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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府西遷 版權信息
- ISBN：9787569508406
- 條形碼：9787569508406 ; 978-7-5695-0840-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國府西遷 本書特色
從首都、準首都、行都到陪都、臨時首都，國府的遷移是對付日本侵略采取“向內陸發展”的和打持久戰的方略，是國家和人民同仇敵愾、救亡圖存的悲壯戰歌。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五周年一場中國的敦刻爾克，六千萬中華兒女共赴國難。 “抗戰大遷徙實錄叢書”之《國府西遷》由潘洵主編、唐潤明著，內容記錄了抗日戰爭中，國民政府數次遷都的過程。對民國時期“首都”的頻繁變遷其相關背景和歷史真實事件，遷都結果與影響做了還原和闡釋，并肯定了遷都的意義以及遷都對于積極抗戰的重大作用。
國府西遷 內容簡介
本書共八章, 主要包括: “虎踞龍盤”之南京、眾論御敵方略、巡視十省 聚焦四川、策定四川 經營蜀地、定都重慶始末、各方優勢終定渝等。
國府西遷 目錄
**章 “虎踞龍盤”之南京
中華民國定都南京始末
混亂的北京政府與北伐中的廣州國民政府
北伐途中的“遷都”之爭
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
第二章 眾論御敵方略
國防大勢的轉移
孫中山關于建立“海、陸都”的構想
傅斯年：中華不是一個可以滅亡的民族
胡適：長期苦斗為不可避免的復興條件
蔣百里及其“三陽”御敵理論
第三章 西為陪、洛為行
蔣介石左右抗戰方略
遷都洛陽的決策與實施
籌建洛陽行都、西安陪都的決議
國民政府還都南京
第四章 巡視十省 聚焦四川
國民政府對行都洛陽、陪都西安的經營
蔣介石巡視北方十省
蔣介石的“蜀粵并重”思想
國人目光聚焦四川
第五章 策定四川 經營蜀地
西北之劣勢與四川之優勢
國民黨中央勢力進入四川
“一箭三雕”西南行
四川抗戰基地的策定
蔣介石的第二次西南之行
重慶行營的設立
改革川政，整頓蜀軍
移蜀風，改蜀道
統一幣制，健全經濟
第六章 定都重慶始末
“異地辦公”的謀劃
遷都重慶的決策與經過
駐武漢各黨政機關的再次遷移
中共代表團及各民主黨派代表遷抵重慶
蔣介石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移駐重慶
第七章 各方優勢終定渝
自然環境上的優勢
交通及經濟上的優勢
政治上的優勢
“川軍國家化”的成功
第八章 巴山渝水留輝光
穩定人心，鼓舞士氣
依托西部富源，奪取抗戰勝利
開發西部，澤及后世
促進重慶發展，奠定今日始基
后記
展開全部
國府西遷 節選
依托西部富源，奪取抗戰勝利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使國民政府得以以中國西部廣大的土地，以及豐富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為依托，源源不斷地取之并用之于抗戰，從而在長達八年之久、艱苦異常的全面抗日戰爭中，經受住了各種風險和困難的考驗，*終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中國西部地區具有土地廣闊、資源豐富、人力眾庶、市場廣大的優勢，但少資金、少技術、少人才，使得其固有的潛力得不到開發，豐富的資源得不到利用，從而形成了與中、東部地區發展的巨大差異。抗戰爆發后，隨著國民政府的西遷重慶，中東部地區眾多的工廠、機關、學校、人才、資金等紛紛遷往以重慶為中心的廣大西部地區，并與西部地區的資源、市場和勞動力相結合；加之國民政府為支撐抗戰及維持、鞏固其統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發展生產、穩定金融、增加收入的方針與政策，這些都大大促進了西部諸省的開發與建設，使得其經濟與社會均呈跳躍式的發展。而西部廣大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與進步，又反過來為偉大、持久、艱苦異常的抗日戰爭提供了堅實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后盾，成為支撐中國抗日戰爭*為重要的力量和基地，為贏得抗日戰爭的*后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以人力論，西部數省在抗戰爆發后，除將已編練好的近百萬軍隊直接開赴前線參加對日作戰外，還征募了數百萬的壯丁源源不斷地補充前線各戰場。