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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 2021年第2輯 (總第25輯)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00292
- 條形碼：9787030700292 ; 978-7-03-070029-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 2021年第2輯 (總第25輯) 本書特色
《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由陳勁教授（主編）與王煥祥博士（執行主編）于2008年共同創辦、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協辦，是國內唯一一份致力于介紹演化與創新經濟學理論、方法、應用及*新發展的集刊，與國際期刊《演化經濟學雜志》（SSCI）、《制度經濟學雜志》（SSCI）長期合作，演化與創新經濟學界的知名學者納爾遜教授、倫德瓦爾教授、霍奇遜教授、陳平教授、賈根良教授等為本集刊特約編委與撰稿人。 本集刊以“倡導學術創新、彰顯學術自由”為宗旨，力求為中外學者就演化與創新經濟學的重大理論及其應用問題的討論與對話提供一個平臺，也為展示我國學者的相關研究與思想提供一個機會窗口。 本書可為公共政策制定者提供新的視野與借鑒，可供政府產業與科技等管理部門、企業高級技術主管、大學與科研院所的科研管理與科技工作者參考
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 2021年第2輯 (總第25輯) 內容簡介
《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由陳勁教授（主編）與王煥祥博士（執行主編）于2008年共同創辦、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協辦，是國內專享一份致力于介紹演化與創新經濟學理論、方法、應用及近期新發展的集刊，與靠前期刊《演化經濟學雜志》（SSCI）、《制度經濟學雜志》（SSCI）長期合作，演化與創新經濟學界的知名學者納爾遜教授、倫德瓦爾教授、霍奇遜教授、陳平教授、賈根良教授等為本集刊特約編委與撰稿人。 本集刊以“倡導學術創新、彰顯學術自由”為宗旨，力求為中外學者就演化與創新經濟學的重大理論及其應用問題的討論與對話提供一個平臺，也為展示我國學者的相關研究與思想提供一個機會窗口。 本集刊可為公共政策制定者提供新的視野與借鑒，可供政府產業與科技等管理部門、企業不錯技術主管、大學與科研院所的科研管理與科技工作者參考，尤其適合作為管理學、經濟學等社科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的參考用書，對于想了解和深入研究演化與創新經濟學的讀者也是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 2021年第2輯 (總第25輯) 目錄
目錄演化經濟地理學：主要問題及其進展Ron Boschma Koen Frenken/包卿吉盼譯-1-瑪麗安娜·馬祖卡托對創新經濟學的貢獻陳雁江元娟李嘉澤楷-17-重新認識國家在創新活動中的作用—評瑪麗安娜·馬祖卡托的《企業家型國家：揭穿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神話》張梓彬-27-同一個世界，兩種“開放式創新”？基于文獻計量的比較分析封凱棟紀怡-43-簡論經濟系統中“正反饋”與“負反饋”的耦合原理甘潤遠-67-內生的家庭養老：贍養行為作為規范的演化李偉成林素絮-74-先行先試、先發優勢與領先發展——廈門特區改革開放經驗之探討焦建華李文溥-87-集權應急管理在重大突發事件中的制度質量評價與啟示孫海榮-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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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 2021年第2輯 (總第25輯) 節選
演化經濟地理學：主要問題及其進展 Ron Boschma Koen Frenken 包卿 吉盼 譯 摘要：本文簡要概述近年來有關演化經濟地理學的相關文獻。我們描述了演化經濟地理學如何為一些屬于經濟地理學學科核心的主題提供新的和額外的見解：為何產業在空間上集聚？集群如何運行和演化？創新網絡在空間上如何建構以及它們如何隨著時間演變？什么樣的集聚外部性促進城市和區域增長？區域如何多樣性以及組織和制度變遷對區域新增長路徑的發展有何影響？ 關鍵詞：演化經濟地理學；相關多樣性；區域分叉；鄰近性；路徑依賴；共同進化；制度變遷 中圖分類號：F091 F119 一、介紹 從一開始，演化經濟地理學（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EEG）的目標就是幫助人們理解經濟地理學中的幾個主題，如為什么有空間中的產業集聚，網絡是如何在空間里演化的，為什么有些區域比其他區域增長得快。這些核心主題在經濟地理學中并不新鮮，但演化經濟地理學從演化的視角提供了新的見解、新的分析，在某些情況下還提供了替代性解釋（Boschma and Lambooy，1999；Boschma and Frenken，2006；Martin and Sunley，2006；Boschma and Martin，2010；Kogler，2015）。