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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理性(修訂版) 版權信息
- ISBN:9787214256218
- 條形碼:9787214256218 ; 978-7-214-25621-8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告別理性(修訂版) 本書特色
在本書中,費氏不斷地對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學說進行了猛烈的批判,而在社會文化圈中,波普爾的影響相比之下卻比費氏的學說要大得多,流傳得也更廣。當然,這里面有許多原因值得分析。比如波普爾的學說更接近于某種意義上的科學的理性,這從科學家陣營對他的學說的歡迎中也可看出一二。但費氏學說傳播的有限,則同時似乎也在更深的層次上,與我們社會上強調理性的重要性,對無政府主義方法論的本能抵觸不無關系。 作者是無政府主義認識論和多元方法論的激烈鼓吹者,這是他被引進中國的第三本著作,對科學持相對主義和歷史主義觀點。
告別理性(修訂版) 內容簡介
費耶阿本德在本書中對強調“進步”和“發展”觀念的西方科學理性主義發起了猛烈挑戰,后者對社會的損害和生態的后果現在已被人們廣泛認識到。本書所有文章都堅持一個哲學目標,不論是討論希臘藝術和思想,還是為教會對伽利略的斗爭做辯護,或是探求量子物理學的發展,抑或揭露卡爾·波普爾的教條主義,費耶阿本德均捍衛了科學的相對主義和歷史主義觀念。他堅持認為,對理性的追求是空的,它必須被從屬于公民和共同體需要的科學觀念所代替。 挑釁,爭論,嚴密的證明。本書激怒了費耶阿本德的批評者,并令他的眾多擁護者興奮不已。
告別理性(修訂版) 目錄
**章 關于相對主義的注釋 19
第二章 理性、色諾芬尼和荷馬諸神 94
第三章 知識與理論的角色 110
第四章 創造性 133
第五章 哲學、科學和藝術中的進步 149
第六章 瑣碎的知識:對波普爾哲學之路的評論 170
第七章 馬赫的研究理論及其與愛因斯坦的關系 202
第八章 關于亞里斯多德的數學和連續性理論的觀察片論 229
第九章 伽利略與真理的專制 257
第十章 普特南論不可通約性 275
第十一章 文化多元論還是勇敢的新一元論 284
第十二章 告別理性 292
告別理性(修訂版) 節選
費耶阿本德對波普爾證偽理論的批判 波普爾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個關于科學與非科學猜測和科學變革的本質的不同之處這一更為特別的理論,該理論可以追溯到《科學發現的邏輯》。在《實在論和科學目標》一書中,波普爾重申了該觀點,并且為捍衛該觀點而與他的批評者展開了辯論。他宣稱:“該理論不是企圖成為一種歷史理論或被 歷史或其他事實支持的理論”。但是,他補充道:“我仍然懷疑存在著可以像革命和保守的重建中被辯駁的理論那樣在科技史上炫耀著光環的任何科學理論!蔽覍牟ㄆ諣(批判)的標準———證偽能力著手分析波普爾的宣言。 在波普爾看來,“知識的劃界是虛構的和嚴重誤導的,因而,科學和玄學沒有嚴格的界限。如果可能的話,界限的重要性不應被估計過高”。例如,“即使偽科學也可能是有意義的” 。但是談論界限為什么不是完全無效有兩個理由,一個是理論上的,另一個是實踐上的。 理論的理由涉及“科學邏輯”的問題———即一個關于什么的知識的領域而不是科學的領域(盡管有些所謂的“歸納主義者”會抗議)。這兒應該承認,波普爾證偽能力的標準至少邏輯上是可能的,而“歸納主義者”的標準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就拿理論和一系列陳述來講,假如理論和報告書都用特別邏輯的語言系統陳述出來(把暗含的假設詳細列出來),并且有良好的確定的解釋的話,決定相對其類別理論的可證偽性實際上就是“一個純邏輯事件”,科學家所用的科學理論和實驗陳述常常和限制性條件不相一致。他們從來沒有徹底正式化或完全被解釋,而且,這些基本陳述也從來沒有被簡單地給出。