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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蕩:晚清二十年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3344005
- 條形碼：9787513344005 ; 978-7-5133-4400-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激蕩:晚清二十年 本書特色
分析了在整個中國近代化進程中晚清*后二十年的特殊性與積極意義； 讓我們認識到熟知的晚清歷史人物和事件可能的另外一面。
激蕩:晚清二十年 內容簡介
本書是對清王朝崩潰*后二十年歷史的整體性研究, 對一系列重大事件做了敘述和解讀, 包括甲午戰爭、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新政改革、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等。
激蕩:晚清二十年 目錄
引 子 1
**章??大轉折 13
東鄰日本轉身向西 14
群雄逐鹿東北亞 21
日本不宣而戰 34
終于知道什么是兵敗如山倒 53
以戰促降與乞和議和 63
第二章??維新時代 84
四萬萬人齊落淚 85
維新運動發生 89
京滬強學會 96
南梁北嚴 105
湖南區域試驗 113
官場上的遲到者 119
失控的改革 127
"康不得去，禍不得息" 136
一場未遂政變 147
第三章??尷尬記憶 159
大阿哥引爆政治動蕩 160
"運動"義和團 168
沖突在猶豫徘徊中持續升級 178
走向對抗 191
一場奇怪戰爭 198
又是乞和與議和 208
第四章??重新起步 219
而今邁步從頭越 220
構架現代新教育 231
現代軍事體制的重建 237
自由經濟的充分發展 240
現代法律體系的確立 243
改革又到困難時 248
第五章??短暫徘徊 252
一個人的革命 253
一場奇怪戰爭 255
震動與啟示 262
君主專制與君主立憲 268
又是一個成功典范 273
第六章??這才是中國的希望 277
上下聯手 277
臨門一腳 283
五大臣出洋 289
總算有了一個開始 294
第七章??讓理想變成現實 301
改定中央官制 301
重建地方官制 308
革命促改良促立憲 313
政治改革突然提速 319
一個美好期待 324
第八章??向立憲政治艱難行進 333
一個偶發事件 333
王朝終結者 343
制造敵人 347
新時代，新希望 357
第九章??民主政治短暫的春天 363
咨議局：民主初步與有序參與 363
有計劃政治：立憲日程表 371
皇族內閣≠責任內閣 378
鐵路干線國有：國進民退引爆革命 387
第十章??一個王朝的終結 396
又到剿撫猶豫徘徊時 396
獨立與光復：墻倒眾人推 400
走向共和 410
清帝遜位：*后的瀟灑 416
展開全部
激蕩:晚清二十年 節選
**章 大轉折 1889年3月4日，也就是光緒十五年二月初三，十八歲的少年天子光緒帝在王公大臣、蒙古王公，以及滿漢文武百官山呼萬歲聲中駕御太和殿，舉行親政儀式，宣布大清帝國在他的領導下，必將在過去三十年洋務新政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大清王朝一定能夠再現昔日輝煌，告慰列祖列宗。年輕的小皇帝躊躇滿志，然而他不知道過去的三十年單純發展經濟很容易，吃穿住行等物質層面的西方化并不難，這方面該變的都變了，國家的經濟實力、綜合國力確實有了很大提升。只是正像慈禧太后所自信的那樣，在她統治的這幾十年中，大清王朝不該變的都堅守未變，比如滿洲人的統治地位并沒有因漢族人能力的被激活而喪失和衰落，滿洲貴族在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依然是主導的和*后的決定力量，大清王朝的政治體制堅不可摧，維持不變。可惜的是，慈禧太后的成就與自信恰恰成為少年天子面對的*大難題，跛腳的現代化已經成為中國發展的障礙，特別是在東鄰日本的比對下，大清王朝舊有體制更顯得具有非常多的問題。大清王朝的政治發展受阻于一個瓶頸，急需獲得根本突破。 東鄰日本轉身向西 作為亞洲國家，中國和日本幾乎同時面對西方的壓力，但兩個國家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回應模式，結果短短幾十年后，中日兩國不僅拉開一個很大的差距，而且形成嚴重的利害沖突。 就歷史文化傳統而言，日本深受中國影響，在西方文明來到東亞之前，日本民族具有典型的東方形態。千百年來，日本人虔誠地向中國學習，將中國文化在日本發揚光大，成就了日本民族的文化性格。在德川幕府統治的二百六十年間，日本與大清王朝一樣，堅定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對西方文明抱有一種不信任乃至敵視的態度。 到了近代，西方國家在工業化的刺激下需要向東方這片古老土地尋求更大市場，殖民勢力東來改變了遠東的政治格局，引發一系列后續問題。 面對西方勢力的刺激、挑戰，中國比較早地做出回應。然而由于中國的文化傳統太過深厚，中國人在十九世紀中期之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雖然不能拒敵于國門之外，雖然被迫簽訂城下之盟，喪失部分權益，但是那時的中國人始終不愿意承認西方社會文化在整體上超過東方。聰明的中國人堅守文化民族主義立場，將社會文化解析為本與末、體與用，以為西方之長不過是奇技淫巧等形而下的東西（末、用），而中國之長則是西方人望塵莫及的根本之道（本、體）。