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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散論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5248870
- 條形碼：9787305248870 ; 978-7-305-24887-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早期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散論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了作者*近二十年發表的主要中文學術論文和少量書評、序言等，研究領域主要涉及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英國中世紀文學和中英比較文學，其中多篇論文的英文版本在西方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過，有些觀點得到了歐美非常不錯同行的認可。研究方法的創新是本書的一大特色，除了中西文學關系研究和文學跨學科研究以外，本書的作者還采用了國內同行很少關注的文學手稿研究、分析目錄學、書籍史等方法，在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領域具有開拓性。
早期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散論 目錄
目錄
001 論歷史劇《托馬斯·莫爾爵士》的審查
018 傳奇劇中的差異地理學:以《泰爾親王配力克里斯》與《倫敦四學徒》為例
033 簡論斯賓塞的詩歌與微型畫
052 《失樂園》、《弗蘭肯斯坦》和《機械姬》中的科學普羅米修斯主義
075 文藝復興時期的札記書
101 英國文學札記書《繆斯的花園》手稿版本研究
119 亨利遜《克蕾絲德的遺言》評析
137 手稿媒介與英國文學研究
153 研究英美文學 手稿不可或缺
159 新時期中國的中世紀英語研究:紀念李賦寧先生誕辰一百周年
171 彌爾頓《失樂園》中譯回顧與展望:為何需要重譯?
193 跨越東西方:辜鴻銘與吳宓對彌爾頓的接受
218 彌爾頓的王權觀念及其與儒家思想比較研究
239 莎士比亞在晚清中國新探
257 莎士比亞中國化:普及與提高
266 林則徐和莎士比亞:《中國大百科全書》的一處錯誤
269 論丁韙良的英譯中文詩歌
284 字句與精意:與李慎之所輯錢鍾書譯例商榷
288 莎士比亞何以成為莎士比亞
300 “中世紀與文藝復興譯叢”序言
305 《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一)》主編的話
308 《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二)》主編的話
311 《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三)》主編的話
313 紀念Carol V. Kaske 教授
317 鴻飛且復計東西:薩義德與貝爾納
展開全部
早期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散論 節選
莎士比亞在晚清中國新探 一般認為,彌爾頓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僅次于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和彌爾頓代表了英國文學乃至英國文化的精華。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前夕編譯的《四洲志》講到英國的時候稱:“有沙士比阿、彌爾頓、士達薩、特彌頓四人,工詩文,富著述。”林則徐的列舉精當地概括了綿延千年之久的英國文學史,也是我們目前所知的中國*早的對莎士比亞的介紹。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是:既然莎士比亞的地位高于彌爾頓,為什么彌爾頓先于莎士比亞進入中國呢?為什么彌爾頓的中譯也比莎士比亞更早呢? 這是偶然的嗎? 本文在一些新發現的中英文材料的基礎上,重新敘述晚清中國對莎士比亞的接受史,同時試圖解釋為何彌爾頓比莎士比亞更早的奇特現象。 實際上,在十九世紀的時候,也有中國人閱讀過莎士比亞和彌爾頓。