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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的金陵大學 版權信息
- ISBN：9787214261496
- 條形碼：9787214261496 ; 978-7-214-26149-6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抗戰時期的金陵大學 本書特色
戰火中金陵大學的掙扎與涅槃，遷徙中金陵大學的調適與發展。 本書記錄了抗日戰爭大背景下金陵大學在一次次緊要關頭的抉擇與安排，在這一過程中，金陵大學以文育人、以理促建、以農增產，將自身命運逐漸與國家、社會的命運緊密相連。
抗戰時期的金陵大學 內容簡介
本書以抗戰時局影響下金陵大學的遷變與調適為研究主題，通過對其早期的調適與發展、抗戰西遷與南京留守、戰時組織與管理、科教發展與社會服務、戰時學生生活等方面的考察，深入探究了金陵大學的戰時辦學特點、發展情況、“本土化”轉變歷程及其在抗戰期間國家建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抗戰時期的金陵大學 目錄
**章早期金陵大學的調適與發展
**節金陵大學的“本土化”發端
一、初創與并校
二、向北京政府注冊立案
第二節民族主義沖擊下的金陵大學“本土化”
一、非基督教運動及其影響
二、南京事件”的沖擊與金陵大學“本土化”轉型
第三節局部抗戰與金陵大學的“本土化”
一、九一八事變后金陵大學師生聲援抗日
二、金陵大學早期教育發展及社會貢獻
第二章全面抗戰與金陵大學西遷
**節抗戰全面爆發與金陵大學西遷決策
一、進退兩難:留守還是西遷
二、倉促決定,舉校西遷
三、創始人會、校董會及外籍教員的態度
第二節西遷過程及安置情況
一、西遷經過
二、西遷安置
第三節救助保護難民與延續金陵學脈
一、留寧教師群體
二、難民救助與保護
三、金陵學脈在淪陷區的延續
第三章抗戰時期金陵大學的組織管理
**節行政機構的戰時調整
一、戰前行政管理架構及其影響
二、戰時行政機構的精簡與調整
第二節治校方略的戰時變化
一、三一制”教育方針
二、經世致用的辦學轉向
第三節辦學環境的戰時遷變
一、建設華西壩新校園
二、獨具風格的華西壩
第四章抗戰時期金陵大學的科教發展與社會服務
**節以文育人:戰時文學院的科教服務
一、加強學科建設,促進科教發展
二、關注社會民生,開展社會調查
三、加強推廣合作,提高民眾智識
第二節以理促建:戰時理學院的科教服務
一、培養理工人才,加強科學研究
二、強調科研應用,促進生產建設
三、推廣電化教育,普及科學常識
第三節以農增產:戰時農學院的科教服務
一、訓練專門人才,促進農業發展
二、改良作物品種,提升農業產量
三、推廣科研成果,指導農業耕作
第五章抗戰時期金陵大學的宗教教育與活動
**節早期金陵大學宗教教育與活動
一、初期宗教發展的“輝煌時期”
二、世紀年代宗教發展的“受挫時期”
三、宗教與黨派勢力之爭
第二節戰時金陵大學宗教教育與活動
一、宗教課程及活動開展
二、師生宗教信仰情況
三、基督教團契組織
四、金陵大學青年會
第六章抗戰時期金陵大學的學生生活
**節嚴謹求真的學習生活
一、大師薈萃的華西壩
二、學分制管理
三、無處不在的臨時考試
四、豐富的社會實踐活動
第二節時刻心系國家民族命運
一、炮火聲、號角聲、早操聲
二、關心時政的校園氛圍
三、校園內的黨團組織
第三節苦中作樂的日常生活
一、餐館、茶館、麻草鞋
二、社團及文藝體育活動
三、務實求真、實干苦干的淳樸校風
第七章抗戰時期金陵大學與國家社會關系
**節金陵大學對國家社會的貢獻
一、為政府提供政策參考
二、協助政府支援抗戰
三、以教育合作促進抗戰、建設
第二節政府及社會各界對金大的支持
一、政府肯定與表彰
二、經費支持與導向
結語
一、抗戰西遷的轉折性意義
二、宗教、政治與民族主義
三、雙重管理下的戰時辦學調適
參考文獻
附錄:中英文名稱對照表
索引
展開全部
抗戰時期的金陵大學 節選
