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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新考(周勛初文集)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0634275
- 條形碼：9787550634275 ; 978-7-5506-3427-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九歌新考(周勛初文集) 內容簡介
《九歌新考》是周勛初先生的部學術專著，考辯梳理《九歌》的來源與性質。《九歌》篇幅雖然短小，但內容極為豐富。該書討論關于《九歌》的八個問題，其中周先生很滿 意的是“秦漢宗教一般”“東皇太一考”“楚祀河伯辨”三篇，提出了前人沒有提出的問題，發掘此前未發掘的資料，對《九歌》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新的考索。該書很早于 1986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收錄《周勛初文集》七卷本（2000年），現收入進《周勛初文集》2021版中。
九歌新考(周勛初文集) 目錄
一、 引言
二、 《九歌》異說綜述
三、 秦漢宗教一般
四、 東皇太一考
五、 楚祀河伯辨
六、 楚神雜論
七、 楚郊祀歌說批判
八、 豐隆及其他
九、 屈原創作說申述
十、 結論—九歌新考序—序謹以此書紀念導師胡小石（光煒）先生。
展開全部
九歌新考(周勛初文集) 節選
**分冊，內收《九歌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韓非子〉札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出版）、《韓非》（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三種。 這三種書的研究對象都屬先秦學術。 我在1956年考回南京大學，從胡小石師進修副博士研究生課程。小石師告誡，讀書要從小學入手，學習幾部先秦的經典。因為中國學術源于先秦，人們對此如果缺乏認識，也就是所謂基礎不好，日后發展必然會受影響，一些重要的傳統觀念不知所出，甚至連中國古代幾個主要的學派都分不清楚。因此，在小石師的指導下，我學習過《說文解字》和甲骨、金文，也讀了《左傳》等幾部經典。這些對我后來的發展確有很大的幫助。 小石師為楚辭名家。我在大學四年級時聽他上文學史課，學習比較認真，為日后的寫作打下了基礎。1959年當研究生時重聽此課，產生了一些新見。當時想作神話方面的學位論文，正在讀《山海經》等著作，但系里因工作需要，叫我立即中輟學業，去上中國文學批評史課。想到日后怕難再回到先秦文學上來，遂抓緊時間，寫下了《九歌新考》的初稿。書中的論點，很多地方發揮師說而成。小石師讀書神悟，而不輕于著述，他往往只提出一種看法，而不作詳細的論證。我在他的啟示下，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形成一些論點，自信前人從未提出過。從目下學界的情況來看，日后怕也很少有人會形成同樣的觀點。這是我秉承師訓，從先秦學術入門，寫成的**部書，因而一直敝帚自珍。 《〈韓非子〉札記》的寫作純出偶然。“文化大革命”中淪為賤民，一直荒廢年華，后因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接受了編寫法家著作《韓非子新注》的任務，出于工作上的需要，我才被吸收進編寫組中。趁此機會，我熟讀此書，并對先秦諸子也涉獵了一番。自覺對先秦學術加深了認識，讀古書的能力也大為提高。在此期間，我還讀了不少清人的筆記，想到也可采用這種方式對《韓非子》中的一些問題進行闡發，因以《〈韓非子〉札記》為名，編輯成冊。這種寫作方式比較活潑，內容不拘，只要有點滴心得，即可鋪寫成文。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論是文、史、哲方面的新見，抑或目錄、版本、校勘方面的一些實際知識，都可兼收并蓄，融合滲透。后來我把個人堅持的這一治學特點稱為綜合研究。目下學術界分工過細，文、史、哲涇渭分明，少見綜合之作。或許我的這一《札記》在《韓非子》研究領域中別具一格，因此不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獲得了一些贊譽，擁有不少讀者，還認識了一些同好。 1984年前后，我應江蘇古籍出版社之約，寫成《韓非》一書。這是一本通俗讀物，但我將編寫《韓非子校注》和《〈韓非子〉札記》時的一些心得體會分別寫入，也可說是具有學術價值的吧。其后我還為兒子周晨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韓非子選譯》一書作了修改和加工，也花了不少時間。