這樣,我們就可以認為理論已和條件相一致來對應理論,在這種情況下,可證偽性就不再作為相對于正確實驗報告的真正科學理論顯現出來,而是關于其他漫畫一樣被描述出來。相反,我們可以像科學家那樣使用科學理論。在這種情況下,理論和實驗的內容常常包含有科學共同體辯駁和接受的東西,而不是成為斷定可證偽性和進行辯駁的基礎:因為遇到特定的困難,人們就會廢除舊理論,進而決定需要一種什么樣的新理論。波普爾傾向于二選一和敘述。用庫恩的話來說,這意味著他“可以 合理地被認為是一個自然證偽主義者”。 波普爾繼續寫道:“(科學和非科學)劃界標準問題”不但有理論上的價值,而且“有巨大的現實意義”(。他提供了我們改變研究方向的方式方法:人們相信集鮮花和成就于一身的有影響的觀點,它可以成功地引導后來者檢驗錯誤的案例,但是,它可以同時成功地加強對受到難題和不清晰的“科學”威脅的理論的支持。關于原子論的許多爭議就是這類問題,正是集體的力量使該理論保持活力。從牛頓時代到拉普拉斯(Laplace)時代,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也是這種情況(令人煩惱的問題,特別是木星和土星巨大的不對稱問題,一直困擾著人們)。因此,強調可證偽性僅是在科學活動中眾多有效提議的一種(這超出了《實在論和科學目標》的無政府主義。該概念嚴格限定了發明和理論的真理性)。 接下來是證偽,像前面一樣,波普爾強調“經驗證偽的不確定性”,并且補充說這種不確定性“不應被過分看重大量歪曲的不確定性事實是人類不可靠的認識所允許的”。他把所宣稱“事實上,證偽在科學史上并沒有扮演角色”的斷言稱為“傳奇”。他說:“證偽扮演著領導角色。” 評價*后一種陳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領導(Leading)一詞有量的意義(證偽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其他事件),或質的意義(沒有證偽就沒有重大的發展),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證偽帶來了許多重大的進步)。我將提出反對波普爾*后解釋之基礎的理由(另外兩個方面的理由基本相同)。我的理由是,從某種意義上講,建立證偽的領導地位將需要一定百分比的革命的理論知識的變革。這種變革由關于所有革命的理論的變革以及基于革命的、理論的決定的辯駁所帶來的。沒有任何信息存在于**個觀點,而且,第二個觀點也存在較大的誤差。對于某些天文史學家來說,哥白尼是一個革命者,而對于如德克?德?索拉?普里斯(Derckde Solla Price)等人來說,哥白尼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對于某些科學家來說,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也只能像E.惠特克(E.Whittaker)所寫的那樣是“具有某些應用價值的關于彭加勒和洛倫茲的相對論”,而對于其他人它是也只能是一個魯莽大膽的新觀點。然而,盡管有如此眾多的 困難,我仍然認為對波普爾所宣稱的東西進行質疑還是可能的。 首先,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許多關于理論和事實重大沖突的令人頭痛的反常案例被認識到并被放置一旁。而正是這些反常經常導致重大的發現。開普勒和笛卡爾定律便是其中一個例子。該定律認為通過透鏡觀察到的物體是在從透鏡到肉眼的光線的交點處被看見的。該定律把理論光學和視力聯系起來并給出了其經驗基礎。該定律暗示:處于某一點的物體可以被看成在無限遠處。牛頓在劍橋大學的老師和前輩巴羅寫道:“與此相反,根據經驗,我們確信通過不同的視角,靠近焦點的點看起來非常遙遠如果用肉眼看,它從來沒有像透過透鏡看那么遙遠;但是,另一方面,有時它確實看起來很近所有的一切確實看起來和原理矛盾!薄暗菍ξ覀儊碚f”,巴羅繼續寫道,“就像迫使我放棄 我所知道的明確地和理論一致的東西一樣任何困難都不會對我有太大的影響”。并且,這種環境氣氛一直持續到19世紀。