抗戰爆發后,金陵大學內遷成都華西壩,戰局的壓力、境況的遷變、國家的存亡、自身的發展,這些因素都迫使金陵大學在辦學思路上必須盡快做出調整,以更趨于實際的合理辦學方向,適應戰時社會發展的需要。1939 年4月,在香港召開的中國教會大學校長聯席會議上重點討論了“國家危機時期的政策”“長期的應急調整與重建”兩項議題,來自內地的12 所教會大學校長一致表示: “我們認為應當維護基督徒的品格、學術自由和對國家忠誠,尤其是在國家處于危機時期。我們要堅定莊嚴的信念:為保護這些權利做出任何犧牲都是值得的。”可見,全力支持國家抗戰已成為中國教會大學校長的普遍共識。為支持國家抗戰、社會發展、服務大后方建設,金陵大學陳裕光校長對辦學思路做出了一系列的調整部署。 在陳裕光校長看來,戰時大學教育更應注重精神和意志的培養,他指出:蓋“現今大學教育為一軀殼,而堅強之意志,苦干之精神,與夫真誠勤仁之行動為其靈魂;軀殼與靈魂齊備,而后大學始稱完善。”因而,他要求全體師生“站在各人的崗位上奮發,追蹤國步,以期對抗戰建國,薄有貢獻”。 為促進抗戰、建設,國民政府提出“建教合作”方針,即:“為謀教育行政與國防的生產建設事業之溝通與合作,應實施建教合作。”《教育部訂定之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明確指出:“教育為造就人才以備國家推行其政策,完成其政治經濟之建設,自應與國家施政方針相吻合,故于自身其目光須遠于各部,其聯系縝密,以期質量之隨時調整而合于需要。”中央建教合作委員會將該方針表現于教育的方面總結為“計劃教育”,即“配合政治進程,適應國防與生產建設等需要之教育,此種教育之過程為事業發展與人才培養密切配合,并頭邁進,其目的則在完成抗戰建國大業之使命。” 陳裕光校長積極配合國家“建教合作”方針,進一步將金大教育科研事業與國家抗戰、社會建設結合起來。一方面,以“服務社會,教育人才”為己任,一“再調整有關科目,以切合時代需要”,強調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鼓勵師生開展“田場實習,校外之服務鄉村,入營受訓,訪問調查”等社會服務工作,認為“抗戰期中,各人都應該貢獻自己的力量”,“養成同學服務精神,以作民眾模范,實行節約生活,利用課余時間,節省物力,貢獻國家”。 另一方面,強調“加強研究精神”,認為科研與國家綜合實力、國際地位緊密相關。陳裕光認為:“德國戈林曾說,德國之所以失敗,實由于空軍之屢戰屢北。日本高田少將也說,日本所以訂城下之盟是由于空軍之一敗涂地,尤其琉球一役,竟使日本宣告死期。可是盟軍之所以勝利,亦非僥幸所致,此皆日積月累的研究,有以致之。中國的物資, 素稱豐富,可是國內的衣食,尚須有賴于盟國的救濟,更遑論軍事上的發明。故今后辦教育者,或建設學校者,應從質上著眼,提高研究精神,使錦繡河山,重放燦爛的光輝。”至抗戰后期,陳裕光進一步強調要為戰后國家建設做好人才儲備,指出:戰“后的建國,較之戰時的抗戰,也許更為重要,人才的需要,也許更為殷切,所以我們在這勝利在望,而戰事尚未結束的時間,正是我們努力學業,為國儲才備用的時期。” 金陵大學將當務之急與長遠發展相結合,在發展國防生產急需專業的同時,遵循學術發展的自然規律,強調對中國歷史文化、理科農科等基礎問題的研究,以文化傳承、科研創新推動國家發展與民族進步。陳裕光校長指出,“抗戰展開以來,緊急問題當頭,不能即時研究來應付,關于國防生產方面的物資與應用科學的人才固然不夠。就是中西文化,在人民思想意識里所行使支配權的整個問題,都沒有現成的答案。本校在抗戰前雖曾注意到各種研究所的設立,*先設立中國文化研究所,次設立文理農各科研究所如農業經濟,化學以及歷史等部門,但是國內的學術水準過低,參加研究的人太少,雖不能完全說沒有成績,但是終嫌貢獻太少。深望同學多多從事研究工作,對于東方文化,本國文化,尤當由深刻的認識與批判,不但發揚自己的民族精神,同時也可把它介紹給世界別的民族。” 作為抗戰大后方,西南地區成為民族復興的大本營,國民政府鼓勵支持各方開展邊疆建設工作,提出“戰時必立于前線,開發必趨于邊疆,為社會服務則必深入農村,為國家工作則必著重基層”。中國基督教會邊疆服務部將傳播福音與邊疆服務工作相結合,在各教會大學的支持和配合下,開展了規模宏大的邊疆服務運動。邊疆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孔祥熙曾指出:“我們國家需要邊疆服務的工作”,對中國基督教會的邊疆服務活動表示支持,強調“中國基督教會是中國基督徒的教會,邊疆服務部是基督教的服務運動”。 金陵大學各院系依托自身學科優勢,將宗教精神與社會服務相結合,配合中華基督教會邊疆服務部的安排,積極開展邊疆研究與社會服務工作,有效促進民族傳統文化傳承和抗戰大后方的社會經濟建設。 