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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市民社會精神的批判性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2703510
- 條形碼:9787522703510 ; 978-7-5227-0351-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西方市民社會精神的批判性研究 內容簡介
市民社會是西方近現代政治哲學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也是西方現代社會的核心特征。有別于以往注重從經濟方面探索市民社會在西方興起的原因,《西方市民社會精神的批判性研究》嘗試分析市民社會在西方興起的文化背景、精神因素,即通過對黑格爾、哈貝馬斯、福柯哲學中的市民社會話語作歷史性的梳理,探求這些市民社會話語—以貫之的精神價值:同時,從比較哲學視域出發,發掘與西方市民社會的精神相契合的儒家文化資源,進而從一種東方式的視角批判性地反思此種精神。 《西方市民社會精神的批判性研究》既是對市民社會理論研究的進一步豐富與拓展,也是對構建某種適宜現代化發展的國家與社會“良性互動關系”的理論探索。
西方市民社會精神的批判性研究 目錄
**章 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理解
**節 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的時代背景及思想淵源
第二節 從家庭向市民社會的過渡
第三節 市民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
第四節 市民社會的限度
第五節 市民社會的歸宿——國家
第二章 哈貝馬斯對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的批判與超越
**節 哈貝馬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理解
第二節 哈貝馬斯對黑格爾主體哲學的批判與修正
第三節 市民社會文化維度的確立:從“公共領域”到“生活世界”
第四節 市民社會的困境:“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第五節 走出市民社會的困境
第六節 小結
第三章 微觀權力視域下的市民社會研究轉型
**節 福柯對傳統權力觀的批判
第二節 生命權力之一:對身體的規訓
第三節 生命權力之二:對人口的調節
第四節 性——連接身體與人口的十字路口
第五節 在微觀權力視域下對市民社會的再思考
第四章 一種東方式的反思視角:儒家社會思想中的公共精神
**節 儒家“士”的傳統
第二節 儒家的“教化”傳統
第三節 “同治天下”與“共定國是”
結語
參考文獻
西方市民社會精神的批判性研究 節選
二 “市民社會—權力”研究框架的推出 作為“微型權力專家”,福柯對于權力的分析與理解極富創見也頗具啟發,尤其是對于理解和發展市民社會理論而言。 通過前文的介紹我們知道,黑格爾將市民社會理解為獨立的個體為了滿足自己的特殊需要,通過勞動而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相互關聯的“需要的體系”,強調市民社會的經濟維度。同時,他又十分注重市民社會獨立于國家的特征,將市民社會視為一個與國家相對的比較性概念,一如加拿大學者查爾斯·泰勒所指出的:“此一意義上的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對,并部分獨立于國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與國家相混淆或者不能為國家所淹沒的社會生活領域。”①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的推出,無疑是對其所處時代資產階級革命帶來的資本主義經濟迅猛發展以及社會(尤其是經濟方面)脫離國家成為一獨立領域,這一歷史巨變的哲學回應。然而,他所看重的與其說是早期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發展,不如說看重的是資本主義經濟打破國家權力一統天下局面,并且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自身規律的獨立領域,這一“分裂”的意義。因為,在黑格爾之前的傳統社會,經濟和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統一,社會并沒有取得獨立于國家的地位;社會(尤其是經濟方面)脫離國家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是“現代世界”的偉大特征,這一歷史巨變客觀上起到分解、限制國家權力的作用。誠如英國哲學家馬克·尼奧克里爾斯所言,18世紀后期發展出來的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理論對立,“目的是幫助自由經濟學家限制國家活動的領域”②,或者說,是為了限制國家權力的擴張與濫用。 黑格爾所確立的“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分離”的研究模式成為后來學者自覺遵循的市民社會理論研究的基本線索。然而,學者們雖然謹守著“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分離”這一基本線索,但是,卻對從經濟維度界定市民社會產生了質疑,人們開始普遍懷疑經濟是否能夠真正獨立于國家權力。因為經濟作為獨立于國家的自主領域僅僅存在于黑格爾所處的早期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這一時期十分短暫。甚至有些學者認為,即使在自由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市場也沒有獨立承擔起社會整合的功能,因此,經濟領域從來就不是一個完全獨立于國家權力的領域。到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對市場的干預日益明顯也逐漸增多,國家機器重新履行起許多經濟系統的職責,經濟與政治權力重新結合在一起。由此使得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理解更加讓人難以信服,伴隨著國家力量的不斷滲透,市民社會也日益喪失了自己的活力。正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哈貝馬斯試圖在經濟活動領域之外,重新探索一片獨立于國家權力的領域。他開始發掘市民社會的社會文化內涵,指出它是一個既獨立于政治體系(國家)又獨立于經濟體系的、由話語交往織構的社會文化體系。與此同時,哈貝馬斯又將經濟與政治(國家)歸人由工具理性主宰的系統之下,將二者視為系統的兩大子系統。由于哈貝馬斯的系統概念的提出,是基于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日益加強、政治與經濟重新走向結合這一歷史背景,因此我們可以說,“系統”概念實際上仍指的是一種廣義的“國家”概念,哈貝馬斯發掘出市民社會的文化維度從而開啟了市民社會的當代研究模式,但是他并未突破黑格爾所確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相分離”這一基本線索。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斷言,國家或國家權力作為市民社會的比較概念,尤其是作為市民社會所力圖分解、解構的對象,一直是理解市民社會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維度。誠如福柯指出的:“從19世紀起,在哲學話語中,在政治話語中也一樣,市民社會總是作為對抗、反對、擺脫政府或國家機器和制度的一種實在。” 然而,一旦我們將福柯的權力理論引入對市民社會的分析與研究,我們就會發現,人們對于市民社會的*重要對手——國家的理解并不全面,或者更準確地說,人們并未完全了解國家權力在現代社會所表現出的新形式,對于國家權力的理解流于表面且比較單一,這也造成了我們對于市民社會理解的不全面。具體而言,無論是黑格爾還是哈貝馬斯,對于國家的理解均以傳統的權力觀為基礎,他們將權力的所有現象都描寫成依賴于國家機構,認為國家占據了權力關系的整個領域。然而,此種理解并未看到權力是多元的、多形態的力量關系,而國家只是諸多形態的權力關系的一種,只是權力的“終極形式”。 ……
西方市民社會精神的批判性研究 作者簡介
王磊,1982年生,陜西省綏德縣人,哲學博士,畢業于西安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現任職于西安石油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主要研究方向:中西哲學比較、政治哲學等。在《深圳大學學報》《西北大學學報》《人文雜志》等刊物發表多篇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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