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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還是累卵--經濟統計學之于實證研究(精)/當代經濟統計學批判系列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689597
- 條形碼：9787030689597 ; 978-7-03-068959-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基石還是累卵--經濟統計學之于實證研究(精)/當代經濟統計學批判系列 內容簡介
本研究立足于系統的和歷史的學科格局觀，是《經濟測度邏輯挖掘：困難與原則》的接續研究，是"當代經濟統計學批判系列"的第二部。本研究對OECD新近發表的"SFD經濟測度報告"從學科角度進行評論，概括提出經濟測度方法制度及其實施中隱含的四大基本矛盾：主觀性與客觀性、一般性與特殊性、必要性與可行性、評價的全面性與單一指向性，從而解釋了各種指標方法存在缺陷的緣由，激發專業思考提供思路以利于改進和創新。本研究強調經濟統計學科作為國勢研究"社會基礎結構"的戰略意義，并從可行性的角度對我國的經濟統計發展做出評論。本研究針對當代經濟統計學的前沿成果，進行經濟測度、核算和比較原理的探索，著重關注各種指標方法中隱含的測度陷阱，為從事經濟統計學教學和研究的師生提供更為深入的專業內容，為從數理統計專業進入社會經濟領域應用的師生提供領域知識，為從事經濟學實證研究的師生提供更為扎實的專業基礎知識。
基石還是累卵--經濟統計學之于實證研究(精)/當代經濟統計學批判系列 目錄
目錄
宏觀管理 政治算術 國勢學問——在360年世界經濟統計學說發展中反思中國的40年 1
社會科學統計學者的操守——數據之“據”和應用的“應” 22
中國國民核算演變的公共品視角：模式選擇、知識生產與體系構建 46
社會問題導向的方法論——《聯邦經濟統計開發過程背后的論戰》述評 90
從配第到迪頓——經濟統計學若干謎題探索 112
經濟測度遭遇“系統外部沖擊”的顛覆性風險——氣候變化經濟學模型應該得經濟學諾貝爾獎嗎？ 143
SFD測度報告的經濟統計學評論 156
國際經濟統計：全球事務中的有偏仲裁者 190
后記 221
宏觀管理 政治算術 國勢學問——在360年世界經濟統計學說發展中反思中國的40年 1
社會科學統計學者的操守——數據之“據”和應用的“應” 22
中國國民核算演變的公共品視角：模式選擇、知識生產與體系構建 46
社會問題導向的方法論——《聯邦經濟統計開發過程背后的論戰》述評 90
從配第到迪頓——經濟統計學若干謎題探索 112
經濟測度遭遇“系統外部沖擊”的顛覆性風險——氣候變化經濟學模型應該得經濟學諾貝爾獎嗎？ 143
SFD測度報告的經濟統計學評論 156
國際經濟統計：全球事務中的有偏仲裁者 190
后記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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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還是累卵--經濟統計學之于實證研究(精)/當代經濟統計學批判系列 節選
宏觀管理 政治算術 國勢學問 ——在360年世界經濟統計學說發展中反思中國的40年 從1979年到2019年，中國統計學會成立40周年。大日子值得認真紀念，但不應該只是做應景的文章，既然是“學會”的紀念，就應該有較為深入的歷史（學說史）思考，參照世界主要國家經濟統計學說及其應用的發展歷程，總結國內正反兩方面經驗和教訓，用來指導中國經濟統計學的發展，以順應宏觀經濟管理和社會發展對經濟統計方法論研究和教育的迫切需求。從自身發展的角度看，高質量的學說史研究，往往是學科成熟與否、層次高下的關鍵內容。 這里，40年是一個確數，以中國統計學會成立的時間為起點。而360年只是一個大致的時間跨度，其開啟的標志性事件是：赫爾曼？康令（Herrman Conring）在德國黑爾姆施泰特大學任教，1660年他開始設置“國勢學”課程，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的《政治算術》1663年發表。 看到本文標題，有的讀者可能會有些詫異，論述中國的經濟統計學科，為什么得從國外的故紙堆里找出這兩個概念呢？答案很簡單，這是世界經濟統計學的出發點，論學不能不數典，更不能數典忘祖。