用現在通行的話來說，這也可以說是“韓非子研究”中的一項系統工程吧。 第二分冊，內收《張騭〈文士傳〉輯本》《〈文心雕龍〉解析（十三篇）》《中國文學批評小史》（長江文藝出版社1981年1月出版）三種。 或許我還應對先秦學術再下些功夫，但形勢不容，1959年改為助教，立即投入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的教學工作。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已發生分裂，中國高舉反對“蘇修”的旗幟，要求肅清一切流毒。周揚號召建立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文學批評史才走紅起來，《文心雕龍》一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可我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專家羅根澤師因健康的原因已難再上講臺，系里這才讓我臨時應急，驅趕入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領域。 教過文學批評史的人都知道，從事這項工作必須對魏晉南北朝這一階段的學術加以特別的注意。魯迅說過，中國到了這一時期才進入文學自覺的時代。其時產生過不少理論家，出現了好幾種重要的理論著作。像劉勰的《文心雕龍》，鐘嶸的《詩品》，都是文學批評史領域中的“經典著作”，凡是講授這一課程的教師必須先在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學術中沉潛一番。對此我自不會例外。 我早期寫成的幾篇論文，如《梁代文論三派述要》、《〈文賦〉寫作年代新探》等，都是在講授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過程中有所發現而取得的成果。1998年，我在臺灣清華大學教書時，聽到該地學者說，我在魏晉南北朝文學領域中作出的成績還是不差的，但有的文章可不易看到。回南京后，就和江蘇古籍出版社商量，得到他們的支持，將我在這一時段內的研究成果集中起來，出版了一本《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這次出《文集》，他們建議將《論叢》列為第二分冊。于情于理，應該這么做。但我這本書中的大部分文章是從《文史探微》和《文史知新》兩本論文集中抽出來的，如果列入《論叢》，也就要把兩本論文集拆得七零八落，而我又很重視論文集的單獨行世，因而*后還是放棄了《論叢》的編入。無法兩全其美，只能舍彼求此，這是一個很遺憾的決定。 為了顯示我的發展歷程，第二分冊中收入了《中國文學批評小史》一書，也收入了自60年代起即已開始草擬的《〈文心雕龍〉解析（十三篇）》。后者為一份講義，80年代也一直在使用，同學反映尚好，認為可以幫助自學。我不取目下講授《文心雕龍》時競采西方理論闡述中國固有文學理論體系的方法，而是力圖再現《文心雕龍》的本來面貌，分清章節層次，掌握理論展開時的脈絡，并注意駢文特有的表達方式。在讀通原文的基礎上，再作簡要的闡發。我所追求的，是幫助同學讀懂原文，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論探討。這樣做，真所謂“卑之無甚高論”。但我以為必須先作這一層讀通原文的工作，才談得上“研究”二字，否則，任你講得天花亂墜，或許與劉勰的原意風馬牛不相及。正像陳寅恪在審查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時所說的：“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應該把他下面的一句話變換一下，“此弊至今日之談《龍》學而極矣”。 但在這種講義中有一個問題難于解決。《文心雕龍》中的文字異文很多，如果加上校勘，雖能增加學術分量，但對剛入門的人來說似無必要。而且多歧亡羊，有時反而使人無所適從。因此，我在正文中每采擇自以為可信的一種文字，而不再附加校勘記。 《中國文學批評小史》一書，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多次重印，韓國還有譯本，臺灣、香港和韓國還都出現盜版。此書日本、韓國、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許多大學都曾用作教材和主要參考書，影響還是比較大的。這次印入《文集》，用的是遼寧古籍出版社的版本。 第二分冊中收入張騭《文士傳》輯本一種，則是一種嘗試。我總覺得，做輯佚工作，不光是搜集資料、進行排比的問題。如何將零亂殘佚的文字編排有序，既能恢復原書的面貌，又能保存各種不同來源的文獻的本來面目，這才有利于閱讀與研究。因此，輯佚的人首先就得注意設計一種切合此書的體例。