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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錄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0895609
- 條形碼：9787510895609 ; 978-7-5108-9560-9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花甲錄 本書特色
★ 魯迅摯友，視中國為第二故鄉(xiāng)的日本傳奇人物
內山完造（18851959），魯迅的摯友，日本人，視中國為第二故鄉(xiāng)，1917年至1945年在上海經(jīng)營內山書店，自起漢名鄔其山。晚年從事日中友好工作，1959年9月應邀來中國出席建國十周年慶典，因為腦溢血，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病逝，葬于上海萬國公墓。內山夫婦的墓志銘由夏丏尊題寫：生為中華友，歿作中華土，吁嗟乎！
★ 東洋文庫經(jīng)典之作，硬貨登場
1960年，內山完造回憶錄《花甲錄》由巖波書店出版。2011年，由平凡社再版，并編入權威的東洋文庫。問世逾半個世紀，早已沉淀為日本現(xiàn)代漢學經(jīng)典。過去十余年來，內山完造的諸種著作陸續(xù)落地中國，獨不見這部硬貨登場。此番付梓，聊補遺珠之憾。
★ 打磨多年，譯稿終于亮相
這是一部幾乎翻譯到地老天荒的書，分別完成于京、滬、深、日、美等地，也是屐痕處處了。劉檸譯者說，一部母親留下的、我一向愛用不已的舊版《新日漢辭典》，因被我塞在行囊中四處攜帶，早已脫線、散架，后多虧友人幫忙，拿到日本橫須賀的修書業(yè)者處修復，才重新屹立在書架上，散發(fā)出古本的墨香。
花甲錄 內容簡介
《花甲錄》作為一部重要漢學著作，不僅是內山完造的個人史——自出生到從上海回國的六十年回憶，從中也折射了從十九世紀末至“二戰(zhàn)”結束的日本現(xiàn)代史、社會世相史和中日關系史。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戰(zhàn)云密布，扼守公共租界戰(zhàn)略要津的內山書店，吸引了中日兩國各界視線，其影響力遠遠溢出文化圈。書店“往來無白丁”，陳望道、歐陽予倩、田漢、郁達夫、郭沫若、沈雁冰、柔石、蕭軍、蕭紅……
著名的書客，當屬魯迅——他把書店當成自家客廳和便利店，連寓所的房租、水電費都由內山書店代繳。在魯迅結識的日本友人中，經(jīng)內山引薦者，超過一百六十人。魯迅去世前一天，以日文致信內山，請他幫助安排日醫(yī)救治。“八·一三”淞滬抗戰(zhàn)時，內山出面搭救被捕的許廣平。郭沫若、陶行知、夏丏尊等進步文化人，都曾得到過內山的營救。
毫不夸張地說，內山完造和他的書店，不啻為嚴峻時代中日關系*堅實的橋梁。
花甲錄 節(jié)選
在中國，內山完造并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而是有很高的知名度。當然，多數(shù)人知道他，是因了魯迅：從戰(zhàn)前到戰(zhàn)時，上海的內山書店，是中日關系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魯迅人生*后十年的常去的地方。因此，談論內山完造，必談內山書店和魯迅，內山無疑是當世*有資格稱“知魯”者之一。
可問題是，內山與魯迅的交往，滿打滿算，不到十年，未及他旅中生涯的三分之一。在結識魯迅前，內山已有十余年在中國社會的“潛水”，其中國觀已然成形；魯迅去世后，內山復有十年的歷練，中國觀仍未改其宗。事實上，魯迅構成了內山中國觀的一個要素，或者說提供了某種支撐。
作為明治中期出生、大正初年即來中國闖蕩的日本人，內山的中國觀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他是作為底層民眾從日本偏遠的山村涌到大陸，謀生圖存，尋找發(fā)展機會的。
