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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DEA的方向規模收益測度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687463
- 條形碼:9787030687463 ; 978-7-03-068746-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基于DEA的方向規模收益測度研究 本書特色
該書將經濟學中規模收益的概念通過引入方向因子擴展為方向規模收益,并在現有DEA框架下以科研機構為案例進行分析。
基于DEA的方向規模收益測度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主要聚焦于DEA框架下的規模收益和方向規模收益分析方法,本書研究工作的創新點為將經濟學中規模收益的概念通過引入方向因子擴展為方向規模收益、通過DEA模擬前沿生產函數,并將方向規模收益的概念引入DEA框架中,在現有DEA框架下測度方向規模收益和方向規模彈性、很優投入方向以及方向阻塞效應,以上研究成果適用于真實的數據,可以比現有其他方法提供更豐富的信息。 本書可為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高校教師、研究生和相關的實踐者提供參考。
基于DEA的方向規模收益測度研究 目錄
前言
第1章緒論1
1.1研究背景與意義1
1.2相關概念5
1.3國內外研究現狀12
第2章數據包絡分析方法綜述17
2.1研究背景17
2.2確定數據的DEA模型18
2.3不確定數據的DEA模型34
2.4DEA模型的若干應用36
2.5本章小結40
第3章經濟學中的規模收益和規模彈性41
3.1研究背景41
3.2生產函數43
3.3規模收益與規模彈性44
3.4DEA框架中的規模收益判定47
3.5本章小結51
第4章方向規模收益與方向規模彈性54
4.1研究背景54
4.2方向規模收益與方向規模彈性的定義55
4.3方向規模收益與生產過程的效率62
4.4案例研究63
4.5本章小結66
第5章DEA模型與方向規模收益67
5.1研究背景67
5.2方向規模收益和方向規模彈性72
5.3方向規模收益的測度76
5.4案例研究93
5.5本章小結98
第6章方向規模收益與**投入方向100
6.1研究背景100
6.2方向規模彈性與**投入方向101
6.3案例研究114
6.4本章小結118
第7章方向阻塞效應119
7.1研究背景119
7.2阻塞效應120
7.3方向阻塞效應的定義與測度126
7.4方向阻塞與強阻塞和弱阻塞142
7.5案例研究144
7.6本章小結148
第8章中國科學院生物領域研究所方向規模收益分析149
8.1研究背景149
8.2指標與數據153
8.3相對效率分析155
8.4方向規模收益與方向阻塞效應分析157
8.5本章小結165
第9章主要結論與研究展望167
參考文獻170
基于DEA的方向規模收益測度研究 節選
第1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意義 科學政策的首要目的,一是確保得到公共資金支持的科學研究的誠信,二是確保此類科學研究的產出率(古斯頓,2010)。美國政府投資于科學,其產生的益處或者價值是什么?這個問題存在于美國所有時期的科學政策中。針對這個問題,19世紀80年代,美國政府關注的是受資助研究的經濟價值。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經濟不振之后,美國政府開始關注怎樣提升受其資助的科學研究所產生的經濟結果,即產出率。同時,隨著科學變得不那么特殊,并越來越與公共政策的其他領域一樣,美國科學研究機構與其他機構一道,都歸入了1993年美國國會頒布的《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GPRA)的適用范圍之內。GPRA法案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對政府的行政機構和科研機構進行績效評估的制度,旨在提高績效、加強管理。GPRA法案的頒布實施有其歷史的延續性。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計劃項目預算系統(Planning-Programming-Budgeting System,PPBS)重點強調項目管理和預算的計劃性;70年代,它被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和零基預算(zerobase budget)所取代;80年代,在目標管理和零基預算的基礎上,美國政府在預算管理中更加強調三個動機:一是提高效率;二是質量管理;三是目標管理。更好地提高效率和更好地測量效率和效果是美國政府頒布實施GPRA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見,美國政府對于聯邦科研機構的管理理念是將科技作為生產力進行管理的。 科學政策是科技政策的一部分。21世紀之前,美國科技政策研究缺乏足夠的系統性和科學性,難以支撐政府做出*佳的科技投資決策,因此美國政府于2005年提出了發展科技政策方法學(science of science policy,SoSP)的倡議,將科技政策研究作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進行發展,重點是開展定量化、可視化、邏輯化的方法和工具的研究,搭建科技數據的挖掘和展示平臺,將SoSP作為建立美國政府“基于證據的決策系統”的重要舉措。SoSP致力于為政府科技政策提供定量化的數據基礎、方法和工具,幫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科技創新活動的規律,并開展對科技事業的評價。 