1847到1849年間,容閎(1828—1912)在美國閱讀了莎士比亞、狄更斯、艾迪生等英國作家,1854年從耶魯大學畢業。1873到1877年,辜鴻銘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期間背誦了莎士比亞、彌爾頓等人的作品,據說辜鴻銘一生把《失樂園》背誦了五十遍。當然,身處異域的容閎和辜鴻銘是特例和歷史的偶然,十九世紀中國的土壤并不培育這樣的英國文學讀者。晚清時,西方來華人士和中國開明的知識分子都為介紹莎士比亞和彌爾頓做出了貢獻。但總的來看,包括傳教士在內的西方人對莎、彌的介紹要比同時期的中國人更細致、更具體,而且由于他們熟悉莎、彌的生平和作品,能夠做出恰當的評價,甚至高水平的翻譯(或演繹)。在晚清時期的上海,《字林西報》和《北華捷報》記載了許多關于莎士比亞的新聞報道、朗誦會和舞臺表演等,大大有助于文學大師莎翁形象的建立;《教務雜志》傳播了多種關于莎士比亞的跨文化知識,有宗教方面的,也有文學和世俗方面的。1903年1月的《字林西報》記載,前兩個晚上在蘭心戲院(Lyceum Theatre)的莎士比亞喜劇《第十二夜》演出不怎么成功,因為劇場的觀眾很少。當然也有成功的記載,1904年2月,據《字林西報》,Mrs. Hannibal Williams在蘭心戲院成功舉行《無事生非》朗誦會,聽眾很多。 彌爾頓的英文名字在《中國叢報》1832年11月號中出現了兩次,這是我們目前所知的彌爾頓在中國跨文化之旅的起點。《傳教士的勞作》一文分析了其前輩耶穌會士的問題所在,指出他們與其給中國皇帝三百臺大炮,不如傳授印刷機這一武器,以在中國的所有省份印制和傳播生命之言(the Word of life)《圣經》,這樣才能為傳教事業建立堅實的、恒久的基礎。文章援引培根、彌爾頓、洛克和威廉·瓊斯爵士等名人名言,來證明在傳教事業中開展圣經教育的極端重要性。其中彌爾頓的引文如下: John Milton, the immortal poet. — “There are no songs comparable to the Songs of Zion, no orations equal to those of the Prophets, and no politics like those which the Scriptures teach.” 約翰·彌爾頓,不朽的詩人:“錫安山的圣歌無與倫比,先知的雄辯首屈一指,圣經教導的政治獨一無二。” 這一引文將彌爾頓定位為“不朽的詩人”,而且是基督教詩人。這一方面為彌爾頓的中國形象奠定了基礎,即偉大的宗教詩人;另一方面解釋了為什么彌爾頓得到西方來華傳教士的特別鐘愛,因為他不僅是偉大的詩人,而且是基督教詩人。作為偉大的基督教詩人,彌爾頓是獨一無二的。《中國叢報》在中國境內出版,主要面向西方讀者,它沒有多少中國讀者的事實并不妨礙彌爾頓的這次登場亮相成為大詩人在中國跨文化之旅的肇始。這比我們通常認為的彌爾頓在中國的起點要更早,也比莎士比亞在中國的起點要更早。日本學者認為,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的名字*早傳到日本是在1841年, 而他們的名字傳到中國都早于日本。彌爾頓宗教詩人的身份幫助他在中國搶先登陸。林則徐、魏源、陳逢衡和姚瑩等中國士大夫將彌爾頓和莎士比亞等英國文學家放在一起進行介紹,不加區分,而傳教士的區分是意味深長的,基督教詩人擁有優先權,哪怕是在民族詩人莎翁面前。 1854年9月1日的傳教士雜志《遐邇貫珍》在說教性文章《體性論》之后的“附記西國詩人語錄一則”中,扼要介紹了米里頓(即彌爾頓)的生平,而且刊登了彌爾頓著名的十四行詩《詠失明》(When I consider how my light is spent)的漢譯,有的論者稱之為“*早的漢譯英詩”。筆者認為不宜斷言“*早”,而贊成周振鶴更為謹慎的態度。 但可以肯定的是,就我們目前所知,彌爾頓是*早被翻譯成漢語的英語詩人之一,如果不是*早的話。 世茫茫兮,我目已盲。靜言思之,尚未半生。 天賦兩目,如托千金。今我藏之,其責難任。 嗟我目兮,于我無用。雖則無用,我心鄭重。 忠以計會,虔以事主。恐主歸時,縱刑無補。 嗟彼上帝,既閉我瞳。愚心自忖,豈責我工。 忍耐之心,可生奧義。蒼蒼上帝,不較所賜。 不較所賜,豈較作事。惟與我軛,負之靡暨。 上帝惟皇,在彼蒼蒼。一呼其令,萬臣鏘鏘。 駛行水陸,莫敢遑適。彼侍立者,都為其役。 該譯詩采用《詩經》四言體風格,內容忠實,朗朗上口,高風雅致,攝人心魂,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信達雅”的崇高標準。無論作為藝術品還是宗教宣傳品,譯詩的質量都是相當高的。與此相對照,在整個十九世紀,我們迄今尚未發現任何莎士比亞的中譯文。