作為職業的經濟統計工作者和學者，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往哪里去？這三個基礎性問題需要系統地深入思考。 還需要說明的是，“國勢學”本是西文statistics的字面本意，而“政治算術”則并非陳腐概念，而是21世紀以來一直在流傳的一個重要專業術語，意在強調此種算術的社會屬性。典型的比如，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福格爾（Fogel）教授等2013年撰寫了Political Arithmetic-Simon Kuznets and the Empirical Tradition in Economics，眾所周知，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是國民收入統計的集大成者，并因此獲得經濟學諾貝爾獎，福格爾則是他的優秀弟子。福格爾將政治算術從1663年拉到了1943年，橫跨了280年。 當然這并不是孤例，2019年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Mügge教授撰寫了The Revenge of Political Arithmetic：Economic Statistics and Political Purpose ；2009年麥考密克（McCormick）撰寫了William Petty：and the Ambitions of Political Arithmetic一書；1995年，戴蒙德（Dimand）先生撰寫了亞當？斯密與“數量政治經濟學”關系的論文，直接涉及政治算術。至于經濟學論文中涉及政治算術的則更多，本文僅舉一例，牛津大學蘇祖基（Tomo Suzuki）先生2003年撰寫The epistemology of macroeconomic reality：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from an accounting point of view，在“將統計革命與宏觀經濟革命關聯”這一節，就是從《政治算術》開始闡述的。 經濟統計學說史告訴我們，經濟統計的方法創新與提升往往與宏觀經濟管理（甚至戰爭）的需求緊密相關。《政治算術》主要是配第為國王分析比較英國與荷蘭、法國的國力，德國社會統計學派的興起則基于“關稅同盟”建立后政府管理對統計的迫切需求，現代國民核算在英國研制是為了判斷如何支付戰爭費用，“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在美國取代“國民收入”（national income，NI）是為政府關于戰爭的支出建立法理依據，而其得以在歐洲推廣則是因為“馬歇爾計劃”，目標考核需要核心指標的數據支持。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tz）教授主持經濟測度報告，也是受法國前總統薩科齊（N. Sarkozy）之邀，核心指標從GDP轉向福利測度，直接動因是迫于政治家對選民的政績交代，也體現了歐盟核心國宏觀管理和社會發展重心的轉型。總之，經濟統計不可能躲在數學的象牙塔中，也不可能套用公式，其生命力恰恰在于與宏觀經濟管理和社會發展的密切聯系。本文將宏觀管理與政治算術、國勢學問并列成題，立意正在于此。 當下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處于戰略關鍵期，國勢和大國博弈的高質量與可靠性的研判至關重要，經濟統計工作者和學者究竟應該如何定位？究竟應該如何為中國做出應有的學科貢獻？這些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學科相關重大問題。 基于此，本文的安排如下：**部分，重大經濟統計問題事關中國的國家經濟安全；第二部分，中國的經濟統計研究和教育嚴重落后于現實宏觀管理的戰略需求；第三部分，重振經濟統計學需要澄清的若干謬見；第四部分，探究造成當今中國經濟統計學困境的深層次原因；第五部分，中國經濟統計的歷史使命和戰略舉措建議。概括而言就是：戰略需求、供給匱乏、謬見誤導、機制成因和改革舉措。 1 重大經濟統計問題事關中國的國家經濟安全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如今成為經濟流轉總量大國，在全球化背景下與國外的各種往來也越來越多，經濟和社會的不確定性加大。