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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家庭的性別差異與相關對策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15746
- 條形碼：9787030715746 ; 978-7-03-071574-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困難家庭的性別差異與相關對策研究 本書特色
本項目的研究對象是低保家庭的性別差異，主要目標是借助社會性別視角來考察并分析我國低保家庭的性別差異，與西方\"貧困女性化\"理論進行對話，并提出適合我國的具有社會性別敏感性的相關對策建議
困難家庭的性別差異與相關對策研究 內容簡介
20世紀70年代，“貧困女性化”概念提出后引發了各國的關注。我國相關研究表明，女性貧困發生率高于男性，男女兩性對貧困的體驗和遭遇有所不同，然而目前我國社會救助的單位是家庭，女性個人被包含在困難家庭之中，相關低保和專項救助政策忽視了社會性別結構對家庭的影響。 本書透過社會性別視角考察我國困難家庭的性別差異，尤其把女戶主困難家庭與男戶主困難家庭進行比較，并在此基礎上弄清女性貧困群體的特征，從新的視角拓展對貧困的理解并擴展對困難家庭的研究空間。 本書適合社會保障、社會救助領域內的研究者、實踐工作者、學生，以及對相關領域感興趣的讀者閱讀。
困難家庭的性別差異與相關對策研究 目錄
目錄
第1章 緒論 1
1.1 困難家庭研究背景和意義 1
1.2 文獻綜述 3
1.3 研究方法 7
第2章 概念界定與理論基礎 9
2.1 概念界定 9
2.2 理論基礎 13
第3章 困難家庭人口經濟狀況的性別差異 25
3.1 困難家庭人口構成的性別差異分析 25
3.2 困難家庭主要困難的性別差異分析 32
3.3 困難家庭經濟狀況的性別差異分析 35
3.4 本章小結 55
第4章 困難家庭社會救助狀況的性別差異分析 57
4.1 困難家庭享受社會救助的性別差異 57
4.2 困難家庭享受*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性別差異 60
4.3 困難家庭對社會救助評價與期待的性別差異 62
4.4 本章小結 66
第5章 困難家庭對困難和救助體驗與感受的性別差異 68
5.1 受訪男女低保戶主基本情況差異 69
5.2 困難家庭對困難感受的性別差異 71
5.3 困難家庭對社會救助體驗與感受的性別差異 79
5.4 本章小結 85
第6章 應對我國困難家庭性別差異的相關對策 87
6.1 理念目標：推動社會性別平等主流化 89
6.2 政策設計：構建性別敏感的社會政策 91
6.3 技術方案：選擇合理適當的實施方式 96
第7章 政策建議 99
參考文獻 101
附錄1 107
2017～2018年四川省低保家庭訪談提綱 107
附錄2 110
2017～2018年四川省社區（村委會）低保工作人員訪談提綱 110
第1章 緒論 1
1.1 困難家庭研究背景和意義 1
1.2 文獻綜述 3
1.3 研究方法 7
第2章 概念界定與理論基礎 9
2.1 概念界定 9
2.2 理論基礎 13
第3章 困難家庭人口經濟狀況的性別差異 25
3.1 困難家庭人口構成的性別差異分析 25
3.2 困難家庭主要困難的性別差異分析 32
3.3 困難家庭經濟狀況的性別差異分析 35
3.4 本章小結 55
第4章 困難家庭社會救助狀況的性別差異分析 57
4.1 困難家庭享受社會救助的性別差異 57
4.2 困難家庭享受*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性別差異 60
4.3 困難家庭對社會救助評價與期待的性別差異 62
4.4 本章小結 66
第5章 困難家庭對困難和救助體驗與感受的性別差異 68
5.1 受訪男女低保戶主基本情況差異 69
5.2 困難家庭對困難感受的性別差異 71
5.3 困難家庭對社會救助體驗與感受的性別差異 79
5.4 本章小結 85
第6章 應對我國困難家庭性別差異的相關對策 87
6.1 理念目標：推動社會性別平等主流化 89
6.2 政策設計：構建性別敏感的社會政策 91
6.3 技術方案：選擇合理適當的實施方式 96
第7章 政策建議 99
參考文獻 101
附錄1 107
2017～2018年四川省低保家庭訪談提綱 107
附錄2 110
2017～2018年四川省社區（村委會）低保工作人員訪談提綱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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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家庭的性別差異與相關對策研究 節選