2008年9月,金融危機爆發并席卷全球,美國、歐洲、日本等主要經濟體陷入全面衰退狀態。經過美國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內部激烈辯論以及國會與奧巴馬政府多次的協商后,基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2009年2月13日美國第111次國會上眾議院和參議院通過了總額為7870億美元的“一攬子”刺激經濟復蘇的方案,即《2009年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ARRA)http://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n_Recovery_and_Reinvestment_Act_of_2009[2012-05-01].。ARRA法案涉及的7870億美元中有約76億美元直接投資于科學研究①。Ehrenberg和Smith(2005)采用生產函數模型研究科學投資如何創造就業崗位的問題。Goldston(2009)則指出,美國政府投資于科學是基于科學研究可以很快創造更有競爭力的公司和更多更好的工作崗位。例如,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的一份報告指出,200億美元的科研投入可以每年新增(維持)約402 000個工作崗位。Mervis(2009)和Hand(2009)指出在金融危機中,美國政府投資科學研究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以及創造就業崗位。ARRA法案中76億美元直接投資于科學研究便是基于這一理念。此外,奧巴馬競選總統的承諾包括使政府工作流程合理化、削減政府開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由于GPRA法案和ARRA法案的要求及其競選承諾,奧巴馬政府面臨向公眾展示ARRA法案中用于科學研究的資金如何對美國經濟社會產生影響,特別是如何保留并創造工作機會及促進經濟復蘇。 根據GPRA法案和ARRA法案的要求,為了滿足向公眾展示科學研究的資金如何對美國經濟社會產生影響的需要,在SoSP框架下,美國政府發起了STAR METRICS項目,旨在通過政府和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創建跨部門共享的數據庫以及數據展示工具,從而從定量角度對聯邦R&D投入的影響進行展示與評價。 STAR METRICS項目是“美國再投資中的科學技術:測度研究對創新、競爭力和科學的影響”(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Americas Reinvestment:Measuring the Effect of Research on Innovation,Competitiveness and Science)的簡稱。此項目在美國科技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OSTP)的指導下,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負責改為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共同牽頭負責,其目標是由聯邦政府、資助機構與大學合作開發一個基于實證的框架來測度科研投資的效果,向公眾展示科研投資的收益,并組織大學和資助機構共同構建一個支撐該框架的開放式的數據基礎(Lane,2009,2010;Lane and Bertuzzi,2011)。正如美國科技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OSTP)主任John P.Holdren所指出的:有必要用可靠的證據展示美國在研究與開發活動上的投資所獲得的收益,STAR METRICS項目就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首先,STAR METRICS項目將創造一個跨部門的機制對聯邦資金資助的研究機構的科學家及支撐人員的人數做出解釋;其次,STAR METRICS項目將基于這些信息,構建科技對經濟效益的影響的測度方法(如創造就業崗位),更好地測度科學研究成效(如通過引用和專利來測度新科學的產生和接受),以及測度科研投資的社會效益(如公共健康方面);*后,STAR METRICS項目將開發和擴展現有的研究工具,同時將對資助機構和受資助方的負擔降至*低。在項目進行的過程中,各方面的利益相關者將對項目進展的成效不斷進行評估。值得一提的是,STAR METRICS項目還有一個特色是項目初期階段由項目負責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PI)與大學相關人員自愿報名參加并形成的項目工作組。STAR METRICS項目的產出形式包括三類:一是科學投資在就業崗位的保留和創造方面的標準測度方法;二是科學投資對經濟、科學和社會的長期影響的系統、標準和有效的測度方法;三是形成科技政策方法學研究共同體。STAR METRICS項目的終極目標是構建一個成熟的研究領域、聯邦政策層面成熟的分析工具集合(將科技政策提升到和稅收政策一樣的層面),構建科研資助機構和大學共享的科研管理數據平臺以及科技政策研究者共享的政策研究數據平臺。其中,科研機構的資源使用效率和規模收益(returns to scale,RTS)情況是重點研究內容之一。由此可見,公共科研機構的效率和規模收益情況是美國等科技發達國家重點關注的問題。 在我國,隨著1995年“科教興國”戰略的提出,我國逐步加強對科學研究的投入。香港《明報》2010年11月19日報道:2000~2008年,中國研發總支出從896億元劇增至4616億元,年均增幅達22.8%;研發總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從2000年的0.9%升至2008年的1.54%!