目下已有一些書的索引問世，比之前人，工作容易做得多了，但要完成一種佳制，也不容易。我經過這一番嘗試，也知道了一些甘苦。此文首先發表于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編的《古典文獻研究》（1989—1990），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 第三分冊，內收《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文史知新》兩本論文集。 《文史探微》收入了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一些論文，《文史知新》則收入了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的一些論文。前書收入論文十六篇，后書收入論文二十一篇。前書中的《柳珵〈劉幽求傳〉鉤沉》《唐語林原序目考辨》二文，后又移入《唐人筆記小說考索》一書，所以《文史探微》之中現存十四篇。 這些論文，上起先秦，下至晚清，時間跨度很大，但主要集中在魏晉南北朝至唐代和清代。討論的內容，主要為文學，但也不限于文學，時而涉及其他學科，因此均以“文史”命名。我在《文史探微》的《后記》中闡明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寫作論文，可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有人采擇某種西方的新理論，再拿古代的一些材料去印證，也就成了一種新說。有人從早期出版的一些著作或報章雜志中發掘論點，改頭換面，以新的語氣陳述，也就成了一種新說。有人綜合各家之說，成為一種新說。有人在前人提供的材料之外再增加幾條材料，也就成了一種新說。我秉性迂拙，寫作論文時，總想提出一些新的論點，而不取取巧的態度。限于個人的條件，自知水平有限，但看到還有一些論點出于個人的獨立思考，也就感到一絲快慰。這也可以說是不負所學吧。 這些論文，不少是為參加各種學術會議而準備的。我因涉及的學術領域較廣，時而應邀參加各種不同性質的會議，寫作各種不同內容的論文，頗感應付為難。但我黽勉從事，堅持以文會友。我也不喜歡與人合作，因為單篇論文應是個人的讀書心得，反映的是個人的獨特體會，不太可能與人雷同。這兩本書中的文字，沒有一篇出于他人之手。 《文史知新》一書，原已送遼海出版社審讀，且已列入出版計劃。今為編輯《文集》，取回原稿。但對他們的盛情，還應表示感謝。 第四分冊，內收《高適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詩仙李白之謎》（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11月出版）、《唐詩文獻綜述》（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三種。 我自“文化大革命”中期開始學習唐詩。之前忙于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教學，嚴格遵守計劃經濟下的教學秩序，從未進入其他教師負責的領域。那時天下大亂，清規戒律減少了不少。由于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一書的出現，教師才獲恩準可以閱讀古書，盡管其時自置的書已悉數上繳，家中僅存雄文四卷，但我還是利用形勢研究李白與杜甫的友人高適，寫下了這部《高適年譜》。 我個人體會，研究唐代文學比較容易入門。因為有關的各種基本文獻比較配套，不論從事考證，還是從事闡發，都有大量的資料可以分門別類地供利用。一些基本的資料，如《郎官石柱題名考》《御史臺精舍題名考》《登科記考》等，前人已經作了很好的整理，寫下了很好的著作。陳寅恪、岑仲勉等人也提出了很好的研究成果。西域文明的研究，也已取得不少成績。研究這一時期的文學，輔助學科的研究成果很多，左右采獲，容易引起興趣，也易產生成果。 寫作《高適年譜》時，以為逢場作戲，只想留個記錄，本無公開出版的非分之想。想不到“四人幫”垮臺后，唐代文學立即進入迅猛發展的黃金時代，我也為這本小小的著作而裹入了這股洪流。唐代文學學會成立，定期舉行年會，推動了唐代文學研究的發展。1990年主持唐代文學第五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時，為了向大會獻禮，我主編了一部《唐詩大辭典》，并編寫了一種《唐詩文獻綜述》的附件，這就逼著我對有關的各種資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清理了一番。 “文獻”這一概念內容寬泛得很，我在短短五萬字的附件中，當然不可能介紹得很周全，事實上也不可能有周全之說，因為在研究工作的開展過程中，往往會用上很多事先意想不到的材料，但我對“文集”“史傳”“小說”等十三類文獻一一作了介紹，進行了分析，還是可以給讀者提供一些基本知識，引導他們去入門。