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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史學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26339
- 條形碼：9787030726339 ; 978-7-03-072633-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徐中舒史學研究 本書特色
中國古代史、史學理論與史學史、民族史、考古學、古文字等學科的研究人員及歷史學科各類學生。
徐中舒史學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圍繞徐中舒學術思想淵源、流變與轉向，史料分類、澄濾與擴充的理論與方法，徐中舒與古史辨的學術互動，徐中舒的古典文獻研究，以及其上古民族文化東西二分論之再構、古史分期與中國古代社會形態(tài)理論研究、巴蜀文化與西南地方史研究等專題，對徐中舒史學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勾連貫通的周密論述與深度發(fā)掘剖析。本書是一部深入系統(tǒng)探討徐中舒史學的專著，填補了先秦史、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及若干重要學術專題學術史的若干空缺，對于先秦史、中國史學史及學術史等多學科領域研究起到積極的推進與深化作用。 本書可供歷史學、古文字學、民族學、人類學、文學等學科領域的學者參考。
徐中舒史學研究 目錄
目錄
前言
**章 學術思想淵源、流變與轉向 1
**節(jié) 晚清桐城學派“博求慎取”“窮原竟委”的學術風尚與“唯是之求”的治學原則——徐中舒學術思想淵源之一 2
第二節(jié) 王國維、梁啟超的新史學觀念與科學的治學門徑——徐中舒學術思想淵源之二 7
第三節(jié) 史語所新漢學理論、方法的借鑒與徐中舒學術思想流變——以傅斯年、李濟、陳寅恪對徐中舒的學術影響為例 14
第四節(jié) 20世紀50年代的新史學轉向 18
第二章 史料分類、澄濾與擴充的理論與方法 38
**節(jié) 對史料的分類與運用 38
第二節(jié) “澄濾”說與古史建設理論 60
第三節(jié) 古史材料擴充——以上古民族研究為例 76
第三章 與古史辨的學術互動 94
**節(jié) 徐中舒古史構成理論的提出及科學運用 94
第二節(jié) 徐中舒對“層累”說的兩種態(tài)度 100
第三節(jié) 徐中舒新古史建設理論與早期古史辨旨趣之異同 106
第四節(jié) 徐中舒新史學理論與古史辨的互動及顧頡剛學術思想之轉向 111
第四章 古典文獻研究 116
**節(jié) 古詩考訂方法 116
第二節(jié) 《左傳》的作者及成書年代的推定 132
第三節(jié) 《戰(zhàn)國策》考辨與蘇秦史事考訂 147
第五章 上古民族文化東西二分論之再構 159
**節(jié) 早期三代民族文化“東西二分”論之建構及學術疑難 160
第二節(jié) 從“殷、周非同種民族”說到“虞夏、殷商西、東”說 166
第三節(jié) 低地農業(yè)、高地農業(yè)的界說及古史傳說的重新解釋——上古民族文化東西二分論在古史研究中的運用 172
第四節(jié) 上古民族遷徙分合與文化交流的考察與分析——對傳統(tǒng)上古民族文化東西二分論的補正 176
第五節(jié) 徐氏上古民族文化東西二分論的學術價值 181
附記 183
第六章 古史分期與中國古代社會形態(tài)理論研究 190
**節(jié) 關于氏族組織 191
第二節(jié) 關于農村公社 197
第三節(jié) 關于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 204
第四節(jié) 關于夏、商奴隸制形態(tài) 206
第五節(jié) 求同與辨異：以郭沫若、徐中舒關于中國奴隸社會形態(tài)研究為中心的考察 211
第六節(jié) 西周封建論的論點體系 222
第七節(jié) 關于封建領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轉變的論述 232
第八節(jié) 關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xù)問題的探討 236
第七章 巴蜀文化與西南地方史研究 241
**節(jié) 巴蜀文獻的考訂及其史料價值的審查 242
第二節(jié) 古代四川經(jīng)濟的全方位多角度審視 248
第三節(jié) 古代四川文化起源與形成發(fā)展道路的探索 252
第四節(jié) 巴蜀文化內涵的闡發(fā)與空間架構的說明 258
結語 266
參考文獻 270
