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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巨變時代鄉村社會之殤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0725200
- 條形碼：9787520725200 ; 978-7-5207-2520-0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離婚:巨變時代鄉村社會之殤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對婚姻感興趣的讀者翔實的數據，冰冷的案例，勾勒出農村離婚夫妻具象，描繪農村離婚大趨勢，探尋背后深層次原因，分析農村離婚的危害，了解農村離婚問題，讀這本就夠了！
離婚:巨變時代鄉村社會之殤 內容簡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速騰飛，城鄉人口高速流動，社會轉型加速，農民價值體系嬗變和重構，市場化和城鎮化裹挾著現代性全面滲透到鄉村社會，鄉村社會的婚姻觀念、婚姻習俗、婚姻行為和婚姻價值發生重大變化，導致農村社會的離婚現象愈演愈烈。本書基于14個省、市、自治區30個鄉村的田野調查為基礎，以1836份調查樣本為依據，通過數據和案例相結合的方式，勾勒出農村離婚夫妻的具象，描繪農村離婚的大趨勢，探尋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分析農村離婚的危害，讓我們深刻地認識和了解社會轉型期農村離婚及相關婚俗現象。
離婚:巨變時代鄉村社會之殤 目錄
序言
緒論 巨變時代的農村婚姻：穩定性嬗變
**章 離婚具象：從樣本挖掘共性
**節 用數據說話：勾勒農村離婚夫妻具象
第二節 管窺的力量：發現農村離婚夫妻的特征
第二章 幕后臺前：復雜的原因和明朗的趨勢
**節 復雜的原因：個體、家庭和社會因素的交織
第二節 明朗的趨勢：加速化、年輕化和多樣化
第三章 社會之基：巨變時代的鄉村之變
**節 加快：巨變時代的人口流動
第二節 加劇：巨變時代的家庭離散
第三節 加速：巨變時代的婚俗嬗變
第四節 加大：巨變時代的婚制改革
第五節 加深：巨變時代的輿論式微
第四章 生成之制：工具化、祛魅化和個體化
**節 工具化：當婚姻成為獲取幸福的手段
第二節 祛魅化：當婚姻遭遇理性化主導的世界
第三節 個體化：當自主婚姻成為社會風尚
第五章 類“灰犀牛”：鄉村社會不可承受之重
**節 連鎖反應：受傷害的不僅僅是兩個人
第二節 累計效應：鄉村振興不可回避的風險
結論 勞燕分飛為哪般？
余論 巨變時代的個體、家庭、社會與婚姻
參考文獻
后記
展開全部
離婚:巨變時代鄉村社會之殤 節選
巨變時代的農村婚姻：穩定性嬗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大力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為 了保護重工業的優先發展，盡快把我國建設成為工業化國家，實現國家的趕超戰略，我國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 通過一系列二元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形成了城鄉嚴格分離的社會結構。這一社會結構的設置，一方面有效地防止了農村人 口流向城鎮，尤其是戶籍制度的推行把農村人口局限在農村從事 農業生產，以促進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的繁榮；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在發展重工業過程中，未能創造很多的就業機會， 加上當時我國的物質生產極其有限，各種資源短缺，還不能滿足全國人民的生活需要。用建立城鄉二元結構的方式，將一部分人安排在農村，用自己的勞動創造物質資料，這樣既能養活農村人口，又能填補城市工業發展和城市人口對物質資料的需求，從而實現我國工業化戰略目標。然而，也正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這一功能，造就了我國工業和農業二元結構的獨特發展路徑，即工業和農業二元結構迅速形成并呈不可逆轉之勢，由此形成了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婚姻是建立家庭的基礎，受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影響，城鄉人口流動規模小，農村的通婚圈被束縛在一個相對狹小的范圍，通常以地域為基礎，以生產生活為功能性需要，在熟人社會中通婚并組建家庭，從而維持農村家庭生產和人口再生產。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舊社會的婚姻陋習在農村被全面、徹底地消除，“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一夫一妻制得以全面實現。受國家行政權力全面滲透的影響，維系農村婚姻穩定的紐帶得到了相應的鞏固。一方面，基層政府全面貫徹《婚姻法》并建立相應的婚姻調解制度，有效防止了農村婚姻亂象；另一方面，農村社會中的婚姻內生性規范有效地遏制了婚姻破裂現象，“夫唱婦隨”“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生產生活模式得以延續。