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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筆(精)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1153149
- 條形碼：9787101153149 ; 978-7-101-15314-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古筆(精) 本書特色
1．文獻、文物、圖像相結合，圖文并茂，信而有征。 2．全書近200幅珍貴圖片全彩印刷，細膩、生動。 3．作者具備田野考古背景，擁有豐富的書法創作經驗，讓毛筆史的書寫言之有物。
古筆(精) 內容簡介
毛筆不僅是中國傳統的書寫工具，它本身在歷史中的演進變化，還與各個歷史時代的文化風貌息息相關，是中國傳統的一個重要文化符號。本書通過大量史料和考古成果，呈現宋代以前毛筆的形態和發展，并由此探討早期書法、繪畫藝術發展背后，工具所發揮的重要而又奇妙的作用；揭示毛筆的制作、保存、傳播、使用等方面背后耐人尋味的文化現象。書中大量吸收考古報告、歷史文獻及書法繪畫等圖像資料，經過精心考證研究，將古代毛筆的歷史形態、演進發展及各時代的書寫文化特色圖文并茂地呈現出來，生動可讀，是一部了解古代毛筆文化的佳作。全書分三部分，**部分“漢唐古筆考索”，結合文獻、出土材料探討了中古以前毛筆發展目前的一些重要問題；第二部分為“古筆圖說”，廣采和毛筆相關的出土和傳世圖像，以圖證史，信而有征；第三部分“漢唐古筆文獻輯釋”，為毛筆相關的重要文獻整理。
古筆(精) 目錄
序一 張朋川
序二 薛龍春
緒言
上卷 漢唐古筆考
一、??“考古類型學”與早期毛筆制作形態
二、??“漢居延筆”的發現、圖像與蹤跡
三、??東晉束帛筆頭考
四、??晉唐毛筆制作中的“纏紙法”
五、??蠡測“二王時代”的筆
六、??兔毫二題
七、??出土“狼毫”筆存疑
八、??漢唐時期的兔毫產地
九、??管桿小識
十、??“彤管”——古筆研究中一個被誤解的名物
十一、??漢唐時代筆管的奢麗制作
十二、??釋“答”——筆帽的異稱
十三、??筆頭似“箭 ”
十四、??茹筆
十五、??寫書筆
十六、??虞龢《論書表》中的文房論札記
附錄一 《簡毫與長毫》與王學雷君商榷
附錄二 科簡與料簡
十七、??心同理同：西方的“毛筆”與中國的制作
十八、??古筆研究中的文獻引用問題
十九、 讀《中國的文房四寶》
二十、??對兩則古筆文獻的理解
中卷 古筆圖說（戰國—唐）
一、??戰國（楚、秦）
1. 信陽長臺關楚墓筆
2. 左家公山楚墓筆
3. 包山楚墓筆
4. 江陵九店楚墓筆
5. 放馬灘秦墓筆
二、??秦
6. 睡虎地秦墓筆一
7. 睡虎地秦墓筆二
8. 周家臺三十號秦墓筆桿
三、??西漢
9. 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西漢墓筆
10. 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西漢墓筆桿
11. 臨沂金雀山西漢周氏墓群十一號墓西漢筆
12. 西郭寶墓筆
13. 尹灣漢墓針刻漆套竹桿對筆
14. 網疃漢墓針刻短單套木桿筆頭一
15. 網疃漢墓針刻短單套木桿筆頭二
16. 敦煌馬圈灣西漢筆
17. 敦煌高望燧西湖筆
四、??東漢
18. 敦煌懸泉置筆一
19. 敦煌懸泉置筆二
20. 敦煌懸泉置筆三
21. 敦煌懸泉置筆四
22. 漢居延筆
23. 武威磨咀子“史虎”筆桿
24. 武威磨咀子“白馬”筆
25. 武威磨咀子漢筆
26. 居延附近發現木筆桿及筆頭
27. 樂浪王光墓筆頭
28. 漢雕象牙筆桿
五、??東晉（前涼）
29. 旱灘坡十九號前涼墓筆
30. 阿斯塔那畫筆