后記 286
前言
**章 學術思想淵源、流變與轉向 1
**節(jié) 晚清桐城學派“博求慎取”“窮原竟委”的學術風尚與“唯是之求”的治學原則——徐中舒學術思想淵源之一 2
第二節(jié) 王國維、梁啟超的新史學觀念與科學的治學門徑——徐中舒學術思想淵源之二 7
第三節(jié) 史語所新漢學理論、方法的借鑒與徐中舒學術思想流變——以傅斯年、李濟、陳寅恪對徐中舒的學術影響為例 14
第四節(jié) 20世紀50年代的新史學轉向 18
第二章 史料分類、澄濾與擴充的理論與方法 38
**節(jié) 對史料的分類與運用 38
第二節(jié) “澄濾”說與古史建設理論 60
第三節(jié) 古史材料擴充——以上古民族研究為例 76
第三章 與古史辨的學術互動 94
**節(jié) 徐中舒古史構成理論的提出及科學運用 94
第二節(jié) 徐中舒對“層累”說的兩種態(tài)度 100
第三節(jié) 徐中舒新古史建設理論與早期古史辨旨趣之異同 106
第四節(jié) 徐中舒新史學理論與古史辨的互動及顧頡剛學術思想之轉向 111
第四章 古典文獻研究 116
**節(jié) 古詩考訂方法 116
第二節(jié) 《左傳》的作者及成書年代的推定 132
第三節(jié) 《戰(zhàn)國策》考辨與蘇秦史事考訂 147
第五章 上古民族文化東西二分論之再構 159
**節(jié) 早期三代民族文化“東西二分”論之建構及學術疑難 160
第二節(jié) 從“殷、周非同種民族”說到“虞夏、殷商西、東”說 166
第三節(jié) 低地農業(yè)、高地農業(yè)的界說及古史傳說的重新解釋——上古民族文化東西二分論在古史研究中的運用 172
第四節(jié) 上古民族遷徙分合與文化交流的考察與分析——對傳統(tǒng)上古民族文化東西二分論的補正 176
第五節(jié) 徐氏上古民族文化東西二分論的學術價值 181
附記 183
第六章 古史分期與中國古代社會形態(tài)理論研究 190
**節(jié) 關于氏族組織 191
第二節(jié) 關于農村公社 197
第三節(jié) 關于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 204
第四節(jié) 關于夏、商奴隸制形態(tài) 206
第五節(jié) 求同與辨異：以郭沫若、徐中舒關于中國奴隸社會形態(tài)研究為中心的考察 211
第六節(jié) 西周封建論的論點體系 222
第七節(jié) 關于封建領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轉變的論述 232
第八節(jié) 關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xù)問題的探討 236
第七章 巴蜀文化與西南地方史研究 241
**節(jié) 巴蜀文獻的考訂及其史料價值的審查 242
第二節(jié) 古代四川經(jīng)濟的全方位多角度審視 248
第三節(jié) 古代四川文化起源與形成發(fā)展道路的探索 252
第四節(jié) 巴蜀文化內涵的闡發(fā)與空間架構的說明 258
結語 266
參考文獻 270
后記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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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史學研究 節(jié)選
**章 學術思想淵源、流變與轉向 自20世紀初，在長達七十余年的學術實踐中，徐中舒直接繼承晚清桐城學派“博求慎取”“窮原竟委”的學術風尚與“唯是之求”的治學原則，以及王國維、梁啟超的新史學觀念與科學的治學門徑，并自覺借鑒傅斯年、李濟、陳寅恪等學者的新漢學理論與方法，兼收并蓄，融會貫通，建立起圓融通博而又富于鮮明個性特征的學術思想。晚清桐城學派的學術風尚與治學原則和王國維、梁啟超的新史學觀念與科學的治學門徑分別構成徐中舒學術思想的兩個重要源頭。相對于以上的兩個重要源頭，傅斯年、李濟、陳寅恪的新漢學理論與方法，則是徐中舒學術思想的重要支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新的政治和學術背景下，徐中舒先生通過參加政治學習和馬克思主義思想改造，以及長期系統(tǒng)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自覺完成了從近代新史學向以唯物史觀為理論指導的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轉向，并直接影響到其學術思想發(fā)生一系列重大變化。