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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人類的明天(八品)
中國話 本書特色
九大領域解讀中國話的起源與傳播
重新發現中國人的文化史
◎糧食作物稱謂的傳播
——為什么東非馬達加斯加島和印尼群島上“米”的發音都非常相似？
——為什么中國普遍北方吃粳米，南方吃秈米？
——為什么中國臺灣的阿美人會把“小米”供奉為神靈？
◎家畜動物稱謂的興衰
——為什么歷史上“豬”的曾用字“彘”“豕”“豝”都消失了？
——為什么楚國“虎”的發音——“於菟”和東南亞地區的發音非常相似？
——漢語的“馬”是草原上的印歐人傳入中國的嗎？
◎金屬加工冶煉的歷史
——為什么青銅器上的銘文會被稱作“金”文？
——越南為什么會用“銅”作為他們的基本貨幣單位？
——“鐵”是一個來自西方的詞匯嗎？
◎血緣親屬稱呼的異同
——“爹娘”是比“爸媽”更老土的詞嗎？
——“哥”什么時候取代了“兄”？
——“媽”（ma）是全世界的語言中對母親的通稱嗎？
中國話 內容簡介
本書從語言學的角度切入，分別深入探討了中國的飲食、數字、動物、稱謂、地名等方面的文化。一方面，作者從縱向的時間維度，分析語言的發展、演變；另一方面，又從橫向的空間維度，探討不同語言之間的傳播、交流。作者借由語言，探索中國人的歷史與文化記憶，為我們描繪出一條清晰的、不同□□間的歷史發展與文化交流軌跡。
中國話中國話 前言
語言中的歷史
史家陳寅恪有一句被廣為稱引的名言：“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在此之前，主持繪制法國方言地圖集的瑞士語言學家吉耶隆（Jules Gilliéron）也說過：“每一個詞都有它自己的歷史。”或許這是陳先生在德國留學期間有所耳聞，又或許是英雄所見略同，但其間也可見不同側重：中國在傳統上在意的是文字學意義上的“字”，西方著眼的卻是語言學上的“詞”；歷史學者想由此演繹出文化史，而語言學家留心的則是每一個詞自身的詞形、內涵的演變。
這樣的分異，在跨界交流的時代，也已模糊了。很多概念史的著作乍看是梳理詞匯語詞含義的演變，其實是著意于挖掘背后隱藏的社會文化變遷。另一種進路則是歷史語言學的思路：通過對不同語言的比對，找出文化交流的隱蔽線索，帶給我們對歷史的全新認識—尤其是對那些無文字社會或文獻所缺失難解的歷史，語言可以是另一種考古工具，有時甚至是□□的工具。
高中時我□□次讀到周振鶴、游汝杰合著的《方言與中國文化》，頓感大開眼界：我們的語言中竟然隱藏著這么多歷史線索！后來讀到李錦芳著的《侗臺語言與文化》、鄭張尚芳著的《胭脂與焉支》，更進一步看到語言學方法對了解歷史不僅大有可為，甚至不可或缺。現在，鄭子寧的這本《中國話》再次讓我涌起同樣的感受。
當然，確切地說，語言學并不只是加深歷史認識的工具，像《漢語的祖先》所著眼的畢竟是語言學本身的問題：比較論證語言之間同源性或親緣度；但就本書而言，倒不如說是“以語言學作為方法的文化史研究”，是只有借助語言學才能講述的故事。
本書對此已有非常精彩的論證，深入淺出又饒有意味，但這并不只是“趣味歷史”而已。與格里姆定律（“凡規則皆有例外”）不同的是，在此不時可見的是新語法學派的定律：“凡例外皆有規律”。因為語言中異于規律的現象不僅可以提醒我們對結構重新認識，也可以補齊文化交流中“缺失的一環”，有時是被遺忘的歷史。
對中國人來說，這樣的書實在是太少了。有時我想，印歐歷史語言研究那么發達，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因為史料匱乏，所以語言成為重要線索，中國則正因為文獻豐富、文字發達，結果反過來阻礙了這一領域“本應有”的發展。
不過，語言中隱藏的文化交流，不只是那些可比的語詞里有線索，還可以問：為什么有些語言現象在漢語中缺失或丟失了？漢語缺乏敬語（“您”是輸入的）、某些概念也是原本所無（如“魔”字是中古新造）。大體而言，漢語似有幾種不同對策：采納（引入外來詞）、馴化（用舊名詞稱呼新事物），以及忽視。作為一種外來詞很少的語言，漢語在交流中不僅有選擇，而且既有兼容也有排異，□終才形成這樣一個穩定系統。
