中，受害者的供詞發揮的作用。相反，他們對國家、對妨礙自己生意的人、對引起警察注意且增加了交易困難的同行抱有敵意。重新了解慣犯問題后，被定罪的人販子坦言對未來很擔憂，對想要重拾從前非法生意的沖動也充滿憂慮。 他們的講述令周叔昭清楚地認識到“渣子行”——華北的誘拐犯和人販子如此理解這樁交易——是一種耗費精力的工作。維系客戶關系需要掮客持續地留心。這門生意競爭激烈，人們彼此竊取“貨品”。有個人跟周叔昭說，這個領域到處都是半吊子——“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可以插一手”——而門外漢犯下的錯誤令職業人販子更難獲取有效的推薦信息。 1932年，周叔昭開始寫下她的發現。這是一個幸運的時機。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羅伯特??E. 帕克（Robert E. Park）剛好到燕京大學當訪問講師。帕克離開了他在芝加哥的常規教職，盡管他只在燕京大學待了一個學期多一點的時間，但他的到來深刻地影響了周叔昭與她的許多同學。周叔昭定期與這位為芝加哥學派奠基的思想家見面，這激發她更熱情地投入到研究與訪談中去。她給帕克看了自己的筆記，帕克就如何組織與監獄囚犯的訪談提出了建議；有關倫理問題以及引導人販子談論困難問題的技巧，帕克也給出了建議。周叔昭每周到帕克的辦公室拜訪一次，與他交流研究進展，咨詢如何展開分析。她分享了有關這個富有挑戰性的課題的“*青澀而初步的觀察以及*深入而隱秘的思考”。在芝加哥大學，如果學生的研究課題和個性引起了帕克的興趣，他就會投入地親自輔導學生，帕克因此名聲在外，而在中國，周叔昭與她的研究課題也不例外。帕克曾是一名擁有社會關懷的記者，在研究方法中，他將自己多年當記者的經驗，與這個發展中的學科及方法論所要求的嚴謹性結合起來。1920 年代的社會學將為社會設置議程當作榮譽勛章。細致地考察在芝加哥及其他各處目睹的社會問題，羅伯特??E. 帕克的這個目標很務實且具有美國特色，但也契合了中華民國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的憂慮與野心，深深地吸引著像周叔昭及其同學這樣懷有理想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 周叔昭開始調研的時候，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創辦還不滿十年。但這門學科已經深刻地影響了官吏以及學者們思考本國問題的方式。從創設伊始以至這門研究學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狀，社會學一直都與社會工作的實踐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社會學研究提供診斷，而社會工作承諾開出藥方。許多彼時的社會學家相信，人們可以辨識出很多社會弊病的具體成因，而一旦這些弊病被準確地指認出來，人們就可以診斷進而消滅它們。周叔昭同樣也熱切地想要找出自己國家的社會問題的根源。她跟自己的曾祖父周馥懷有同樣的熱望，他們希望推動中國進步、消除頑固的買賣人口問題。不過，許多社會學同人做出了單一成因診斷，對此周叔昭也保持懷疑。她認同燕 大老師所說的，貧窮是北京“*重要也*矚目的問題”，但她也試圖分離出一系列的因素，并根據這些因素預測哪些窮人可能會密謀賣 掉自己的親戚或不得不求助于誘拐。貧窮當然是一個不可抗拒的動機，但貧窮也是被這座城市中太多居民共享的經驗，不太可能是唯一的驅動力。這樣的觀察貫穿于周叔昭的研究之中，雖然北京城有85%的犯罪都是出于經濟方面的動機，但她遇到的罪犯很少符合走 投無路的窮人這樣的普遍形象。每一個罪犯都講述了他或她自己的故事，提供了一個更為私人的視角，解釋了他們從事的人口買賣活動是如何與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纏繞在一起的。她寫道：“并不存在普通的誘拐或典型的誘拐。我花了四年時間構思出一套分類法用以分析這些事件，但*終得出的結論卻是，每一個案例都是獨特的。”盡管成功的計謀可能會有人復制，并在人販子之間互相傳授，但就像參與買賣的人一樣，實施這些計謀的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
清末民國人口販賣與家庭生活 作者簡介
任思梅（Johanna S. Ransmeier），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院助理教授、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2008年在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本科就讀于全美最佳文理學院阿默特斯學院。主要研究方向是現代中國的家庭生活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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