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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換中的文學性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04481
- 條形碼：9787030704481 ; 978-7-03-070448-1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換中的文學性研究 本書特色
“文學性”是當代西方文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關鍵詞，其內涵和意義由文學理論范式決定。語言學范式中，文學性是文本固有的和內在的特性，表現為語法、技法、形式或結構等客觀層面。現象學范式中，文學性指文學的意向性，是一種主觀建構的產物。修辭學范式中，文學性指修辭性，內在于文本之中，決定著文本和閱讀的意義。文化學范式中，文學性指范例性，指文學處于理論普遍性與文本具體性之間的某種能或用途。隨著當代文學理論從語言學范式到現象學范式，再到修辭學范式，后到文化學范式的發展，文學性的意義經歷了一個從學科意義到經驗意義，再到修辭意義，后到理論意義的不斷建構與重構的過程。
本書適合西方文學理論領域的研究者和教學者括高校教師、博士研究生和碩士研究生閱讀和參考。
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換中的文學性研究 內容簡介
“文學性”是當代西方文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關鍵詞, 其內涵和意義由文學理論范式決定。語言學范式中, 文學性是文本固有的和內在的特性, 表現為語法、技法、形式或結構等客觀層面。現象學范式中, 文學性指文學的意向性, 是一種主觀建構的產物。修辭學范式中, 文學性指修辭性, 內在于文本之中, 決定著文本和閱讀的意義。文化學范式中, 文學性指范例性, 指文學處于理論普遍性與文本具體性之間的某種特殊功能或用途。隨著當代文學理論從語言學范式到現象學范式, 再到修辭學范式, *后到文化學范式的發展, 文學性的意義經歷了一個從學科意義到經驗意義, 再到修辭意義, *后到理論意義的不斷建構與重構的過程。
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換中的文學性研究 目錄
目錄
前言
第1章 緒論
第2章 中西語境中的文學性
引言
2.1 作為一種精神感悟的文學性
2.1.1 純文學的發展
2.1.2 純文學與文學性
2.2 作為一個概念的文學性
2.2.1 歷史理論語境
2.2.2 概念的出場
2.3 當代西方文學理論范式
2.3.1 范式類型
2.3.2 文學與文學性
小結
第3章 語言學范式：作為一種特殊語言的文學
引言
3.1 藝術手法與形式陌生化
3.1.1 科學與文學研究
3.1.2 形式的問題
3.1.3 陌生的文學性
3.2 文學作為矛盾統一體的結構
3.2.1 結構的異質統一性
3.2.2 印象批評與科學批評之間
3.2.3 意義與結構
3.3 文學的不及物性
3.3.1 文學作為抽象的系統
3.3.2 文學的抽象性
3.3.3 多元的文學性
3.3.4 文學的符號性
小結
第4章 現象學范式：意向性中的文學
引言
4.1 作為純粹意識的文學
4.1.1 文學的精神性特質
4.1.2 文學作為意識的純粹再現
4.1.3 批評與文學的同一與統一
4.2 作為意向性結構的文學文本
4.2.1 作為純粹意向性客體的文學作品
4.2.2 作為虛在性的文學文本
4.2.3 文學的特殊歷史性
4.3 作為一種活動藝術的文學
4.3.1 作為閱讀方式的文學
4.3.2 客觀與主觀之間
小結
第5章 修辭學范式：文學修辭性與修辭性文學
引言
5.1 修辭與哲學
5.1.1 修辭與真理的距離
5.1.2 修辭與真理的幻象
5.2 文學與哲學
5.2.1 詩歌的抽象與理性
5.2.2 詩性智慧與藝術真理
5.3 文學與修辭
5.3.1 文學的奇怪建制
5.3.2 文學的寓言
5.3.3 作為神話修辭術的文學
5.3.4 作為勸說的小說
小結
第6章 文化學范式：理論中的文學性
引言
6.1 批評的理論轉向
6.1.1 批評的理論化與理論的抵制
6.1.2 理論向文學的回歸
6.2 文學的理論用途
6.2.1 虛構的審美效果
