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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立甫古典文學研究論集(精裝) 版權信息
- ISBN:9787567645196
- 條形碼:9787567645196 ; 978-7-5676-4519-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蔣立甫古典文學研究論集(精裝)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作者在先秦文學研究方面的眾多學術成果。既有普及古代文學讀本基礎知識的篇幅,又有專門探討先秦文學研究的學術成果,尤其以《詩經》《楚辭》《左傳》為中心,逐一予以標點、校刊、考證、注釋,系統討論當時作者、作品、言語等所呈現的文學特質,其模式與證據值得后學揣摩。本書雅俗共賞,初學者與研究者均可從中獲得啟迪。
蔣立甫古典文學研究論集(精裝) 目錄
略談建安詩人向民歌學習
劉勰論建安文學
論曹植賦的繼承與創新
何遜年譜簡編
《史記》“寓論斷于序事”解
略論我國古代詠史詩的演變
胡紹煥及其《文選箋證》
逯書漏收詩例析
略說司馬遷與《詩經》研究
歐陽修是開拓《詩經》文學研究的**人
戴震《詩經》研究的貢獻
《詩經》中“天”“帝”名義述考
風詩含蓄美論析
“怨刺詩”研究誤解辨證
《詩經舉要》前言
《世說新語》編譯前言
蔣立甫古典文學研究論集(精裝) 節選
《蔣立甫古典文學研究論集》: 建安時代詩人輩出,他們盡管出身經歷、藝術素養、詩歌風格各不相同,但是在詩歌創作上受民歌影響卻是一致的。向民歌學習,這在建安詩壇已蔚然成風。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像建安詩人如此普遍重視學習民歌,實屬罕見的現象。是什么原因促使建安詩人這樣做的呢?這當然有其文學發展的內在因素以及那個時代的歷史條件的。我們把這兩方面綜合分析,可以歸納出三條原因: **是由于受了漢樂府民歌巨大成就的吸引以及東漢詩人學習民歌的啟發。 自西漢以來,《詩經》的四言形式,在模擬者手里已經僵化,如被劉勰譽為“匡諫之義,繼軌周人”的漢初韋孟的四言詩,雖洋洋近百十句,但通篇都是說教,語言板滯枯燥,全無風詩的活力。這正如鍾嶸指出的“詩人之風,頓已缺喪”。另一方面,屈原開創的騷體詩,也經漢初文人改制,漸演變為“鋪張揚厲”的散體大賦,后來東漢又產生了抒情小賦,兩漢文壇,辭賦盛極一時,而詩歌則相形見絀,至東漢桓、靈前,少有名世之篇。正當文人詩作衰微之際,“趙、代之謳,秦、楚之風”卻如斑斕絢麗的春花,盛開于兩漢詩園。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僅被國家樂府機構采集入樂的兩漢民歌就有一百三十四首。兩漢民歌,以充實的內容、嶄新的藝術形式、新穎的表現方法、活潑明朗的語言,給漢代荒漠般的詩壇,帶來了春天的信息。魯迅指出:“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于文學史上的。”漢代文人詩歌的新生正是如此。 漢樂府民歌在藝術形式方面對周民歌有很大的突破和發展:周民歌基本是四言,而漢樂府民歌除雜言體外,還有整齊的五言體,未入樂的更有七言體,這無疑使詩的表現力大為增強;周民歌基本是抒情詩,而漢樂府民歌則多是敘事詩,徐禎卿《談藝錄》說:“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兩漢敘事民歌一般都有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表現方法豐富多彩,在對話、肖像、細節描寫、心理刻畫方面的藝術技巧,較之周民歌已前進了一大步。這些,不能不使漢代詩人為之耳目一新,特別是五言這一富于表現力的詩歌新形式,更對他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鍾嶸曾指出“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它“指事造形,窮情寫物,*為詳切”,所以東漢文人很早便學習仿作。從班固“質木無文”的《詠史》,到被譽為“五言之冠冕”的桓、靈時無名氏之“古詩”,就是標志東漢文人學習五言民歌由生澀到圓熟的藝術進展過程。