內山完造來到中國之后，他的中國觀不斷被試錯、修正、重構。其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可以說均是在中國受到的刺激。一是中國人，從商人、知識分子到普通店員，甚至是那些掙扎于社會底層的農人、纖夫和苦力，他們身上的勤勉、樂天、隱忍的品性，默默感染著完造。二是在中國的日人的無禮、霸道，軍人的橫暴，則令他時時感到痛苦和羞恥。如“一·二八事變”時，他看到（中國）“避難者成群結隊涌過，卻全然不見任何混亂跡象，卡車穿過馬路時，也平安無事。與日本人動輒做歇斯底里狀相比，那些中國人完全不成問題，實在是平靜如常”，完造的內心其實很難平靜。特別是眼瞅著“周建人先生一行被帶走時，也淡定自若”，而“躁動不安的是日本人”，他內心的天平明顯發(fā)生了傾斜，“兩相比較，自然不難看出民族的輕率與持重”。
20世紀20年代，上海內山書店的中日方店員曾組織過一個內部儲蓄會，每人每月繳納一元，并把錢存進中南銀行。可后來，那家銀行因公債暴跌而蒙受巨額虧損，其所發(fā)行的紙幣被外國銀行拒收了。于是，內山向書店的中國人主管王寶良先生建議：“中南銀行比較危險，還是把儲蓄會的存款取出來，轉存正金銀行比較保險。”可王先生卻說：“沒關系，先擱在那兒吧。”內山不解：“萬一銀行破產(chǎn)怎么辦？”王先生答道：“人家虧損時去提款，銀行便會破產(chǎn)。還是在人家賺錢時去取錢比較好。”內山聽罷，頓感羞慚。
要知道，在那個時代，一個日本人，卻能從底層中國人身上，有所發(fā)現(xiàn)，且發(fā)自內心地感佩于這種發(fā)現(xiàn)，這確實很能說明內山的品格。
內山完造也是在殖民時代卻擁有超越殖民主義思維的分子之一。有道是，知易行難，但其實“知”也不易。完造在中國的年代，僅上海一地，日僑的人數(shù)便從萬人增至日本戰(zhàn)敗前夕逾十萬人。從日本往來中國者中，不乏達官顯爵、文豪精英，但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日本，有如此超越性反殖民逆向思維者，其實寥寥無幾。
而這正是完造的生活經(jīng)歷之所以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使完造從一名賣眼藥的游商，在變身為上海*著名的文人書店老板的同時，成長為一名自由派反戰(zhàn)知識分子？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現(xiàn)實告訴我們的，多是底層人成功后的跋扈，所謂“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魯迅題贈內山完造詩），魯迅則干脆把中國歷史分成兩個時代：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坐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而內山從社會的底端起步，在中國社會不懈打拼、上升的過程，則呈現(xiàn)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軌跡。
他剛到中國不久，便帶領幾名中國苦力踏上了行商之旅，先后歷時兩年，足跡遍及華東、華中的大部分地區(qū)，自命為“日本人苦力”。異國廣袤的土地、雄渾的自然和異文化的新鮮刺激，不斷刷新、改寫著完造在日本國內被洗腦的中國觀，他開始自覺并慚愧于此前那種“無知的傲慢”： 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中國人，雖然全無常識，卻端著一種日本式的自信，動輒以“文明國人”自居，將自己的生活束之高閣，想必相當滑稽。日后想起來，連自己也禁不住苦笑。 如此，完造在20世紀初葉的中國，一邊感受著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滲透和傾軋，一邊體驗著中國民族獨立意識的高漲，在此起彼伏的“排日”浪潮和日益繃緊、不無對撞危險的中日兩種文化的夾縫中，孜孜矻矻地行商，同時積累著對中國的觀察和對中日文化差異的思考，為日后重新出發(fā)做準備。而作為一名知識分子，與商人不同之處就在于，即使在作為商人的時候，他的感官也是開放的，也會從商業(yè)習慣和潛規(guī)中，發(fā)現(xiàn)不同的商業(yè)道德，從而修正此前“問題中國觀”中的既成偏見。