6.2.2 歷史的詩性與詩性的歷史
6.2.3 文學之觴
6.3 具體性與普遍性之間
6.3.1 理論中的文學性
6.3.2 文學的范例性
小結
第7章 文學性的意義
參考文獻
后記
展開全部
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換中的文學性研究 節選
第1章 緒 論
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文學性在國內引起的廣泛而持續的討論，使得有人慨嘆它成了一個“艱難的話題”。 在某種意義上，的確如此。文學性不但與本就復雜難解的文學概念相互糾結纏繞，與當代紛繁多樣的文學理論話語相互影響，更重要的是，它與中國語境中的純文學觀念產生了不可避免的關聯。純文學觀念本身作為一種被建構和生產的文學知識，與中國新文化運動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社會政治樣態及其變遷、精神和文化價值訴求及其多元化、文學研究作為學術話語生產方式及其更迭等，都對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果試圖在這種由各種千絲萬縷的關系交織而成的概念、話語、觀念和思想網絡中來談論文學性，一步而言，如果試圖細察、厘出并廓清文學性在其誕展、流變等各個階段上，于各種語境中以及置于各種視點下產生的各種形式及意義，以及這些形式與意義間的理論淵源、邏輯關聯、形態差異等，則不啻為自己虛構了一座宏大無比的希望大廈，且如果一路走下去，注定會發現，這座大廈終將幻化成為一個空中樓閣，可望而不可即。
但是，這并不就意味著文學性如一嚇人的怪物，面目猙獰得不可以窺其貌。若選取一個適切的觀察視角，然后從該視行透視，還是可以探其幽，發掘人之不察、不視或不識的。這正是本書試行的一個嘗試：從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范式的主要設定框架和特定范疇中，來探究文學性內涵及其意義的建構與重構問題。
那么，何謂文學性？在經歷過20世紀初以來國內外文學理論界各學派和流派之間彼此論爭的紛紛擾擾之后，這一世紀之問仍然解答無定，一如吳曉東的感嘆，“80年代也是我們對文學有信心的時代，想通過文學來觀察中國社會文化的變遷，通過文學來了解整個20世紀以及我們當下的生活世界。而今天，文學退守，日益萎縮的還有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審美主義。所以我想也許到了尋找新的更有活力的范疇的時候了，這個范疇可能已經不再是審美，而是文學性。” ，或如畢光明等人的期冀，“只要人性中有共同的東西，且這種東西改變，那它就會使不同時代的不同的人產生共同的需求，作為語言作品的文學得以滿足這種共同需求的就是所謂的‘文學性’吧” ，抑或如德里達的斷言，“沒有任何文本實質上是屬于文學的。文學性不是一種自然本質，不是文本的內在物” ，或者如韋勒克在仔細考察了“想象性”、“語言性”、“虛構性”和“創造性”這些對文學本質的描述后的感慨，“每一術語都只能描述文學作品的一個方面，或表示它在語義上的一個特征；沒有單獨一個術語本身就能令人滿意” 。文學性似乎無所不在，但又無所定形，然則，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假設它已然是一個得以界定的清晰明確的概念，那么，它的智性活力和思想催生力極有可能早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凝滯如僵了。
但是，我們如果以慎微的眼光加以仔細梳理，精心辨析，則不難發現，20世紀圍繞文學性的各種紛紜斑駁的說法，其言說方式因理論視角的不同可大致分為以下四種：種，從語言學理論的視角，將文學性視為文學語言的特質性，先在于文學文本之中；第二種，從現象學理論的視角，將文學性視為一種看待語言的結果，存在于一種意向性之中；第三種，從修辭學理論的角度，視文學性為一種修辭性，存在于文本意義的不確定性之中；第四種，從文化學理論的視角，將文學性視為一種范例性，存在于具體性與普遍性之間。 從20世紀西方文學研究整體情況來看，這四種理論視角之間沒有意義上的先后關系，也沒有的相互替代關系，只是在不同的時期占據了相對的地位。
