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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思想尋找詞語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213485
- 條形碼：9787521213485 ; 978-7-5212-1348-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為思想尋找詞語 本書特色
李德南評論集 李敬澤 陳曉明聯袂推薦 謝有順傾情作序 李德南的“為思想尋找詞語”，并非預設著思與詞的對應，相反，這暗示著詞與思的分別、離異，是思無詞或詞無思。作為批評家，他在這個時代所面對的是符號的極大過剩，是詞語無窮無盡的再生產，這種再生產與經驗的再生產互為表里，在這個意義上，思想尋找詞語其實也是思想與詞語的對抗爭辯，在這種爭辯中思想為自身賦形。李德南的這部書展現的正是這樣一種思想的生成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思想不是給定的、不是知識或權力，思想是在復雜的生態交換中艱難生長的有機植物。李德南由此證明了，他深刻領會了這個時代思想之難，并且機警敏銳地探求思想之道。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評論家 李敬澤 這是一部充分表現出李德南作為學者的真誠和學術創見的論文集，以厚重而堅實的詞語為地標，繪制出一幅極富個人色彩的文學地圖。他憑借獨特的問題意識和開放的學術視野，打破哲學與文學、中國與世界、純文學與大眾文藝之間的壁壘，一再對沉默的理論知識進行激活，以此敏銳地把握住文學現場的直接經驗。文學研究者和創作者的雙重身份，使李德南得以打通對自我內心世界的凝視和對外部文學精神的探究，在切身體認文本內在肌理的基礎上，完成匠心獨運的深刻闡釋。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長江學者 陳曉明 李德南的沉默、謹言、只服膺于真理的個性，使他不斷返觀自己的內心，不斷地為文學找到存在論意義上的闡釋路徑，他也的確在自己的研究中，貫徹了這一學術方法。他對史鐵生、劉震云、格非等作家個體，對70后、80后等作家群體的研究，都試圖在個體經驗和真理意識中找到一種平衡，他既尊重個體經驗之于文學寫作的重要性，也不諱言自己渴望建構起一種真正的“寫作的真理”，而且，他樂意于為這種真理辯護。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謝有順
為思想尋找詞語 內容簡介
《為思想尋找詞語》是青年批評家、作家李德南的文藝評論集。全書一共分為三輯：輯主要針對新世紀城市小說、現實主義文學的新變、文學批評的現實感等重要的文學現象和話題展開探討，以及對李健吾、金理等批評家的個案解讀；第二輯主要收錄關于史鐵生、鄧一光、蔡東等有名作家及其作品的評論；第三輯主要收錄作者關于電影《她》、電視劇《黑鏡》、村上春樹的寫作等為中心來討論科技、職業寫作等話題。全書嘗試從反諷、抒情、世界、自我、意志等詞語入手來理解作家及其創作的核心結構，勾勒文學的精神地圖，也試圖將文學、影視與哲學的議題相連接，借此拓寬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思想視野。
為思想尋找詞語 目錄
目??錄
沉默與發聲（代序）
——李德南的學術印象 謝有順/1
輯一 文心與史識
空間的凝視與思索
——理解新世紀以來城市文學的一個角度 3
加前綴的現實主義
——對當前現實主義寫作實踐的觀察 15
文學批評的危機時刻
——關于批評性批評的缺席 20
無限的任務
——關于當代文學批評 30
“它關涉著‘生命的具體性’”
——金理的學術研究與文學批評 38
具體事情的邏輯與更豐富的智慧
——對2016年短篇小說的回顧與反思 53
新銳的多重面孔
——關于“廣東本土新銳小說家、詩人專號” 71
輯二 意志與深情
生存論的寫作路向與寫作倫理
——以史鐵生為中心 87
走向生命的澄明之境
——重讀《我與地壇》及其周邊文本 108
抒情的史詩
——論徐則臣《北上》 136
從鄉土中國到城市中國
——陳再見論 156
那一束信念之光
——蔡東及其兩篇新作 169
困擾種種與被損毀的內心
——關于川妮的小說 178
他們，以及他們生活的聲與色
——何文小說論 187
輯三 此在與遠思
凝視孤獨而敏感的個人
——從《她》看現代自我的困境與出路 201
技術—娛樂時代的民主政治
——《黑鏡》系列之《國歌》 212
景觀社會里的生存與死亡