事后人們告知，這一“綜述”受到了學術界的歡迎，不論國內還是國外，一些講授唐代文學的教師曾拿此文作為指導研究生的教材，取得較好的效果。 唐代詩人中，自以李白和杜甫的成就為大，研究的人也*多。我也喜歡讀二人的詩，但從不敢談什么“研究”。比起一些研究李白和杜甫的朋友來，對材料的掌握而言，自覺差得多了。但我性格中有喜奇獵異的一面，觀察某一對象時總是首先著眼于他與眾不同的地方。高適的特點是注重事功，因此《高適年譜》中的內容，主要是從軍、參政、抗敵等經歷。李白與眾不同的地方太多了，無論是他的出生還是行事，都與其他唐代詩人不同，甚至在中國歷史上也很難找到同樣的例子。這樣的人物，猶如一團謎，難得明白他的真相，但卻吸引人去鉆研。我在閱讀唐代歷史時，也常為民族之間的交往與融合所吸引，李白在這些問題上引起的爭論，自然引起我的興趣。到了90年代，覺得有些謎團已可解開，一些論點逐漸醞釀成熟，也就先后寫成了十篇研究論文，隨后也就印行成冊。因為《詩仙李白之謎》是在臺灣出版的，大陸讀者無法看到，常有人來詢問，希望代為購買。實則這十篇文章絕大多數都在國內雜志上發表過，只是不易搜集全。這次收入《文集》，也就可以解決這一不該發生的難題。 此書保持我的一貫風格：文必己出，發人之所未發。我也像寫《九歌新考》一樣，決不走時下流行的模式。內如言及李白剔骨葬友乃受南蠻文化的影響，兩次就婚相府乃受突厥文化的影響等說，自信前人從未說過。或許有些人會不相信這些論點，但我堅持己說，覺得只有這樣才能說明李白的為人。當然，這一問題很復雜，還可多方面地探索，我將不斷學習，拓展此說。 由上可知，《詩仙李白之謎》是從文化方面研究李白的一部著作，但與其他一些論證李白的釋道信仰或特殊喜好等問題的著作不同。用現在一句時髦的話來說，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研究李白大文化背景的著作吧。 第五分冊：內收《唐人筆記小說考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唐代筆記小說敘錄》兩種。 我自1981年起整理《唐語林》，陸續讀了不少唐人筆記小說。1987年在中華書局出版《唐語林校證》時，附入了一種《唐語林援據原書提要》，對《唐語林原序目》中提到的五十種書，以及羼入的其他幾種書，一一作了介紹。 我在指導學生時，常叫他們作滾動式的研究。研究一個專題，搜集材料、分析問題時，要把想到的東西及時記下。寫成一本著作，決不能把看到的、想到的悉數寫入，前時記下的心得，有時會在日后的研究中起作用，往往會滾雪球似地形成另一種新說，從而產生另一著作。這樣不斷滾動，涉及的東西越來越多，知識面越來越廣，也就可能成為這一新的開拓的領域中實力雄厚的學者，并有可能形成自己的體系。 我在整理好《韓非子校注》后，完成了《〈韓非子〉札記》一書。同樣，我在整理好《唐語林校證》之后，完成了《唐人筆記小說考索》一書。《考索》即是在整理《唐語林》時所積累下的材料上寫成的。 《唐語林援據原書提要》中提到的作者，限于篇幅，未能多所介紹；提到的書，未能多所考證。寫成專題論文后，也就可以暢所欲言。如《盧言考》一文，對《盧氏雜說》的作者作了盡可能詳細的考證，并放在牛李黨爭的背景下加以透視。由于唐人筆記小說的作者中名人不多，有些作者，有些著作，很難發掘出什么材料。組織成文，往往顯得單薄。收入此書的，還算是比較知名的人物和比較重要的著作。由于材料的發掘永無止境，有的文章不得不多次改寫，如《趙璘考》，比起原先發表于黃永年先生主編的《古代文獻研究集林》**集中的那一篇來，《考索》中的文字就要豐富一些。 《考索》中的內容，也已有了新的開拓，不限于《唐語林》中提到的五十種書。內如對盧肇生平的考證，《酉陽雜俎》一書的成書過程，都是前時未曾作過研究的新題目。 唐人筆記小說的研究，隨后一直在拖拖拉拉地進行。因為指導學生，為會議提交論文，*近還寫了一篇《唐代筆記小說的材料來源》，加入《考索》之中。有些文章中新增入的內容，或用附件的方式補入。 當年寫作《唐語林援據原書提要》，也花了一番心血，因為這類文字學術界還不多見，因而也曾得到過一些鼓勵。這次編輯《文集》，自然想到要把這組文字收入。但復看此文，卻又發現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因為該文原是為幫助讀者閱讀《唐語林》而寫作的，所舉的例子，都出于該書，如果不與《唐語林》并讀，就會讓人感到不知所云。我又不愿讓這組提要中的一些淺見遽而遺棄，因而決心加以擴大，重行寫作，成為另一種篇幅較大的書。這樣對介紹的對象也就作了一些必要的調整。《唐語林原序目》中一些無法確知的著作，對后代幾無影響的筆記小說，也就不再列入;而一些對后代深有影響的筆記小說，如《朝野僉載》《南部新書》等，則必須添入。因此，《唐代筆記小說敘錄》的內容比之前者固已擴大，對于一般的讀者來說，可能也要實用一些。 目下研究唐人小說的風氣已趨興盛，不時有水平很高的研究著作發表。我當然也一一加以參考。