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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課 行書的故事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30234
- 條形碼：9787521730234 ; 978-7-5217-3023-4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書法課 行書的故事 本書特色
1.北大書法課的主導人、書法家方建勛，書法美學研究者，書法與藝術結合的教學法在今日頭條、B站、愛奇藝等各大平臺擁千萬級關注度 2.書稿來自教學講義，梳理從東漢到清朝行書發展的歷史脈絡和學術理路，解析如何欣賞行書的筆法、結構和章法 3.四百多幅珍貴圖片，來源于數家圖書館、文物館，圖文結合逐件解析兩千年歷代行書大家作品之美 4.書法書寫人的心意性情，行書書寫心意性情的率真與舒展，通過書法大家對于“境界”的解讀，解決練習者對于書法練習過程中的“技術”迷思 5.褚遂良得翩翩??度，米芾得灑脫自如，趙孟頫得超逸秀媚，董其昌得平淡天真，王鐸得跌宕多姿，“八大體”則創造了一個“寂”境 ，書法大家背后是思想大家，以書法建構豐盈的精神世界，代代傳遞
書法課 行書的故事 內容簡介
本書為方建勛老師編寫的書法課程教材，全書從行書的發展，演變到代表書法家的作品，詳細講述了行書這一重要書法的歷史，從而呈現了行書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價值和意義。文筆通暢樸實，生動有趣，同時配有豐富的圖例，操作性強，適合青少年閱讀和學習。作者認為，書法的書寫，根本是人的心意情性的舒展與表達。如果太注重華麗的衣裝，看重形式過于內在，技法大于人的表達，則很有可能走向形式主義，本末倒置，失去書法的“靈魂”。經常回顧早期的行書，直面早期書寫的率真與直接，正可以讓今天的我們在精雕細琢技法時，警醒自己不會忘本，不會掉進“技法至上”的深淵。
書法課 行書的故事 目錄
一、初起
二、晉人瀟灑
三、王羲之
四、王獻之
五、唐人承晉
六、力量與氣象
七、顏真卿
八、從楊凝式到宋人“尚意”
九、宋四家
十、趙孟頫
十一、與趙孟頫一起“復古”
十二、“逸士”行書
十三、吳門四家
十四、徐渭
十五、董其昌
十六、王鐸與傅山
十七、晚明奇絕
十八、畫家別趣
十九、碑帖融合
展開全部
書法課 行書的故事 節選
**章 初起 說到行書，你也許會立即想到一些“范本”，如王羲之《蘭亭序》、懷仁集王羲之書《圣教序》、米芾《蜀素帖》、趙孟頫書《赤壁賦》等等。這些都是東晉以來行書走向成熟后的作品。那么行書起初的“樣貌”是怎樣的呢？是誰創造了行書這種書體呢？ 一、行書的初起 許多人以為，書體的演變，是遵循著篆 —隸—楷—行—草的順序。這個順次，或許不失為學習書法的一條合理路徑，不過卻不是書法史上書體演變的歷程。 是的，五種書體中，確實是先有篆書，而后是隸書。不過，接著隸書之后出現的，不是楷書，而是草書。也就是說，行書、楷書是出現在草書之后。從隸書中先是演化出了草書，而后才有行書與楷書。隸書可以視作草、行、楷的“父母輩”，草、行、楷之間，則類似于“兄弟姊妹”。草書要比行、楷“年長”許多。大約在西漢晚期，草書就走向成熟了。不過，這時期的草書，與后來的草書 —東晉二王一路草書是有區別的。這時期的草書，大多字字獨立，保留了隸書的寬扁形體，部分筆畫也存有隸書的態勢，因此后人稱它為“章草”。而我們更為熟悉的，縱向走勢、飄逸瀟灑的東晉二王一路草書，后人就叫它“今草”。 行書，同樣是從隸書中孕育而來，時間大體是在東漢。當時，人們*常用的書體是隸書。他們用隸書寫信、抄錄書籍時，往往行筆速度較快，因此字形也就自然會有些潦草。這種情況，你我可能都曾經歷過。回想一下，我們在小學一開始識字的階段，寫字大都一筆不茍，等到升了中學、大學，書寫速度加快，就從一筆一畫的端端正正走向了筆畫連帶、字跡潦草，于是就成了“行書”，甚至“草書”。