那么，是什么來決定這種地位呢？雅各布森曾提出，文學科學研究的對象是文學性。對于研究對象，索緒爾認為，與經驗科學中對象或現象獨立于關于該對象或現象的概念框架不同，科學中絕非對象先于觀點，而是觀點創造了對象。 所以，他設定了“言語”和“語言”兩個概念 ，并非意在提供關于語言的真正本質的知識，而是為了把作為規則系統的語言設定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以此構建關于語言這一概念的知識。換言之，對象是被理論建構出來的。那么，可以據此認為，作為文學研究對象的文學性之所以呈現出不同的形態，是因為不同的理論觀點使然。或者說，是由于四種不同的文學研究范式，才確定了四種不同的看待文學性的方式。
范式是一個科學研究共同體公認且必須遵循的范例，為科學研究提供一種模型，由庫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中提出。為了說明科學理論發展的某種規律性，他將范式界定為那些“普遍承認的科學成就，在一段時期中它為科學工作團體提出典型的問題和解答” 。既然范式是一定科學時期指導科學研究的某種理論架構與概念體系，是各種具體研究共同遵循的基本理論與出發點，它就必設定自己的理論、方法和標準。
之后，在庫恩科學研究范式概念的啟示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就具體相關學科的范行了探究。美國社會學學者肯尼斯 D. 貝利（Kenneth D. Bailey）認為，在社會科學中，范式就是“觀察社會世界的一種視野和參照框架，它由一整套概念和假定組成” 。在他看來，這些概念和假定為觀察者提供了觀察世界和解釋世界的一個窗口，觀察同一現象或解決同一問題的范式不同，對現象的解釋或問題的看法就會不同。或者反過來說，對同一現象的解釋或問題的看法不同，就意味著現象觀察或問題解決范式的不同。在文學研究領域，H. R. 姚斯（H. R. Jauss）在1969年對文學研究中的范式問題做了重要探究。 姚斯認為，文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的發展有著相似程，有著文學共同體所一致遵循的范式及其變化或更替，因此，他提出，文學批評的每一種范式不僅解釋批評家探討文學的既定的方法論體系，還對既定的文學原行解釋。即是說，它既建立了一整套理論和概念體系，也創造了相應的闡釋技巧和闡釋客體。他還仿效庫恩的范式及革命理論，提供了一個文學研究范式轉換的宏觀構架：從“前科學”階段的古典主義-人文主義范式到18、19世紀的歷史主義-實證主義范式，再到20世紀初的審美形式主義范式，之后，讀者接受理論將會的范式而代替審美形式主義范式。在庫恩和姚斯的闡釋基礎上，國內的文學研究者對文學理論范式也做了探討。姚文放依據文學研究中心的內部與外部之分，將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范式劃分為形式主義和歷史主義兩大范式，指出其間呈現出從形式主義范式到歷史主義范式的轉變，并探討了這種范式的轉換對文學理論話語的更新所具有的決定性作用或產生的必然要求。 董學文在分析了庫恩的范式概念與姚斯的范式論之后指出，文學理論中的范式“實際上是觀察和分析文學問題的一種視野、一種參照框架” 。但是，無論是將20世紀西方文論范式做形式主義與歷史主義之分，還是做審美形式主義和讀者接受理論之分，都顯得過于籠統、模糊，不能*大限度地展現當代西方文論的豐富全貌。
在綜合分析并借鑒前人研究成果、參考艾布拉姆斯關于文學四要素說的經典闡釋模式的基礎上，本書認為，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范式就是針對文學性問題形成的特定理論視角或理論眼光，在這種特定的視角或眼光下，形成了一種特定的觀察、分析、闡釋文學性的方法，由此建立了一種特定的文學性理論話語。同時，不同文學理論范式之間的轉換意味著文學理論視角的轉變，也決定著文學性話語的更新或替代。如前所述，圍繞文學性這一重要問題，20世紀的文學研究產生了四種不同的理論視角，即語言學、現象學、修辭學和文化學視角。基于此，我們可以確定西方當代文學理論的四種范式，它們分別是語言學范式、現象學范式、修辭學范式和文化學范式。
文學理論范式決定著文學性的具體內涵，理論的發展過程也是文學性概念內涵從語言學范式到現象學范式再到修辭學范式*后到 文化學范式這一轉換過程中不斷變化的一個過程，更是文學性意義得以被建構與重構的一個過程，因此，任何關于文學性的話語只能置于它所屬的范式框架和理論語境中才具有有效性，否則會成為一種誤讀或誤判。