第1章 緒論 1.1 困難家庭研究背景和意義 “社會性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隨著女權主義運動實踐發展起來的，是相對于“生理性別”“生物性別”“自然性別”而言的概念，其關鍵意義在于社會性（夏雪，2009）。社會性別是以性別差異為基礎的社會關系的一個組成成分，它把兩性關系作為*基本的社會關系，認為社會性別是社會關系的本質反映，分析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的根源可以從探討兩性關系入手。現今，社會性別已發展成為社會科學領域一個重要的分析工具和研究視角。社會性別作為基本身份和基本社會關系，影響著人們平等獲取資源的機會（蔡玉萍和杜平，2011），進而也影響著人們與貧困之間的結構性關系。僵硬的社會性別角色使女性在獲得教育、平等參與勞動力市場、享受合理的薪資待遇及分享平等的權利與責任等方面都處于相對弱勢地位，這使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貧困。1995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人類發展報告》中指出，“貧困有一種女性的面孔”，這其實就指出了女性比男性更易陷入貧困且貧困程度更深的問題。貧困女性化問題在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貧困在性別上存在顯著差異（Finnoff，2015），這既是指貧困人口中女性人口比例增加，也指貧困家庭中以女性為戶主的家庭所占比例增加（霍萱和林閩鋼，2015）。貧困女性化不僅會給女性自身的身心健康和發展帶來不利影響，還會對其子女的身心健康與發展造成不良影響（陳銀娥等，2015），如增加青少年肥胖、心血管疾病和焦慮抑郁等心理疾病和不良行為（Holtz et al.，2015），也容易導致貧困的代際傳遞。比如，日本學者的研究發現，受助成人中有25.1% 曾經在童年時生活在受助家庭中，這種情況在單親母子家庭中尤為顯著（NHK特別節目錄制組，2017）。鑒于此，在反貧困和相關社會政策中，增加女性平等獲取資源的機會和權利，已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例如，拉美國家的有條件現金轉移支付救助項目中，救助金就只發放給女戶主，以促進救助金的有效使用并增進性別平等和減少女性貧困。 在中國，不少研究已經指出，女性貧困發生率高于男性。例如，《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2011》顯示，2010年在國家扶貧重點縣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中，男性人口貧困發生率為9.4%，而女性人口貧困發生率為9.8%，也就是說，貧困人口并非均質的而是存在著性別上的不平等，女性通常是貧困群體中的較貧困者，此外，由于社會性別因素的影響，男女兩性在既有的社會關系建構中所承擔的社會角色、勞動分工和對資產權力擁有的不同，男性和女性易受損害性也不同，對貧困的體驗和遭遇也有所不同（趙群，2005）。由于目前我國對貧困的測量和社會救助的單位均是家庭，女性個人被包含在困難家庭之中，貧困的性別差異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被掩蓋，相關低保和專項救助政策沒有關注到社會性別結構對家庭的影響，缺乏社會性別敏感的救助政策，這會強化困難女性的邊緣地位。因此，透過社會性別視角去考察我國困難家庭的性別差異，尤其是把女戶主困難家庭與男戶主困難家庭進行比較，并在此基礎上弄清女性困難群體的特征，其家庭的貧困遭遇和現有社會救助等政策對其的支持等問題，具有較為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 從學術價值上講，研究困難家庭的性別差異可以從新的視角拓展對相對貧困的理解并拓展對困難家庭的研究空間，更多關注困難家庭中的女性福祉，而不僅將家庭視為一個單位或僅關注困難家庭中的兒童。西方的貧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理論表明了貧困現象越來越趨于女性化和女戶主家庭的特殊性，且指出了女戶主家庭福利依賴的傾向和脫貧的困難性。關于中國困難家庭的性別差異和受助情況的本土研究發現，可以與西方貧困女性化理論進行比較并分析異同，由此帶來理論啟示并為未來我國相對貧困治理的決策提供理論基礎，改變現有理論研究僅關注某一特殊類型女性困難群體或將女性困難群體置于一般貧困研究領域的現狀。 