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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嶺西的動亂與地域格局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1699712
- 條形碼：9787531699712 ; 978-7-5316-9971-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明代嶺西的動亂與地域格局 本書特色
本叢書為“國家出版基金項目”！入選“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音像、電子出版物出版規劃！浙江省重點培育智庫浙江師范大學邊疆研究院學術支持與經費資助！是巨著《中國邊疆研究文庫》系列的嶄新成果，繼承并發揚了傳承歷史、服務當代、惠及后人的文庫精神！ ★ 人們對明代倭寇的研究多集中在嘉靖年間的東南沿海，《明代嶺西的動亂與地域格局》帶我們了解明代其他地區的倭寇活動情況及朝廷的應對； ★ 《明代嶺西的動亂與地域格局》亦透過明王朝與嶺西地區的“叛亂”與“平亂”的互動關系，論述朝廷將嶺西這一邊疆地區的“山、猺、海、浪”等各色原住民納入中央王朝統治的過程； ★ 《明代嶺西的動亂與地域格局》還通過歷史大事件——羅旁大征的分析，為我們展示嶺西地區的交通變化及地方社會的重建過程。
明代嶺西的動亂與地域格局 內容簡介
本書以隆慶年間電白縣被倭寇攻陷事件和萬歷初年大征羅旁之役為中心，考察隆、萬以后，廣東嶺西地區地域格局的演變。通過對這兩個歷史事件相關史料的解讀，厘清這一時期嶺西地區地域格局，與包含明代督撫制度、兵制的變動等在內的明代防務設置變化，以及來往于這一地區的普通百姓、山賊、海盜、倭寇、猺、浪、官、兵等各類人群，在此過程中所呈現的不同面貌和相互之間的復雜關系；并通過平定動亂后的一系列善后工作，揭示衛所制度的崩潰以及明代維護地方治安的主要軍事力量的改變，更重要的是，羅旁大征及之后的治理，使原本動亂不斷的格局發生改變，折射明王朝對嶺西地區控制加強。
明代嶺西的動亂與地域格局 目錄
緒論
**章 明代前中期的嶺西地區
**節 嶺西地區的概況
第二節 明代嶺西地區的海防設置
第二章 隆慶末年倭陷電白事件
**節 城陷前的電白
第二節 倭陷電白事件
第三節 追剿
第四節 亂后的安撫與善后
第三章 大征羅旁之役
**節 大征前的羅旁
第二節 大征羅旁之役
第四章 羅旁大征后的善后與治理
**節 開設縣治與分兵戍守
第二節 教化
第三節 開辟新路
結語
參考文獻
附錄
本書后記
編后記
展開全部
明代嶺西的動亂與地域格局 節選
緒論 一、本書緣起及意義 本書以隆慶五年（1571）十二月發生的電白縣被倭寇攻陷事件和萬歷四年（1576）大征羅旁之役為中心，考察隆慶、萬歷以后，嶺西地區的地域格局的演變過程。通過解讀這兩個歷史事件相關的史料，厘清這一時期嶺西地區的地域格局，明代的防務設置所發生的變化（包含明代督撫制度、兵制的變動），以及生活在這個地區的各類人群面對動亂的應對機制，并通過平定動亂后的一系列善后工作折射出王朝對嶺西地區的控制在逐步加強。 在明代大一統時期，遼闊的疆域不可避免地導致各項制度在各地的執行帶來一些不同的變化，各個區域的自然地理環境、歷史文化面貌和經濟社會發展往往有相當大的差異，如果單純進行全國性的整體史或通史研究，常常流于空泛，難以準確把握中國歷史，因此區域社會史的研究成為透視中國歷史演變的總體趨勢的有效手段。而以國家與社會這一理論作為社會史研究的分析工具，被越來越多的學者運用，正如趙世瑜所說： 以國家與社會這一理論作為社會史研究的分析性話語，使得各種選題分散的基層社會研究具有了相對統一的理論指向和更為深刻的問題意識及更加廣闊、宏觀的研究視野，關注基層社會與國家的互動關系，既是重新和深入認識傳統中國的一個重要突破口——而且是過去被忽略的一個突破口，又是中國的社會史研究走向整體史所邁出的重要一步。 近些年，由于社會史研究的興盛，我們往往過度地強調地方社會的自治，地方研究的題目也越加細致，過猶不及的結果可能導致忽視國家的作用，本人試圖通過國家派駐地方的官員視角，觀察隆慶、萬歷時期的國家與地方社會的關系。 