而且由于東部、中部各省或淪于敵手或處于戰區，所以西部各省不僅成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兵員的主要來源地，也是戰時政府一切征工的主要承擔者。例如四川省在抗戰爆發后，除先后調派7個集團軍、1個軍、1個師、1個旅約40萬人開赴前線與日寇浴血奮戰外，每年還要向國家輸送10萬以上、30萬以下的壯丁，八年間四川輸送的壯丁總數多達2,578,810名。此數尚不包括各特種部隊及機關學校在四川招募的壯丁數及出川各部隊自行募補的壯丁在內。除此之外，四川還先后為修筑道路、開鑿防空洞、建筑飛機場及其他軍事工程征調了數百萬的各種工匠與壯丁，其中僅1943年10月開工修筑的B-29空中堡壘飛機場，即征工150萬左右。又如云南省，該省在八年抗戰中“共獻出自己的子弟37余萬人，先后組成第六十、第五十八及新三軍，開赴前線殺敵”。此外，在人力物力極度缺乏、施工條件異常艱苦的情況下，云南還動用民工15萬，用短短的七個月時間，即修建成了戰時中國對外的重要交通線——滇緬公路，其工程之迅速，深受國際社會的稱譽。除此之外，云南還征調數十萬民工，修筑并擴大了沾益、祥云、保山、蒙自及昆明巫家壩機場，“對支援我國和盟國空軍掌握空中優勢，殲滅日本海陸空部隊，起了巨大作用”。再如貴州省，在抗戰爆發后，該省除有11個師的黔籍部隊約10余萬人奔赴前線直接抗戰外，還為前線輸送了大量的兵員，1938年至1942年五年間即輸送了457,278名，若加上1937年、1943至1945年三年間所征募的壯丁，此數當更為龐大。當時貴州人口僅1050萬，以此相較，亦可見貴州人民對抗戰貢獻之巨大了。此外，為修筑公路及建筑飛機場等軍事設施，于八年全面抗戰期間貴州共征用3000多萬個民工，民工在工作中受傷者超過20,000名，死亡者2000名以上。這充分體現了貴州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及其對抗日戰爭的偉大貢獻。 以物力論，抗戰爆發后，由于我國開發*早且*為富庶的華北、華東及華南等地迅速淪陷，中原、華中廣大地區又相繼淪為戰區，廣大的西部大后方就理所當然地成了國民政府“軍需民用”的主要生產地與供給地，而中國西部特別是西南數省，它們經過國民政府的開發，經過各省人民的建設，成了戰時國民政府賴以支撐、維系戰爭的支柱。例如糧食供給，西部各省人民在作為主要勞動力的壯丁被征往前線作戰及后方做工后，依靠老弱婦孺的努力生產，不僅維持了西部各省人民自身的需要，基本滿足了因戰爭內遷的數以百萬計的難民與政府機關職員、工廠工人、學校師生的需要，而且還將大量的糧食交給政府，送赴前方，以滿足前方數百萬將士的需要。據不完全統計，自1941年國民政府實施田賦征實以來，到1945年止，全國22個省區的田賦征實（包括征借、征購）共得稻谷203,865,925石，小麥41,186,088石，其中西部10個省區即征得稻谷112,977,303石（其中四川77,493,044石，西康2,067,384石，廣西8,456,201石，云南14,281,794石，貴州10,678,880石），占總數的55.4%；小麥26,455,110石（其中陜西14,023,169石，甘肅6,250,074石，青海632,521石，寧夏1,971,334石，新疆3,578,012石），占總數的64.2%。除此之外，作為主要消費城市的陪都重慶，也分別在1944年、1945年被征稻谷26,631石、26,998石。上面所列數字，尚不包括西部各省人民為前線捐獻的糧食在內，而這個數字在八年全面抗戰間也是相當大的。以四川為例，僅1941至1945年為改善士兵待遇所獻的稻谷，即多達2,344,758石。 再如軍需品的供給，由于我國兵器工業發展的先天不足，使得絕大部分武器及其原材料都要仰仗外國進口。抗日戰爭爆發后，日軍不僅封鎖了我國的海岸線，而且向英、法等國施加壓力，禁止外國武器從越南、緬甸等地輸入中國。在迫不得已的條件下，由東部、中部地區遷到西部大后方的10余家兵工廠及戰時在大后方新建的10余家兵工廠，即成了戰時支撐我國抗戰的重要軍火庫，廣大的兵工廠工人克服種種困難，生產了大量的常規武器，源源不斷地補充前線。