，語言學范式中的文學性。20世紀初，西方社會人文學科領域的語言學轉向與科學主義思潮對文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文學的社會學研究模式以及文學外部批評方法受到了強烈質疑。人們將研究對象以及研究轉向了文學文本自身，在文學研究領域內尋求一種符合文學科學發展規律的科學實證主義方法，成為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和結構主義詩學的主要目標。雖然三者采取了文本的本體論立場，但是，在文學性具體為何物方面，則存在著根本的差別：俄國形式主義將文學性界定為語言手法和技巧帶來的陌生性，英美新批評認為文學性就是文本結構的統一性，結構主義詩學認為文學性在于文學的抽象性和不及物性。
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家方法論爭論的界限，以建立一門具體的文學研究科學為己任，本著打造文學的科學研究精神，以形式研究方法為突破口，打破傳統文學研究中以內容為主的社會學研究范式，將構成文本的語言的地位和作用凸顯出來，探討文學如何通過各種手法、技巧和程序在語音、語義、語法、情節以及文體等語言形式方面顯示自身的特殊性，并以此建構出自己的文學性概念。
英美新批評派從“結構”這一藝術作品形式中內含的各種組成要素、各個側面、各個維度或者各個層行探討，認為詩歌或藝術是由形式構成的自足結構，正是這個結構統攝了文本中可能存在的既相互指涉又相互沖突的諸要素，*終將這些沖突力量以一種審美方式給衡、協調和統一，從而呈現出文本的意義。因此，這個結構是一個意義的結構，它生成結構的意義或曰一種意義感，即一種仿佛是或好像是的感覺或感知。人類需要這種感知來把握非語言的意義所在，從而讓世界呈現在我們面前，并且，這個世界是為“我們”而形成的。所以，對于新批評而言，對意義的感知即意義感與意義的獲取一樣重要，它指向自身，有助于形成一種生活的真實感和經驗感，*終在審美意義上而非認識論意義上完善自身，如同詩歌的結構。據此，文學性就體現為文學文本這種異質結構性和結構異質性。
結構主義詩學家旨在建立一門文學研究的科學，但其前提條件是文學內在體性，即具體文學作品并支配這些作品的一套內在的文學法則和程序，正是這套文學法則和程序讓文學作品的意義生產成為可能。它隱含在文學話語表層特征，提供一套普遍可用的、有效的文學作品闡釋程序和方法。因此，結構主義理論者將自己的文學研究稱為詩學，旨在從文學內部探討文學話語的各種特性，確立一的規律，建立一體結構。根據他們的觀點，錯綜復雜的文學現象是由現象背后的內在結構及其在整體文學體系中的位置決定的，意義在本質上是一種關系性存在，因此，文學性表現為一種不及物性。基于此，茨維坦 托多洛夫把文學的抽象性視為文學性，羅蘭 巴特（Roland Barthes）將符號性視為文學性，熱拉爾 熱奈特（Gérard Genette）從文學體裁發展史的角度提出了三種文學性：虛構性、形式性以及條件性。從托多洛夫到巴特再到熱奈特對文學性的論述來看，他們都對雅各布森關于“是什么東西把一個文本變成藝術作品”的提問感興趣，而不是對“文學性是什么”這一問題感興趣，因為相比后者從本質規定的角度出發，前者從能性角度出發，更能符合結構主義詩學的基本理論立場。
第二，現象學范式中的文學性。20世紀西方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發生的哲學轉向中，對文學研究產生重要影響的哲學流派之一便是埃德蒙德 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現象學。胡塞爾的現象學將純粹的先驗意識確定為知識的基礎，側重于對意識的意向性結行分析。因而，現象學文論者注意研究作品和讀者的聯系，認為文學研究不能像新批評和結構主義詩學等形式分析那樣僅僅從作品入手，而是必須把讀者納入研究視野，由此形成作者、作品和讀者之間現象學意義上的關系：作品由作者創造，但離開作者之后，它便只是物質的、靜止的；而讀者是主體的、活動的，只有讀者才會使它成為作品，因此讀者與作者地位等的，沒有高低之分。現象學批評以日內瓦學派、杰弗里 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和J. 希利斯 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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