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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1316214
- 條形碼:9787301316214 ; 978-7-301-31621-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 本書特色
1.作者權威。劉偉教授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本書是他在長期積累的基礎上作出的新的探索。 2.邏輯結構統一。本書的七章內容構成了有機統一的整體,而不是孤立的問題闡釋。 3.突出強調每一個問題的新時代中國特殊性。本書始終圍繞這種特殊性展開分析,而不是一般性的教科書式的論述。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 內容簡介
本書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尤其是政治經濟學的思想為指導,從闡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及方法開始,考察了其特點、需堅持的基本原則以及價值取向。本書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踐提煉問題,以問題為導向聚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并分別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分配制度、宏觀增長、長期發展、對外開放等五個基本方面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本書在思想上突出強調每一個問題的新時代中國特殊性,并緊緊圍繞這種特殊性展開分析,是作者在多年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做出的新的探索。本書適宜作為普通高等院校、各級黨校以及黨政領導干部培訓班的教材,也可供相關研究者參考。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 目錄
**章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根據、原則和方法
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偉大實踐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基礎:政治經濟學以基本經濟制度作為研究的客體和根據
二、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運動和發展規律及特征:研究對象、使命和方法
三、 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和方法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價值立場和基本邏輯
四、 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的歷史發展方位
五、 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制度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的體制目標導向
第二章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價值理論基礎: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歷史價值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實踐
一、 政治經濟學必須討論價值理論并使之成為全部理論的基石
二、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理論的特色: 從古典到
科學的變革
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
第三章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突破的根本性難題: 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資料所有制與市場經濟起決定性作用的資源配置機制
一、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資料所有制與市場機制如何結合
二、 西方正統經濟學的教條和當代“市場社會主義”思潮
三、 中國改革對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創造性探索和貢獻
四、 混合所有制經濟與國有企業改革
第四章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收入分配問題: 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革與收入分配方式的演變
一、 馬克思按勞分配思想的提出及其特點
二、 社會主義社會收入分配理論的探索進程
三、 中國所有制改革與國民收入分配的變化
四、 中國所有制改革與居民收入分配的變化
五、 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六、 收入差距擴大原因的進一步分析
七、 調整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結構的政策要求
八、 主要結論
第五章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增長和宏觀調控問題: 需求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 宏觀經濟分析與GDP核算
二、 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
三、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下的經濟失衡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四、 經濟新常態下宏觀調控方式的轉變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六章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濟發展問題: 貫徹新發展理念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 中國經濟發展達到的水平及比較
二、 新時代中國經濟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經濟
三、 經濟增長中的歷史局限與新發展理念的提出
第七章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開放問題: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一帶一路”
一、 經濟全球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及“一帶一路”的提出
二、 全球化的歷史演進與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發展
三、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
四、 金融危機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轉型
五、 “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范式重構
六、 國內國際雙循環與新發展格局
索引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 節選
**章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根據、原則和方法 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偉大實踐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基礎:政治經濟學以基本經濟制度作為研究的客體和根據 1. 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歷史的選擇 基本經濟制度即生產關系的制度體現,生產關系的確立及其變革取決于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一定國家一定歷史時期基本經濟制度的選擇取決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歷史要求。 首先,封建經濟解體后中國為何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的斗爭,中國從秦朝起直至清朝,經歷了大小數百起農民起義,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封建文明都不可比的,但由于種種原因,農民起義和農民革命都沒有能夠真正形成新的制度革命。封建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依然保持下來,直到19世紀中葉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情況才發生了改變,由于外國資本的侵入,中國社會內部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到明末清初,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發展本來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即使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也可能逐漸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的侵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這一進程。外國資本的侵入一方面破壞了中國封建社會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包括小生產的農業和手工業;另一方面,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和市場交換的形成,從而為中國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及發展創造了客觀條件和歷史可能。但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并非是在平等條件下的市場公平競爭式地進入,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帝國主義進入中國破壞了傳統的自然經濟,但并不是要將封建主義的中國變為資本主義的中國,從而為之培育出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而是要采取一系列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手段壓迫中國,使中國資本主義得不到發展,日益淪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因此,封建的自然經濟基礎被破壞了,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封建剝削制度仍然未變,并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相互結合,占據優勢;封建集權統治雖然被推翻了,但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革命,而是地主階級與官僚買辦壟斷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統治;民族資本主義雖然有了一定發展,但力量軟弱,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經濟形式;在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及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下,中國社會發展嚴重受阻,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近代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這就決定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相對居次要地位。中國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有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類,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從屬于帝國主義的,不可能成為中國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民族資產階級則帶有兩重性,一方面,其受帝國主義壓迫和封建主義束縛,因而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矛盾,具有革命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其在政治和經濟上具有軟弱性,不可能具有領導民主革命的能力。因此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不可能成長為資本主義制度。一是帝國主義不允許,中國資本主義的成長只能在適應帝國主義要求的范圍之內;二是社會主要矛盾并非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矛盾運動的結果也不可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三是民族資產階級本身的軟弱,根本無以戰勝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不可能承擔領導中國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歷史使命。近代史以來的中國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歷史沒有給予這種機會。 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要發展,既不可能退回到傳統封建帝國,又不可能成長為資本主義社會,怎么辦?