據不完全統計，在1938年至1945年間，僅四川境內的第10工廠、第20工廠、第21工廠、第24工廠、第25工廠、第50工廠即生產了各種槍彈85,414萬發，各種步槍293,364支，輕機關槍11,733挺，馬克沁重機關槍18,168挺，各種口徑的火炮13,927門，各種口徑的炮彈5,982,861發，甲雷424,402顆，手榴彈9,556,611顆，各式擲彈筒67,928具，各式擲榴彈1,546,047顆，炸藥包3,764,334個；第24工廠、鋼鐵廠遷建委員會則生產了各種兵工器材717,469件（生鐵、鋼材、鋼錠、鑄品等除外）；第2工廠、第23工廠、第26工廠則月生產發射藥24.5噸，氯酸鉀炸藥9噸，開山炸藥3噸，各種特種彈1.5萬顆，防毒面具13,200副，防毒衣19,500套，防毒口罩99,000只。除此之外，剛剛遷到后方的各民營工廠也依照戰時“軍事**、勝利**”的*高原則及“經濟建設以軍事為中心”的生產建設方針，積極配合各兵工廠的生產，于戰爭期間生產了大量的軍需產品供應前方。早在1939年，內遷重慶、復工不久的順昌、大鑫、復興、大公等機器鐵工廠每月即可生產手榴彈30萬個，迫擊炮彈7萬發，飛機炸彈6000余枚，機槍零件千套，子彈機30部，大小園鍬30萬把，大小十字鎬20余萬把，魚電引信千余個，陸軍測量儀器200套，軍用炮表10枚，軍用紐扣500萬枚。嗣后，隨著各廠生產規模的擴大及復工廠家的增多，所生產的軍需產品數量也就更加龐大。這樣，以重慶為中心的西部各兵工廠即成了全面抗戰八年供應前方數百萬將士常規武器取之不盡的源泉。據軍政部兵工署的統計，抗戰期間，我國除極少數武器不能制造、仍需依賴外國進口外，一般常規武器均能滿足戰爭的需要，有的武器甚至還略有剩余：如重機槍，戰時平均每月損耗119挺，生產195挺；迫擊炮每月損耗59門，生產144門；槍、擲彈筒每月損耗267具，生產877具；手榴彈、槍榴彈、擲榴彈每月損耗245,821個（發），生產352,579個（發）。由此可見，如果沒有廣大的西部地區源源不斷的物力補充，要支撐八年之久的全面艱苦抗戰，是根本不可能的。 以財力論，抗戰初期華北、華東、華南等地迅速陷于敵手，國民政府先前賴以維持國家財政支出的關稅、鹽稅、統稅等也因之大大減少；而戰爭的持續與擴大，又使國家的財政支出劇增。收入的銳減與支出的激增，造成國家財政戰時的巨大赤字。為了支撐戰爭，國民政府在財政稅收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諸如增加稅種、提高稅率、發行公債、增發鈔票、倡導節約建國儲蓄、節約獻金、實施專賣政策等等，而西部各省也就成了這些方針政策的主要實施對象，成了戰時國家稅收的主要供給地和國家財政支出的主要承擔者。全面抗戰八年，西部各省究竟負擔了多少國家財政支出，迄今雖乏一個準確的統計數字，但我們仍可從一些支離破碎的記錄中，證明西部各省是戰時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承擔者這一論點。據不完全統計，財政部直接稅署所屬40個分局自1937年起到1945年止，共征收直接稅38,929,078千元，其中西部的川康、陜西、廣西、云南、貴州等13個分局所征直接稅即達25,349,306千元，占總數的65.1%。其他貨物稅、關稅、鹽稅等，西部諸省也承擔了絕大部分。而各種公債、糧食庫券，西部各省人民仍是主要承擔者，例如1942年國民政府所發行的美金節約建國儲蓄券1億元（以法幣100元折合美金5元之比率，由儲戶以法幣折購），自該年4月1日開始發行起，到1943年7月底止，共收法幣146,109萬千元（折合美金7300余萬元），其中西部的重慶、四川、陜西、云南等10省市即認購了1,399,345千元，占認儲總數的95.7%。再如1940年，全國征募寒衣運動委員會預計在國內征募寒衣代金600萬元，其中分配給西部各省的數字是340萬元，占總數的56.7%，其中，僅四川省和重慶市即達120萬元，占總數的20%。又據孫震所著《四川進一步統一與抗戰》記載，1938年，僅四川一省即向中央國庫解交鹽稅2300多萬元，田賦2000多萬元，禁煙收入2000多萬元，統稅、煙酒稅1000萬元以上；1939年、1940年上繳數亦大致相同。而且此數僅限于正稅，所承擔的其他各種公債、節約建國儲蓄、攤派與各種獻金數均未計算在內。而所有這些，又是一個十分龐大但卻難于準確統計的數字。僅以獻金為例：1939年3月重慶市舉行節約獻金，預計70萬元，結果達近230萬元，超過預定數3倍以上；1943年全國慰勞總會舉行湘鄂勞軍獻金運動，僅重慶市獻金即達600余萬元，占總數2000萬元的近三分之一；1944年馮玉祥先生發起的全川性節約獻金運動，獲得了獻金4至5億元法幣；抗戰勝利后，重慶市于1945年9月25日舉行了規模空前的勝利勞軍獻金大會，僅此一天，重慶各界獻金即達2億元之多。