從應用價值上看，我國目前缺少分性別的貧困統計及專門的女性救助和反貧政策安排，在低保等相關救助政策的具體決策和執行過程中存在忽略女性特殊需求及權益維護的問題，而單純將其視為發展中的弱勢群體或受助對象，缺少對其性別平等意識和參與意識的啟發。當下，離婚率攀升、獨身女性增多及分居導致女戶主困難家庭增多，在我國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背景下，絕對貧困已經消除，但相對貧困日趨突出，本書可以促進相對貧困治理和性別平等的策略融合，有利于消除性別盲視并制定出性別敏感的救助政策和幫扶政策，因為如果從統計和研究上都無法關注到困難家庭的性別差異，那就無法有針對性地制訂出符合貧困女性生存和發展需求的計劃。本書有助于推動將社會性別意識納入低保等常態化幫扶政策，有利于實現性別平等并促進相對貧困問題的解決。 1.2 文獻綜述 20世紀60年代起，第二次女權運動推動了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的興起，女性主義思想在社會科學領域快速傳播，女性貧困問題作為女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因此受到關注，一些學者開始從女性主義的角度研究女性貧困問題，探討其成因和對策，然而，這一階段女性貧困問題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社會科學、社會服務和文化及種族等方面，經濟學研究進程相對緩慢，相關成果有限，但也不能否認，這期間女性主義相關思想和理論為女性貧困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1978 年，美國社會學家皮爾斯（Pearce）*早正式提出了貧困女性化這一術語與概念，她發現美國貧困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貧困人口中女性人口比例和所有家庭中女戶主家庭的比例均在增加，她重點關注了女戶主家庭，認為其脫貧難度更大（霍萱和林閩鋼，2015），在這之后女性貧困問題研究引起了各國普遍關注。1987年，阿馬蒂亞?森提出了“能力貧困”學說，這使得貧困的概念更加復雜與豐富，女性貧困問題的研究視角也更加多維化，相關研究成果逐步增加。1995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更是明確將“女性與貧困”作為其重點關注領域之一，同年女性主義經濟學國際協會還創辦了《女性主義經濟學》期刊。此外，20世紀90年代，第三次女權解放運動發生，這一階段女性內部的差異性和多樣性被關注和強調，相關理論主張、性別問題研究應該從多元差異視角把種族、經濟、政治、文化和國家等因素納入進來，可以說在這之后，國際理論界關于女性貧困及其減貧問題的研究開始大規模出現，研究進程迅速加快，研究范圍大幅拓展（陳銀娥等，2015）。總的來看，和女權運動進程密切相關的國外女性貧困問題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特點。 **，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對女性貧困的研究更為關注，相比較而言，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較為薄弱，但正在逐步受到重視。西方發達國家在女性貧困問題研究方面之所以成為主力，主要得益于人力和財力兩方面的優勢，即該領域有眾多的研究人才和強大的資金支持。發展中國家對女性貧困的研究雖然不及發達國家，但是正日益受到關注，因為發展中國家女性貧困的發生率遠高于男性，女性貧困問題較為突出且有日漸嚴重的趨勢，尤其是那些政治、經濟和社會處于轉型與變革中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導致女性貧困化的原因較為復雜，女性在就業、教育程度、健康水平和家庭地位等多個方面均處于不利地位（陳銀娥等，2015）。非正規就業和長期失業是女性陷入貧困的主要原因，此外，女性受教育水平不高、健康狀況較差、在家庭中居于從屬地位等原因都易導致其陷入貧困。例如，女性承擔大量家庭無償勞動，導致時間被占用，受教育機會少，這都會引發女性貧困（Kher et al.，2015），更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貧困會給其子女帶來不利影響，影響下一代的健康和發展，導致貧困的代際傳遞（王愛君，2009）。 第二，女性貧困問題研究方面出現跨學科與綜合性態勢，尤其是醫療衛生保健學科對該領域的關注日益顯著，女性身心健康成為研究的重點之一（陳銀娥等，2015）。