唯一受到這種沖突困擾(并受其啟發而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哲學)的思想家是貝克萊。這種態度是常見的,并且它已經阻止了對想法要點的草率修改。⑥ 讓我們來考察一下波普爾自己的理由吧。他提供了一系列確定的辯駁。但是我們所需要的并不是列舉式的歸納,而是對百分比的評估。而這種評估在他的著作中是無處可尋的。這種列舉本身表明一個有趣的事實:它與波普爾從中所摘取的東西無關。 并非所列的所有事項都是辯駁的例子。伽利略批駁了亞里斯多德對各種特定運動的解釋。例如,他批駁了逆蠕動的(antiperistasis)理論;然而他卻接受了????亞里斯多德的普遍規律(他接受了沖力理論)。當他在介紹眾所周知的基督徒的關聯性時,他隨口說出了“沖力”(而這些他從來沒有明確可靠而系統地敘述過)。亞里斯多德的普遍規律從來沒有被 駁斥過,它已從天文學和物理學中消失了。但是在電子學、生物學和*新的流行病學中,它仍會對研究工作起輔助性的作用。托里拆利(Toricelli)沒有駁斥“絕對真空”———任何試驗方法都做不到[通過試驗,你如何能表明你正在觀察的空間一無所有呢? 正如萊布尼茲, 經由克拉克(Clarke),與牛頓的論戰中評論的那樣:空間中至少包含著光線]。居里克(Guericke)的試驗新星非常清晰地顯示出物質的復雜性。居里克希望“通過讓事實作為目擊者說話而減少空話”。他發現沒有任何空間可以成為真空,他把這歸因于所有物體發出的“穢氣”;他進一步推測這些空氣將在靠近地面的地方停留著。所以在星際空間的某一個地方,必定存在著真空。一個多么完美的理由(順便說一句,這假設所顯示出的即物質是由其間不存在任何物體的原子所組成的)———但是,它是一種駁斥嗎? 牛頓認識到了這一問題,并且他用新星理論作為理由來反對全空間觀點。這給出了低密度空間, 但不是真空。除非我們又已經假定了真空。 關于波普爾所列例子的第二個困難在于,伴隨著重建那些看起來適合辯駁模式的例子常是被駁斥為次要的、接近瑣碎的、主要不是“主導”要素的復雜事件。原子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波普爾看來,留基伯用運動的存在作為證據片面地反駁了巴門尼德關于世界是完全不動的理論。這不可能是事實的全部! 它暗示巴門尼德全神貫注于沉思忽視了運動,而留基伯發現了巴門尼德所忽視的東西并用來反駁他。但是巴門尼德當然知道存在運動———在他的詩的第二部分中,他甚至描寫了運動———但是他認為它是不真實的。一方面他嚴格區分了真理和實在是一回事,而“建立在多次經驗的基礎上的習慣則是另一回事”,并且他把運動從前者隔離出來。因此,他預料科學的明顯特征是:科學上所謂的真理嚴格地限制在某一特定的領域,并且剔除了如感情、感覺等主觀的困難。 既然這樣,斷定什么被認為是真實的就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個人和公眾可以使這種決定影響到個人和公眾每一個人的生活。因此,維持某一種形態的這種生活的愿望迎合了某些人的與眾不同的決定。在亞里斯多德時代,關于實在和現象的認識論的決定的社會和“政治”基礎變得非常清晰,他用一種對《古代醫學》作者回憶的態度與人爭辯,他寫到了宇宙中神的真實性(《尼各馬可倫學》): “假設存在唯一一個能預測任何事情獨立存在的神,很明顯,這個神對于人來說既不能被認識到又不能獲得,但是它就是這樣一個我們四處探索的神! 即,我們正在尋找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角色的東西。問題是:我們應該調整我們的生活去適應專家的發明嗎?? 或我們應該讓這些發明適應我們生活的需求嗎? 巴門尼德選擇了**條道路(那些認為超凡的神是遠離可以替代的神人同形的神的色諾芬尼們,是偉大的非常饑渴的超級知識分子);留基伯和亞里斯多德選擇了后者(波普爾也是這樣),對他而言,“實在論和人類的思維、創造性和苦難的真實性相聯系”,“任何反對實在論的爭論都應通過記住廣島和長崎事件的真實性而保持沉默”:留基伯看起來已經用一種頗為直觀的方式進行下去。與此同時,亞里斯多德創立了選擇明確的準則。