1793年,來訪的馬戛爾尼伯爵在日記中將中國稱作“美妙的新世界”(《暴風雨》);1888年9月,英文報紙《字林西報》和《北華捷報》報道稱,有敕令要把莎士比亞譯為中文,供清廷的王子閱讀,并認為*好的譯者人選是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盡管報道對敕令的真實性持懷疑態度,盡管沒有實現,但這是我們看到的*早的莎士比亞中譯的提議,它暗暗撒播了一顆種子,這顆種子終將破土而出,茁壯成長。到了二十世紀初,我們終于看到了莎士比亞作品片段的中譯。 故事要從日譯本《自助論》說起。1870年,日本維新大儒中村正直翻譯的《西國立志編》出版,這本明治時期的暢銷書傳播了西洋價值觀, 該書不僅數次援引彌爾頓的例子和名言來闡明自助精神,而且多次提及“舍克斯畢”,有莎翁小傳和莎劇臺詞片段譯文。此書原名《自助論》(Self-Help,1859年**版),蘇格蘭人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1812—1904)著,由于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闡述了時代精神,在歐美風靡一時,被譯為法語、德語、荷蘭語、丹麥語等。論者稱之為“維多利亞中期自由主義的圣經”,甚至有人認為這是“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受歡迎的勵志書之一”。 而且,自助精神影響了狄更斯的小說創作。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1901)的名著《勸學篇》提倡獨立精神(“人人獨立,國家就能獨立”),其書陸續發表于1872—1876年,正當《西國立志編》流行之時,福澤諭吉的獨立精神與自助論相一致,前者可能受到了后者的影響。梁啟超1899年在《清議報》上推介《自助論》時盛贊其對明治維新的作用,稱“其振起國民之志氣,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氣,功不在吉田、西鄉下矣”。自此以后,《自助論》的中譯本(一般經日文轉譯)幾十年間暢銷不衰, 自助精神在清末民初的中國思想界、出版界、教育界和知識界產生了很大影響。“長夜難明赤縣天”,二十世紀之交的舊中國積貧積弱,內交外困,無數仁人志士在探索救國的過程中痛切地意識到奮發圖強、自強自新的重要性,而自西方經日本舶來的自助精神正當其時,成為時代的號角。作為書中援引的眾多例子中的兩個,莎士比亞和彌爾頓也是自助精神的代表;與此同時,借著自助精神的傳播和弘揚,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的名字更為深入人心。二者實有相得益彰之效。 《自助論》版本眾多。由羅振玉和王國維創辦的《教育世界》(上海)1903年分五期(第46—50期)連載了《自助論》全文十三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自建數據庫“民國舊報刊”有數字化全文。這一版本署名“日本中村正直譯、中村大來重譯”,系從日譯本轉譯,故稱“重譯本”,中村大來應該是中譯者的筆名,具體身份不詳。這一版本與通行的商務印書館訂正本相比,少了中村正直的序,而多了作者原序,即修訂版作者序言,Preface。此前,梁啟超在《清議報》上已經轉載了中村正直的總序等多篇序言(1899年第28—29期)。“商務訂正本”多次再版,是《自助論》*流行的中譯本。訂正《自助論》一冊(一名《西國立志編》)由上海通社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纂,福建侯官人林萬里(1873—1926)校訂,系從中村正直日譯本轉譯,上海商務印書館庚戌年(1910)三月初版,林萬里的序署名時間為宣統元年(1909)冬十一月。筆者知見的版本有1917年第七版、1919年第八版、1923年第十版、1926年第十一版和1928年第十二版。從1910年到1917年,七年時間印行七版,可見該書在清末民初的中國是何等暢銷。在《教育世界》重譯本和商務訂正本之間,《直隸教育雜志》于1907年錄《東三省日報》,刊登了《自助論》,主要內容是**編譯文,但也有譯者自己的闡發。這是清朝末年《自助論》的三種中譯文。民國時期,主要通行的是商務訂正本再版,但也有重新翻譯的節譯出現,如潘世倫譯的白話歷史小說《陶工苦業記》(1917)和歐本鵬譯的《自助論》開頭(1930)等。此外還有出版于上海的羊羔譯本《自助論》(通社叢書,1903)和林文潛譯本《論邦國與人民之自助》(1911年前)等。