這主要表現(xiàn)為，在此后的學術研究中，徐中舒由此前重史料、考據(jù)轉向以史料、理論并重；由重微觀研究轉向宏觀研究、微觀研究兼顧；進一步重視民族史研究，繼續(xù)完善并積極實踐將文獻記載、田野考古資料相結合，再參以民族學材料進行互證的古史多重證法等。 徐中舒（1898—1991年）先生是中國現(xiàn)代杰出的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在長達七十余年的學術生涯中，徐中舒在先秦史、古文字學、考古學、文獻學、明清史、巴蜀文化與西南地方史等多個學科領域，著述宏富，成就卓著，并由此確立了其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一代宗師的崇高地位。然迄今為止，對徐中舒學術思想及徐中舒史學的研究，學術界尚未引起充分的關注和重視，已有的研究從總體上看缺乏一定的深度和系統(tǒng)性，諸多相關專題的研究仍存在不少空白。徐中舒學術思想淵源及流變?yōu)樾熘惺鎸W術思想和徐中舒史學研究的基礎和關鍵，科學領會與準確把握徐中舒學術思想淵源及流變，對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研究的拓展與深化，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意義和借鑒價值。 **節(jié) 晚清桐城學派“博求慎取”“窮原竟委”的學術風尚與“唯是之求”的治學原則——徐中舒學術思想淵源之一 徐中舒于1898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懷寧縣（今安慶市），1914年2月考入安慶初級師范學校，1917年1月畢業(yè)。徐氏出生和早年讀書的安慶，歷史悠久，文風昌盛，人才薈萃。清代以來，崛起于此，以文統(tǒng)源遠流長、文論博大精深、著述豐厚清正風靡全國、享譽海外的桐城古文派，作為清代文壇上*大的散文流派，在中國學術史上有著顯赫的地位。徐氏回憶說：“清朝光緒年間，桐城古文學派的文章經(jīng)曾國藩的提倡而風行全國，作為桐城派故鄉(xiāng)的安徽，影響更是深刻。”j迄徐氏入安慶初級師范學校前夕的清末民初，桐城古文派已進入末流期，其學術風尚也隨著社會政治環(huán)境的深刻變化而呈現(xiàn)出頗為鮮明的時代特色。事實上，此種變化可以上溯至嘉慶年間。方東樹所著《漢學商兌》，批判清代漢學之失，極力為宋學辯護，“但其總的立意卻在于為宋儒辯護的同時，主張漢宋兼采”。方氏之后，“治漢學者頗欲調和漢宋”。迄咸、同年間，湘鄉(xiāng)派代表人物曾國藩則逐步建立起調和漢宋、兼收并蓄的學術思想。李鴻章曾充分肯定曾氏“兼綜漢宋”“持論*為平允”的治學風尚： 蓋公之學，其大要在淵源經(jīng)術，兼綜漢宋，以實事求是、即物窮理為主，以古圣人之仁禮為宗，以程、朱之義理為準，以唐杜氏、宋馬氏及國朝諸老之考據(jù)為佐助，持論*為平允。 無獨有偶，錢穆亦對曾氏“平正通達，寬宏博實”的學術取向作出如是評價： 雖自謂“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然平日持論，并不拘拘桐城矩矱，而以姚氏與亭林、蕙田、王懷祖父子同列考據(jù)之門，尤為只眼獨具。雖極推唐鏡海諸人，而能兼采當時漢學家、古文家長處，以補理學枯槁狹隘之病。其氣象之闊大，包蘊之宏豐，更非鏡海諸人龂龂徒為傳道、翼道之辯者所及。 之后，曾國藩的“平正通達，寬宏博實”學術思想為被學術界稱為晚清桐城學派*后一位宗師的吳汝綸所繼承并發(fā)揚光大。《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吳汝綸傳》說： 汝綸為學，由訓詁以通文辭，無古今，無中外，唯是之求。自群經(jīng)子史、周、秦故籍，以下逮近世方、姚諸文集，無不博求慎取，窮其原而竟其委。 吳氏指出，漢學、宋學，各有缺陷： 竊謂古經(jīng)簡奧，一由故訓難通，一由文章難解，馬鄭諸儒，通訓詁不通文章，故往往迂僻可笑；若后之文士，不通訓詁，則又望文生訓，有似韓子所譏“郢書燕說”者，較是二者，其失維鈞 唐宋文人，于六經(jīng)能抉摘隱奧矣，其所短則古訓失也。朱子于理學家獨為知文，其說得失參半，又其文事未深，故古人微妙深遠之文，多以后世文字釋之，往往不愜人意。 與以往清儒治學風尚迥然有別，吳氏指出：“義理、文章、訓詁，雖一源而分三端，兼之則為極至之詣。”基于此，吳氏對清代學者鄙棄宋學、袒護漢學、偏執(zhí)一端的學術風尚提出批判： 我朝儒者鄙棄其說，一以漢人為歸，可謂宏偉矣，唯意見用事，于漢則委曲彌縫，于宋則吹毛求疵，又其甚者，據(jù)賈、馬、許、鄭而上譏遷《史》 不能觀其會通，而斤斤于漢儒之家法。 吳氏將“博求慎取”“窮原竟委”的學術思想與“唯是之求”的治學原則貫穿于其宏富的學術論著中。吳氏的代表性學術著作《尚書故》一書，“用近世漢學家體制，考求訓詁，一以《史記》為主，《史記》所無，則郢書燕說，不肯蹈襲段孫一言半義”；《易說》“則用宋元人說經(jīng)體，亦以訓詁文字為主，其私立異說尤多，蓋自漢至今，無所不采，而亦無所不掃”。