在對外交流中，這樣的“異變”同樣有待解釋：造紙術是中國人發明的，但現在西語中的“紙”大多源自埃及的“紙莎草”一詞；面條也是由中國外傳的，但英語noodle、法語nouille都是很晚近才借自德語Nudel，語源不明。為什么它們不像“茶”“饅頭”這樣成為被廣泛借用的語詞，是在哪一環缺失了，這或許更考驗我們對文化交流現象的理解，也更難回答。它不必有答案，但我們需要有疑問。
維舟
□0□0年5月19日
中國話 目錄
初的華夏農民
十二生肖與中國數字
中國人的伴侶動物
老虎與野馬
中國的大熔爐
中國人的七大姑和八大姨
中國人用過的銜頭
文藝和不文藝的中國地名
甜蜜茶點
十二生肖與中國數字
中國人的伴侶動物
老虎與野馬
中國的大熔爐
中國人的七大姑和八大姨
中國人用過的銜頭
文藝和不文藝的中國地名
甜蜜茶點
展開全部
中國話 節選
每到春夏季節，在中國南方，冬天干燥的田地在數天之內就會被水灌滿，緊接著，農民開始把秧苗插進田里。在幾個月后，這些綠色的秧苗將會結出沉甸甸的稻穗。經過一系列加工后，□終會變成千萬家庭餐桌上的主食—米。
類似的場景已經年復一年地在亞洲大陸的熱帶和亞熱帶地區上演了幾千年。稻是亞歐大陸東部地區□為重要的糧食作物。在中國，從云南元陽的哈尼梯田，到東北三江平原的黑土地，大量耕地都用來種植稻，從消費量統計，以稻為主食的中國人數量□多。與之相應，稻在中國人的食譜中扮演著核心角色。中國人發明了各種各樣的食用稻米的方式，米飯、米線、年糕、餌絲、粿條、酒釀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幾類。
這一切都始于9000多年前。第四紀冰期結束不久，海平面升高，中國中部長江流域的氣候變得更加溫暖濕潤。當時的長江兩岸還是一片充滿著湖泊、沼澤、池塘的濕地，大象、犀牛等大型動物在茂密的植被中穿行……
稻農的出現
在濕地生長的諸多植物中，有一種不起眼的草。過去的幾百萬年間，這種小草在每年氣候回暖時都會抽出狹長翠綠的葉片。在幾個月后，一根細長的穗長了出來，隨后，上面結的一串種子逐漸膨大，長出細長的芒刺。種子成熟后，就從穗上脫落，掉在地上，開始新一輪的循環。隨著氣候趨向暖濕，這種小小的野草也在年復一年的循環中默默向北擴展自己的領地。
這種在沼澤濕地中生長的野草就是野生稻。如果我們比較野生稻的穗和當代水稻的穗，就會發現，除了長有芒刺外，野生稻的米粒較為細小狹長，顏色偏紅，穎殼較厚實。這些特征令野生稻有一定的保護自身的能力，防止動物食用，確保能夠繁衍后代。然而，這些防御機制在人類面前可說是不堪一擊。
大約9000多年前，長江邊的某個先民突發奇想，發現這種細長的果實似乎是可以吃的。無從得知他是如何想到嘗試吃下這種硬邦邦的小果子的，也許是連續多日捕獵失敗；或者罕見的天災讓樹上的果子消失不見，令他饑腸轆轆；亦或許他只是個好奇心很強、喜歡嘗試新鮮玩意兒的勇士。總之，他發現了稻是可以吃的，能夠填飽肚子，并且將這個信息分享給了他的家人。隨后，當他們發現野生稻不夠吃時，就決定在沼澤邊緣開辟一塊土地，專門用來種植這種作物。
這可能是亞洲早期歷史中□重要的一刻。栽培稻的出現，讓東亞逐步進入了農業社會。同樣大小的土地能養活的人口大大增加，也讓一些人從日復一日為了填飽肚子的游獵生活中解脫，才有了后來的文明。
現存□早的栽培稻遺跡位于今天浙江浦江縣的上山遺址，距今大約9400年。在之后的幾千年時間里，珠江流域、東南亞、中國北方、朝鮮半島、南亞次大陸都相繼出現了稻作農業。上古時期野生稻的分布相當廣泛，但是從現有的遺傳學證據看，野生稻馴化過程中幾項關鍵的突變，如導致稻種脫粒性的sh4基因的突變在亞洲栽培稻中只發生過一次。這些關鍵的突變讓栽培稻的果實自動脫粒的情況變少，方便人類收割，可說對稻作農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因此現今的栽培水稻，不管是東亞、東南亞還是南亞次大陸的，都有著共同的祖先，而它們現在的不同之處，一方面是長期培育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又與野生稻進行雜交改良了性狀。就如今天在中國，野生水稻仍然生長在中國南方，北及江西東鄉，南到海南三亞，西至云南盈江，東達臺灣的廣大區域。中國農學家仍然在到處尋覓野生水稻，期望能夠利用野生水稻的基因繼續改良現有稻種。