貧困是多維和復雜的概念，不僅涉及收入和支出，還涉及健康、教育、發展等諸多方面，女性貧困也是如此，因此，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僅涉及社會科學方面，也涉及健康、衛生、醫療等自然科學方面，是交叉的、綜合性的課題，尤其是醫療衛生保健方面的貢獻逐步增加，女性身心健康問題成為研究重點。研究發現女性身心健康與收入水平呈明顯正相關，收入水平低除了直接對女性身心健康造成直接不良影響外，還會通過就業、受教育水平、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等社會和行為因素，對女性身心健康造成危害更大的間接不良影響，其中社會地位相對低下是造成貧困女性健康受損的重要原因之一（Fuller-Rowell et al.，2012）。尤其在“父權制”國家，女性的弱勢地位更加明顯，藥品、食品等基本生活資源被男性支配，女性的健康和營養狀況堪憂，這導致女性更易受疾病困擾，也更容易受到暴力對待（Fram et al.，2006）。 第三，女性貧困問題研究與福利政策的聯系日益密切，性別敏感的社會福利政策逐漸成為女性反貧困的長效機制（陳銀娥等，2015）。貧困女性化的提出，反映了與早期相比，女性的貧困問題越來越少地被掩蓋在男權制家庭內部，游離在男權家庭之外的貧困女戶主家庭和老年女性日益增長的貧困反映出建立在男權制家庭模式之上的社會福利制度的不足（金斯伯格，2010）。因此，性別敏感的社會福利或針對女性需要的福利政策非常重要，女性社會福利政策研究是公共政策研究和性別研究決策的交叉研究領域，強調要在福利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等全過程運用社會性別分析方法，力圖實現女性貧困領域的社會性別主流化（劉繼同，2003）。在具體實踐中，許多國家制定了專門針對女性群體的社會福利政策，既包括一般性的保障措施，也包括根據女性生命周期特征制定的特殊保障措施，重點傾向于女童、孕婦和老年婦女等。應該說，關于女性社會福利政策的合理性及其效用引起了各國政府和理論界的重視，相關討論和研究，主要包括女性福利政策中具體項目的適應性、覆蓋面和效果問題，對易陷入貧困的女性群體提供福利的必要性問題等，如威爾遜針對女戶主貧困家庭的貧困持續期和相關福利制度進行了研究，他發現女戶主家庭更易出現持續貧困現象，需長期依靠救助才能生活，常與福利依賴產生聯系（威爾遜，2007）。因此，需要政府鼓勵為單親女戶主家庭提供教育和培訓機會、促進其就業（Millar，2009），并向其提供住房等方面的救助服務（Evans，2009），進一步完善社會福利制度，此外，還需要在勞動力市場中提高女性地位并鼓勵男性參與家務勞動（Misra et al.，2007），通過微型金融項目和措施來幫助女戶主貧困家庭等（Holvoet，2004）。 中國對女性貧困問題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起步滯后于國外，目前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指出了我國存在貧困女性化的狀況。不同研究者都發現中國女性貧困發生率明顯高于男性（許艷麗和董維玲，2008）。女戶主貧困家庭的份額逐年增加，尤其是農村地區（陳銀娥和何雅菲，2013）。此外，農村女性、老年女性、單親母親、少數民族婦女都更容易陷入貧困（趙群和王云仙，2011）。當然，不同學者的研究視角有所不同，大多數是從上述經濟和物質角度來衡量女性貧困，還有從文化視角來界定女性貧困的，其認為女性在文化、教育、社會資本及社會網絡支持等方面存在貧困，女性個體或群體在知識水平、價值觀念、身心素質和思維方式等方面均落后于男性群體，已婚女性尤其是老年女性在休閑娛樂、文化等方面存在精神貧困。此外，還有從其他視角來界定女性貧困的，主要從健康、時間、婚姻等方面來定義。例如，其認為農村婦女一般存在健康狀況差、疾病相對多的健康貧困（郭瑞香，2011），婦女尤其是已婚婦女既需要承擔勞動力市場的工作還需要承擔大量家務勞動，難以獲得充足的休息和閑暇，存在“時間貧困”（暢紅琴，2010），另外，在婚姻觀念、生育觀念及行為和家庭地位上存在婚姻生活貧困（蔣美華，2007）。 二是對我國女性貧困的原因分析。許多研究集中于探討農村貧困女性、農村老年婦女及農村老年喪偶婦女等弱勢群體的困難原因，認為導致女性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面且復雜的，既包括宏觀社會結構因素，也包括微觀個人行為因素，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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