“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革命實踐結合起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代領導核心開創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先河,特別是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斗爭道路,取得了全國政權。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步是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既不是舊范疇的民主主義,也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范疇的民主主義,是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并非長期停留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而是以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首先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努力方向。毛澤東同志指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性質特征在于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國家所有,私有資本不能操縱國計民生。新民主主義的國有經濟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是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國家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并不禁止操縱國計民生范圍之外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因為中國經濟還很落后。對于農村,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系,把土地變為農民私有財產,但在“耕者有其田”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性質。這種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性質和特征,決定了其發展方向既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是退回舊式半封建社會,而只能是社會主義經濟。這是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廣大的中國人民的愿望,是中國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對制度創新的根本要求。但是建立怎樣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可以借鑒的只能是蘇聯斯大林模式。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道路只有兩條:一條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在中國不可能;另一條則是蘇聯社會主義集中計劃經濟模式。“走俄國的道路,這就是結論”成為唯一的共識,因此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的中國很快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時期,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基本經濟制度上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了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集中計劃經濟體制,這是歷史的選擇。從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來看,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2年三年國民經濟恢復,自1953年開始基本經濟制度改造,到1956年,國民收入中各種公有制經濟的比例從1952年的20.6%上升為93%,其中工業總產值中公有制經濟占98.8%,批發與商業零售總額中公有制經濟占92.4%,貨物周轉量中公有制經濟占99.3%。 其次,社會主義社會為什么要建立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和與之相適應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方式?從理論上來說,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制度性矛盾在于生產資料的資本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根本對立,克服這種矛盾、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歷史要求,從根本上來說只有徹底消滅私有制,代之以社會共同占有的制度,相應地在分配制度上否定一切剝削,才能真正適應生產社會化發展的要求,這是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為深刻的制度邏輯。 但是建立怎樣的公有制社會?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后采取的是“軍事共產主義”(1918—1920),采取單一公有制,取消按勞分配和商品貨幣的市場交換,但并不成功,反而帶來了對生產力發展的嚴重破壞。蘇聯因而采取了“新經濟政策”,承認在國有制經濟發展的同時允許私營經濟發展和外資進入;承認農民利益的獨立性,恢復與農民之間的商品市場交換而不再是剝奪;承認市場經濟關系而不是取締。但列寧所提出的“新經濟政策”只是被作為擺脫困難的短期應急之舉,并未被作為長期制度,成為制度的是后來的“斯大林模式”。這一模式追求的目標是盡快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實現趕超,實現目標的機制是建立集中計劃經濟機制(而不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在支持計劃經濟機制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上采取國有制對城市工商經濟的壟斷,在配合城市工商經濟國有制壟斷地位的農業發展上,采取合作化的集體經濟,以將其納入集中計劃經濟。相比較而言,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以資本主義市場競爭機制實現工業化趕超目標的中國,要實現發展,只能選擇這種模式。因此,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及其代理和封建地主階級),作為革命勝利的果實,對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代理買辦官僚資產階級的資產予以沒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國有制經濟;對封建地主階級的資產(土地)予以改革并分配給廣大農民(土地改革),并在此基礎上通過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形成農村集體經濟。到1956年中國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礎上,形成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即在農村實行集體所有制(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在城市工商業經濟中實行國有制及集體所有制的手工業和商業。與這種公有制基礎相適應,在分配方式上采取按勞分配,取消按資產私有制進行分配的制度,具體形式上,城鄉分別采取“工資制”和“工分制”,在經濟運行機制上采取計劃經濟,生產資料不再是商品。采取這種經濟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迅速實現趕超,實現工業化目標。這種經濟制度一方面與傳統的蘇聯集中計劃經濟模式有所不同,比如在計劃經濟體制中的中央與地方關系上,傳統蘇聯集中計劃經濟模式更強調中央垂直的部門管理(條條管理),而中國計劃經濟體制則承認中央和地方兩方面的權利(條塊結合);在城市工商業經濟中,蘇聯集中計劃經濟模式強調國有制的統一壟斷,而中國則在國有企業占據壟斷地位的同時,承認大量不同形式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存在;在進行所有制改造的過程中,對農村經濟中的農民小私有的改造,在蘇聯集中計劃經濟模式下更具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而中國則采取自愿原則;對城市民族資本的改造,在蘇聯集中計劃經濟模式下是“沒收”,在中國則是采取“贖買”;等等。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改造過程中,中國比較注意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努力保護生產力,防止制度改造進程對生產力造成嚴重破壞。工農業生產總值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1950年的575億元上升至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基本結束的1956年的1252億元,6年間翻了一番多。同時,經濟結構發生顯著變化,工業制造業產值占比從1950年的10%到1956年首次超過農業。但總的來說,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初期在本質上是體現了蘇聯集中計劃經濟模式下的計劃經濟特征的,因而具有其僵化性,同時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脫離了實際,背離了中國具體歷史條件下發展和解放生產力的要求。伴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其不適應性越來越突出。因此,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進一步深入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同樣是歷史發展的要求。 2.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設是長期探索的進程 習近平同志指出:“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黨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這一主題的過程,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緊密結合的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創造性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系統的制度和治理體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將其概括為基本制度、根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基本經濟制度具有基礎性地位,基本經濟制度的創新和改革構成全部制度創新和改革的關鍵。基本經濟制度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探索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發展實際相結合的鮮明特點。盡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命題的明確概括和系統闡釋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創造,但從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意義上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就開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探索。早在1956年2月,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完成、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即將奠定時,毛澤東同志就深刻地提出,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了。毛澤東同志特別強調,相對于奪取政權的革命戰爭年代,我們走出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次結合),在奪取政權之后的經濟建設中,“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后來毛澤東同志關于針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讀書筆記,進一步體現了他在理論上力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追求。在實踐上,雖然受種種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的影響,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受蘇聯傳統“斯大林模式”影響很大,總體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集中計劃經濟,但也有許多具有中國特色、適合中國國情的特點。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 作者簡介
劉偉,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學科評議組理論經濟學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學校經濟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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