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中，中國究竟發展到了哪里？今后的優勢和障礙又是什么？一系列“國勢”問題，比如中外貿易差額、中國的購買力平價、中國的經濟家底、中國人口總量的趨勢與結構等，這些宏觀經濟統計爭議與國家經濟安全密切相關，亟待經濟統計學者參與討論和爭論，給出應有的回應，做出專業貢獻。 1.1 中國與美國貿易差額究竟有多大 中美貿易戰把“貿易差額”推上了中外媒體的焦點，按說這不過是“國際貿易統計”中的一個指標，怎么會有這么大的能量？美國經濟學家羅奇（Roach）是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專家，在2018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他指出中國在國際貿易統計上的基礎缺陷：沒把賬算明白，也沒把道理對全世界講明白。 該差額指標計算上看似只是減法，但其經濟內涵卻相當復雜，至少包含了以下四個不同口徑。 （1）“全值法”*大口徑為5000億美元左右。 （2）“全值法調整”口徑為3500億美元左右。這個數值需從全值中扣除“轉口貿易”等調整因素，中美雙邊學者和官員在這個口徑上基本達成了共識。 （3）“增加值法”口徑估算為2800億美元左右。在全球價值鏈的背景下，增加值法應該替代全值法，這已成為專業人士的共識和發展方向，但由于方法論和體制原因，這種替代成為國際標準尚需時日。 （4）“屬權核算”口徑估計為1680億美元左右。據估算，按屬權核算的貿易差額大致占增加值法口徑的60%。但是由于股權結構復雜且變動頻繁，屬權核算的難度相當大，很難作為常規統計口徑。當年由GNP改成GDP作為核心指標，就是出于這種核算可行性的原因。 筆者強調，這里列舉的估算數值只用于說明四個口徑的關系，差額究竟多大不是問題的重點，有兩點需要注意：在概念關系上，這四個口徑從前到后一個比一個小是確定的，而且，*小口徑*接近兩國間貿易差額的真值，這一點在理論上也是確定的。 美方以巨大貿易差額為借口發動中美貿易戰，實際上嚴重夸大了貿易差額現狀，但由于我國經濟統計不發達，平時缺乏指標方法改進的學理研究，又缺少系統和詳盡的數據基礎，對貿易差額實際狀況的粗略描述難以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 1.2 中國的購買力平價及其實際GDP水平的測度 中國自第8輪開始全面參加ICP，但世界銀行公布結果時，用腳注標示了：中國政府不認可其為官方數據。亞洲開發銀行（亞太地區ICP組織者）和世界銀行有人認為中國提供的價格基礎數據偏高，而中國政府則認為ICP認定的中國實際GDP水平偏高。 然而不管世界銀行的腳注標示如何，中國以外的數據使用者都在用ICP結果進行經濟分析和推斷，不少中國學者甚至官員在國勢研究中也認同其比較結果。美國總統認定中國操縱匯率，購買力平價數據就是其重要依據，甚至美國國防部高官為其龐大軍費開支辯護，也以中國的購買力平價數據為依據，推斷中國的實際軍費開支相當高，美國要保持戰略優勢就需要更高的軍費。可見，中國所要求的腳注否定基本無效，持這種國家態度在國際爭端中非常容易導致被動的局面。 中外購買力平價數據爭論的關鍵在于可比性（共性）與代表性（國情）之間的平衡，ICP方法是否完善到可以收緊基礎數據寬容度的份兒上？其實，ICP的購買力平價計算和實際GDP水平推算都包含了基本假設，對窮國與富國間質量因素差異考慮得不夠，總體上低估了窮國的購買力平價，高估了富國的購買力平價。ICP由發達國家的專家操盤，對窮國經濟的特殊狀況考慮不夠，更偏向于所謂的可比性，結果是高估了窮國的實際經濟規模，低估了富國的實際經濟規模，世界發展和權責利分配的格局大為改觀。 1.3 中國的資產負債核算與資金流量核算 近年來中國開始重視資產負債核算，這應該是經濟統計工作設計上的進步。然而在SNA五大核算系統中，資產負債核算是*為復雜的，發達國家實施SNA都是從流量核算開始，特別是有了資金流量核算的多年試算和正式操作后，才開始資產負債核算的試編工作。我們的核算基礎過于薄弱，實施順序和節奏卻與核算先行者的經驗相悖。滿足于算大賬恐怕不成，自以為差不多，落到實處卻往往會差很多。 我們宣布從1992年開始實施SNA，但至今只包含*為基本的國民核算內容，在指標分組和數據頻率上還不細致，遠遠跟不上宏觀經濟分析的要求。SNA包括1953年版、1968年版、1993年版和2008年版，中國目前的真實核算整體水平估計介于1953年版和1993年版之間，只是個別項目（如研究與開發等）跟上了2008年版的調整。應該注意到，中國的發展不充分不平衡，在國民核算實施上也得到了真切體現。 