隸書演變為草書的過程，與此有些類似。可想而知，我們若是生活在漢代的讀書人，也當是推動隸書向草書、行書、楷書演變的參與者。 隸書在書寫速度加快以后，變得“潦草”，產生了一些變化：一、筆畫簡省，字形結構簡化；二、字勢從橫向變為縱向；三、橫畫的波磔減少，甚至消失；四、筆畫之間，出現連帶之筆。這些變化除了在西漢演變出草書，還在東漢孕育出行書和楷書。漢代的書法墨跡，除了有較為純粹的篆書、隸書和草書外，還有一些則是草、行、楷、隸的“渾雜體”，如書于東漢熹平元年（ 172）的《熹平元年陶瓶鎮墓文》。我們可以稱之為“行書”者，主要是指那些整體看起來“行書”字形占比重更高一些的書跡。 同樣，早期的“楷書”，因為也是隸書“草寫”的結果，所以有較多連筆與映帶—帶著較多的“行草筆意”，從而具有飄飄欲飛的“動勢”。孫過庭《書譜》說“真不通草，殊非翰札”，又說“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這是對前人書法實踐的歸納。楷書到三國時期，趨于完備，行草筆意進一步弱化，但是仍然“動感十足”，行草筆意清晰可辨，一直到了晉人楷書還是如此。到了唐代—楷書的高峰時代，如歐陽詢、虞世南、顏真卿、柳公權等名家的筆下，魏晉時期的“行草筆意”和“動勢”就大大地弱化了。所以，唐代的楷書與行書之間的關聯，遠不如魏晉人的楷書與行書那樣緊密。在魏晉人的筆下，楷書與行書之間，筆法是高度統一的。 在東漢的晚期，一些書法家或許對行書這種新體有更多興趣，為之付出更多的時間與精力研習，從而推動了行書進一步走向成熟。劉德昇就是他們當中的佼佼者。劉德昇，生卒年不詳，大約活動于東漢桓帝（ 147—167）、靈帝（ 168—189）時期。劉德昇的行書，在唐代張懷瓘《書斷》中被評為神、妙、能三品中的“妙品”，并贊為“風流婉約，獨步當時”，可惜今已不得一見。 張懷瓘《書斷》認為：“行書者，劉德昇所造也。”說劉德昇是行書的創立者，未必符合史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行書演變過程中起到了較大的作用。 二、初起時期行書的特點與啟示 初起時期的行書，與我們今天對行書的慣常印象是大不一樣的。這時的行書，尚不純粹，仍然具有濃厚的隸意，并且與楷書混融一體。 這對當時人來說，是一種很自然的書寫，無絲毫的刻意與做作。我們說它是早期的“行書”，是站在后來行書成熟后以行書的用筆與結字來衡量它的。值得注意的是，東漢這種隸意較多的行書，直到行書完全成熟的東晉時代，仍然在某些作品中可見，如王羲之《姨母帖》。前后相隔兩個世紀，二者對照，仍然可以看出“藕斷絲連”的延續。 初起時期的行書，也具備后來成熟行書的基本特點：不同于草書，也不同于楷書。介于楷書與草書之間，有草書的草意，但不像草書那樣簡化，也有楷書的楷意，但比楷書更多映帶連筆，更為簡率快捷，如張懷瓘《書斷》對“行書”的定義：“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這時期的行書，結構和筆法都未成為一個基本“定式”，具有較大的隨意性。 讀到這些行書，筆畫結構固然不如后世精美，我們或許仍會忍不住要感慨：真是大膽！真是率性！他們的書寫，主要是為文字內容的傳遞，無意于書，所以純然是放意的，無拘的，他們或許受到老師的影響與制約，但是并不像后世行書那樣“法則”謹嚴。這一點，與早期的詩歌差不多。如漢樂府詩，主要是為傳遞自己的心聲，不像后來的近體詩講究格律，生命的感發是**位的。若是站在后來的“法”與“意”的角度來看，那么這時期的行書是“意”遠遠大于“法”。 我們在欣賞慣了筆法精致而豐富的東晉行書后（我們學習行書，往往也是從東晉“二王”一路開始），再看看這些早期的行書，雖然筆法粗獷，結構率意，尚未形成較為成熟而完備的法度，但是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它的質樸天真。其實，不單是你我，就連明末清初的行草書大家傅山對此也深有感觸： 舊見猛參將標告示日子“初六”，奇奧不可言，嘗心擬之，如才有字時。