中國之所以在戰場上屢戰屢敗，主要是因為中國在技術上不如人。基于這種判斷，中國在與西方正面交手二十年后，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歷程，相繼興建一大批近代工業工程，使中國的經濟實力獲得很大提升。 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差不多同時也遇到來自西方的壓力。1853年美國培理艦隊叩關后，西方列強用武力撬開了日本緊閉的大門。西方近代文明的傳入給日本社會的性質帶來很大變化，一部分具有近代思想意識的下層武士，聯合京都貴族和商業資產者，以"尊王攘夷"為旗號，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倒幕維新運動。1867年10月，德川幕府*后一任將軍慶喜上表奉還政權，明治天皇嗣位。10月9日，明治天皇頒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廢除幕府舊官制，廣開言路，一掃歷來積弊陋習。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在京都紫宸殿率領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向天地神明宣誓，確立"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的維新政權基本方針，為徹底廢除幕府制度、建立近代立憲政體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為后來的自由民權運動，特別是開議院立國憲等提供了理論上的準備。 隨后，明治政府大刀闊斧改革幕府體制，廢藩置縣，奉還版籍；改革等級制度、俸祿制度，禁止人身買賣，解放娼妓、藝妓，允許土地買賣及占有，允許農民自由選擇職業；撤除幕府時期各藩國在交通要道私自所設關門或盤查哨所，允許自由貿易；使國家制度迅速現代化，積極開展對外交往，發展對外貿易，扶持民族工商業，實行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富國強兵三大政策，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除舊布新，徹底改變幕府時期閉關鎖國政策，引導資本主義全面深入發展。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兩國人民素來交往頻繁，即便在兩國統治者都奉行閉關鎖國政策的時候，兩國商人之間的往來貿易依然紅火。明朝中晚期的所謂倭寇云云，實際上是大明王朝對中日民間貿易管制失控的反映，反過來也證明中日民間交往并沒有因為統治者的喜怒而有所改變。所以，日本明治維新的各種消息，很快就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中國，并在中國社會各階層中引起不同的反應。 由于地緣政治的關系，明治政府在積極向外拓展政治貿易聯系，尋求與各國建立近代國家關系時，自然忘不了近鄰中國。1868年，明治政府轉托英國駐上海領事溫思達向清政府傳書示好，要求通商。兩年后（1870），明治政府派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外務權少丞藤原義質、文書權正鄭永寧等專程來華，要求仿照西方國家的慣例，與大清國建立正常的國家關系，使兩國商貿往來制度化。 仿西洋諸國前例訂約通商，原本不是什么問題，但可能因為日本只是亞洲"小國"，根本無法與西洋諸強國并列，所以清廷對于是否與日本訂約通商分歧很大。反對者如安徽巡撫英翰等"以前明倭寇為辭，奏請拒絕日本通商者"， 而恭親王奕??、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為另一派，出于全球戰略的考慮，以為即便不能倚日本為外援，亦應稍事聯絡，以為中國增一屏障，盡量不要讓日本倒向西方諸強一邊，成為中國的敵對力量。 1871年7月21日（六月初七），日本政府派遣的欽差大臣、大藏卿伊達宗城來華，抵達天津后與大清國全權大臣李鴻章進行訂約談判。幾經反復，兩國于9月13日（七月二十九）議定《修好條規》，正式確立兩國對等的國家關系，中國終于放棄了名義上視日本為藩屬的想象，承認日本為與中國地位同等的國家實體。 在這一系列交往過程中，日本使臣很自然地向中國方面通報了明治政府的維新情況，中國人特別是清政府領導層對明治維新有了大致了解，李鴻章甚至敏銳地意識到明治維新很可能對中國的未來發生不可預測的影響，他在一封寫給恭親王的信中高度贊美日本人發奮為雄的精神，贊美日本人不恥下問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的不懈追求，深深憂慮日本的發展可能對中國不利。在李鴻章看來，如果中國裹足不前，無以自強，那么日本必將與列強為伍，成為瓜分中國的一員；反之，如果中國能夠堅定地走上西方化的道路，有以自立，那么作為東亞國家的日本必將附麗于我，與中國結成戰略同盟。 李鴻章對日本明治維新的認識是深刻的，然而中國像李鴻章這樣的政治家實在太少。出于極端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情緒，又因為明治維新激進主義政治措施的效果不容易在短期顯現，大多數中國人對明治維新的改革方案似乎并不認同，以為日本脫亞入歐的政策太過激烈，即便給日本帶來短暫的好處，但*終勢必給日本帶來巨大災難，使日本喪失自己的文化根基，遠不如中國堅守文化民族主義的立場，堅守"中體西用"的原則來得更為合理。