31. 東晉束帛筆頭
六、??唐
32. 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唐筆
33. 吐魯番阿斯塔那葦桿唐筆
附 江寧上坊村三國瓷制筆
下卷 漢唐古筆文獻輯釋
一、??韋誕《筆方》校議
附錄：韋誕奏論筆墨事箋
二、??王羲之《筆經》校箋
三、??傳為《筆經》制筆語箋釋
四、??蔡邕《筆賦》校注
五、??皇象論筆墨札箋
六、??傅玄筆論四篇校箋
七、??成公綏《棄故筆賦》校箋
八、??嵇含《試筆賦序》箋注
附錄：嵇含《筆銘》
九、??王隱《筆銘》箋釋
十、??虞龢論筆墨事箋
十一、??蕭繹《謝東宮賜白牙鏤管筆啟》箋注
十二、??《北夢瑣言》載梁元帝筆事校注
十三、??段成式論筆書二篇注訂
十四、??《北戶錄》所記筆資料兩則校箋
十五、??《芝田錄》記筆工事釋補
十六、??柳公權《謝惠筆帖》小箋
十七、??傳李陽冰《筆法訣》注釋
十八、 宋代辭書中關于鼠毛與兔毫資料兩則箋釋
征引文獻
后記
展開全部
古筆(精) 節選
??“漢居延筆”的發現、圖像與蹤跡 1.??發現者：貝格曼 馬衡先生（1881—1955）的遺著《凡將齋金石叢稿》 （以下簡稱《叢稿》），1977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其中有一篇《記 漢居延筆》，是運用“二重證據法”研究古代毛筆的經典之作。 他寫作這篇文字的動因，是緣于 1931 年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在 發掘內蒙古額濟納土爾扈特旗破城子遺址時，發現的一支東漢初 期的毛筆。馬衡將它定名為“漢居延筆”，并一直沿用至今。 “漢居延筆”在當時確實是一個重大的考古發現。此前所能見到的古代毛筆實物，*早僅是藏在日本正倉院中的唐筆，沒想到這次竟發現了更早的漢代實物。為了向社會披露這一驚人的發現和研究成果，任務自然落在擅長考證的馬衡先生的肩上，于是就有了《記漢居延筆》這篇經典之作。據《叢稿》所載《記漢居延筆》開篇文字敘述看，確實透露出馬衡先生亟欲向社會披露這一發現的迫切之情： 我國古代之筆之保存于世者，曩推日本奈良正倉院所藏之唐筆為*早，此外無聞焉。不意今竟有更早于此者。爰就研究所得，盡先發表，以介紹于世之留心古代文化者。 在表達完這個愿望之后，緊接著就介紹起發現經過： 一九三一年一月，西北科學考查團于舊蒙古額濟納土爾扈特旗之穆兜倍而近（即破城子）地方……發現漢代木簡，其中雜有一筆，完好如故。 這段文字把“漢居延筆”的發現經過，交代得應已很清楚了。本來事情到此可以結束，但筆者多留意了一下文后的編者按語： 編者案此文原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三卷一號（一九三二年三月），是西北科學考查團短篇論文之一，又載《西北文物展覽會特刊》（一九三六年，南京）。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筆者搜到了這期《國學季刊》（以下簡稱《季刊》），馬衡此文排在第二篇。編者按語中還提到的《西北文物展覽會特刊》，但其中并未載有此文，蓋為編者誤記。然以《季刊》所載和收錄于《叢稿》中的《記漢居延筆》對讀后，卻發現了一段被隱沒了的史實。 《叢稿》所收錄者，乃是從《季刊》所刊原文轉錄而來，這應該不會有什么異議？墒牵瑑烧咴陂_篇的敘述文字上卻不十分一致，很明顯，《叢稿》收錄時是動了手腳的！都究匪脑凇安灰饨窬褂懈缬诖苏摺本浜，緊接著有“此誠驚人之發現矣”一句。難道這是作者或編者后來覺得“過甚其辭”，抑覺其“拖沓冗贅”而做的刪除？我看未必。在《季刊》所刊原文第二段敘述發現經過的文字中，我們找到了較明確的答案！