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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通識--中華經典通識/張國剛著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1157437
- 條形碼:9787101157437 ; 978-7-101-15743-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資治通鑒》通識--中華經典通識/張國剛著 本書特色
1.名家立足“通識”講解傳統經典之作。著名學者、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張國剛先生立足文化通識,面向青年學子和大眾講解《資治通鑒》的“大家小書”。作者以研究中國歷史和《資治通鑒》四十余年的學術功力,深入淺出講《資治通鑒》及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縱橫古今,高屋建瓴,讓讀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領略中國文化的波瀾壯闊。 2.全面濃縮《資治通鑒》的歷史智慧。《資治通鑒》歷來被視為帝王的教科書,記載了自戰國至五代1362年的歷史興衰,其中總結的治理、管理經驗和個人修身、成長智慧,成就了歷史上無數的英雄人物。今天讀通《資治通鑒》可以讓我們“通古今之變,識興衰之原”,充分汲取歷史智慧,讓自己更睿智,更有膽識,并富有洞見。 3.2小時可讀通《資治通鑒》是一部什么書。本書從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時遇到的問題,到《資治通鑒》的框架結構和精華內容,再到《通鑒》大家族的組成和其對中華文化、世界文化的影響,精彩講述一氣呵成,讓人讀起來欲罷不能,在體驗閱讀的酣暢淋漓后,提升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和中華文化的自信。 4.圖文并茂的大家小書。本書全彩圖文,版式舒朗,配六十余幅歷史文化圖,在正文之外補充圖書內容,帶讀者走入歷史現場。 5.掃封底二維碼,與作者面對面。讀者可以掃描封底二維碼看視頻,面對面感受作者風采,聆聽作者講述。
《資治通鑒》通識--中華經典通識/張國剛著 內容簡介
《資治通鑒》是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推薦閱讀圖書,但體量巨大,讓普通讀者望而生畏。本書是圖文互見的《資治通鑒》入門導讀書,立足當代學術大家四十余年的研究和知人閱世的歷史智慧,介紹《資治通鑒》編撰初心、緣起、過程、內容特點、流傳及對當今的影響,文筆生動,內容豐盈,大量四色彩圖提升閱讀感受并拓寬視野。本書是“中華經典通識”系列叢書的一種。本書作者張國剛教授沉浸《資治通鑒》研究四十多年,有深厚的研究積淀和心得,近年來在大眾出版方面屢報佳作,具有大眾寫作意識,是當代大學者致力傳統文化普及的模范學者。
《資治通鑒》通識--中華經典通識/張國剛著 目錄
《資治通鑒》為什么不可不讀 / 001
一 司馬光其人
1 初心
2 家世
3 仕宦
二 編纂與創新
1 流程:編寫團隊都有誰
2 斷代:為什么從“三家分晉”寫起
3 寫法:編年史的繼承與創新
4 取舍:《資治通鑒》的材料從哪里來
三 學術與政治
1 《資治通鑒》編纂與政治意圖
2 司馬光的政見與歷史書寫
3 《資治通鑒》體現的歷史智慧
四 架構與內容
1 周秦八卷:縱橫捭闔·走向一統
2 兩漢六十卷:文明奠基·儒法變奏
3 魏晉五十卷:英雄逐鹿·時代悲歌
4 南北朝五十八卷:胡漢分治·相煎何急
5 隋唐八十九卷:久分必合·盛衰治亂
6 五代二十九卷:陷入分裂·走向秩序
五 《通鑒》家族
1 續編系列
2 改編系列
3 簡編系列
4 注解評論系列
六 刊刻與流傳
1 歷代的刊刻和流傳
2 海外傳播掠影
后 記 / 215
《資治通鑒》通識--中華經典通識/張國剛著 節選
《資治通鑒》體現的歷史智慧 讀史使人明智,是因為歷史上的成敗得失,可以給我們做借鑒之用。司馬光從“資治”的目的出發,“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進資治通鑒表》)。通過有體系地講述歷史上的政治興衰和軍事得失,總結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教訓,以便為包括皇帝在內的讀者,提供歷史的借鑒。 司馬光的《稽古錄》卷十六把人君分成五種情況:一種為創業之君,智勇冠群;第二為守成之君,中等才能,有良好的自我修為;第三為陵夷之君,中等才能,但不能自修;還有一種是中興之君,才能過人且善自強;*后一種是亂亡之君,下愚而不可改移者。簡單地說,司馬光認為歷史上的君王,可以劃分為創業者、守成者、亂亡者;介于守成與亂亡之間的還有兩種人,中衰者(陵夷之君)和中興者。《資治通鑒》描寫了眾多帝王五種不同的眾生相。 