選擇一旦作 出,所謂的辯駁只是一種說明,而不是從巴門尼德到原子論者轉換過程中的主要因素,波普爾所列的許多其他例子也是這樣。 第三個困難在于“ 證偽在被接受之前常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其之所以被接受正是理論的變革和劇變的結果。在波普爾看來,這又正是證偽所導致的。波普爾暗示了其條件,因此他寫道:證偽“通常只有在已證偽的理論被已提出的更好的新理論所代替時才會被接受”。光電效應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波普爾看來,“菲利普?萊納特(Phylipp Lenard)的實驗與麥克斯韋理論所期待出現的結果是相沖突的” 。對誰而言呢?“像萊納特本人堅持的那樣。”波普爾寫道。錯了! 對萊納特而言, 他于1902年所收集的實驗結果并未提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困難(光電流獨立于光的強度。光的類型對光的強度有顯著影響,但是,頻率和發射出的電子能沒有數量上的相關性)。他認為這一切是金屬表面內部所進行的復雜過程的必然跡象,并且他歡迎把光電效應作為工具來考察這些過程。他寫道⑨ :“結果顯示,在發射的過程中,光只扮演了觸發運動的角色。這種運動要長時間存在,內部的原子必須全速運動”(至少直到1910年,人們一直把“觸發理論”稱為“現代理論”)。愛因斯坦1905年的論文包含有許多有趣的推測,一個精確的預測,但是沒有證偽。他通過根據錯誤的維恩定律對低放射強度的單色光的熵進行了計算,結果發現它與高能量的熵非常相似。由此,他遠遠超過了通過實驗所能發現的東 西,提出了光電效應的方程式。1914年,密立根把該方程式解釋為三條推論,即:(1) *大能量(遏止電勢)和頻率存在線性關系;(2) 斜率的值(h/e)對于所有的金屬都相等;(3) 直線的截距給出了發生光電效應的*低頻率。并且,他以鈉為例證實了三個推論。但是他、普朗克甚至玻爾都不愿承認麥克斯韋方程式被證偽了。特別是玻爾直到30年代早期仍堅持經典的波動理論———并且有充足的理由。密立根表述了他一貫的態度:“盡管被錯誤的理論所引導,但實驗勝過理論或比理論更可靠。但 已經發現了理論和實驗*重要的聯系,盡管其原因仍不為人所理解。1911年**屆索爾韋(Solvay)會議上 ,愛因斯坦本人闡述了他的如下思想:“盡管關于波動理論實驗證明的結果看起來沒有取得一致,但我堅持概念的一致性”;不是波動理論受到量子(或光電效應)的威脅,而是波動理論威脅到了量子。只有關于對量子論解釋的討論初步結束后,光的粒子性(和光電效應的反常性)才被人們所接受。這意味著其證偽特征被斷言為固有的步驟之后,光電效應成了一個反證(的例子)。關于對湯姆森(Thomson)電子反原子論觀點的證偽的麥克爾遜(Michelson)實驗也是同樣如此。當科學歷史學家根據文獻而不是“主要根據他們的記憶”對波普爾的例子進行研究時會發現,幾乎波普爾所有的例子都從導向主要理論重建的著名的證偽變到證偽扮演相當無意義的次等角色的過程。這種情況確實發生了,但它們不是科學變革的發動機。一再如此思考的波普爾“可以真正被認為是一個自然證偽主義者”。 波普爾是一個實在論者———他在《量子論和物理學的分裂》一文中寫道:“實在論是本書的主要思想。”他從(西方的)科學和(西方的)常識中提取實在論的概念,科學實在論———該思想主張,存在一個獨立于我們而我們又可以用批判的方式去探索的世界———包含著類似巴門尼德關于真正的知識和基于習慣和經驗的觀點之間的巴門尼德區別的成分。類似于這種區別和劃界,西方科學中實在論者所描寫的區別可以被實踐結論所推翻(參考巴門尼德之前的討論)。波普爾所抨擊的反實在論觀點植根于這種結論的學術版本。它們強調確定性,在感覺數據和其他東西之間設置界線。不幸的是,波普爾基于相當狹隘的學派來看實在論問題。像上面提到的那樣,他把知識和實在問題歸約為“實證 主義”和“實在論”的問題。他曲解有關觀點直到它們符合這種模式。他對待馬赫的方式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波普爾看來,馬赫是一個“實證哲學家”、“觀念論形態”的捍衛者。