在本文著眼的地域中，國家對于地方社會的關注的重點在于邊疆的安全問題。人們所熟知的“萬歷三大征”，主要集中在東北、西北和西南。傳統的正史也將這三大征描述得繪聲繪色。作為當時邊疆不穩定的因素，東南僅僅以“倭亂”一言以蔽之。但通過李材留下的歷史材料，我們可以發現國家對于邊疆的政策絕非平定倭亂如此之簡單。晚清的魏源曾經提過，“夫倭之所長在陸，擊之外海，在攻其所短。英夷所長在海，待諸內河、待諸陸岸，乃失其所長，乃明人御倭者不知御之于外”。在清人看來，明代的剿倭活動應該將戰場放在海上，而不應在陸上。但從李材到電白剿倭過程中留下的詳細資料中，可以看出，嶺西邊疆問題的重點不在于平定倭亂，而在于如何通過軍事手段重建當地的軍政格局，以穩定邊疆的局勢。 本書所選取的區域是明代隆慶、萬歷時期廣東的嶺西地區。所謂“嶺西地區”，在當時的行政區劃里，指的是肇慶府和高州府，包括大征羅旁之役后于萬歷五年（1577）建立的羅定直隸州。該地區與珠三角地區或者是嶺東地區相比，由于文獻相對缺乏，以及“大事件”引起的震動余波較小，給傳統的歷史研究帶來不少障礙。本書試圖通過研究時任嶺西兵巡道僉事的李材留下的文獻《兵政紀略》中所記載的發生在電白和羅旁的軍事戰爭，即事件史的研究，分析這片區域在重大歷史事件前后發生的一些變化。《兵政紀略》記載的是李材在廣東、云南等地任官時與兵政有關的事，收集了他在任職期間的呈詳、稟帖、簡書、手本、關、牌等公私文書。對于嶺西這樣一個遠離政治中心的地區來說，這樣集中而詳盡的文獻是非常難得的，也是本書*主要的的史料之一。 明代的嶺西是一片山海交錯的地區，生活在這一片土地上的普通百姓，常年遭受來自山、海兩方的瑤、浪、山賊、海寇等各種名目出現的賊寇侵襲。而本書的中心事件之一——隆慶末年倭寇攻破的電白縣城，位于廣東省的西南部，地處南海之濱，背山面海。嘉靖末年，倭寇在江、浙沿海遭受戚繼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將重兵打擊之后，其活動范圍逐漸向南移動，漳、潮一帶備受騷擾，經過漳、潮沿海的官民抵抗以后，倭寇的活動范圍繼續向南移，互有攻守。隆慶末年，倭寇進犯嶺西沿海，“自廣海以至陽、電一帶村落盡遭荼毒，神電、錦囊相繼被陷，化州、石城幾亦不免，遠近駭動”。于是，朝廷調集兵力對倭寇進行了追剿，歷經四個多月，形式上完成清剿任務，并作出一系列的調整。這一事件成為了解明代嶺西倭患與地方社會變遷問題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自明初起瑤亂頻仍、剿撫不定的羅旁地區的平定成為這一地區正式被納入王朝統治的重要轉折點，對后來嶺西地區社會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 目前，對于嶺西地區的研究，或是對歷史遺跡的簡單考證與記載，或是出于現代經濟發展的考量，關注的焦點大多集中在海港、交通或資源的開發上，或是在討論珠三角地區問題的注腳中旁及嶺西地區的情況。因此，對此區域的研究有極大的深入空間。客觀來講，嶺西地區地處邊陲，是個遠離王朝統治中心的地方，雖然文獻材料有限，對這個地區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難度，但研究的視角和問題意識能彌補資料不足的缺憾。 二、學術史回顧 （一）關于嶺西地區的研究 如上所述，嶺西地區較嶺南地區，因資料的匱乏和開發相對滯后，學者們對這一地域的研究，起步大概可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從關注這一地區的民族問題開始。這一時期的代表性研究出自林天蔚和顏廣文。林天蔚從研究明代的瑤亂出發，對明王朝對瑤人的治理政策進行了評價。 顏廣文從古代廣東歷史地理的角度，具體考證了元代對廣東西部的驛站開發工作，對于早期嶺西地區的驛道做了詳細的梳理。他還認為，明王朝實際上是根據元代開辟的交通，對粵西地區的治理和整頓，也有一定的成效，從剿盜匪、著手建立粵西完善的地方政權、開辟粵西新驛道、鑿運河修水利、招募流民墾荒、倡興教育六個方面分析了明王朝對粵西的經略。 在此之后，越來越多學者開始關注嶺西地區，特別是羅旁地區，學術界對大征羅旁之役的重要性越發肯定。