又見學童初寫仿時，都不成字，中而忽出奇古，令人不可合，亦不可拆，顛倒疏密，不可思議。才知我輩作字，鄙陋捏捉，安足語字中之天！ 1 傅山崇尚書法的天趣，提出“四寧四毋”—“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的書法美學觀。直率，不假安排，*是契合早期行書的書寫狀態。 簡單素樸走向豐富與精致，是書法技法歷史發展的走勢。它在帶來美感的同時，也伴隨著一種“負累”。書法，從實用的角度來看，是文字內容的傳遞；從藝術的角度來看，*根本的是心意、情性的表現。就如同一個人的穿著打扮，如果太注重華麗的衣裝，重視形式過于內在，則很可能會走向浮華的形式主義。書法的技法，也是外在的形式，如果一味地以“技法至上”為首要追求，技法大于“人”的表達，很可能會本末倒置，*終失去書法的“靈魂”。 回顧早期的行書，可以讓后來的學書者在精雕細琢技法的同時，省思書寫的本質，以免掉進“技法至上”的深淵。技法不論怎樣打磨，但是唯有心手自然，才能揮寫出意想不到的奇古之書。 三、鐘繇 鐘繇（ 151—230），三國時魏國書家，也是王羲之之前的*有影響力的書家，后人將他與王羲之并稱為“鐘王”。 鐘繇書擅多體，晉宋時的羊欣說：“鐘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 ”（《采古來能書人名》）銘石書，即隸書；章程書，即 楷書；行押書，即行書。鐘繇的書法，時至今日，真跡已不存，但有刻帖。 在鐘繇這里，行書與楷書并非涇渭分明。你看他的《賀捷表》、《薦季直表》，就像智永的《真草千字文》里的楷書，你可以說它們是楷書，也可以說它們是行楷。 鐘繇還有行書《丙舍帖》刻本傳世，此書較多楷意。元代趙孟頫《蘭亭十三跋》說： “《蘭亭》與《丙舍帖》絕似。”趙孟頫學習《蘭亭序》，范本主要是定武本《蘭亭序》。我們要是將定武本《蘭亭序》與此《丙舍帖》對照，不難看出二者頗多相似。《丙舍帖》的字勢，以縱勢為主，與鐘繇的其他書作有所別。米芾等一些鑒定家認為，它是王羲之的臨作。如果是臨作，這既讓我們看到了王羲之的傳承與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鐘繇書法的面目。與鐘繇相去不遠的西晉書家衛恒，在《四體書勢》中講：“魏初，有鐘、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于劉德昇，而鐘氏小異。”又說：“昭與鐘繇并師于劉德昇，俱善草行，而胡肥鐘瘦。”鐘即鐘繇，胡即胡昭（162—250）。胡昭更接近老師劉德昇，鐘繇則與他們“小異”。這種差異，或許就在于像《丙舍帖》的風貌所呈現的，一種從前人的質樸向妍美的變化。可見，鐘繇在傳承前人行書時，對“古法”進行了自覺或不自覺的“變革”，也因此在書法史上的地位遠高于胡昭。王羲之從鐘繇的書風中得到了啟發，從而開創了自己書法的新風。鐘繇的書法，包括行書與楷書，正是從漢魏質樸向晉人妍美的轉變過程中的重要代表。王羲之是這一過程的接續者和光大者。 **章 初起 說到行書，你也許會立即想到一些“范本”，如王羲之《蘭亭序》、懷仁集王羲之書《圣教序》、米芾《蜀素帖》、趙孟頫書《赤壁賦》等等。這些都是東晉以來行書走向成熟后的作品。那么行書起初的“樣貌”是怎樣的呢？是誰創造了行書這種書體呢？ 一、行書的初起 許多人以為，書體的演變，是遵循著篆 —隸—楷—行—草的順序。這個順次，或許不失為學習書法的一條合理路徑，不過卻不是書法史上書體演變的歷程。 是的，五種書體中，確實是先有篆書，而后是隸書。不過，接著隸書之后出現的，不是楷書，而是草書。也就是說，行書、楷書是出現在草書之后。從隸書中先是演化出了草書，而后才有行書與楷書。隸書可以視作草、行、楷的“父母輩”，草、行、楷之間，則類似于“兄弟姊妹”。草書要比行、楷“年長”許多。大約在西漢晚期，草書就走向成熟了。不過，這時期的草書，與后來的草書 —東晉二王一路草書是有區別的。這時期的草書，大多字字獨立，保留了隸書的寬扁形體，部分筆畫也存有隸書的態勢，因此后人稱它為“章草”。