都究吩氖沁@樣的： 二十年（一九三一）一月，西北科學考查團團員貝格曼君（F.Bergman）于蒙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之穆兜倍而近地方……發現漢代木簡，其中雜有一筆，完好如故。 按：“二十年”即民國二十年，公元1931年，《叢稿》只取公元紀年。*主要的是，《叢稿》將原文中西北科學考查團“團員貝格曼君（F.Bergman）”徹底刪除了。這樣一來，歷史昭示給后人的“史實”就變成：發現“漢居延筆”的功勞，是屬于西北科學考查團的“集體功勞”，而不屬于個人——貝格曼。在數十年后的今天，再來看這樣的改動，確實有些匪夷所思，好好的一個貝格曼，他的功勞卻硬生生地被剝奪了。 貝格曼這個名字對于今天的人們已有些陌生，但他確實是一個不容忘卻的人物。貝格曼全名沃爾克·貝格曼（Folke Bergman，1902—1946），瑞典考古學家。1927年1月，貝格曼剛從大學考古專業畢業，畢業論文是研究十二三世紀北歐海盜銘文。但一個電話，竟改變了他的命運：瑞典國家文物局負責人柯曼博士詢問他，愿不愿意到中國西部做至少一年半的考古探險？那時，斯文·赫定正與中國同行籌建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疾閳F設置了一中一外兩個考古學家的位置，貝格曼沒有放過這難得的機會，和中國學者黃文弼一同成了考查團的成員，這樣竟然度過了八年的青春歲月。1927年至1935年，貝格曼三次往返于中國西北的內蒙古、新疆、甘肅，行程數萬里，三分之二的旅途靠騎駱駝或步行，所到之處大部分地區當時無人定居。在此期間，他考察了三百一十處古跡、遺址，發現了舉世聞名的“居延漢簡”和“小河古墓”。1946年，貝格曼因病去世。 至于貝格曼“發現漢代木簡，其中雜有一筆”的發現細節，楊鐮先生為我們做了生動詳盡的描述： 1930年，貝格曼在內蒙古額濟納旗——漢代居延邊塞——發現了萬枚以上的漢簡，使學術界為之震驚。當時有人將這一成就與打開敦煌藏經洞，并列為中國20世紀兩大考古發現。關于居延漢簡，有這樣一個細節：貝格曼在蒙古族牧民陪同下，考察烽燧。在破城子遺址，他注意到地面有許多老鼠洞。他們帶的一只狗窮極無聊，開始追逐老鼠，老鼠鉆進洞，狗一不留神也出溜進去，進去容易，出來就難了。為解救這只狗，挖開了老鼠洞穴，立時大家全驚呆了：延續使用了千年之久的老鼠洞就像迷宮，其中布滿了完整與殘缺的漢簡，那是一代又一代勤快的老鼠拖到家中儲存的糧食與磨牙的用具。貝格曼在筆記中管這里的老鼠洞叫“漢簡陳列館”。此后通過不懈努力，竟出土了成噸的木簡與其它文物。其中包括可能是中華文明史*初的紙，以及一支漢代毛筆的實物。日本人即將占領北平之前，“華夏**筆”與北京猿人的頭骨，一起神秘失蹤，但漢簡完好保存下來。 1931年至1933年期間，貝格曼在北京協助馬衡、劉復等人對額濟納地區出土的文物進行整理編號。只因了他發現的“漢居延筆”，馬衡才能寫出《記漢居延筆》這篇經典之作。可為什么在后來卻隱沒原本應當屬于貝格曼個人的功勞呢？事情到此還沒結束。 馬衡先生于1955年就去世了，這本《叢稿》并非他本人編定。因此，剝奪貝格曼功勞的“嫌疑人”應該是編者。中華書局編輯部在“編輯后記”中提到，始終整理編次《叢稿》的人是傅振倫。根據這個線索，筆者找到了傅先生的一篇總結馬衡學術貢獻的文章，完全印證了“后記”的說法： 一九六五年我整理了馬先生的文集——《凡將齋金石叢稿》（197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傅振倫（1906－1999），河北新河人，是我們并不陌生的一位學者，曾參與額濟納河畔西漢烽燧出土的竹木簡牘的登記、整理工作。他與馬衡的關系是學生兼同事，可他刪削馬衡原文并非“無意”，但確實有著深層的原因。提請讀者注意，傅振倫先生說他整理《叢稿》的時間起始于1965年。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叢稿》從此延宕至1977年方得出版，雖然這時“文革”已經結束，但人們的思想還沒有完全扭轉：馬衡“復出”了，而貝格曼還定格在“資本主義學者”的框框內。