但我寫作《唐代筆記小說敘錄》的目的與時人頗不相同。他們往往是從研究近代意義上的小說這一文體的發展著眼，*后的歸宿在于論證唐代這一時段的小說取得了哪些成績。我的目的是在為愛好文史之學的讀者提供一種便用的書目。希望當代的唐代文史研究者，除了注意正史中的材料外，也要注意唐代筆記小說中的材料。因此，我所介紹的筆記小說，除唐人之作外，還有不少五代十國時人的作品，甚至還有像《唐語林》這樣集納唐人現成材料的宋人著作。我為“唐代筆記小說”作的“敘錄”，是向研究唐代文史的人鄭重推薦五十七種筆記小說而作的介紹。 第六分冊，內收《當代學術研究思辨》（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西學東漸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二種。 我自進入80年代之后，開始寫作一些有關近代學術的文章。到了80年代中期，雜志社常向中文系和個人約稿，也就寫了一些紀念老師的回憶錄和有關他們的傳記。其時還為指導碩士研究生前言而開設了“近代學者治學方法研究”的新課，從而系統地閱讀了一些前輩學者的著作。先前因為工作的需要，讀過一些清代學者的筆記，對他們的學術成就曾有一些了解，這時就很自然地勾出了一條線索，形成了若干近代學術發展歷史的觀點。 我在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時，受業于胡小石、汪辟疆、陳中凡、羅根澤諸先生，他們都是清末至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學者，熟悉近代學術的源流演變。特別是胡、汪二師，接觸過清末的一批知名學者，如繆荃孫、沈子培、陳散原、李瑞清等。他們有時講些前朝掌故，也對年輕學子會有影響。 建國初期，學術界特別強調階級分析，以小石師為代表的前中央大學教授，雖然受到人們的普遍尊重，但在一些階級觀點鮮明的領導人心目中，都應算是封建學者，學風顯然不合時宜。在這樣一種氣氛下，真正跟他們學的人實際上是不多的。 我受胡小石師教導多年，受到他的深刻影響，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革命師生的討伐，賜予“封建學者俘虜”的惡謚。而我之所以還能了解一些近代學術發展的實際情況，則得益于“逆歷史潮流而動”，除認真上課外，還津津有味地聽過一些民國初年清代遺老的軼聞。 1993年后，我應各界之請，繼續寫了幾篇關于小石師和陳寅恪、朱東潤等先生學術研究的文字，今一并編入《當代學術研究思辨》。因此，《文集》中的這一著作已可說是一種增訂本了。 1997年時，北京三聯書店打算出版一種《中國人文百年》的論文集，總結百年來中國人文科學領域內各學科發展歷史的著作，約請各學科的專家分別撰寫。古代文學這一領域，請我負責撰述。由于我在1997年下半年即去美國訪問，1998年下半年又去臺灣教書，回校后，教學繁忙，雜務叢集，無法做到沉思冥想，結撰成文。三聯書店后來收到了一些稿子，據云不合他們原先的設想，因而撤銷了這一計劃，我也就此打住，草草收場。因而目下改名為《西學東漸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這一本小書，核心部分只完成了“文學觀”和“發展觀”兩大部分。日后若有馀暇，自當再讀一些書，擴大篇幅，續寫此篇。 第七分冊，內收《無為集》一種。 以上各冊收入的文章，大都屬于所謂學術論文一類。但我還曾寫過許多其他類型的文字，如自述寫作心得的隨筆，一些著作的序跋，對師輩的追憶，對某些問題的感想，無不寄寓著我的一份心思，似乎也有公之于世的價值。于是歸為一集，公開出版。 此集取名為“無為”，其中寓意，我在序言中已有說明。“無為而無不為”，這是古語，也是今日之我的寫照。本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碌碌無為”，而又東涂西抹，什么東西都寫，這就有了“無不為”之意。比之前面幾冊中的文字，或許顯得雜亂一些，但也反映了我學問中的一個方面，或許還有另外一種味道可供咀嚼。 “寫作一得”，實為“夫子自道”。考慮到我們這一輩人的經歷極為奇特，政治運動不斷沖擊學術，思想斗爭尖銳復雜，一個小知識分子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如何從事著述，或許也可為這一時段的中國學術史提供一些真實的寫照。例如我在“評法批儒”時對參加法家著作《韓非子校注》編撰的一些回憶，當可作為離奇曲折的野史來讀。 我把早年寫作的三篇文章放在*后，寓有“慎終于始”之意。從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干部變為南京大學中文系的一名教師，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轉折。何以重回母校，原因很多，難以細說，但我工作三年之后發現自己原來屬于語言上的低能，也是我回頭繼續學習的原因之一。