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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義理化史學之演進及挑戰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8210577
- 條形碼：9787308210577 ; 978-7-308-21057-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宋代義理化史學之演進及挑戰 內容簡介
本書不局限于從大的學術傳統中探究宋代義理化史學發展的動力之源, 而是更注重從宋代文獻中發現其固有的時代脈絡, 勾勒出其中各環節之間的承續和發展關系, 力圖呈現義理化史學在宋代的主要發展軌跡。
宋代義理化史學之演進及挑戰 目錄
緒論
**章 《資治通鑒》：新史學典范的內在沖突
**節 《資治通鑒》：史家之史的新典范
第二節 《資治通鑒》內在價值取向的沖突
第三節 小結
第二章 《唐鑒》：從史家之史到理學家之史的過渡
**節 范祖禹：在司馬光與二程之間
第二節 《唐鑒》與《通鑒》的自覺區隔
第三節 小結
第三章 《讀史管見》：理學家之史的奠基之作
**節 《讀史管見》與《資治通鑒》
第二節 《讀史管見》的正義論說
第三節 《讀史管見》的學術地位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資治通鑒綱目》：義理化史學的新典范
**節 《綱目》對《通鑒》正統觀的矯正
第二節 朱熹的《春秋》觀與《綱目》之編纂
第三節 小結
第五章 浙東史家群體對義理化史學的挑戰
**節 呂祖謙對朱熹理學化史觀的挑戰
第二節 陳亮對朱熹理學化史觀的挑戰
第三節 葉適對朱熹理學化史觀的挑戰
第四節 小結
結論
參考文獻
后記
**章 《資治通鑒》：新史學典范的內在沖突
**節 《資治通鑒》：史家之史的新典范
第二節 《資治通鑒》內在價值取向的沖突
第三節 小結
第二章 《唐鑒》：從史家之史到理學家之史的過渡
**節 范祖禹：在司馬光與二程之間
第二節 《唐鑒》與《通鑒》的自覺區隔
第三節 小結
第三章 《讀史管見》：理學家之史的奠基之作
**節 《讀史管見》與《資治通鑒》
第二節 《讀史管見》的正義論說
第三節 《讀史管見》的學術地位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資治通鑒綱目》：義理化史學的新典范
**節 《綱目》對《通鑒》正統觀的矯正
第二節 朱熹的《春秋》觀與《綱目》之編纂
第三節 小結
第五章 浙東史家群體對義理化史學的挑戰
**節 呂祖謙對朱熹理學化史觀的挑戰
第二節 陳亮對朱熹理學化史觀的挑戰
第三節 葉適對朱熹理學化史觀的挑戰
第四節 小結
結論
參考文獻
后記
展開全部
宋代義理化史學之演進及挑戰 節選
《宋代義理化史學之演進及挑戰》： 直到司馬光成功編就《資治通鑒》，創造了史家之史的光輝新典范，而這一史學新典范所表現出的特質，又與義理化史學的追求存在明顯的差距，理學家及其追隨者于是找到了共同的主要對手和批判對象，義理化史學也隨之呈現出前后相繼、線索分明的清晰發展路徑。 司馬光在劉攽、劉恕、范祖禹等多位著名史學家的協助下，充分吸納了紀傳體史書的優點，對傳統編年體加以革新改造，創作出《左傳》以后*為令人矚目的編年體巨著《資治通鑒》。是書繼承了實錄史學的傳統，直筆錄事，不輕立論，不僅棄用了褒貶義法，對正統問題也置而不言：除在敘事上卓有成就以外，還聚焦于國家大政，備載謀議，大有裨益于治道，獲得世人的高度贊譽，堪稱史家之史的光輝典范。 然而，這一新的史學典范因主編司馬光的特殊旨趣，實際上承擔了儒家文化和專業史學的雙重使命，表現出明顯的儒門史學的特色。基于自身強烈的儒家認同，司馬光將史學限定在儒學門庭之內，認為在求道明道的目標上，史學與經學并無二致。他重視經之常道適用的歷史條件，認為史學解決了經之恒常普遍之道在具體時空中的適應性問題，在此基礎上肯認史學在求道明道中的重要作用，高度認同史學的鑒戒價值，并以史學實踐自覺承擔“經之常道落實在具體歷史中帝王之一心”的任務。這種儒門史學一旦落入實踐層次，便不得不處理理想世界、現實世界、歷史世界三個層面的問題，實際蘊含了求道、求治、求真三重價值取向。理想世界、現實世界、歷史世界在史學實踐中的相互牽涉和彼此限制，也必然造成儒門史學三重價值取向的內在沖突，表現為求道與求治的沖突、求道與求真的沖突。《資治通鑒》所表現出的這三重價值取向的沖突，被理學家程頤、朱熹敏感道破而加以批評，通過這些批評，程頤、朱熹和司馬光之間史觀的差異也充分展現出來。 求道與求治的沖突，造成在歷史人物評價上司馬光與程頤（也包括朱熹）的分歧。程頤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基本遵循的是信念倫理，以道德價值為依據而無視功效價值。道德和政治在客觀世界中雖然必然沖突，但在程頤進行歷史人物評價之時，卻是兩不相妨，互不干擾。而司馬光在求道與求治的雙重價值取向之下，無論是在選擇遵循信念倫理或責任倫理之時，還是在遵循責任倫理確定愿望和結果的比例之時，都無法避免道德與政治之間的沖突，或顧此失彼，或厚此薄彼，在在都要于道德價值和功效價值之間權衡考量。司馬光儒門史學實踐中求道與求治的沖突，在程頤的挑戰和對照之下，更加清楚地顯示出來。 求道與求真的沖突，引起在歷史編纂上司馬光與朱熹的分歧。朱熹認為，經是求道明道、融會義理的主要根據，史只是理學家以心中既存之義理評斷的具體案例。史學固然可以加深對義理的認識，但較之于經學，史學在明道中的角色是很次要的。在卸下史家之史明道的主要責任之后，朱熹格外強調史家之史的真實價值和在真實性意義上史家之史的獨立性，希圖史家之史建立在全面反映歷史真實的基礎上，以更好在歷史事實層面輔翼理學家的兼經之史。《資治通鑒綱目》是朱熹上法《春秋》的擬經之作，其性質為兼經之史，為理學家之史，非史家之史。朱熹不以史家自居，其書也不以存史為重，主要是為矯正史家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在義理上的過失。正因為以道在我，褒貶自任，所以朱熹對史家之史主要以真實性相責備，并不以明道相期許。而司馬光作為專業史家，雖能堅守信史的底線，但囿于鑒戒的思想和亦儒亦史的雙重身份認同，通過刪削重要史實表達政治立場和道德傾向，故其書實際上未能全面反映歷史真實，傷害了史學的真實價值，這正反映了司馬光在史學實踐中求道與求真兩種價值取向的沖突。 程頤、朱熹的史觀具有很大的繼承性和延續性，他們均主張讀經明道，將史視為以心中既存之義理斷決的具體案例；并且他們都以義理之學自負，輕視史家司馬光的義理造詣，不以明道為史家之史的主要功能。因此，盡管程頤由于對《資治通鑒》的介入程度遠不如朱熹高，未指出其中刪削重要史實一點，但在削弱史家之史明道功能之后，程頤更注重史家之史的真實價值也屬邏輯的必然。 ……
宋代義理化史學之演進及挑戰 作者簡介
孫穎濤，曾先后畢業于華中師范大學、武漢大學，獲文學學士、歷史學碩士、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方向為宋史、中國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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