由于沒有資金流量核算的常規化操作基礎，中國資產負債核算的數據質量很難得到保障，作為決策基礎的可靠性值得關注。國民核算的改進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持續的智力投入，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能夠恰當使用國民核算數據的人并不多，能夠掌握國民核算方法的人更為稀缺。 1.4 中國的人口總量與地區結構統計 中國人口總量的變化趨勢究竟如何？近年來才引起國人的注意。這說明我們的人口統計工作存在一定欠缺，而人口問題恰恰是中國*重要的國情特征之首，基礎性缺失的負面影響難以估量。在“一孩政策”的主張者看來，放開二孩會造成中國人口的激增，*著名的就是“激增7000萬”之說。然而社會現實非常殘酷，現在全面放開二孩的結果居然截然相反，新生兒數量低于前些年僅一孩的新生兒數量。 生育政策爭論背后還隱含著估算方法之爭。當年制定“一孩政策”主要以現代數學模型為依據，而主張適度計劃生育則以傳統的“人口壽命表”為工具。相比而言，人口壽命表雖然計算較為“笨拙”，但注重人口結構和生命現象的延續過程，而在現代數學模型中，生命僅僅表現為數字，通過參數調整，很容易得出所傾向的結果。確立了“一孩政策”后，人口壽命表編制不再受重視，難以發現生育模式的變化。我們沒有抓住調整生育限制的*佳時機，忽視人口壽命表編制和使用也是原因之一。 1.5 中國金融開放格局下信用評級業務的主導權問題 金融信用評級雖然只是現代金融的一個子行業，經濟統計方法應用的一個小領域，但卻涉及國家主權信用和跨國企業的融資成本，是一個以小博大的行業，切不可忽視。 當今世界上信用評級業務被美歐三巨頭壟斷，其份額占歐洲市場的90%以上，俄羅斯被美歐制裁時，標普、穆迪和惠譽三巨頭中止了對俄的評級業務，俄羅斯不得不緊急構建自己的評級公司。中國已經承諾了金融的全面開放，對信用評級業務如何布局？能不能僅僅將之視為一個似乎中立的經濟統計業務，而忽視其中隱含的國家博弈關系？日本實施“雙評級制”，使得日本評級公司占其本土業務份額的70%以上，當然這需要高素質的專業人才作為支撐。但由此可見，即便全面開放也仍然具備政策調控空間，可以在保衛國家主權信用上有所作為。<
基石還是累卵--經濟統計學之于實證研究(精)/當代經濟統計學批判系列 作者簡介
邱東，江西財經大學講席教授。1993年獲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批準為博士生導師，1995年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2008年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現任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學科評審統計學組召集人、教育部科學技術委員會管理學部委員、全國統計教材編審委員會副主任等。 曾任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世界銀行第8輪ICP技術咨詢組成員、中國統計學會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應用經濟學學科評議組成員、統計學科評議組（共同）召集人，國家統計局統計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經濟核算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國情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市場信息調查業協會副會長。 擔任（或曾任）浙江工商大學、湖南工商大學、東北財經大學、浙江財經大學、天津財經大學、天津財經大學珠江學院、西南財經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暨南大學、青島大學、山西財經大學、成都信息工程大學、河北金融學院等高校的兼職教授或兼職博士生導師。 研究成果集中于國民經濟核算、經濟測度、國際比較、中國統計改革與發展、多指標綜合評價方法、可持續發展、宏觀調節與區域發展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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