我們完全相信傅振倫先生是一位正直的，有著強烈學術使命感的老學者，不然他也不會在“文革”剛結束，就迫不及待地將乃師馬衡的遺著出版，貢獻于學界。 “漢居延筆”是由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發現的，向社會披露發現經過、發現者和介紹這支毛筆的是馬衡先生。我們從文獻史料中探明了這段被隱沒的史實及其原因，然而這支毛筆的“身影”和“真身”又如何呢？ 2.??圖像與蹤跡 在《記漢居延筆》中，馬衡先生對“漢居延筆”的形制及制作工藝進行了詳盡細致地描述和考證，但《叢稿》沒有提供圖像。這或許是受到當時印刷條件的限制，而產生的又一個無奈之舉。前引楊鐮先生的文章說，日本人即將占領北平之前，這支“華夏**筆”與北京猿人的頭骨一起神秘失蹤，但漢簡完好保存下來。那么，“漢居延筆”果真如北京猿人頭骨那樣真的“神秘失蹤”了嗎？我們先從它的圖像說起。 馬衡先生發表于《季刊》上的《記漢居延筆》原本是有圖版的，可是只有這支毛筆的半截圖像，左邊還附有比例尺。檢看全文，發現編輯上的一個疏漏：這半截毛筆圖像標為“圖二”，而漏登的“圖一”按理就應該是全圖。雜志既已出刊，再重新刊上，勢不可能，那么只有采取“一稿多投”的方式或許可以彌補。在1934年的《藝林月刊》上，我們再次讀到了這篇文字，其中“貝格曼”寫作“貝格滿”，只是譯音不同而已，重要的是“漢居延筆”的“全貌”被展示出來，然而旁邊的一行圖注卻再次讓人失望： 仿制漢居延筆（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贈）。 《藝林月刊》是民國時期北平中國畫學研究會主辦，藝林月刊發行所發行的美術類刊物，相較于學術性很強的《季刊》，這個刊物則較為普及，讀者自然面廣量大。通過它把《記漢居延筆》再刊登一次，可能對“漢居延筆”及其發現的信息傳播，效果或許更好。那為什么它只刊登仿制品，而不用原件圖像呢？我們發現，馬衡的這篇文章并非其本人提供，而是和他一起整理居延漢簡的同事、語言學家劉復（1891—1934，字半農）謄寫后交給《藝林月刊》的，文末還有劉復的識語：“中華民國二十一年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印行劉復寫。”關于“漢居延筆”的仿制品，傅振倫先生有所回憶：“考查團理事會還把‘居延筆’由北平琉璃廠復興齋小器作鋪制作樟木筆桿的模型，盛以楠木匣，并由劉復仿唐人寫經體寫成古色古香的黃紙卷子，同時出售！薄端嚵衷驴匪龅膱D像，正如圖注所標明的是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的仿制贈品；蛟S可以這么認為，僅刊登仿制品并無妨于讀者對“漢居延筆”的認知，同時隱隱地提示讀者仿制品是可以“出售”的——反正不是“純學術”讀物，無形間起到了廣告的作用。 當年“漢居延筆”的仿制品，現今在市面上偶爾還能見到，正如傅振倫所回憶的那樣。但我們還是希望見到它完整的真實“身影”。 正因為有馬衡先生《記漢居延筆》，我們對這支充滿傳奇色彩的漢筆似已十分了解，尤其是在研究或介紹古代毛筆時，都不會將它遺漏。但它的圖像資料卻很少見到研究者引用，描述也多是轉述于馬衡的文字。在1949年后，中國大陸地區出版的專業圖錄中，“漢居延筆”的圖像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筆墨紙硯圖錄》中有較明晰的展示，但以今天的眼光看，這張圖版效果已非常不能令人滿意了，而且沒有標明來源，因而可以認為有可能的是從民國時期的出版物上翻拍而來。有些奇怪的是，這張聊勝于無的圖版似又從不為研究者所注意，大概還是緣于圖版效果本身的原因吧！ 