而我們更為熟悉的，縱向走勢、飄逸瀟灑的東晉二王一路草書，后人就叫它“今草”。 行書，同樣是從隸書中孕育而來，時間大體是在東漢。當時，人們*常用的書體是隸書。他們用隸書寫信、抄錄書籍時，往往行筆速度較快，因此字形也就自然會有些潦草。這種情況，你我可能都曾經歷過。回想一下，我們在小學一開始識字的階段，寫字大都一筆不茍，等到升了中學、大學，書寫速度加快，就從一筆一畫的端端正正走向了筆畫連帶、字跡潦草，于是就成了“行書”，甚至“草書”。隸書演變為草書的過程，與此有些類似。可想而知，我們若是生活在漢代的讀書人，也當是推動隸書向草書、行書、楷書演變的參與者。 隸書在書寫速度加快以后，變得“潦草”，產生了一些變化：一、筆畫簡省，字形結構簡化；二、字勢從橫向變為縱向；三、橫畫的波磔減少，甚至消失；四、筆畫之間，出現連帶之筆。這些變化除了在西漢演變出草書，還在東漢孕育出行書和楷書。漢代的書法墨跡，除了有較為純粹的篆書、隸書和草書外，還有一些則是草、行、楷、隸的“渾雜體”，如書于東漢熹平元年（ 172）的《熹平元年陶瓶鎮墓文》。我們可以稱之為“行書”者，主要是指那些整體看起來“行書”字形占比重更高一些的書跡。 同樣，早期的“楷書”，因為也是隸書“草寫”的結果，所以有較多連筆與映帶—帶著較多的“行草筆意”，從而具有飄飄欲飛的“動勢”。孫過庭《書譜》說“真不通草，殊非翰札”，又說“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這是對前人書法實踐的歸納。楷書到三國時期，趨于完備，行草筆意進一步弱化，但是仍然“動感十足”，行草筆意清晰可辨，一直到了晉人楷書還是如此。到了唐代—楷書的高峰時代，如歐陽詢、虞世南、顏真卿、柳公權等名家的筆下，魏晉時期的“行草筆意”和“動勢”就大大地弱化了。所以，唐代的楷書與行書之間的關聯，遠不如魏晉人的楷書與行書那樣緊密。在魏晉人的筆下，楷書與行書之間，筆法是高度統一的。 在東漢的晚期，一些書法家或許對行書這種新體有更多興趣，為之付出更多的時間與精力研習，從而推動了行書進一步走向成熟。劉德昇就是他們當中的佼佼者。劉德昇，生卒年不詳，大約活動于東漢桓帝（ 147—167）、靈帝（ 168—189）時期。劉德昇的行書，在唐代張懷瓘《書斷》中被評為神、妙、能三品中的“妙品”，并贊為“風流婉約，獨步當時”，可惜今已不得一見。 張懷瓘《書斷》認為：“行書者，劉德昇所造也。”說劉德昇是行書的創立者，未必符合史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行書演變過程中起到了較大的作用。 二、初起時期行書的特點與啟示 初起時期的行書，與我們今天對行書的慣常印象是大不一樣的。這時的行書，尚不純粹，仍然具有濃厚的隸意，并且與楷書混融一體。 這對當時人來說，是一種很自然的書寫，無絲毫的刻意與做作。我們說它是早期的“行書”，是站在后來行書成熟后以行書的用筆與結字來衡量它的。值得注意的是，東漢這種隸意較多的行書，直到行書完全成熟的東晉時代，仍然在某些作品中可見，如王羲之《姨母帖》。前后相隔兩個世紀，二者對照，仍然可以看出“藕斷絲連”的延續。 初起時期的行書，也具備后來成熟行書的基本特點：不同于草書，也不同于楷書。介于楷書與草書之間，有草書的草意，但不像草書那樣簡化，也有楷書的楷意，但比楷書更多映帶連筆，更為簡率快捷，如張懷瓘《書斷》對“行書”的定義：“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這時期的行書，結構和筆法都未成為一個基本“定式”，具有較大的隨意性。 讀到這些行書，筆畫結構固然不如后世精美，我們或許仍會忍不住要感慨：真是大膽！真是率性！他們的書寫，主要是為文字內容的傳遞，無意于書，所以純然是放意的，無拘的，他們或許受到老師的影響與制約，但是并不像后世行書那樣“法則”謹嚴。這一點，與早期的詩歌差不多。如漢樂府詩，主要是為傳遞自己的心聲，不像后來的近體詩講究格律，生命的感發是**位的。若是站在后來的“法”與“意”的角度來看，那么這時期的行書是“意”遠遠大于“法”。 