比如積極協助恭親王奕??一起發動洋務自強運動的文祥，就對明治維新持否定態度，以為中國自強不必效法日本。 明治維新的徹底西方化與中國洋務新政半西方化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的洋務新政在*初階段的成效似乎也遠大于日本，所以雖然有個別先知先覺者看到了日本變革的潛在意義，但從總體上看中國人對明治維新似乎并不看好。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早期，關于明治維新的報道開始見于中文出版物，甚至還有專書介紹，然而由于中國的洋務新政堅守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硬道理，中國在短短的幾十年里確實創造了經濟上不容懷疑的奇跡，所以洋務新政的發展模式即便不被外國人看好，但還是實實在在給中國帶來了好處，堅定了中國人對洋務新政發展模式的信心，使中國人大多看不上日本明治維新從政治上體制上解決問題的思路。 根據《中日修好條規》，明治政府于1874年派遣柳原前光為駐大清國秉權大臣。又過了三年，何如璋于1877年底出任大清國**任駐日公使。 何如璋抵達日本時，距明治維新的發動已有十年之久，日本經過官制改革、奉還版籍、廢藩置縣、改革土地租稅等措施，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了道路，在殖產興業、富國強兵、文明開化三大政策鼓動下，資本主義工商業興隆，文化教育、科學技術也獲得很大發展，為日本后來的雄起奠定了扎實基礎。 面對日本的變化，何如璋進行認真研究，稍后將在日見聞編撰成《使東述略》和《使東雜詠》，向國人介紹明治維新各方面的情況，尤其是日本模仿歐洲而出現的各種新事物、新風氣，以及由此帶來的國民思想意識上的變化。這是中國人比較系統直接地了解明治維新的細節，有助于糾正國人先前那些不正確的看法。只是何如璋《使東述略》過于簡略，也無法使中國人通過它建立對明治維新的完整認識。 中國人不贊成明治維新徹底西方化的做法，而堅守中體西用的半西方化。中國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等內憂外患的侵襲后，中國人并不完全反對學習西方，只是基于文化民族主義的立場，強調學習的選擇性，以為中國的出路必定是在*近期的未來學習西方，走上西方近代國家發展的一般道路。只是從傳統中國特別是儒家倫理的觀點看，所謂西方近代國家的一般道路，實際上就是素來不被儒家倫理看好的霸道，就是弱肉強食，就是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所以，聰明的中國領導人一方面要學習西方國家的一切好處，如科學技術，如重視商業貿易，如開發資源，如重視教育等。至于西方近代國家的政治體制，諸如開議院，立憲法等，中國人則根本不必學。 按照張之洞后來的解釋，洋務新政之所以堅守中體西用的原則，之所以不采納西方近代國家開議院、立憲法的制度，主要是因為西方近代國家的這些制度貌似新穎，其實未必。按照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國家遇有大事，京朝官可以陳奏，其他官吏也可呈請代奏。至于承平之時，朝政清明，人們果有忠愛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建議不能上達？如其可見實行，朝廷固所樂聞，當然更愿意采納。這種有序政治強調建議在下，裁擇在上，以收群策群力之益，而無西方近代所謂三權分立、相互牽制的弊病。在張之洞看來，中國傳統政治體制雖不一定是人類歷史上*好的，但*符合建立高效廉潔政府的原則。基于這樣的分析與判斷，洋務新政領導人當然不會認同日本明治維新的政治舉措。 洋務新政是大清王朝領導集團比較自豪的一件事情，他們認為這個運動不僅拯救了整個中國，使中國避免了在西方蠶食下被瓜分被滅亡的危險，而且隨著經濟的成長，隨著經濟生活中新因素新成分的不斷增加，大清王朝的政治統治也更加鞏固。在他們看來，洋務新政在堅守政治體制不發生重大改變的同時，又學習、掌握了西方近代以來的科學技術，是真正意義上的中西合璧，優勢互補，所以那個時代的中國人無論如何瞧不上日本人的"小人氣質"：不敢堅守自己的文化立場，隨風而倒。 此時的中國人看待中日兩國走向近代道路的不同選擇，更多的是采用重商主義眼光，沒有看到日本道路的政治內涵和未來潛力，把明治維新看得與中國的洋務新政一樣，只是一場以"富國強兵"為訴求的技術性改革。在洋務運動領導者看來，明治維新可供中國借鑒者主要是在軍隊建制、軍工企業的創建、礦產資源的開采等方面的舉措。至于明治維新在政治層面的變革，此時中國的官紳似乎還很少有人看清其價值與意義，甚至以為明治維新的徹底西方化是得不償失，是對自身文化傳統的丟棄。
激蕩:晚清二十年 作者簡介
馬勇 知名學者，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近代中國文化、中國文明史等研究。 著有"晚清四書"系列：《覺醒》《維新》《國變》《革命》，"歷史人物傳記"系列：《嚴復傳》《章太炎傳》《梁漱溟傳》《蔣夢麟傳》，《晚清二十年》《重新認識近代中國》《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漢代春秋學研究》等；錄有音頻節目《中國文明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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