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優秀的領導人,擔負起治國安邦的重任呢?司馬光在宋神宗即位初寫的一封上奏中,提出“修心之要”“治國之要”的問題(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下面結合《資治通鑒》展現的案例,進行討論。 修心三要: 仁、明、武 所謂修心,就是領導人素質和能力的修煉,司馬光提出三個要點: 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 那么,什么是“仁”呢? 《資治通鑒》開篇關于“三家分晉”背景的交代中,用倒敘法記述了公元前453 年,趙、魏、韓三家聯合起來消滅狂妄的智伯的故事,說智伯*大的不足就是“不仁”,并為此寫了長篇的“臣光曰”,提出了選拔接班人“德重于才”的著名論斷。 司馬光在這里的所謂“德”,并不局限于個人道德,更偏重的是領導人的政治品德——“仁”。 什么是司馬光理解的“仁”呢?如何才能做到“仁”呢?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給宋神宗的奏章中,司馬光解釋說:“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司馬光認為“仁”包括兩個部分——“修政治,興教化”是指領導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和用理想信念動員群眾的能力;“育萬物,養百姓”是指在國家建設中,做到經濟與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能力,以及為黎民百姓謀幸福,讓百姓看得見增長、感受得到實惠的能力。這是“大仁”,即人君之仁。這種仁政,給老百姓帶來的不僅是物質財富的小康,還有禮樂文明的精神富足,從而把社會治理得和諧美好。西漢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都是因為在這些方面有上乘的表現而彪炳史冊。 在現實操作層面,“大仁”體現在各項政策和法令之中。例如劉邦入關中,約法三章,秋毫無犯,獲得廣泛的擁戴;項羽在咸陽屠殺無辜,火燒宮室,隨后又放逐天下共主“義帝”,分封也充滿了私利算計,結果失去了民心。 領導者要修煉的第二個功夫是“明”。 什么是“明”呢?是指領導的判斷決策能力:“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 “知道義,識安危”,是對發展戰略的前瞻性把握,包括對事物性質屬性的判斷,危機和風險意識的管控。比如,劉邦在漢中,韓信提出著名的“漢中對”,制定出“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即攻取關中,東向爭霸天下的發展戰略,成為劉邦建立漢朝江山的關鍵轉折點;劉秀在河北,鄧禹的“榻下對”,建議劉秀在河北收買人心、招納人才,對更始政權的未來走向及其應對提出了卓越的預見;孫權即位江東之初,魯肅的“江東對”對于如何處理東吳與北方政治勢力的關系,提出了不凡的見解;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隆中對”對于天下三分提出了高瞻遠矚的戰略判斷。總之,“明”的**個方面就是指領導者集思廣益的決策能力、判斷能力。 “明”的第二個方面“別賢愚,辨是非”,是指對人才的識別能力、是非曲直的判斷能力。智伯當初脅迫韓、魏攻打趙氏時,智伯身邊的謀士??疵一再指出其所處的危險局面,提醒他防止韓、魏兩家的背叛,而智伯都嗤之以鼻;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楊國忠,縱容安祿山,有多少人指出其中的危害和危險,玄宗都置之不理。智伯的覆亡、大唐的傾頹,無不與領導人剛愎自用、諱疾忌醫的“失明”有關系。幾乎所有的亡國之君,都能讓我們總結出類似的教訓。 領導者要修煉的第三項功夫是“武”。什么是“武”呢?司馬光說:“所謂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這里的“武”,不是粗暴蠻力,而是指領導者勇往無前的堅定信念,堅如磐石的戰略定力,還包括抵御各種誘惑、欺騙的能力。總之,就是貫徹落實既定決策的能力。 唐太宗說:“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六)領導者由于手中掌握權力和資源,各種巴結諂媚、討好逢迎撲面而來,在為人處世時,是否能不為所動,把持住自己,堅守原則和底線,這需要“武”的品質。唐太宗的這段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鄒忌與齊威王的故事。 鄒忌是齊威王的輔政之臣。有天上朝前,他問妻子:“我與城北的徐公比,哪個更英俊?”家住城北的徐公,是齊國出了名的大帥哥。妻子回答說:“當然是我家先生*帥氣,徐公怎么能比呢!”鄒忌雖然心里很得意,還是不自信地問侍奉自己的侍妾:“我與城北徐公,誰更英俊?”