如他在《花甲錄》中記述的一個故事。1914年，完造去長沙行商，順道訪問城里的英華大藥房。五六年前，完造奉職的參天堂上海代理店—上海日信大藥房曾委托這家店寄售大學眼藥。他想了解一下后續(xù)情況并回收貨款，可他并不知道該店已經(jīng)易主。
盡管店已易主，銀行已倒閉，貨款卻一文不少，完璧歸趙—湘商重然諾的誠信，令關西商人出身的完造內心受到很大震動，而且他相信，“此等事體并不限于湖南人”。可以說，正是作為行商的四處游歷和與中下層民眾的廣泛接觸，打下了內山中國觀的底子。
可完造骨子里其實并不是典型的商人。生于亂世，又置身于兩種文化的夾縫中，一個純商人的角色，會使他有種安身立命的惶恐感，這既與其早年的經(jīng)歷有關。就出身與學歷而言，完造的成分接近于當時僑居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相當于“土著派”。但通過后來的書店經(jīng)營者背景，完造得以接近上海—這個戰(zhàn)前獨特的國際化大都市的中間層，從而實現(xiàn)了人生轉型。以1917年（大正六年）為界，完造從一名行商，轉身為書店經(jīng)營者。從此，內山之名開始與某種志業(yè)合體，那就是內山書店。
其實，內山書店的前身，是內山夫人內山美喜（原名井上美喜）的副業(yè)，首任店長應該也是內山夫人。彼時，完造四處行商，夫婦聚少離多。為排遣夫人的寂寞，便在當時位于魏盛里的自家公寓二樓的亭子間開設了一爿小書店。因夫婦二人均為虔誠的基督徒，書店開業(yè)之初，只經(jīng)營《圣經(jīng)》和圣經(jīng)研究雜志等著作。
完造接手后，夫婦二人胼手胝足，苦心經(jīng)營，書店幾經(jīng)搬遷，越做越大，*后本店于1929年在公共租界內的黃金地段北四川路（施高塔路）落定，并在英租界開了一家分店，成為戰(zhàn)前到戰(zhàn)時，日本在海外的*大書店。1926年，文豪谷崎潤一郎訪問上海，曾在隨筆中記錄了內山書店的繁盛和與店主的交游。
內山書店已然超出了純書店的范疇，頗有種今天書咖啡（Book Café）的味道，在那時就相當文藝范兒了。事實上，內山書店不僅是當時中國*大的人文書店之一，而且兼營出版。店中附設的茶座，即文藝漫談會，由中日兩國的作家文人“輪流坐莊”。老板內山也順理成章地轉身為“漫談作家”，生前出版了不下二十種隨筆集。書店提供的左翼進步書籍，是中國知識界了解世界的窗口，不折不扣的文化重鎮(zhèn)。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僅20世紀30年代，由中國左翼作家翻譯出版的外國文藝書籍中，原版書源自內山書店者，逾三百三
十種。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波譎云詭，戰(zhàn)云密布，扼守上海公共租界戰(zhàn)略要津的內山書店，自然吸引了中日兩國各界的目光，其影響力遠遠溢出了文化圈。店內高朋滿座，用完造自己的話說，“中國**代社會主義者中的李大釗、陳獨秀，都是書店的顧客”。而*著名的書客，當屬魯迅：魯迅不僅常來，甚至他連家中的房租和水電費，都由內山書店代繳。在魯迅所結識的日本友人中，經(jīng)內山引薦介紹者，多達一百六十人以上。魯迅去世前一天，*后一通便箋是致內山的。魯迅生前唯一為人作序的書，是內山完造的處女作《活中國的姿態(tài)》。“一·二八事變”中，魯迅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內山書店避難；魯迅逝世后，內山完造是赫然名列治喪委員會的兩位外籍人士之一（另一位是史沫特萊）。