——《黑鏡》系列之《一千五百萬點數》 225
職業寫作的一種路徑
——以村上春樹為例 241
后 記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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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思想尋找詞語 節選
空間的凝視與思索 ——理解新世紀以來城市文學的一個角度 進入新世紀以來，城市文學的書寫在逐漸增多，也出現了不少新的變化。其中，對空間問題的關注，成為不少作家的共同興趣。他們或是以空間作為書寫城市文學的方法，或是在寫作中凝視各種形式的空間，通過思索空間的意蘊來拓寬、拓深個人對城市、人生還有新文明等領域的認知。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紀以來的城市文學和之前的城市文學相比，所涉及的經驗范圍有較大的拓展。這種拓展，又和空間的生產與拓展有很大的關系。在現代思想的視野中，空間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吉登斯看來，“現代性的動力機制派生于時間和空間的分離和它們在形式上的重新組合”①。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則使得時間進一步是以空間的形式來體現的，很多問題都已經空間化了。列斐伏爾甚至認為，當今時代的生產，已經由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轉向空間本身的生產。“空間在目前的生產模式與社會中有屬于自己的現實，與商品、貨幣和資本一樣有相對的宣稱，而且處于相同的全球性過程之中。”② 以文學作為考察對象的話則會發現，在以往的寫作中，不管是城市文學還是鄉土文學，大多是在中國的范圍內，以城市—鄉村的架構來書寫人們的生存經驗。然而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地球本身也成了“村”，空間的距離進一步縮小了，新的生存經驗已經撐破了以往的城市—鄉村的架構，作家們也開始在中國—世界的架構中描繪他們眼中與心中的文學圖景。 由此，我想到兩篇同樣命名為《故鄉》的小說，一篇出自魯迅，一篇出自蔣一談。1921年，魯迅寫下了他的重要作品《故鄉》。在這當中，我們首先可以讀到這樣一個故事：“我”——“迅哥兒”——冒了嚴寒，回到相隔兩千余里、有二十余年未曾回去的故鄉。“我”是一個知識分子，這次回鄉并沒有多少好心情，因為回鄉的目的是為了告別，是為了賣祖屋，“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①。這里所說的“異地”，指的是中國的城市，不一定是大都市，也有可能是小城鎮。至于具體是哪里，小說中并沒有說明。時間到了21世紀，在蔣一談的《故鄉》中，所看到的已經是另一幅景象。蔣一談的《故鄉》的主角同樣是一位男性知識分子，更具體地說，是一位文化批評家。此時他正置身于美國，在午夜遙想他的故鄉。魯迅《故鄉》中的“我”之所以離開故鄉，是為了到異地“謀食”；蔣一談《故鄉》中的“我”，則是為了去美國探望女兒和外孫女。而不管是回歸，還是回歸后的出走，兩篇小說中的“我”的感受都是非常復雜的。魯迅《故鄉》中的“我”，似乎是因為無法忍受故鄉的落后、貧窮與蒙昧而出走，涉及的是鄉土世界和知識分子自身的啟蒙問題。蔣一談的《故鄉》則注意到了各種新的生存經驗：跨語際的話語交流的困難、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差異、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在新時代的沖突……由此可以看到，兩篇小說的敘事模式雖有相通之處，但所涉及的主題與問題有非常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則與現實生活中空間的拓展以及相應的生存經驗的拓展有很大的關系。 除了蔣一談的這篇同題小說，還可以把徐則臣的《耶路撒冷》與魯迅的《故鄉》放在一起進行對讀。這兩篇小說里有一個相同的情節：回老家去變賣祖屋。“迅哥兒”變賣祖屋是為了扎根城市，是為了“到城里去”；初平陽之所以變賣祖屋，卻是為了“到世界去”，是出于對耶路撒冷及其所蘊含的宗教精神的向往。在《耶路撒冷》與蔣一談的《故鄉》中都可以看到，小說所涉及的生存經驗的范圍顯然擴大了。這種擴大，使得蔣一談的《故鄉》和《耶路撒冷》獲得了某種獨特性，從而與當下那些同質化的、無新意的作品區分開來。