日本學者井上徹是其中的代表，其論文《羅旁ヤオ族の長期反亂と征服戰爭——一四四六年~一五七六年》主要依據相關的幾種方志，通過梳理15世紀中葉至16世紀后期羅旁地區的瑤由叛亂不斷直至被大征平定的過程，概述羅旁瑤亂和戰爭，并分析了叛亂的長期化的原因及冒險商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井上徹還于2009年8月赴廣東郁南縣和羅定縣訪問，寫了《羅定地區調查報告》，考察從明至今郁南、羅定的行政區劃變遷情況。 進入21世紀后，有一批研究該地域的文章出現。王敏從明代開始追溯移民、自然環境的變更對粵西農業的影響；唐曉濤以大藤峽為中心，考察瑤人的活動對太平天國的影響；魯延召重點考察明代海防的政策，特別是明代廣東海島的研究；姜豐豐從大征羅旁以后羅定地區的社會秩序重建，特別是商業的發展角度研究羅定地區的社會變遷；徐麗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對肇慶府的城市發展做了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嶺西地區而言，為人們所熟知和稱頌的莫過于冼夫人的活動，因本書的關注點并非冼夫人，對于冼夫人的研究就不再贅述，但賀喜的相關研究仍然值得借鑒。她在文章中將冼夫人的信仰與地方社會秩序的傳統結合起來： 朝廷與地方的關系發生了關鍵性的改變。從梁陳之際，土酋的家族歸附了國家，以依附國家的制度顯貴。從明到清，國家的制度滲透到鄉村的層面，一方面越來越多的馮氏人/陳氏人以馮保和冼夫人/雷祖為祖先通過文字以及依托文字為載體的制度（例如編修族譜），把地方的傳統與中央聯系起來；另一方面，地方歷史的塑造者用中央對當地的地方政策，重構自己的傳統。馮氏/陳氏聯宗的不斷擴充與土人受征服的形象創造是同一個過程的兩面。 賀喜是通過對民間信仰的研究，說明高、雷地區社會秩序的重建是以一種緩慢漸進和內在整合的方式來實現的。本書則是希望從與此不同的角度——通過王朝派駐官員和軍隊的力量，特別是分析從朝廷的眼光（軍事戰略的材料）去看隆慶、萬歷年間嶺西地方的社會變化——進行探討。 （二）倭寇與海防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由于中日關系的對立，民族矛盾尖銳，中日的學者對于倭寇的研究側重點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的學者傾向于從“抗倭”“御倭”的角度研究明王朝的抗倭政策；而日本的學者則將重點放在個別的研究，尤其將論述的焦點朝向倭寇的起因與其組織分子方面。 改革開放以后，民族主義的對立情緒漸淡，對于倭寇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兩者的對立關系上。戴裔煊通過對明代嘉靖、隆慶年間倭寇、海盜階級成分和人員構成的分析，指出“明嘉靖間的中國倭寇海盜運動，實質上是在封建社會內部資本主義萌芽的時期，東南沿海地區的農民和城市平民，聯合各階層人民反對封建的運動，歸結到一點就是海禁與反海禁的斗爭”。雖然階級意識仍然強烈，但是已經開始關注倭寇的影響與資本主義萌芽的關系，開始反思明王朝在抗倭的過程中采取的海禁政策與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關系。新中國成立以來，史學界理論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的資本主義萌芽研究在這個時候掀起新一輪的高潮。 林仁川探討了明代私人海上貿易的歷史背景、商人的反海禁斗爭、私人海上貿易集團的形成與走私港埠的出現、私人海上貿易出沒的地區等問題；并通過研究私人海上貿易的商品、貿易額與利潤率、管理與法令等問題，分析私人海上貿易的特點、性質及其產生的影響。作者將明代倭患劇烈的根本原因歸結于明朝嚴厲的“海禁”政策。他認為嘉靖時的“御倭”戰爭并非反對外國侵略的民族戰爭，而是“一場海禁與反海禁，壓迫與反壓迫，剝削與反剝削的斗爭”。 李金明將明代海外貿易分為朝貢貿易和私人海外貿易兩個時期。