因此，農村婚姻關系維持在一個相對封閉和穩定的狀態，離婚率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速騰飛，但也造成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出現區域不平衡和城鄉不平衡的現象。一方面，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拉大，導致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現象日益明顯；另一方面，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差距拉大，導致了城鄉之間發展不同步和不平衡現象，加劇了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矛盾。顯然，我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現象表現在經濟社會的各領域。首先，改革開放初期，隨著鄉鎮企業的興起，我國城鎮第二、第三產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并帶動了城鎮非農就業。但是，對于農村來說，**產業的發展相對滯后，尤其農村家庭的貨幣化收入相對于城鎮家庭來說低很多，城鄉之間的產業差異及各種制度性障礙使得非農化與城鎮化進程脫節，農村居民越來越不適應城鎮非農產業發展的需要，農村**產業生產效率難以得到提高，進一步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其次，在改革開放進程中，雖然農村剩余勞動力獲得了進城務工的機會，增加了農村家庭的貨幣化收入，但受戶籍制度的影響，大多數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只能達到養家糊口的水平，很難形成家庭經濟積累，即大多數農村家庭收入只能滿足家庭日常開支，客觀上導致了城鄉家庭經濟水平差距拉大。此外，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城鄉之間的人均收入、教育、醫療、交通及基礎設施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同時，農村家庭經濟出現了分化，社會結構出現了分層，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城鎮與農村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導致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差異性進一步擴大。
從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機制考察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村分田到戶政策的實施，農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得到了解放，農村不再以土地為單一的生產資料來發展傳統農業經濟，農村家庭生產方式發生了較大轉變，尤其是家庭經濟收入來源向多元化發展。一方面，受分田到戶的影響，農村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得到了空前解放，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家庭經濟收入來源向多元化發展。另一方面，以戶籍制為基本特征的城鄉二元結構開始松動，農村青壯年富余勞動力可以到城鎮務工或經商，獲取貨幣化收益，改善家庭的物質生活。具體來說，改革開放和分田到戶政策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為農民提供了城鄉流動的機會，即農民可以進城，也可以返鄉，由此形成了城鄉雙向流動。農民有了非農就業的機會，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進行非農就業，農村家庭逐步形成了半工半耕模式。據統計，1985—1990年，從農村遷出的總人數只有約 335 萬，而同期鄉鎮企業新吸納的農村勞動力已高達 2286 萬人，鄉鎮企業仍是農民在職業上“農轉非”的主渠道。b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是農民工流動方式的轉折時期，外出打工的農民工逐步超過了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民工，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渠道。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 2018》數據資料顯示，2017 年我國流動人口為2.44 億，其中外出農民工達 1.72 億人。由此可見，隨著打工潮的形成和農民非農化就業程度的提高，農民不再受土地束縛，農村家庭可以根據家庭內部分工整合家庭勞動力資源，實行“半耕半工”的家庭經濟發展模式，其家計模式發生了較大的改變。