這些譯文和譯本的出現,都是為了在民族危難的關頭警醒和激勵同胞,“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志有恒,青年終有成功之日,國家終有富強之時。該書以出身卑微的大詩人彌爾頓為例,說明貧賤人家之子亦能成豪杰,享盛名,英雄不論出身。莎翁小傳出自同一編,詞曲名家舍克斯畢同樣出身微賤,其父為屠夫兼牧人,他自己小時候曾以梳獸毛為業,但他“深沉好學而勤勉任業”,至今“尚為世所推重”。 《自助論》倡導的是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胡適語),籍籍無名者通過個人奮斗,也能在各行各業出人頭地,為國家為社會做出貢獻。聯系到中國傳統文化里個人的嚴重缺失,這種對個人奮斗的提倡正是對癥的湯藥,它擺脫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造反主義思維,而更具現代意識和公民社會的建設性。作者還舉莎士比亞、喬叟、斯賓塞和彌爾頓等著名文人為例,來論證“文學職業之一致”(商務訂正本小標題),從事某種職業并不耽誤吟詩作賦,創作小說。換言之,當今的白領完全可以白天上班,孜孜以謀生,晚上寫作,踐行文學夢。 除彌爾頓的名言外,1903年同時出現了莎劇臺詞片段中譯文,見《自助論》第十編章首題詞: 舍克斯畢曰:勿借金與人,而亦勿受借于人。借金于人者,既損己而亦損人;受借于人者,足以鈍勤儉之鋒刃。(《教育世界》重譯本,第49期) 舍克斯畢詩曰:無為借錢人,無為貸錢人。貸錢與借錢,損己亦損人。(商務訂正本,149) 這段話出自莎翁悲劇《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誡子語: Neither a borrower nor a lender be: For loan oft loses both itself and friend; And borrowing dulls the edge of husbandry.(1.3.75-77) 朱生豪和梁實秋是莎劇*重要的中譯者,他們都把波洛涅斯此處的素體詩譯成了散文。《教育世界》譯本像后來的朱生豪和梁實秋一樣,也處理成了散文,譯得忠實但累贅;而林萬里訂正本譯成了詩,原意雖有割舍,但沒有實質性傷害,且詩體簡短有力,與原文交相輝映,令人歡喜賞嘆。這是一枚久已遺忘的莎劇文本中譯珍寶,雖然是從日文轉譯的。晚清的人們早已熟悉了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的名字,如今他們在一本暢銷書里終于有機會讀到了他的文辭。這是我們目前發現的莎士比亞劇作*早的中譯文。 同是在1903年,另外一個地方也出現了莎劇片段中譯文,即《新民叢報》中《第十二夜》片段中譯。彗廣《大哲斯賓塞略傳》贊美了傳主勤于著述的毅力和精神: 古來豪杰之建大業者,莫不有忍辱負重之毅力,冒萬險排萬難。……夫以極窘之刻資,極羸之病體,曾不自餒,而毅然貫徹其目的而后已焉。詩人索士比亞曰:“紀念碑上之忍耐力,對于苦難而含微笑者也”,若先生庶近之矣。世有崇拜先247早期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散論生者乎,勿徒學其學,學其人可也。 這句莎士比亞引文出自喜劇《第十二夜》,女扮男裝的Viola對著自己暗戀的公爵Orsino吐露情愫: She pined in thought, And, with a green and yellow melancholy, She sat like Patience on a monument, Smiling at grief.(2.4.109-112) 這里的第三人稱實際上是自況。寓言人物“忍耐”坐在碑座上,含笑面對苦難。淑女思而不得,面容憔悴,又要保持風度,其景況恰似“忍耐”。忍耐是基督教美德,所謂“忍辱負重之毅力”,其典范是十字架上的耶穌。彗廣信手拈來,譯文非常忠實,很好地傳達了grace under pressure的內涵。1903年同時出現了莎士比亞悲劇和喜劇片段中譯文(而非蘭姆姐弟改編版),這是了不起的突破。在十九世紀的中國,莎士比亞的名字成為英國性的代表,但其作品文本尚未被介紹進來。 二十世紀初的莎劇原文片段中譯文久已湮沒,我們的考察工作使埋沒的珍寶重見天日,這對于重寫莎翁翻譯史不無積極意義。 重寫莎翁翻譯史還有更多的材料可以利用。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紀初出現了兩個蘭姆姐弟《莎士比亞故事集》的文言文中譯:《澥外奇譚》(上海達文社,1903)有10個故事;林紓、魏易合譯《吟邊燕語》(1904)有20個故事。后者影響巨大。