在文物考古研究中，線描圖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許多研究者為說明器物的細節問題，寧可采用線描圖，也不用原物照片，何況圖版本身或印刷制作上可能還會出現的種種問題。作為一件器物，“漢居延筆”自然也擁有描繪它的線描圖。繪制線圖是考古學家必須掌握的一項技能，*早為“漢居延筆”繪圖的自然是貝格曼，他在《考古探險筆記》中就附有一張較為傳神的圖片，應該為其本人所繪。另外，錢存訓先生的名著《書于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圖版二八（丙），也附有線圖，但相較貝格曼所繪，則顯得有些含混。總之，貝格曼所繪，更值得研究者重視。 “漢居延筆”的圖像，或說是它的“身影”，總算或明或晦地保存了下來。但原件，或說是它的“真身”，是否就如北京猿人頭骨那樣謎一般地消失了呢？ 貝格曼發現的居延漢簡現藏于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該所研究員邢義田先生曾細致考證過這批簡牘的“遷徙史”：自從貝格曼發現居延漢簡以后，1931年5月底即運往了北平，藏于北平圖書館。*初由北京大學教授劉復、馬衡代表中方參加整理和釋讀工作。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7月28日，日軍占領北平。在日軍的威脅下，考查團理事會干事沈仲章，在理事徐鴻寶的協助下，秘密將簡牘和相關資料自北平運到香港；其后，再從香港地區運到美國；1965年又自美國運回臺灣地區。“漢居延筆”與簡牘是一起發現的，也是一同運往北平的，之后是否也是經香港地區、美國，*后落腳于臺灣地區了呢？邢義田先生的另一篇考證給了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此筆原件現藏史語所，并在文物陳列館長期展出”。他還毫不吝惜地提供了一張圖版，使我們看到了這支“華夏**筆”至今*為清晰的圖像，并尋到了它的蹤跡。 寫書筆 六朝隋唐傭書業之興盛，時賢論之已詳 ，唯于相應之抄寫工具似未究心。王羲之雖古今“書圣”，然其平時所讀書，亦必謀諸寫書之人，不能親為也。其一帖云：“下近欲麻紙，適成，今付三百，寫書竟訪得不？得其人，示之！薄皩憰敝赋瓡，即傭書者也。而傭書者所用之筆，當與羲之平素所用之筆當有別，即所謂之“寫書筆”也。唐段公路《北戶錄》卷二“米餅”條：“且前朝短書雜說即有呼……筆為雙、為床、為枚。墨為螺、為量、為丸、為枚！贝摭攬D注：“《梁令》云：寫書筆一枚一萬字。”按《梁令》，南朝蔡法度等撰，三十卷，大抵因《晉令》而增損之。原書已佚，崔注乃其佚文。周一良先生考古人寫字速度及寫書人用筆之規定嘗引及之。曰： 古人寫字速度，據《魏書》五五劉芳傳，“芳嘗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跡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余匹”，是則約三日寫一卷也。《周書》四二周大圜傳，“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大圜……乃手寫二集，一年并畢”。所述與三日一卷之進度亦相近。寫書人用筆之規定，《侯鯖錄》載梁令云，“寫書筆一枚一萬字”，蓋魏晉南北朝時一般如此。 周氏據《侯鯖錄》乃北宋趙令畤所作，趙氏所引《梁令》疑亦據《北戶錄》崔注，然崔注先見，考鏡源流，自宜引崔注。本文所關注者乃“寫書筆一枚一萬字”也，緣此條資料可貴之處有二： 一、 古人于筆罕有記載其耐書寫之字數，而多載其易耗。如《非草書》“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鄭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等。