戰時國民政府發起“國民精神總動員”,指出:“現代戰爭為全民動員之戰爭,故不僅應動員國內一切物資與人力,亦必動員全國國民之精神…… 方足以適應國家當前之需要,且此次抗戰之意義, 不僅限于排除暴敵之侵略,而尤在于努力抗戰之中樹立戰后建國之永久基礎。”③金陵大學將知識教育與精神教育相結合,注重培養學生的責任感與使命感。陳裕光校長認為:每一位畢業生都是國家的一名“生力戰士”,“在這抗戰期中,既已受了本校嚴格的訓練, 而在畢業時,還要到社會里去迎接國家的勝利,這個責任,這個使命,確是非常重大,必須要每一個人,在他的工作崗位上,盡*大的努力,所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然后方可對國家有一點貢獻”,社“會是整個的,大學所給予我們的訓練,真是為這個整個的社會服務而準備”。他告誡畢業生們“不負國家在抗戰正酣的時間,苦心焦慮的栽培”,要“犧牲小我,顧全大我”,“去貢獻一己的專長”,“繼續以研究的態度整理知識,發展知識,培養知識,期能改造環境,創造事業,而后對于學術才能有真正成就,對于民眾福利,才能有真正的貢獻”。同時,金陵大學配合國民政府的部署,校內成立了國民黨支部、三民主義青年團等黨團組織,制定了《金陵大學軍事管理辦法》,以“鍛煉其心身,改進其生活,提高國民獻身殉國之精神,以充實國防之實力”,“養成其服從命令之風氣,具堅忍不撓之勇氣”。 并通過“國父紀念周”、播放抗戰宣傳影片、廣播演講等方式,在校內外廣泛開展抗戰動員。 同時,金陵大學借助與西方國家的天然聯系,大力開展國內外合作交流,宣傳中國抗戰精神。抗戰期間,陳裕光校長多次赴美, 在美國期間,努力“以一個公民的資格,出外宣傳,以促進中美文化,消除國際誤會”;③并積極致力于“溝通中美文化,取得國際合作”。陳裕光認為:“本校為外籍校友所創立,因此以溝通中西文化,介紹西方之新進科學,為其自然的特點,而文化亦因溝通,而更加發揚…… 五大學之共同職志,乃在溝通中西文化,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使吾國固有之文化,更臻完備。” 時至抗戰后期,隨著中美同盟的締結,金陵大學的各項辦學活動更加活躍,對自身辦學定位和未來發展規劃有了更加宏偉的設想: 本校五十五年來之辦學方針,除遵照吾國既定之教育宗旨外,爰以研究高深學術,培養專門人才為職責。唯一今后我人已將轉入一偉大之時代,學校所負使命自將愈益崇高,故我人不僅須維持前人已往辦學之精神,更須奮發淬勵,把握時代需要,期能達到大學新育*高之理想,以為社會前驅。一方充分發揚吾國固有之文化,一方盡量吸收西方文化之精華,務期能迎頭趕上而更超越之,使中西文化得以切實溝通。總之,加強教學工作,促進研究事業,改良社會生活,創造未來文化,將為吾人今后努力之目標。本校對此,過去已有相當努力,今后更當循此途徑,以求貫徹。 1943 年6月28 日,在華西壩五大學聯合舉辦的畢業典禮上, 師長們對畢業生說道:“五大學之共同責職,在溝通中西文化,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使吾國固有之文化,更臻完備…… 五大學之教育目標,并非培養學生徇私徇利,予取予求,亦非遁跡隱居,獨善其身,乃使學生走入社會,服務人群。今值諸生畢業之際,仍盼以后本著固有之特性,發揚而光大之。……今值戰爭期中,吾儕青年, 正宜握住機會,負起責任,為國宣勞,尤當充分培養人格,知能,與精神,始克達此任務。” 抗戰期間,金陵大學秉持服務抗戰、服務國家、服務西部建設的大局觀和使命感,將辦學發展與國家抗戰、大后方建設結合起來,在教學科研、邊疆研究、社會服務、抗戰動員、國際關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并期待能夠在戰后國家重建工作中貢獻一份力量。
抗戰時期的金陵大學 作者簡介
陳聲玥，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與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在《學海》《民國檔案》《民國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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