文明戲的寵兒《威尼斯商人》在前者中譯名為“燕敦里借債約割肉”,在后者中譯名為“肉券”。學者們發現,這部廣受歡迎的莎劇還有其他譯本,如包天笑譯《女律師》(1911年發表于《女學生》)被稱為“**個以劇作形式出現的莎士比亞劇本”,新教傳教士亮樂月譯《剜肉記》(1914—1915年連載于《女鐸》)是“**個被比較完整地翻譯成中文的莎士比亞劇本”。對此我有兩點補充,一是兩個鮮為人知的莎劇早期中譯本,二是圣約翰大學至遲自1896年起開啟了學生表演校園莎劇的傳統,包括《威尼斯商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對莎士比亞的認知、出版、翻譯(譯寫)和演繹比我們已經意識到的要更多更廣。 1910年1月13—17日,《申報》分五期連載了署名“皞檗”的短篇小說《一磅肉》(即《威尼斯商人》);1911年,《浙江省立**師范學校校友會志》第三號刊登了俞驚坤譯的劇本《良宵情夢》前三幕(即《仲夏夜之夢》,未完)。如果說前者像林譯小說一樣采取了短篇故事的形式,掩蓋了莎劇的本來面貌,那么,后者則是以分幕的戲劇形式用夾雜白話的文言文翻譯了“雅典情劇”。包天笑的《女律師》恐怕不能獨擅“**個以劇作形式出現的莎士比亞劇本”的榮譽,俞驚坤譯《良宵情夢》理應分享這一榮譽。1910—1911年,商務印書館在“英文文學叢書,附漢文釋義”系列出版了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麥克白》以及蘭姆姐弟的《莎士比亞故事集》等書:莎士比亞《威匿思商》六角;莎氏《樂府本事》一元;莎士比亞《麥克白傳》六角。從1910年12月到1911年9月,商務印書館多次在《申報》上登出了這些書的廣告。商務印書館委托裘克安主編的“莎士比亞注釋叢書”歷時近三十年,出版了41冊(1984—2011),堪與久負盛名的阿登莎士比亞叢書相媲美。 一百多年前的“英文文學叢書,附漢文釋義”可以說是莎士比亞注釋叢書的前身。教會學校為商務印書館的“英文文學叢書”準備了漢文釋義的專家,如圣約翰大學文學士Sung Tsoo-zung(當指沈寶善)注釋了《威匿思商》、《麥克白傳》等。與林紓合作翻譯《吟邊燕語》等書的口譯人魏易(1880—1933)曾經就讀于圣約翰書院預科(1896—1900),其間可能接觸過校園莎劇。從出版界的情況看,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國已經形成了穩定的市場,許多人能夠借助漢文釋義閱讀莎士比亞的原著。這其中,林譯小說的風靡功不可沒,大大普及了莎士比亞,而教會學校則在基本面帶動了對莎氏原作的閱讀。 鐘欣志的重要研究表明,上海圣約翰大學1896—1911年間在夏季結業式上學生演出的英文莎劇形成了一個傳統,“中國之有大學生演劇,自圣約翰大學始”(24),這些莎劇演出的內容非常世俗,是中國早期話劇的重要試驗,可惜素來不為人重視。根據鐘欣志的文章,晚清時期,圣約翰學生在夏季結業式上演出過如下莎劇片段: ……
早期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散論 作者簡介
郝田虎 1974年生，山東棗莊人，北京大學學士、碩士，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現任浙江大學外語學院教授、博導、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2016年度），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彌爾頓作品集整理、翻譯與研究”首席專家。研究領域包括早期現代英國文學、比較文學、英文手稿研究等。發表專著兩部，學術論文約六十篇，譯著（合譯）七部，其中首部專著獲第八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主編“中華譯學館·中世紀與文藝復興譯叢”“文藝復興論叢”等。學術和社會兼職包括美國彌爾頓學會執委會委員，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詩歌研究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集刊主編，歐美重要期刊Milton Quarterly和Multicultural Shakespeare編委，浙江省歐美同學會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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