至于字數，北宋章子厚（惇）《論書》云：“張侍禁筆甚佳。一管小字筆，寫二十萬字，尚寫得如此，是少比也！贝怂七^甚之例，然《北戶錄》卷二“米餅”條崔注引鄭虔云：“麝毛筆一管，寫書直行四十張。貍毛筆一管，界行寫書八百張。”于字數亦不明確。試以*標準之寫經紙一紙二十八行，行十七字記，則貍毛筆一管寫書八百張，可寫三十八萬余字。東瀛士流一循唐制，其《造東大寺解案·寫經所物資提供文類》中有“菟（兔）毛筆六十二管，以一管寫紙百五十張”“堺（界）料鹿毛筆六管，以一管堺紙一千六百張”及“題料貍筆七管，管別題百卷”之記載，亦以*標準之寫經紙字數推之，則其兔毛筆一管可寫七萬一千四百字。是知章子厚謂“張侍禁筆甚佳”，蓋非夸飾也。而《梁令》“寫書筆一枚一萬字”，似*為實際，故周氏謂“蓋魏晉南北朝時一般如此”，是其有普遍之價值，非極端之例證。第不知南北朝時期之制筆技術及材料之選擇上，尚不如唐宋耶？是亦有待深考者也。 二、昔人每喜言筆，名品佳制時見載錄，而“寫書筆”者似僅見于此。顧名思義，“寫書筆”即專用于抄寫書籍之筆，當與其他筆有所不同。據此，知六朝時期筆墨尚有專制，非泛泛施用也。另按：日僧空海于弘仁三年（812）上《奉獻筆表》，其中提及貍毛筆四管，三種為真、行、草三種字體而作，一種則專用于“寫書”。可見“寫書筆”自是固有之名稱，其與一般之筆當有所不同，應較他筆更利于抄寫。他若虞龢《論書表》所記張永所造之“草書筆悉使長毫，以利縱舍之便”，則與寫書筆顯有別矣。除此，崔龜圖注又云：“宋元嘉中，格寫書墨一丸，限二十萬字。”唯不知此是否亦采自《梁令》？然有“寫書墨”，知此種墨亦專用于抄寫書籍也。頃讀王元軍氏《六朝書法與文化》，其參考周文，而將《梁令》以意讀作“寫書，筆一枚一萬字”，如此則隱沒世有“寫書筆”此種毛筆之事實，而崔注“格寫書墨一丸”又將如何句讀耶？故于此揭出，供商榷焉。 本文揭出“寫書筆”，非惟就事論事，實有感于古今論筆者多著眼于筆與書法藝術之關系，而筆之用于抄寫之本質越來越受忽視，此種趨勢已無可避免，亦勢之使然耳。由此，或可瞻前曰：蓋漢末六朝以前，書法尚未大興，尤以紙張未普遍用于書寫之時，于狹長之簡牘上寫字，筆頭不宜過大。在非特殊情況之下，筆之形制較為單一，所書字體亦較單一，且足于用，即無所謂此是“寫書筆”，彼是“書法筆”也；而顧后則曰：漢末六朝書法大興，尤以紙張開始普遍用于書寫，而字體樣式繁多，表現形式亦意態紛呈，如空！斗瞰I筆表》即舉出真、行、草三種字體。于是，筆之形制開始相應地繁多起來，所謂之“寫書筆”便凸顯出來，漸與“書法筆”犁然有別矣。而后世科舉考試所用之“摺筆”，蓋即寫書筆之類，與書家寫真、草、篆、隸所用之筆，亦犁然有別矣；蚩芍^，寫書者與書法家之不同，由各自所用之筆即可體現；中國文字之實用性與藝術性的區別，亦因筆之形制不同而得到體現。
古筆(精) 作者簡介
王學雷，江蘇蘇州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蘇州市書法家協會理事、蘇州市評論家協會理事、蘇州大學藝術學院書法篆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現任蘇州大學第二實驗學校副校長。發表論文40余篇。著有《古筆考：漢唐古筆文物與文獻》《〈磚塔銘〉與〈瘞琴銘〉:清人與碑帖的發現、臨摹、翻刻及范本選擇問題》《續補藏書紀事詩箋證》（即出）。論著曾獲第五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全國第八屆書學討論會三等獎。治學之余亦從事書法創作，作品多次在全國賽事中獲獎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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