徐則臣和蔣一談還都敏感地注意到新的問題，比如說，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要重新定義故鄉。當我們在新的世界視野或世界體系中思考故鄉，故鄉就不再一定意味著是鄉村，而可能就是城市，甚至就是中國本身。故鄉經驗的生成，不再局限于中國內部的城—鄉對照，而可能是來自中國與美國、日本等多個國度的比較。 另外，對空間的重視，也體現在深圳等新城市的城市文學寫作熱當中。我在讀鄧一光、吳君、蔡東、畢亮、陳再見等作家的作品時，注意到一個現象。他們的寫作，都具有極其鮮明的空間意識。他們的城市書寫，是以空間作為切入點的，也可以說，是以空間作為方法。他們之所以采用這樣的書寫方式，則和深圳這個城市的特點有非常直接的關系。 深圳是一個在改革開放幾十年中發展起來的城市，其歷史線條非常簡單，并不像北京、西安、南京那樣有曲折的、深厚的歷史。深圳的一切，看起來都是新的。它是一個絕對現代的城市。而對于這樣的新城市來說，具體的書寫方法和老城市也并不一樣。對于北京、西安、南京等老城市而言，時間是比空間更為值得注意的因素，或者說，其空間是高度時間化的。北京、南京等老城市的魅力通常來自時間的流逝與積淀。圍繞著這些城市而寫就的作品，也往往是從時間或歷史的角度入手，形成獨特的敘事美學。王德威在為葛亮的長篇小說《朱雀》寫序時，便首先是對南京的歷史作一番追溯，在歷史的視野中發掘并確認《朱雀》的魅力：“在古老的南京和青春的南京之間，在歷史憂傷和傳奇想象之間，葛亮尋尋覓覓，寫下屬于他這一世代的南京敘事。”① 邱華棟在回顧個人在北京生活的二十余年經歷時，則談到北京在現代城市改造中所發生的變化，看到了“老北京正在迅速消失，而一座叫做國際化大都市的北京正在崛起”。② 然而，他并不認為老北京就此失魂落魄，而是認為“老靈魂”依然存在，“主要是存在于這座城市的氣韻中。這是一座都城，有幾千年的歷史，縱使那些建筑都頹敗了，消失了，但一種無形的東西仍舊存在著。比如那些門墩，比如一些四合院，比如幾千棵百年以上的古樹，比如從天壇到鐘鼓樓的中軸線上的舊皇宮及祈天賜福之地，比如頤和園的皇家園林和圓明園的殘石敗碑。我無法描述出這種東西，這種可以稱之為北京的氣質與性格的東西。但它是存在的，那就是它的積淀與風格，它的胸懷，它的沉穩與莊嚴，它的保守和自大，它的開闊與頹敗中的新生”③。金宇澄在其備受關注的《繁花》中，也正是從類似的一衣一飯等細部入手，來重構“老上海”的多重面孔。 在以前，一個城市的發展，往往需要經過漫長的時間積累，因此，從時間入手書寫城市是具有方法論上的普適性的。張定浩在一篇嘗試對“城市小說”進行重新定義的文章中所給出的**條定義便是認為“城市小說是那些我們在閱讀時不覺其為城市小說但隨著時間流逝慢慢轉化為城市記憶的小說”。④ 他從接受美學的角度入手，認為城市小說所提供的閱讀經驗和城市居民的生活經驗是一致的，“唯有游客和異鄉人，才迫不及待地通過醒目的商業地標和強烈的文化沖突感知城市的存在，對那些長久定居于此的人來說，城市在一些不足為人道的細枝末節里。”① 這一認知很有見地。然而，張定浩提出的原則，對于深圳這樣的新城市來說，又幾乎是失效的。作為在改革開放中迅速崛起的新城市，深圳缺乏深厚的歷史底蘊和醇厚的城市記憶。深圳是一座快速成形的城市，給人的感覺，就像是一部按了快進鍵的電影。它所經歷的時間過于短暫，幾乎是無歷史感的，也是無時間的。相比之下，它好像只有今生，而沒有前世。因著歷史感的缺失，空間的效應則更為突出。 深圳作為一座城市的魅力，也不是源自時間而是源自空間，尤其是具有理想色彩的公共空間。很多人在想起深圳的時候，往往想到的不是時間，而是深圳的空間，是深圳的萬象城、市民中心，是仙湖、紅樹林，等等。同樣是和深圳這座城市的形成方式有關，鄧一光、吳君、畢亮等作家在書寫深圳這座城市時都會突出其空間因素，尤其是鄧一光。迄今為止，鄧一光已經出版了三部深圳題材的中短篇小說集。他干脆將寫深圳題材的**部短篇小說集命名為《深圳在北緯22°27′~22°52′》，收入書中的九篇小說，有七篇的題目和深圳的公共空間有直接的關聯：《我在紅樹林想到的事情》《寶貝，我們去北大》《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開的》《萬象城不知道錢的命運》《深圳在北緯22°27′~22°52′》《離市民中心二百米》《在龍華跳舞的兩個原則》。只有《乘和諧號找牙》《有的時候兩件事會一起發生》這兩篇是例外的。中短篇小說集《你可以讓百合生長》也同樣如此，收入其中的十三篇小說，有九篇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標明了小說的敘事空間：《北環路空無一人》《你可以看見前海的燈光》《一直走到蓮花山》《臺風停在關外》《要橘子還是梅林》《出梅林關》《楊梅坑》《如何走進歡樂谷》《想在歡樂海岸開派對的姑娘有多少》。