至于其他的出錢勞軍、春禮勞軍、慰勞抗戰將士獻金、慰問傷亡將士獻金、節約獻金、七七獻金等等，四川及西部人民無不表現出其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與自我犧牲精神，“一有機緣，莫不爭先恐后，貢獻國家”。 對于西部抗戰大后方各省區特別是四川人民在人力、物力、財力上對抗戰的支撐與支持，無論是國民黨或是共產黨，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1944年6月7日，四川省臨時參議會第二屆第三次大會在成都開幕，時任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特致電四川省臨時參議會，對歷年來四川人民出錢、出力支持抗戰表示贊許，內稱： 抗戰軍興以來，中央本既定之策，應戰局之需要，統籌長期作戰之方略，而以四川為抗敵之重要根據地。我川省同胞，尊奉“國家至上”與“軍事**”之要旨，忠誠奮發，同心勠力，以收動員人力財力之功。每年糧政兵、役所負擔之數量，均屬甲于各省。輸將慷慨，繳納必先；丁壯從戎，踴躍恐后。推而至于增產輸將、募債獻金等一切有關抗戰之工作，莫不有極優良之表現。軍實資以供應，兵源賴以補充。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公開發行的唯一機關報《新華日報》，也于10月8日發表題為《感謝四川人民》的社論，對四川人民于八年抗戰中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對抗戰的貢獻，表示感謝。社論稱： 在八年抗戰之中，這個歷史上*大規模的民族戰爭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自武漢失守之后，四川成了正面戰場的政治軍事財政經濟的中心，隨著正面戰線內移的軍民同胞，大半居于斯、食于斯、吃苦于斯、發財亦于斯。現在抗戰結束了，我們想到四川人民，真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感激。 四川人民對于正面戰場，是盡了*大*重要的責任的：直到抗戰終止，四川的征兵額達到三百零二萬五千多人；四川為完成特種工程，服工役的人民總數在三百萬人以上；糧食是抗戰中主要的物質條件之一，而四川供給的糧食，征糧購糧借糧總額在八千萬石以上，歷年來四川貢獻于抗戰的糧食占全國征糧總額的三分之一，而后征購與征借亦自四川始。此外，各種捐稅捐獻，其*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負擔。僅從這些簡略統計，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對于正面戰場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淚！ 更有研究者稱：“在戰事艱苦階段，據一般估計，四川負擔當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唯做*保守之分析，以四川田賦征實占全國百分之三十以上為基準，應非過甚之論。由此可知抗戰八年中，四川對于國家總支出之負擔，為數達法幣四千四百億元左右，貢獻之大，自不待言。”倘若加上西部其他各省在財力上的支持，那么，西部大后方在人力、物力、財力諸方面對抗戰的貢獻，既是巨大的，又是抗戰時期國統區其他地區不可比擬的。
國府西遷 作者簡介
叢書主編： 潘洵，歷史學博士，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抗戰大后方史和重慶大轟炸的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省部級以上項目20余項，出版《抗戰時期西南后方社會變遷研究》等學術著作，多項成果獲重慶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作者簡介： 唐潤明，研究館員，現任重慶市檔案局（館）副局（館）長，兼任中國檔案學會文獻編纂委員會委員等職。主要從事檔案史料的編輯、中國抗日戰爭史等研究，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個人獨著或參與編著的學術著作有《重慶：中國戰時首都大事記》等10余部，主編檔案文獻史料3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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