東漢文人學習民歌取得了巨大成熟,使原已“山窮水盡”的文人詩歌,又展現出“柳暗花明”的美好前景。盡管他們對民歌的學習還只是局限在形式和技巧方面,但人們這種學習民間五言詩的創作實踐,卻給予建安詩人以極大的啟發,同時在藝術技巧方面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推動著建安詩人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兩個方面廣泛向民歌學習。 第二是由于詩人們受了時代的感召,創作思想與實踐發生了變化,迫切要求從民歌中汲取養料,以提高詩歌的表現力。 “建安”本是一個風云變幻、戰亂頻生的時代,詩人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被卷入了現實斗爭的激流。他們中有的直接參與了變革現實的斗爭,有的則在動亂中飽嘗了時代的風霜。這種社會實踐或是艱危的經歷,使他們已不再像兩漢那些“皓首窮經”的儒生文士,只會按照儒家經典的教義,吟詠頌揚或勸誡的詩章,把詩歌尾附于經學。而他們是真正植根于現實土壤的詩人,在那時代血與火的洗禮中,目擊了社會亂離的慘景和人民的苦難,對現實生活有較深切的認識與感受,從而激起了“慷慨”的詩情:他們要訴述時代的苦難,嘆惋自身的不幸遭際,抒發濟世安民的懷抱……新的內容要求用新的形式去表現,這就決定著他們要尋求一種*便于自由抒情言事的詩歌形式。這在當時來說,那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和現實性又富有表現力的漢樂府歌行體,無疑是*適合的詩歌形式,更何況其中的五言體已有東漢詩人的學習作了先導。建安詩人由于面向現實和人生,為抒寫時事和懷抱的需要,而開拓了向民歌學習的道路。另外,同當時思想解放的趨勢也有著密切的關系。東漢后期以來,經學衰微,儒家教義對人們思想的禁錮松弛了。正因為如此,建安詩人才得以突破傳統的文學觀念,不再把文學看作經學的附庸,而認識到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從而使創作思想發生了變化,在詩作實踐中不再拘泥于陳規舊矩,而敢于創新,走自己的創作路子,所以當表現內容需要時,他們就能大膽地向民歌學習,運用樂府古題寫時事;對當時還未受到文人普遍重視的民間五言詩也大加提倡,并使之盛極于一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民間七言詩的學習。本來七言體在歌謠中與五言體是同時產生的,但由于七言詩未被樂府機構采集人樂,因此長期以來受到文人的輕視,不把它看作是一種正規的詩體,盡管兩漢時七言體的歌謠已很普遍,卻直到晉傅玄仍說七言“體小而俗”,其后到劉宋時湯惠休做七言詩,還被顏延之嗤之以鼻,視為“委巷中歌謠耳”。然而在傅玄前半個世紀、在顏延之前兩個世紀的曹丕,卻沖破了傳統的偏見,在學習七言體歌謠的基礎上,寫出了聲情并茂的名篇《燕歌行》,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留下了**首文人七言詩。這一實例,*有力地證明了建安時代思想解放與詩人重視學習民歌的密切關系。 ……
蔣立甫古典文學研究論集(精裝) 作者簡介
蔣立甫,1937年生,安徽休寧人。1961年畢業于合肥師范學院中文系。安徽9幣范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教授,曾任安徽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安徽省高等學校中國古代文學教研會理事長。1995年被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國家人事部評為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范。專長先秦漢魏六朝文學。發表《的作者與成書時代考辯》《略論我國古代詠史詩的演變》等學術論文20余篇,著有《詩經選注》、《楚辭集注》(校點)、《古文辭類纂評注》、《中國古代文學簡史》、《古文觀止鑒賞集評》、《戴震全書》(整理、審定)、《文選箋證》(校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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