他的第三部以深圳作為主要的敘事空間的中短篇小說集則被命名為《深圳藍》，十篇小說中也有三篇提到深圳或深圳的公共空間：《深圳河里有沒有魚》《深圳藍》《與世界之窗的距離》。除了鄧一光，畢亮也把他的一部小說集命名為《在深圳》。“在深圳”不僅標明了故事發生的空間，更指向一種獨特的存在狀態——流動的、迅速變化的、充滿不安的城市經驗，是畢亮這部小說的重要書寫對象。作為一位自覺的、自知的城市書寫者，他還將個人的另一部小說集命名為《地圖上的城市》。 對于許多并無在深圳生活的經驗、不熟悉深圳的讀者而言，也許會覺得這種做法非常簡單粗暴，寫出來的作品會有些不自然，甚至是非常造作的，但是這種處理方式符合深圳的實際狀況，也是對許多深圳人存在處境的直接揭示。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土著居民只有三萬左右，此外的一千多萬人口大多來自內地或廣東別的地方，是成年之后才移居至此。他們之所以來到這座城市，首先是被這座城市的公共空間吸引。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無力在這個城市購買住房，尤其是眾多打工者，通常住在狹窄的宿舍或雜亂的出租屋里。這些私人空間又不足以承載他們的“深圳夢”，因此，他們的所思所想與行動往往是在公共空間中展開的。 通過對公共空間與人的關系進行凝視與思索，從而展現新城市的生活現實，已經成為深圳作家講述深圳故事的一種方法。大衛·哈維在《巴黎城記》等著作中，曾把社會政治、經濟變革、個人命運、城市地貌與建筑風格等融為一個有內在結構的思想體系，借此揭示空間的多重意蘊。深圳作家在以空間作為方法來寫作城市文學作品的時候，也呈現出類似的立場，部分地采用了類似的方法——政治經濟學式的考察與書寫。比如說，在《離市民中心二百米》當中，鄧一光就如哈維一樣，重視探討城市空間與社會公正的問題。正如哈維所一再強調的，空間并不只有物理屬性，還帶有政治屬性與經濟屬性，因此可以從空間入手討論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離市民中心二百米》中所寫到的深圳市民中心位于深圳市中心區中軸線上，是深圳的標志性建筑，被稱為深圳的“市民大客廳”。它實際上是深圳市政府的所在地。將市政府改稱市民中心，則意在體現以下理念：**，有效政府的理念——要求政府與其他非政府組織、市民一起形成復合的結構，政府與市民共享信息與文明。第二，開放政府的理念——市民中心的大型開放式平臺使其開放功能得以凸顯，市民中心以開放理念促進信息分享，其軟硬件建設都體現政府的開放意識。第三，服務政府的理念——“服務政府”的本質是“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民主政府”，這些理念亦通過完善的服務系統得以落實。在寫作這篇小說時，鄧一光顯然非常熟悉“市民中心”的種種空間意蘊并通過小說的形式與之展開對話。小說的主角是一對戀人，“他”與“她”都來自農村，通過奮斗都擁有了戶口，也擁有了屬于自己的房子。住在“離市民中心二百米”的地方，令“她”覺得驕傲、自豪，也增加了“她”對深圳的參與感與認同感： 她喜歡寬敞、亮堂、潔凈和有條不紊的地方。怎么說呢，孕育她的地方是窄小、陰暗和混亂無章的，學習、成長和工作的地方同樣如此。人們總說，一個人*終只需要三尺沒身之地，但那是靈魂出竅之后的事。難道她只能在三寸子宮、五尺教室和七尺工作間里度過她的全部生命？ 她應該走進更寬闊的地方。她迷戀成為寬闊之地主人的那種自由感覺。①
為思想尋找詞語 作者簡介
李德南，1983年生，上海大學哲學碩士、中山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青年學者、專業作家，兼任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創意寫作專業導師、廣東省首屆簽約評論家、廣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著有《“我”與“世界”的現象學——史鐵生及其生命哲學》《小說：問題與方法》《共鳴與回響》《有風自南》《途中之鏡》等。曾獲《南方文壇》年度優秀論文獎、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粵派學術”優秀論文獎等獎項。入選“廣東特支計劃”青年文化英才、羊城青年文化英才、“嶺南英杰工程”后備人才、廣州市高層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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