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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第120輯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44637
- 條形碼：9787521744637 ; 978-7-5217-4463-7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比較.第120輯 內容簡介
《比較》是吳敬璉教授主編的系列經濟學出版物，堅持貼近經濟學前沿和經濟現實選題，借鑒國內外經驗和知識，為讀者理解經濟學發展和經濟問題提供比較分析的視角。本輯比較開篇選取蔡昉教授的《構建中國式福利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依據》一文，對中國福利制度的建設進行了探討。此外，本輯比較還從碳價格，量化寬松政策（或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的影響，滯脹的歷史經驗，發展差異的根源探究等角度，選取了一組稿子，為讀者提供了討論上述問題的新視角。
比較.第120輯 目錄
構建中國式福利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依據 蔡昉 賈朋
國民財富的演化起源 卡姆魯爾·阿什拉夫 奧戴德·蓋勒 馬克·克萊姆普
低碳轉型風險的全球定價 帕特里克·博爾頓 馬欽·卡茨佩爾契克
再議經濟體制問題 理查德·納爾遜
量化寬松的挑戰與出路 繆延亮 唐夢雪
超越破產：作為宏觀審慎監管工具的破產處置 斯蒂文·施瓦茨
從另類公司的治理實踐看治理的邏輯 鄭志剛
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滯脹的回顧與啟示 魏加寧 周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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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第120輯 節選
構建中國式福利國家的理論和實踐蔡昉 賈朋一、引言福利國家是個一般性的概念，各國的相關實踐也存在諸多共性，因此，關于在中國構建福利國家的問題，無疑應該在共同理論的基礎上，以及在國際經驗的比較中進行討論。同時，既然本文設立的命題為構建中國式福利國家，因此有必要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對社會福利體系的現實緊迫需要，作為論證福利國家建設的出發點，并重點關注中國相關的制度安排及其獨特性。為此需要揭示中國發展階段性變化的特征和面臨的挑戰，進而從經驗上為這種變化及其挑戰找到經濟史的關聯性，從經濟理論上找到相關的邏輯對應。中國正在經歷的*突出的階段性變化，表現為兩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轉折點的到來。階段性變化的**個重要標志是，以人均GDP衡量，中國如期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按照現價美元和平均匯率計算，2021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2 551美元。世界銀行新修訂的2021—2022年收入分組，把12 695美元作為高收入國家的門檻（Hamadeh et al.，2021）。這個新起點固然具有積極的意義，至少在統計意義上意味著中國對中等收入階段的跨越；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從此可以高枕無憂。鑒于人均GDP達到12 695美元僅僅是高收入組的門檻水平，僅相當于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44 003美元）的28.9%，攀登高收入階段的各級階梯仍然任重道遠，如果不能保持合理的增長速度，停滯乃至倒退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在中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之際，另一個重要的階段性變化同時發生，即人口轉變趨勢超乎預期地加快。這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未能預測到的，或者在以往預測中被系統性低估的新挑戰。2021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34‰，接近于零增長并且意味著中國即將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比聯合國2019年預測的結果提前了大約十年。同年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即老齡化率達到14.2%，標志著提前五年左右進入國際公認的老齡化社會（UNPD，2019）。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認識這個不期而至的人口轉折點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含義。首先，伴隨人口峰值和更深度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加快減少，撫養比加速提高，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改善、資本回報率和生產率進一步朝著不利方向變化，潛在增長率繼續下降，實現原來預期增長速度的難度加大。其次，人口負增長帶來嶄新的挑戰，即由于人口總量、年齡結構和收入分配產生的抑制居民消費的效應，總需求不足將成為常態化的增長制約因素。這就意味著，無論從供給側還是從需求側看，確保實現遠景目標的經濟增長率，不再如原來預期的那樣自然而然。實際上，經濟學家在研究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的時候即發現，阻礙中等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因素，即使在一國進入高收入階段之后，仍將繼續產生作用，阻礙其跨越門檻之后的經濟增長。例如，埃肯格林等人發表多篇論文揭示中等收入陷阱表現為高速增長的國家在特定時期出現顯著的減速，其中一些經濟體的減速幅度既大且難以反轉。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他們發現，在按照2005年購買力平價美元計算的人均GDP處于10 000~11 000美元和15 000~16 000美元區間，一些國家和地區會發生兩次明顯的減速（Eichengreen et al.，2013）。與世界銀行歷年對經濟體收入分組的數據進行比對，在這項研究涵蓋的1987年以來出現過明顯減速的24個經濟體中，有15個在發生減速時已經處于高收入階段，其中有些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受到較長期的不利影響。