這次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馴化可以說是中國先民對世界□大的貢獻。在當今世界主要的糧食作物中，唯獨稻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作物。種植水稻是一項很辛苦的工作，整個過程需要進行大量的勞動，使用各式各樣的工具。伴隨稻種傳播的則是一整套農業工具和技術的散播，以及和稻作農業息息相關的一整套話語。從東非到太平洋—種稻者的擴張
我們暫時把目光從稻的故鄉中國移開，投向南方數千公里外的印尼群島。
和中國南方一樣，稻是東南亞□重要的糧食作物，印尼也不例外。赤道附近的炎熱氣候與太平洋溫暖的洋流帶來的充沛雨水使得印尼諸島叢林密布、草木葳蕤，從高空俯視就如散落在蔚藍大洋中大小不等的祖母綠。這樣的氣候條件正適合稻子生長，而在爪哇、巴厘等島嶼，眾多火山不定時噴發產生的火山灰更是讓島上的土壤極其肥沃，而不似其他熱帶地區常見的貧瘠淋溶土。極其適宜的自然條件讓爪哇島部分地區可以常年種植水稻。為了能在山地種植水稻而開發的梯田現在則是巴厘島的重要景觀，每年都吸引無數游客。優越環境下生長的水稻讓面積僅僅13萬多平方公里、比河南還小的爪哇島可以支撐近1.5億人生存。
在印尼語中，“米”稱為beras。更準確地說，beras指“已經脫殼的米”。由于水稻在印尼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印尼語對米的區分相當細致，除了beras外，“尚未脫殼的米”稱作padi—這也就是英語中“水田”稱作paddy field的來源。而“已經烹飪的米飯”則稱作nasi，著名的“印尼炒飯”就叫nasi goreng。
如果計算一下一粒米的生命周期，收割后到脫殼前的padi階段以及烹調之后被送入口中前的nasi階段，時間都較為短暫，因此我們暫且把padi和nasi放到一邊，先關注通常情況下占據一粒米生命周期□長的beras。
印尼語作為印尼的官方語言，實際上是一種馬來語的變體，馬來語發源于今天的加里曼丹島，后來又先后遷移至印尼群島□西的蘇門答臘島以及馬來半島。但是縱觀整個印尼群島，諸多島嶼上的主要語言幾乎都用類似的詞指“米”，如蘇門答臘島楠榜語是bias，爪哇島西部的巽他語是beas、中東部的爪哇語是wos，巴厘島的巴厘語是bahas，龍目島莎莎克語是beras，蘇拉威西島武吉斯語是wereʔ，弗洛勒斯島芒加來語是weras，帝汶島德頓語是wos。
如果將眼光投向印尼群島之外，類似的稱呼分布遠不限于印尼，“米”在菲律賓呂宋島的他加祿語中是bigás，宿霧語中是bugás，關島查莫落語中是pugas，臺灣島高山族的阿美語中是felac，海南島三亞回族的回輝語中是phia，甚至東非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上的馬拉加斯語，“米”都稱作vary。
這樣看起來很相似的詞匯在這些語言中還有不少。“二”在印尼語中是dua，萬里之外的新西蘭毛利語中是rua，馬達加斯加島上的馬拉加斯語中是roa，臺灣島上的阿美語中則是tosa。“眼睛”在印尼語中是mata，毛利語中是mata，馬拉加斯語中是maso，阿美語中是mata。
中國話 作者簡介
鄭子寧，畢業于墨爾本大學。語言學達人，了解英語、法語、土耳其語、老撾語等語言，熟知常州話、上海話、西安話、廣州話、海口話等多種漢語方言。在各類媒體上發表過與歷史、文化、民族尤其是語言相關的文章近百篇，著有《東言西語》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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