但早年的歷史畢竟值得留戀，也可為我存一記錄。文中反映的內容，或許也有值得他人參考的地方。《禹鼎考釋》一文，與學長譚優學兄合作寫成，這在《文集》中是獨一無二的僅有之例。早年伙伴，歷經風雨，而友誼常青，值得珍惜。收入這一文字，還寄寓著兩位白發門生對老師的一份情意。 我的另一些著作，如《唐語林校證》，主編的《唐詩大辭典》《唐人軼事匯編》，主持的《冊府元龜》點校本等項，因與論述性的學術著作有別，不收入《文集》之中，這里也就不作介紹了。 以上我對舊文一一作了概括的介紹，也就是對個人的一生作了回顧。其中有辛苦，也有歡樂，真所謂欣慨交集。人生多艱，我自年輕時起就體弱多病，初中時，生中醫所說的“流痰”，俗稱“流痰不留命”，母親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淚。自高中起接連生了八年肺病，家中為了治病，經濟瀕于崩潰，只是仰仗父母的慈愛，兄長的百般愛護，妹妹的悉心護侍，才能茍延一息。正當家庭在高利貸的壓榨下急遽沒落之時，國民黨潰逃，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我這才有機會進入南京大學學習，還因此而養好了肺病。但個人發展的道路上仍然荊棘叢生，日趨嚴重的“極左”思潮，一浪高過一浪的政治運動，還有什么“厚今薄古”，“越是精華，越要批判”等歪理，老是讓人暈頭轉向。十年動亂，把學術界掃成了一片荒漠。我的黃金時代，就是這么七顛八倒地被消磨殆盡。所幸歷盡滄桑，“極左”思潮的危害暴露無遺，國人痛定思痛，這才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假、大、空的學風，逐步退出歷史舞臺。我的著作和文章，有了發表的機會。知識分子必須熬過“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時期，對此我深有所感。 時代丕變，個人情況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我連小組長都沒有當過，自80年代起，不斷出任行政要職，社會活動也急遽增加。會議多了，約稿多了，這時又產生了新的煩惱。自知寫得太多，讀的太少，難有新的提高和突破，但形勢如此，也只能隨著時代的洪流前進。況且年過半百，承上啟下，應該挑起振興本學科的重任。這樣忙忙碌碌過了一二十年，轉眼已是白頭。江蘇古籍出版社囑我編纂《文集》之時，已屆古稀之年。人生實難，在備歷艱辛之后作一小結，也可作為人生一個重要階段的駐足之點。對個人來說，具有永久性的紀念意義。 但我獻出此書時，仍有忐忑不安之意，生怕文中留下不應有的錯誤，貽害讀者。一名高等學校的教師，自當從事學術研究，進行文化交流，這樣才能提高教學水平，也才算是為提高國家整體的文化水平盡到了應有的責任。但我工作上變化太多，常是精力分散，從事著述時，準備工作不足，倉促上陣，難免不生錯誤。因此，我在文章完成后，總想請人看看，盡可能地減少一些錯誤。《文集》中附入了幾張稿紙，保留著小石師和孫望、洪誠、程千帆諸先生在上面批改的文字。我從取回文章時起，就感受到了這些文字中包含著的溫情，正是他們的指導，幫助我一步步提高了學識。今日附入拙稿，也想以此作為對他們的一種紀念。 學識的提高永無止境。平時翻看舊稿，總是把發現的問題及時記下，這次出版《文集》，自然改掉了一些原先的錯誤。假如參考了他人的意見，有所修改，則用附注的方式提示。 莊子曾說“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實為哲人的睿智之言。這七冊文集，無異大海中的一滴水珠。但古訓中也有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之說，只要自己的這一滴水珠能夠融入知識的海洋，也就不虛此生了。目下年事日高，而健康尚可，社會事務日益解脫，自當利用大好時光，多讀些書，再作思考，為《文集》的補益拓展而繼續奮斗。—九歌新考目錄—目錄
九歌新考(周勛初文集) 作者簡介
周勛初，上海南匯人，1929年生。1954年畢業于南京大學中文系，分配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讀副博士研究生，未及畢業即留校任教，自此后一 直任教于南京大學。周先生治學涉及諸子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中國古典文獻學、近現代學術史等學科領域。現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長， 中國唐代學會顧問，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顧問，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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