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個簡要框架，分析演化經濟地理學在產業集群（“作為演化過程的集群化發展”）、地理網絡（“作為演化過程的網絡化發展”）、城市和區域發展（“作為演化過程的區域發展”），以及組織作用（“組織與演化經濟地理學”）所作出的主要貢獻。 二、演化經濟地理學 演化經濟地理學出現的關鍵是演化經濟學的建立（Nelson and Winter，1982；Dosi et al.，1988），它在20世紀80年代作為正統和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替代而出現，其拒絕代表性的代理、*優決策和均衡分析。因為主流經濟學的演化論批判性地吸收了許多經濟地理學家的成果，演化經濟學本身基本上是一種空間的理論（Boschma and Lambooy，1999）。經濟地理學家開始基于演化思想來發展新概念，包括“區位機會窗口”（Storper and Walker，1989）、“技術區域”（Storper，1992）和“區域創新系統”（Cooke，1992）。 這引發了一場關于如何以一致的方式將演化原理應用于經濟地理的激烈辯論。尤其是在經濟地理學者中，幾部主要著作成為演化論學者的靈感來源（Boschma and Martin，2010）。這些著作包括：廣義達爾文主義（Essletzbichler and Rigby，2010）、路徑依賴理論（Martin and Sunley，2006）、復雜性理論（Martin and Sunley，2007）及地緣政治經濟學（MacKinnon et al.，2009）。這些經濟地理學的演化方法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關注解釋經濟景觀的不平衡發展和轉變的歷史過程。這種空間模式被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但是與路徑和地點有關的歷史過程的產物。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演化經濟地理學漸漸發展成為基于均衡分析的理論替代，在“新經濟地理”和大部分區域科學文獻中占據主導地位（Boschma and Frenken，2006）。當前，演化經濟地理學的大多數工作是基于生物學概念（如多樣性、選擇、保留、突變和適應）及經濟學概念（如路徑依賴、鎖定和鄰近性）而開展的（Boschma and Frenken，2003，2006；Martin and Sunley，2006）。它通常有一個強大的微觀基礎，以組織慣例（Nelson and Winter，1982）為出發點。慣例是建立于組織之上的能力，基于這種能力，組織（如公司）嘗試在動態環境中適應并生存。經濟演化被理解為在空間中創造并選擇性地傳播新的慣例。由于有限的理性，這種傳播過程是不完善的，因為參與者沒有完全的參與權或對信息做出反應的完美能力，以及空間環境（如組織）支持（或不支持）慣例的創建和傳播，這導致了不均勻的地理模式，如體現為集聚、核心—邊緣模式、集群和網絡等。演化經濟地理學主要聚焦于這些經濟的空間結構是如何通過個體的微觀行為和集體的能動性而發生和轉變的，以及這些變化過程是“為什么”和“如何”存在它們自身的路徑和地方依賴的（Boschma and Frenken，2006）。 在對基于均衡分析的替代性框架中，演化經濟地理學對經濟地理學領域做出許多貢獻。**，演化經濟地理學挑戰馬歇爾關于經濟地理中產業集群的觀點，在這一觀點中，集群中的企業將自動受益于馬歇爾的外部性，集群的存在和持續正是基于此。第二，演化經濟地理學提出一個關于知識網絡地理位置的動態鄰近視圖，這為集群和網絡文獻帶來新的見解。第三，演化經濟地理學通過引入相關多樣性的概念為集聚外部性文獻做出新的貢獻，并以“區域分叉”的探討開創區域多樣化的新研究。第四，演化經濟地理學對經濟地理學中制度分析的方式采取批判的觀點。例如，關注（地方）制度的偶然作用，在相同的制度環境中異質性參與者的存在和持續作用（Boschma and Frenken，2009）。接下來，我們將逐一闡述演化經濟地理學的這些關鍵貢獻。 三、演化視角下的集群 經濟地理學中一個經典問題如下：為什么空間中存在產業集聚？Marshall（1920）在一個世紀前提出了這個問題，當時他調查了英國謝菲爾德和南約克郡金屬行業的集群（Potter and Watts，2011）。他對如此的產業空間集群的解釋曾在很長時間內主導經濟地理學領域：當一個行業落定在某地時，經濟效益可以從同一行業的共同區位公司中獲取，這主要產生于一種“地方池”，即地方化的專業知識、勞動力和供應商，這也被稱為“地方化經濟”或“馬歇爾外部性”。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馬歇爾的評析，他提出一個產業中的“貿易之謎”存在于集群化的空氣中。他的觀點暗示了知識溢出存在地理性邊界，產業內知識的獲取幾乎只對集群內，集群內的公司比集群外的公司表現會更好。 這種占主導地位的馬歇爾思想已經受到挑戰，演化經濟地理學的重要貢獻就在于此。Sorenson和Audia（2000）、Stuart和Sorenson（2003）提出集群的出現和存在是由于本地進入的自我持續過程：在一個新的行業中，本地公司越多，本地進入就越多。