我們在欣賞慣了筆法精致而豐富的東晉行書后（我們學習行書，往往也是從東晉“二王”一路開始），再看看這些早期的行書，雖然筆法粗獷，結構率意，尚未形成較為成熟而完備的法度，但是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它的質樸天真。其實，不單是你我，就連明末清初的行草書大家傅山對此也深有感觸： 舊見猛參將標告示日子“初六”，奇奧不可言，嘗心擬之，如才有字時。又見學童初寫仿時，都不成字，中而忽出奇古，令人不可合，亦不可拆，顛倒疏密，不可思議。才知我輩作字，鄙陋捏捉，安足語字中之天！ 1 傅山崇尚書法的天趣，提出“四寧四毋”—“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的書法美學觀。直率，不假安排，*是契合早期行書的書寫狀態。 簡單素樸走向豐富與精致，是書法技法歷史發展的走勢。它在帶來美感的同時，也伴隨著一種“負累”。書法，從實用的角度來看，是文字內容的傳遞；從藝術的角度來看，*根本的是心意、情性的表現。就如同一個人的穿著打扮，如果太注重華麗的衣裝，重視形式過于內在，則很可能會走向浮華的形式主義。書法的技法，也是外在的形式，如果一味地以“技法至上”為首要追求，技法大于“人”的表達，很可能會本末倒置，*終失去書法的“靈魂”。 回顧早期的行書，可以讓后來的學書者在精雕細琢技法的同時，省思書寫的本質，以免掉進“技法至上”的深淵。技法不論怎樣打磨，但是唯有心手自然，才能揮寫出意想不到的奇古之書。 三、鐘繇 鐘繇（ 151—230），三國時魏國書家，也是王羲之之前的*有影響力的書家，后人將他與王羲之并稱為“鐘王”。 鐘繇書擅多體，晉宋時的羊欣說：“鐘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 ”（《采古來能書人名》）銘石書，即隸書；章程書，即 楷書；行押書，即行書。鐘繇的書法，時至今日，真跡已不存，但有刻帖。 在鐘繇這里，行書與楷書并非涇渭分明。你看他的《賀捷表》、《薦季直表》，就像智永的《真草千字文》里的楷書，你可以說它們是楷書，也可以說它們是行楷。 鐘繇還有行書《丙舍帖》刻本傳世，此書較多楷意。元代趙孟頫《蘭亭十三跋》說： “《蘭亭》與《丙舍帖》絕似。”趙孟頫學習《蘭亭序》，范本主要是定武本《蘭亭序》。我們要是將定武本《蘭亭序》與此《丙舍帖》對照，不難看出二者頗多相似。《丙舍帖》的字勢，以縱勢為主，與鐘繇的其他書作有所別。米芾等一些鑒定家認為，它是王羲之的臨作。如果是臨作，這既讓我們看到了王羲之的傳承與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鐘繇書法的面目。與鐘繇相去不遠的西晉書家衛恒，在《四體書勢》中講：“魏初，有鐘、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于劉德昇，而鐘氏小異。”又說：“昭與鐘繇并師于劉德昇，俱善草行，而胡肥鐘瘦。”鐘即鐘繇，胡即胡昭（162—250）。胡昭更接近老師劉德昇，鐘繇則與他們“小異”。這種差異，或許就在于像《丙舍帖》的風貌所呈現的，一種從前人的質樸向妍美的變化。可見，鐘繇在傳承前人行書時，對“古法”進行了自覺或不自覺的“變革”，也因此在書法史上的地位遠高于胡昭。王羲之從鐘繇的書風中得到了啟發，從而開創了自己書法的新風。鐘繇的書法，包括行書與楷書，正是從漢魏質樸向晉人妍美的轉變過程中的重要代表。王羲之是這一過程的接續者和光大者。
書法課 行書的故事 作者簡介
方建勛 北京大學書法教育與研究中心研究員 北京大學校友書畫協會秘書長兼學術導師 北京大學美學專業博士、藝術史博士后 央視書畫頻道“一日一印”欄目主講人 著有： 《印境》 《書法課：臨帖九講》 《書法課：字美在何處》（與楊諤合著） 《清秀飄逸的漢隸技法四十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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