秶摇笆濉笨茖W和技術發展規劃》中指出,到2015年研究與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要提高到2.2%。國家統計局、科技部等六部門聯合發布的《第二次全國科學研究與實驗發展(R&D)資源清查主要數據公報》則顯示:2009年按實際工作時間計算的R&D人員全時當量達到229.1萬人年,是2000年的2.5倍。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發布的《教科文組織2010年科學報告》指出,在過去的十年間,中國培養的科學與工程專業博士生數量僅次于美國,居全球第二,研究人員的數量也逐漸逼近美國和歐盟。以中國科學院為例,自1998年知識創新工程實施以來,國家加大了對中國科學院的財政支持與投入,截至2011年,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批準,財政部會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核定的中國科學院試點經費超過500億元。2011年,中國科學院“創新2020”正式全面啟動,中國科學院科研經費及科研人員將在現有基礎上大幅增加。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大規模增加財政科技投入是否得到了有效利用?目前國家對機構劃撥經費的體量與劃撥比例是否適應機構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未來科研經費管理的重點是繼續加大投入還是調整結構?各創新單元(高校、***科研機構等)是否達到了**規模?各創新單元之間財政科技投入如何分配?這些問題涉及合理配置我國有限的科技資源,從而達到資源使用效率*大化,是國家宏觀科技管理層面亟待了解與掌握的重要問題,是當前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重要依據之一。要回答這些問題,要先了解科研機構的科技資源使用效率及規模收益情況。由此,為了更有效地使用有限的科技資源、支撐國家宏觀科技資源配置,有必要對我國科研機構的資源使用效率及規模收益情況進行研究。 1.2 相 關 概 念 1.2.1 科研機構 在界定科研機構之前,首先給出事業單位的定義。《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2004年修訂,將事業單位定義為:國家為了社會公益目的,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1999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中,公益性非營利的事業單位被定義為:依法成立的,從事公益事業的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教育機構、科學研究機構、醫療衛生機構、社會公共文化機構、社會公共體育機構和社會福利機構等。成思危主編的《中國事業單位改革——模式選擇與分類引導》一書中將事業單位定義為:為了社會公益目的,由各級政府、企業法人、社團人或公民個人出資,以及上述法人和自然人的某種合資形式依法舉辦的,依法自主運作,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從事教育、科技、衛生、體育等方面的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活動的獨立法人。從上述事業單位的定義中可以看出,科研機構是事業單位的重要構成部分之一。通常,科研機構是指有明確的研究方向和任務,有一定水平的學術帶頭人和一定數量、質量的研究人員,有開展研究工作的基本條件,長期有組織地從事研究與開發活動的機構。 1.2.2 相對效率 The problem of measuring the productive efficiency of an industry is important to both the economic theorist and the economic policy maker.If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s as to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economic systems are to be subjected to empirical testing,it is essential to be able to make some actual measurements of efficiency. Equally,if economic planning is to concern itse
基于DEA的方向規模收益測度研究 作者簡介
楊國梁,博士,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2013年于中國科學院大學獲得管理科學與工程博土士學位,并于2014~2016年在德國DAAD-王寬誠研究基金、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和英國牛頓基金的資助下分別出訪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系統與創新研究所、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商學院和英國阿斯頓大學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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