這在組織生態學中被稱為“認知合法性”，其中高比例的本地進入產生傳播給潛在企業家的信息，從而促使他們創建自己的公司（Aldrich and Fiol，1994；Maggioni，2002；Wenting and Frenken，2011）。更多的本地進入也產生了更多的本地競爭，使集群企業難以生存。從這種生態觀點來看，集群降低了進入成本，同時增加了退出機會。 Klepper（2007）從產業生命周期視角提出了關于空間集群的另一種理論，對馬歇爾思想提出了更大的挑戰。該理論的出發點是進化的微觀視角，在這種微觀視角下，由于有限的理性，企業在日常慣例和能力上被描述為異質的，故企業表現出不同的增長率。公司的慣例不同，因為它們進入前的經驗不同。特別是，衍生公司從同行業或相關行業的成功先行者那里繼承了卓越的能力，因此往往勝過其他類型的公司。由于公司通常位于創始人家的所在地，很少搬遷（Stam，2007；Dahl and Sorenson，2012），一個集群的出現可以通過地方化的自我增強的分拆過程而產生，而無須馬歇爾外部性。Klepper（2007）通過對美國汽車工業集中于底特律地區的研究找到了其衍生理論的證據。他指出，存活率主要取決于進入前的經驗質量，而不是馬歇爾外部性（這里是指位于底特律）。這一發現在半導體、輪胎、時裝設計和圖書出版等各行各業中都得到了驗證。然而，一些研究，特別是關于創意產業的研究發現，除了進入前的經驗，馬歇爾外部性對企業績效有積極的影響（Boschma，2015a；Frenken et al.，2015）。 這種演化方法不但解釋了產業的空間集聚，而且解釋了為何某個產業會歷史性地出現在特定的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從理論上來講，成功的公司產生許多衍生企業從而形成集群，集群可以出現在該公司所在的地方（如在企業家的家鄉地區）。問題在于，這種路徑依賴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地點依賴（Martin and Sunley，2006）。盡管由于路徑依賴、衍生過程的自我增強邏輯，集群的區位依然相當不可預測，但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新興產業中成功的**代公司通常是來自當地相關行業中多元化或衍生的公司（Boschma and Wenting，2007；Klepper，2007；Buenstorf and Klepper，2009）。有證據表明，與新產業相關的產業所在地區產生新產業的可能性更高（Neffke et al.，2011）。 結合Klepper的發現，*近的研究表明，集群的顯著特征是積極的相關產業外部性和（可能的）消極的馬歇爾外部性。在馬歇爾外部性的傳統定義中，以及Porter（1990）*初的集群概念中，產業內外部性和相關產業外部性并沒有被解析性地區分。然而，這種區別是非常關鍵的，因為這兩種外部性往往對企業生存產生相反的影響。由于知識溢出和技術人員的流動性，當地企業的相關產業外部性被視為是積極的，而由于競爭壓力和非自愿的知識溢出，當地企業的產業內外部性被視為是消極的（Boschma，2015a；Frenken et al.，2015）。特別是，產業內外部性主要危害表現良好的集群企業，這些企業從集群中其他企業獲得的損失*大，獲得的收益*少，而年輕的和小型的企業仍然可以從產業內外部性中受益，以彌補其薄弱的內部能力（Rigby and Brown，2015）。同樣地，公司的異質性受制于其從跨國的多地點布局獲益程度，*國際化的企業收益*大。因此，考慮到企業在能力上的異質性，企業在相同區位中受損或獲利的程度會有差異。 演化經濟地理學文獻中的另一個分支是“集群生命周期”方法，該方法研究集群的演化，尤其是內生性動力，可能會將成功的集群轉向衰退的集群（Pouder and John，1996；Brenner，2004；Iammarino and McCann，2006；Belussi and Sedita，2009）。需要強調的是，生命周期的概念在這里應該以一種非確定性的、演化的方式來理解（Martin and Sunley，2011）。例如，集群可以自我更新。Menzel和Fornahl（2010）提出一個集群生命周期模型，在該模型中，企業進入和退出集群，企業的能力相互作用和演化，在集群內外，組織間的聯系形成和分解。當集群出現時，企業能力的異質性隨著企業參與競爭、企業間學習和網絡發展，是呈現增長態勢的，但隨后減少（Rigby and Essletzbichler，1997；Vicente and Suire，2007）。如果這種“收斂”繼續下去，集群的重組潛力將衰退，其主要活動將下降。Menzel和Fornahl（2010）認為，衰落的集群可以通過從集群外部吸收新知識（“適應”），或通過整合多元的本地知識庫（“更新”），又或在通過進入新活動中發展多元化的同時建立當地知識庫（“轉化”）。集群只有在企業和其他能動主體積極參與這種變革過程的情況下才能適應發展，但是鑒于它們的鄰近性—本地網絡和制度的鄰近性，這絕非易事（Glasmeier，1991）。這種“鎖定”可能會增強，尤其是當公共政策主要響應既得利益者的要求時（Grabher，1993；Hassink，2005），而地方參與者則保持集體身份（Staber and Sautter，2011）。 生命周期的動態變化也可能源于在區位決策時的羊群行為—具有“炒作”的特點。Suire和Vicent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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