在以上學術思想與治學原則的主導下，吳氏探索出了一條研治經(jīng)學的新思路、新途徑。 吳氏關于“博求慎取”的學術思想在其學術研究中，還體現(xiàn)在其對于新知、真知的孜孜追求方面。如吳氏根據(jù)當時的天文學新知，對《豐卦》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虞翻注“日蔽云中稱‘蔀’”提出批判：“但云去地至近，日去地至遠，‘日在云下’，乃昔人天算之疏，無是事也。”又如《尚書 洪范》說：“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吳氏論及：“以歲、月、日、星，況上下之相應，非謂君行如此則天應如彼也。自大、小夏侯等推《五行傳》，劉向、歆父子傅以行事，而《洪范》一篇，遂為災異荒怪之嚆矢，班氏取以入史，此其失也。后儒集錄伏生《大傳》以《洪范五行傳》為伏生之作，此考之不審也。 伏生解五行，以為是為人用，不作為天行氣之語，其不妄推災異如《五行傳》所言明矣。星之‘好風好雨’，中國經(jīng)典舊說，今西域天文家不謂然也。”吳氏運用現(xiàn)代科學知識，在對儒家經(jīng)典作出新的闡釋的同時，也給經(jīng)學研究帶來了一些嶄新的氣象。 徐氏在安慶初級師范學校學習三年，師從晚清桐城學派大師吳汝綸的弟子胡遠浚。胡氏直接繼承吳汝綸的學術思想與治學原則，其著述以哲學為主，“學問淵博，為世所宗，尤深于老莊之學”。胡氏“除精研哲學外，于其他學科，未嘗不津津探討，以求與哲學中諸問題互參解答也”。徐氏反復強調說，安慶初級師范學校三年所受的中等教育，是其“一生*重要的階段”，“在這里我受桐城派的影響很深”： 一九一七年我在初級師范畢業(yè)，這時我所受的中等教育，是我一生*重要的階段。我在這里啃了些中國舊書，在這里我受桐城派的影響很深。學校里學古文只是練習寫作的，但我受了桐城派的啟示，就不能以此為滿足。桐城派要義理、詞章、考據(jù)三者并重，我就要求從這三方面充實我自己。 此后，師從徐中舒先生四十余年的唐嘉弘先生，談到徐氏的治學方法和學風： 徐老一貫事必求根，言必求據(jù)，窮源究委，上下求索；常將歷史學、文獻學、古文字學、考古學、民族學諸學科的材料、觀點與方法，緊密結合，融會貫通，綜合分析，從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惟陳言之務去”，能成一家之言，創(chuàng)見甚多，新穎篤實。 唐氏以上所論，是頗為切合實際的，唐氏將徐氏的治學方法和學風視為“史語所的學風及治學方法的組成部分”，但追根求源，則不難看出，徐氏日后在科學研究中形成的優(yōu)良學風和建立的科學治學方法，則清晰地打著晚清桐城學派“博求慎取”“窮原竟委”的學術思想與“唯是之求”的治學原則的深深印記。 徐氏受桐城學派的另一重要影響，是接受了現(xiàn)代西方思想和理論： 我因為學桐城派古文，就讀了些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社會通譯》《群學肄言》這一類的書。因為嚴復是吳汝綸的弟子，他是用桐城家法來翻譯文章的，因此，我就開始接受了些資產(chǎn)階級的教育，社會進化論和物競天擇優(yōu)勝劣敗的理論，從前所接受的封建教育，也就有些動搖了。 現(xiàn)代西方思想和理論對于日后徐氏走上新史學之路，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后，徹底改革舊中國的思想彌漫全國 那時整理國故的呼聲很高，古史的討論很熱烈，這都很合我的脾胃。我的思想也由主觀的尊崇國學轉變?yōu)榭陀^的整理國故派了。我一方面接受新理論，把學以致用分裂開來。 一方面我開始研讀清代漢學家的著述，段玉裁、王念孫、孫詒讓所著的有關文字訓詁的書；一方面我開始學習甲骨鐘鼎，讀羅振玉、王國維所著的甲骨書籍。傳統(tǒng)的尊經(jīng)觀點，我是沒有了。 到一九二五年我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告一段落，我把以前所受的封建教育與資產(chǎn)階級社會教育結合起來為新漢學奠立了基礎。 綜上可知，安慶初級師范學校的三年，在晚清桐城學派“博求慎取”“窮原竟委”的學術思想與“唯是之求”的治學原則的深刻影響下，徐氏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國學基礎，初步培育了實事求是的優(yōu)良學風，建立博涉基礎、綜貫會通、窮原竟委、言必有據(jù)、獨辟蹊徑、務求創(chuàng)新的學術思想。與此同時，在現(xiàn)代西方思想和理論的影響下，徐氏自覺走上與傳統(tǒng)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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