也就是說，一個國家跨過統計意義上的高收入門檻，并不能自動確保一帆風順地持續健康發展。針對經濟增長減速因素，特別是對可能妨礙經濟增長達到潛在增長率的需求側因素來說，擴大社會福利支出無疑是有益的。政府承擔主要支出責任加大社會保護、社會福利和社會共濟的力度，也是推進現代化和促進共同富裕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關于福利國家的爭論，其實并不在于要不要進行這一制度建設，而在于社會福利支出資金從何而來。我們或者可以把這個問題進一步轉化為在擴大社會福利支出時，如何做到盡力而為和量力而行兩個原則的有機統一。本文將從理論和經驗兩個方面論證社會福利支出的一般原則和規律及其對中國的特殊意義，進而揭示政策含義并提出建議。二、社會福利支出恒等式：理念和現實在回顧關于福利國家的理論爭論時，研究者往往從理念出發，主要從兩個方向上提出并秉持各自的主張，依據分別是兩種總體對立的模式或類型，即剩余型社會福利模式和制度型社會福利模式（Titmuss，1974）。這兩種模式的差異并不表現為保障水平上的差異，而主要是理念上大相徑庭。前一種模式強調市場、個人、家庭和社會組織的作用，政府只需在*困難群體的社會救助和有限的基本生活保障方面承擔責任。后一種模式則認為，作為一種再分配機制，社會福利保障在任何社會和任何發展階段，都應該是政府承擔的責任。雖然對立理念之間的爭論曠日持久、莫衷一是，也分別產生了大異其趣的實踐后果，但是，從全球范圍看也產生了實踐中的趨同態勢。可以說，這種趨同主要是各國在應對現實挑戰的實踐中不斷試錯的結果。應該說，社會福利體系的完善，或者福利國家的出現、建設和興衰，既建筑在特定政治哲學的思想基礎上，也受到特定時代社會思潮的影響，同時也是因應特定經濟社會發展階段需求而誘致的制度變遷過程。從影響*為卓著的經濟學文獻著眼，我們可以在兩種視野上認識這一制度。一類文獻把社會福利體系構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聯系。沃爾特·羅斯托（Walt W.Rostow，2001）把經濟發展分別劃分為傳統社會、創造起飛條件、起飛、邁向成熟和高水平大眾消費五個階段。在后來的著作中，他還補充了以追求更高生活質量為特征的第六個階段。從邏輯上說，第五和第六個階段無疑與對公共服務的更高需求相關。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2009）創造了“豐裕社會”這個概念，指出國家在進入豐裕社會后，一方面是豐裕的社會財富和私人生產，另一方面是匱乏的公共服務供給，兩者之間形成巨大的落差。他認為解決豐裕社會的社會性貧困問題，需要政府以再分配的手段，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2002，第10章）把經濟發展劃分為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四個階段，認為在財富驅動階段上，會產生一系列與增長速度減慢相關的兩難取舍問題，包括經濟發展目標和社會價值目標的矛盾，以及經濟增量不足與福利支出擴大之間的矛盾。另一類文獻把應對人口挑戰作為福利國家建設的必然要求。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早認識到人口因素在福利國家建設中的作用。早在20世紀30年代，繆爾達爾夫婦便通過著述和演講，警示人口增長速度減慢或人口總量減少可能導致的后果，在主張家庭自主生育權利的同時，倡導通過制度建設把生育和養育的負擔，從作為家庭責任轉變為體現共濟理念的社會福利體系上，借此鼓勵人們結婚和生育。繆爾達爾這一思想的傳播以及據此提出的政策建議，不僅為瑞典社會福利體系建設擘畫了藍圖，也對其他國家的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陳素甜，1982，第三章；Barber，2008，Chapter 10；吉川洋，2020，第47—49頁）。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阿爾文·漢森分別于1937年和1938年做了內容十分接近的演講，指出了英國和美國出現的人口增長停滯趨勢，認為如果不能通過提高社會福利水平和改善收入分配來抵消投資和消費的需求不足，經濟增長將遭遇災難性的后果（Keynes，1978；Hansen，2004）。此外，漢森當年提出的“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概念，被當代一些經濟學家作為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一個標準闡述（Summers，2016）。接受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慘痛教訓，從經濟發展階段和現實挑戰出發，福利國家建設就不再是一個應該還是不應該做的先驗問題，而是何時做以及做到何種程度的策略問題。因此，我們可以采用一個簡潔的公式，形象地說明如何實現盡力而為和量力而行的有機統一。這可以被稱為社會福利支出恒等式，寫作E-B≡0，式中E代表社會福利的實際支出水平，B代表社會具有的支出能力。這個恒等式強調的是實際支出與實際財力之差恒等于零。一旦這個恒等關系不成立，則意味著未能做到盡力而為和量力而行的統一，社會福利支出水平便有改善的余地，或者社會福利政策就有調整的必要。例如，如果E-B>0，就表示社會福利水平超過了保持支出可持續的財力約束，產生“量力而行缺口”，則有必要依據實際能力調減支出水平。如果E-B<0，就表示社會福利水平尚未達到財力決定的潛力，形成“盡力而為缺口”，有必要增加實際支出水平，把資源潛力真正用足用盡。恪守社會福利支出恒等式，既要求堅定地秉持理念，也要求分寸把握能力和技巧，增一分則嫌長，減一分則嫌短。這個公式表達看似簡而又簡，卻蘊含著豐富的意義，與一系列理論討論和政策實踐均密切相關。這里強調的恒等關系，挑戰了關于社會福利制度的傳統觀點，特別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影響而形成的政策理念。在篤信涓滴效應的經濟學信條和否認社會應該履行再分配功能的政策傾向影響下，福利國家的理論和實踐明顯向剩余型社會福利模式傾斜。痛感新自由主義政策實踐造成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惡果，近年來在理論和實踐中關于福利國家的認識已經有所轉變。但是，只有打破傳統的公共財政理念，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歐盟理事會以及許多國家受新自由主義理念影響而倡導的“緊縮”（austerity）做法以及為財政支出設立的制度約束，才可能在實踐中回歸正常的軌道。而這就需要把社會福利支出恒等式作為福利國家建設的原則。此外，雖然稱之為社會福利支出恒等式，公式中的變量卻是按照一定規律，根據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與時俱進的。下面，我們將依據經驗事實，結合一般規律和中國面臨的特殊挑戰，認識這種變化及其政策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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