他認為朝貢貿易得以長期維持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朝政府對海外貿易實行控制和壟斷，利用朝貢貿易的方式獲取更高的利潤，然而由于不適應國內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明朝政府在貿易中出現逆差，*終導致絲綢、銅錢、白銀等大量外流。而為了維持朝貢貿易的順利進行在東南沿海一帶實行的海禁政策，更是給明代海外貿易帶來極大的危害。在海禁政策下所謂的“海寇”，實際上大多數是為沖破海禁牢籠的海商，明朝廷對他們采取鎮壓和招撫的手段。明代后期開放海禁后，進入私人海外貿易時期，但明朝廷仍對海外貿易的商人附加種種限制，海外貿易無法正常發展，又受到西歐殖民者的沖擊，遂使明代后期私人海外貿易急遽地走向衰落。書中還寫道，明代后期是把商業資本轉化為土地資本，“不僅中斷了商業資本的積累和增殖過程，而且使商業資本不能順利地轉化為產業資本，朝著擴大再生產的方向發展，遂使明代海外貿易始終停留在封建社會的販運貿易階段”。 提起倭寇，不可避免地讓人會聯想到戚繼光，如前文所述，由于民族主義的情緒，嘉靖時期，戚繼光在閩浙地區的抗倭活動也深入民心。這些“大人物”和“大歷史”的關系雖是老生常談，但倭寇結合“向下看”的區域社會史這一新的角度，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 陳春聲通過對潮州地方社會動亂問題的探討，對動亂問題提出了新的理解。他將明清之際東南沿海地方社會的動亂與“轉型”看作一個連續的過程，對潮州地方長達二百余年的社會變化進行考察。他的研究表明，在地方動亂中“民”、“盜”界限模糊，彼此難分，甚至“民”“盜”一體，而在王朝更替、政治統治的“正統性”變得模糊的時候，“遷界”成為清王朝在地方社會實行的有效措施。而從明代中葉開始的地方社會的動亂局面，正是在“復界”之后逐漸完結。所謂的“倭亂”“遷海”“復界”等重大事件的背后，都隱含著地方社會復雜的分化與整合，而地方動亂與社會整合的關鍵之一，就是身份與認同的問題，而這歸根結底，往往是與“國家”關系的觀念問題。他的《聚落形態與社會轉型——明清之際韓江流域地方動亂之歷史影響》通過對韓江流域地區包括“倭寇”“海盜”“山賊”在內的一系列的動亂事件的分析，解讀16-17世紀華南發生的深刻的社會變動，“探討傳統地域社會轉型時期，人們因應時局變化而采取的舉措，*終成為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傳統組成部分的復雜緣由”。 ……
明代嶺西的動亂與地域格局 作者簡介
唐金英，女，1981年生，歷史學博士，廣東湛江人。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特聘副研究員、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歷史人類學學刊》編輯部主任。主要從事明清時期嶺南沿海社會、經濟與文化，以及中國南部海陸邊疆歷史研究。先后在《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中國經濟史研究》、《歷史人類學學刊》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于逢春，浙江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邊疆研究院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邊疆學、地緣政治學與邊疆史地。系“中國疆域五大文明板塊理論”構建者、是國內較早運用民族主義理論探討近代中國如何在一個多民族帝國中構筑民族國家的研究者之一。先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國家社科基金特別項目等國家·級項目7項。代表性論著有《時空坐標、形成路徑與奠定——構筑中國疆域的文明板塊研究》《國民統合之路——近代中國民族國家構筑視野下的內蒙古東部蒙旗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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