侍妾說:“您當然比徐公更帥啦!”次日鄒忌接待一個來訪的客人,也問了客人同樣的問題,客人毫不猶豫地說:“徐公不如您帥啊。” 不久,城北徐公來拜訪鄒忌,鄒忌仔細地端詳徐公,覺得自己實在比不上人家;攬鏡自照,更覺得差遠了。這天晚上,鄒忌失眠了。他覺得自己真是好笑: 妻子說我美,是對我有偏心;侍妾說我美,是對我有畏懼;客人說我美,是有求于我而討好嘛!我怎么能當真呢? 第二天來到朝堂上,鄒忌把自己的感悟與齊威王作了分享,意味深長地說:“如今的齊國,疆域遼闊,方圓千里,城池多達一百二十座,您身邊的侍姬、近臣,無不偏愛大王;朝廷里的大臣,無不懼怕大王;舉國上下,無不有求于大王。由此看來,您一定是深受他們的蒙蔽,聽不到真話了呀!” 治國理政,沒有比領導人聽不到真話更可怕的了! 治國三要: 官人、信賞、必罰 那么,治國之要又是什么呢?司馬光說:“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如果說,仁、明、武是領導人的內在品質,那么,官人、信賞、必罰則是領導者的治理手段。這些治理手段的一個交集點就是“用人”。 司馬光特別強調用人得失對國家和社會治理的重要性,認為用好人是人君治國的唯一辦法。他說:“何謂人君之道一?曰: 用人是也。”“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強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可見人才的向背決定國家的興衰! 用人首先要知人,司馬光把選拔人才放在突出的位置。他說:“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賢所難也。”圣賢選拔人才也很困難。比如,如果根據毀譽名聲來選拔人才,就會出現競相博取聲名而善惡混淆的狀況;如果根據考核檔案上的政績來選拔干部,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說到底,*根本的解決辦法在于領導者“至公至明而已矣”。領導者只要出以公心,明察是非優劣,不以親疏貴賤或個人喜怒好惡改變自己的判斷,就一定能選拔到合適的人才。 “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偽,無所冤抑,斯為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資治通鑒》卷七十三)可見,司馬光的人才選拔觀點對于我們今天的領導人也是很有啟發的。 《資治通鑒》記載了劉邦總結他打敗項羽的原因,不是因為比項羽更強大,而是因為手下有一大批人才;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導致了失敗。 為什么強盛的秦朝和隋朝都二世而亡?《資治通鑒》的記載突出了這兩個朝代在用人上所犯的嚴重錯誤。秦二世偏信趙高,“天下潰叛,不得聞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貞觀政要》卷一《君道》**) 《資治通鑒》同時強調用人要賞罰分明:“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況他人乎!”(《資治通鑒》卷一百四)又說用人的前提是要充分信任人:“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八) 貞觀二十一年(647),唐太宗總結他為什么能成功時,提出了五條用人經驗: 一是用比自己強的高人;二是用有缺點的能人;三是用人之長,棄人之短,即所謂“使人如器”;四是重用敢講真話的人;五是華夷一家,用人不講出身,不搞小圈子。 劉備臨終前說馬謖不堪重用,諸葛亮派馬謖守街亭,導致**次北伐事業的重大挫折。馬謖是參謀型人才,“南蠻之人,以攻心為上”,就是馬謖的意見,諸葛亮采納了,七擒孟獲,平定了南中地區。但是,這次守街亭,諸葛亮卻犯了用人不當的毛病。
《資治通鑒》通識--中華經典通識/張國剛著 作者簡介
張國剛,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致力于中國古代史、中西文化關系史的研究。為清華大學本科生及社會各界講授《資治通鑒》,頗受歡迎。2014年被評為北京市高等學校教學名師。 所著《〈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入選“2016中國好書”。主要著述包括《〈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中西文化關系史》《唐代藩鎮研究》《佛學與隋唐社會》《唐代家庭與社會》《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明清傳教士與中西文化交流》《資治通鑒啟示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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