他“認為只有我們的感覺才是真實的” 。正是這種原因,他拒絕承認原子。事實上,關于原子,馬赫強調:(A)在他所在的時代,動力學理論中討論的原子原則上是不可檢驗的;(B)理論上不可檢驗的東西不應在科學中使用;但是(C)不反對把它們作為通向“更普遍的觀點”之路的臨時輔助。 (A)是一個歷史的假定,它也為愛因斯坦所接受。愛因斯坦試圖在原子和觀測之間建立那個時代所沒有的聯系。(B)和(C)是波普爾哲學的基石,它把科學限制在可檢驗范圍內,但是鼓勵人們推測并超越它。這樣看來馬赫并沒有“立即拋棄原子”(R,p.191)。他接受這一觀點,并且注意到其不確定性并建議人們尋找更好的知識(他也公開譴責了試圖“通過原子的運動來解釋感覺”的形而上學原子論的荒謬)。馬赫所建議的方法被吉布斯和愛因斯坦所采用(并且也在赫茲闡述麥克斯韋方程式時被赫茲所采用)。在愛因斯坦關于統計現象的早期論文中,他批評了動力學理論, 因為它“已經不能為哲學的普遍理論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他力圖把熱現象的討論從特殊的機械模型中解脫出來,而且顯示有些非常普遍的性質[首先令不同的方程式中正式變量作一般變化———馬赫稱之為重要的經驗??事實。完成一個獨一無二的運動,并且和劉維爾(Lioaville)的定理有相似之處]能滿足獲得渴求結果的需要。愛因斯坦對“基礎理論”的偏愛超過“結構理論”(關于機械模型的理論)完全是一種馬赫精神。這引導他走上了狹義相對論之路。 然而,至于馬赫的“實證哲學”, 情況是非常簡單的: 它根本就不存在。“要素”是感覺,但是只是在某種情況下!八鼈兺瑫r又是物理對象,就我們考慮其他的功能依賴的范圍而言。”感覺的談論是不確定的,它建立在必須得到生理研究補充的“偏面理論”的基礎上。波普爾注意到了馬赫和馬赫神話集之間的某些區別,但是他選擇了蔑視它們的態度。他一貫嚴肅批判別人(例如,他在《實在論和科學目標》一書中反對庫恩),他說馬赫“應被合理地視為”一位感覺材料論者。但是兩者之間的區別 之處比至今所描寫的要大得多。 馬赫反對“牽強的”“雜談的”“不確定的”歸納法。他反對把自然科學稱為歸納的科學。他呼吁科學家依靠自己的才能運用“極其普遍的原理”作出“大膽的知識進步”,目的是要“達到一個廣闊的視野”,并用這種視野去整理和糾正精確實驗所包含的特別的結果(這一觀點如何對待波普爾宣稱的“從貝克萊到馬赫總是反對臆測的實證主義”呢? ),而在他的哲學著作中,愛因斯坦開始了從“直接的感覺經驗”獲取知識的進程,并強調進行推測的“必要的假想”特征(用波普爾的術語來說,他是 一個工具主義者,盡管前后不一)。馬赫指出:“不但人類,而且單個個體找到了一個完善的世界觀:對于它的構建,他做出了一種沒有意識的貢獻———這里每一個人必須從頭開始”(把這與波普爾所說的“我們從一開始就是在多數人能理解的領域進行的”相比較,R,p.87)。馬赫把世界的普遍特征不是作為“虛構”,而是作為“事實”,即作為真實的。事實是,我們可以說馬赫———作為一個科學史家和一個不“因緊急工作的壓力而僅依靠自己記憶”的人———比波普爾所追求的是一個更好的批判理性主義者(什么是緊急工作? 波普爾提供給我們同樣的工作嗎?)。他并沒有立即停止關于實在論的獨斷的、無意義的宣示,他決定檢驗事實。
告別理性(修訂版) 作者簡介
保羅·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奧地利裔美籍科學哲學家,貝克萊大學哲學教授,蘇黎世聯邦科技學院科學哲學教授。他反對方法和理性,提倡科學自然主義,被稱為“科學無政府主義”代表,是當代*著名的科學哲學家之一。主要著作有《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反對方法》《告別理性》《無根基的知識》《自由社會中的科學》《哲學論文集》(3卷)《消磨時光——費耶阿本德自傳》《征服豐富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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