打工潮形成以來，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紛紛進城打工，我國農村廣大農民的家庭經營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農民家庭從傳統的以土地為主要生產要素的單一性經營方式向“半耕半工”的雙重性家庭經營模式轉變。在市場化和現代性的滲透下，農民家庭生活成本逐漸提高，維持農民家庭簡單的生產與消費平衡的傳統農業經營模式受到了強烈沖擊，農民生活被卷入到了市場消費之中，其消費欲望、面子競爭、人際關系維系等貨幣化程度逐步提高。為了應對家庭市場化高額的生活成本，對于廣大農村家庭來說，僅依賴傳統農業經濟難以維持家庭再生產，農民為了減輕家庭經濟負擔和增加家庭財產收入，不得不充分利用家庭剩余勞動力在市場經濟中積累家庭財富，這就逐步形成了農村家庭較為普遍的代際分工和夫妻城鄉分工的家計模式，而這種家計模式也逐步成為農村家庭整合資源和優化勞動力的理想選擇。因此，在農民不再被土地束縛的背景下，改革開放為農民流出村莊提供了制度條件，農民家庭隨之出現了子代外出務工從事非農行業，父代留守農村從事傳統農業經濟的現象，即產生了家庭留守人員從事傳統農業的收入與外出務工家庭人員的工資性收入。顯然，農村家庭實行城鄉分工和代際分工是基于生存理性考量的，為應對市場經濟和現代性因素的滲透，大多數農村家庭不得不采取代際分工和城鄉分工的模式，年老的父代在家務農帶孩子，年輕的子
代進城打工，形成了家庭經濟發展中的拆分式發展經營模式。同時，為了節省在城市較高的生活成本、減輕家庭經濟壓力，或為家庭不斷積累財富并參與村莊中的社會性競爭，農民工通常讓妻子留守農村贍養老人和撫養孩子，這種分離式外出務工模式使農村家庭處于一種“半流動家庭”的狀態，在農村家庭中夫妻城鄉分工模式日益形成，客觀上對婚姻家庭帶來了較大的影響。
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不斷加速了社會分化和社會結構的變遷，農村社會呈加劇分化之勢。尤其是在現代化進程中，一方面，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來，人們的時間觀念、效率觀念、流動意識、競爭意識、公平觀念甚至全球意識愈加彰顯；另一方面，人們的理想主義精神日益消失，價值觀變得越來越多元，生活世界的世俗化和功利化傾向日益明顯，人的價值觀和社會心態開始呈現鮮明的邊際性。 一是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流的影響，傳統的通婚圈逐步瓦解，跨省跨地區通婚日益形成，農村的青年女性資源流失越來越嚴重，尤其是全國婚姻市場的形成，加劇了農村男性青年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從而推動了農村婚配資源的結構性變化，對農村婚姻的穩定性造成了較大的影響。二是作為*基本的社會組織或細胞，家庭從未完全獨立于社會變遷，尤其是家庭的結構和功能、夫妻關系和婚姻價值取向等。因此，在轉型背景下，我國的家庭規模變小、代數變少，家庭關系既親密又疏離，部分家庭功能社會化，婚姻家庭觀念不斷變遷。顯然，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體制轉型、經濟轉軌、社會轉型加快、人口城鄉流動加速，農村社會基礎發生了巨大變化，
傳統的婚俗婚戀和婚姻觀以及婚姻價值發生了較大的變遷，對婚姻的穩定性帶來了全方位沖擊。當前，我國城鄉均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離婚潮，婚姻的不穩定性日益凸顯。民政部發布的《中國民政統計年鑒》數據顯示，1978 年我國的離婚總數為 28.5 萬對，1988 年我國的離婚總數為 65.5 萬對，1998 年我國的離婚總數為119.2 萬對，2008 年我國的離婚總數為 226.9 萬對，2019 年我國的離婚總數為 470 萬對。由此可見，進入巨變時代，我國離婚率的快速上升態勢已成為社會關注的重大現實問題。
事實上，離婚率急劇上升與時代發展緊密相關。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巨變時代，農村婚姻家庭變遷加快、在市場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個體權利意識不斷增長、情感主義成為年輕人追求個性時尚的目標，婚姻日益向精細化和功利化轉變，從而導致了定性帶來的沖擊，以婚姻價值變遷為視角考察婚姻的“工具化”不斷增強、“祛魅化”日益凸顯和“個體化”形成趨勢下農村離婚問題的生成機制，回應學界研究農村離婚問題的解釋路徑。此外，要進一步分析轉型期農村離婚問題受婚姻價值變遷的影響而造成的社會問題和衍生出來的社會風險，從實現層面審視和反思國家婚姻政策在農村的實踐效果。
離婚:巨變時代鄉村社會之殤 作者簡介
陳訊，貴州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兼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農村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研究。最近十余年來，已在湖北、貴州、陜西、江蘇、山東、山西、江西、廣西、廣東、北京、重慶等十余省（市、區）農村開展田野調查，累計駐村調查超過420個工作日，具有較為豐富的農村調查經驗和較為厚重的農村經驗質感。在《民俗研究》《中國青年研究》《婦女研究論叢》《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等學術期刊和權威報刊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省部級及其他各類課題11項，出版學術專著1部，主持課題獲省部級優秀成果二等獎1次，研究成果多次獲省領導肯定性批示以及廳局級采納轉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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