“八·一三”事變時，內山出面搭救被捕的許廣平；郭沫若、陶行知、夏丏尊等進步文化人，都曾得到過內山的營救……毫不夸張地說，內山完造和他的書店，不啻為嚴峻時代中日關系*靠譜的橋梁。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完造把書店資產(chǎn)均分給中日兩國三十余位店員，同年10月23日，上海內山書店作為“敵產(chǎn)”被國民政府接收。1946年12月，內山完造被限期離境，且禁止攜帶任何行李，只穿了一件對襟毛線衣，便上了回國的輪船，大量手記、書信等珍貴文物悉數(shù)佚失。
戰(zhàn)后，因片紙未能帶回國，完造只好以日本出版的歷史年表為線索，完全憑記憶，撰寫了從出生到自上海回國的六十年回憶，即《花甲錄》。1960年9月，《花甲錄》由巖波書店出版。2011年3月，由平凡社再版，并編入權威的東洋文庫。問世逾半個世紀，《花甲錄》早已沉淀為日本現(xiàn)代漢學的經(jīng)典著作。過去十余年來，內山完造的諸種著作陸續(xù)落地中國，獨不見這部“硬貨”登場。此番付梓，聊補遺珠之憾。
在種種意義上，《花甲錄》都是一部重要漢學著作。它不僅是內山完造的個人史—自出生到自上海回國的六十年回憶，從中也折射了從19世紀末至“二戰(zhàn)”結束的日本現(xiàn)代史、社會世相史和中日關系史。學者竹內好評價說：“《花甲錄》并非歷史書，而是歷史本人，是內山完造的人格。對思考日中關系的人來說，是一個無限的未開拓的，或者半開拓的寶庫。”
完造不是歷史家，卻勝似歷史家。完造其人的特殊背景、傳奇經(jīng)歷和從戰(zhàn)前到戰(zhàn)時上海內山書店巨大的影響力，使這部回憶錄史料滿載。其中，很多一手資料，大可作為破解歷史迷津的重要參考。
*后，請允許我談談關于《花甲錄》的內容和體例上的問題。一是原著無注釋，所有腳注均為譯者所加。因本書作為歷史文本，涉及的人事繁復，為方便讀者的檢索、研究，凡加注釋的外國人名（包括日本人），均標注了英文（或日文羅馬字）拼寫。二是由于完造在寫作時以日本戰(zhàn)后出版的歷史年表為時間線索，故每一年的大事記，均為內山所遴選的歷史年表中的記載，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記述，重在歷史線索，請讀者諸君明察。
長年以來，與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副教授O. J.女士“以心傳心”的交流，惠我良多，意義遠大于學術。多少個深夜，以MSN、電子郵件或微信為媒介的“翻譯講座”，對我理解諸多戰(zhàn)前的日本事情和舊式的日語表達，功莫大焉，在此表達深深的謝忱。 寫于2016年10月19日
2020年9月22日改定
花甲錄 作者簡介
內山完造（1885—1959），日本岡山人。未及而立，獨闖十里洋場，一住三十四載。創(chuàng)辦上海內山書店，墓志銘“以書肆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為中華友，歿作華中土”，堪稱現(xiàn)代日本寥寥可數(shù)的真正理解中國的文化人。
上海內山書店，作為戰(zhàn)前日本在海外首屈一指的獨立書店，亦為國際左翼文化據(jù)點，與魯迅交集尤多。內山的處女作《活中國的姿態(tài)》出版時，魯迅親自作序；魯迅逝世后，內山是治喪委員會十三名委員中的兩名外國人之一（另一位是史沫特萊）。至今，百年老店內山書店仍在日本漢學界扮演著重要角色，被視為神保町漢學系“御三家”之首。
劉檸，作家、譯者，北京人，大學時代放浪東瀛，后服務日企有年。先后出版《竹久夢二的世界》《東京文藝散策》《這么多年了，我們還是不懂日本》等著譯十余種，主編《東方歷史評論》日本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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