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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演說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1729309
- 條形碼：9787511729309 ; 978-7-5117-2930-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古希臘演說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以古希臘演說為研究對象, 深入探討古希臘演說興起的背景、古希臘演說繁榮的原因, 重點分析古希臘演說在城邦政治決策、戰爭激勵、公民教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影響, 并對古希臘與中國先秦時期演說作一比較。主要內容包括: 古希臘社會的口述傳統與荷馬社會的演說 ; 古希臘修辭學的誕生與智者運動等。
古希臘演說研究 目錄
目錄
緒論1
**章古希臘社會的口述傳統與荷馬社會的演說21
**節古希臘社會的口述傳統21
第二節荷馬社會的演說28
小結35
第二章古希臘修辭學的誕生與智者運動37
**節修辭學的誕生38
第二節智者運動46
小結54
第三章雅典民主政治與古希臘演說的繁榮56
**節雅典公民大會的組織模式56
第二節雅典公民法庭的組織模式65
第三節雅典民主政治的運作72
小結80
第四章演說與古希臘城邦政治決策82
**節政治演說與古希臘城邦公民大會的決策83
第二節訴訟演說與古希臘城邦公民法庭的審判96
第三節從演說看古希臘城邦政治決策中的情感因素109
第四節從演說看古希臘城邦政治中政治領袖與民眾的關系118
小結135
第五章演說與古希臘戰爭激勵141
**節古希臘戰爭演說的學術爭論141
第二節古希臘戰爭演說類型151
第三節古希臘戰爭演說功能162
小結168
第六章演說與古希臘公民教育171
**節演說與古希臘城邦公民主流意識形態教育171
第二節演說與古希臘城邦公民倫理、情感和族群認同教育178
第三節伊索克拉底與古希臘演說教育188
小結191
余論古希臘演說與中國先秦時期演說之異同195
參考文獻204
古希臘人名、地名中英文對照217
后記227
展開全部
古希臘演說研究 節選
緒論 一、演說、演說術和修辭學 演說*普遍的定義是：“演說是一種說服的力量”。 勞倫特·帕爾諾特（Laurent Pernot）指出：“正是演說帶來的說服，而不是行動、金錢、藥物、信任或者權力。” See “Introduction”in Laurent Pernot, Rhetoric in Antiquity, translated by WEHiggins, Washington D.: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5.因此，這一定義表明演說家是指那些能夠發表演說去說服聽眾的人。演說術就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方法,或稱之為演說技能，即亞里士多德所謂的“一種能在任何一個問題上找出可能的說服方式的功能”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4頁。。修辭學則是指系統研究演說和演說術的一門學問或者學科。它被用于指一個更加寬泛的現象，包括演說、演說詞、散文風格、比喻語言、表演、教育實踐（pedagogical practices）、話語或者說服等。 Edward Schiappa & Jim Hamm,“Rhetorical Questions”, in Ian Worthington（ed）, A Companion to Greek Rhetoric,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7, p4.因此，修辭學是一門關于演說的學問，是關于說服技藝的學問，是關于使用語言的學問，是關于人類交流的學問。在詞源學上，演說一詞的英文oratory和rhetoric分別來源于拉丁語oratoria和希臘語rhetorike，它們可以兼指演說、演說術或修辭學。這也就是說，在英文里，一般不對演說、演說術或修辭學加以區分，統稱為oratory或者rhetoric。 參見〔加拿大〕高辛勇：《修辭學與文學閱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18頁。Judy Pearsall (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1304, p1591.但是中文里演說、演說術和修辭學的概念彼此差異較大。所以在談到中西修辭學時，高辛勇說：“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被定為與西方rhetoric對等的‘修辭’一詞，本來是漢語中固有的傳統術語，它有自己的歷史和定義——它能夠，也已經產生了自己的學科和研究對象的范圍。” 〔加拿大〕高辛勇：《修辭學與文學閱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頁。綜上，如果演說是指一種說服的方式，那么演說術就是關于演說的技能或技巧，修辭學則是專門研究演說和演說技巧的一門學問或者學科。 00 古希臘演說研究 緒論00 二、古希臘演說研究述評 在《希臘的勸服藝術》（The Art of Persuasion in Greece）一書中，英國著名古典學家喬治?肯尼迪（George AKennedy）評論道：“除非我們能夠理解希臘人的獨特之處，否則我們永遠不會理解希臘人。” George AKennedy, The Art of Persuasion in Gree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3.在肯尼迪看來，演說就是古希臘人的獨特之處。其實古希臘人也同樣把演說視為自身文明的獨特之處。古希臘著名演說家、教育家伊索克拉底說：“我們的能力大多數與動物沒有什么差別。事實上在靈敏、力量和其他能力方面，我們還落后于很多動物。但是因為我們生有一種相互勸說和自我展示自己愿望的能力，我們不僅遠離野獸一樣的生活，而且還聚集到一起建立城市，設立法律，發明藝術，言語幫助我們獲得我們發明設計的所有東西。因為是言語設定了關于正義和非正義、榮譽和恥辱的法律，因此如果沒有這些，我們不可能一起生活。我們用言語拒絕邪惡的東西，頌揚好的東西，我們用言語教育無知的人，告知聰明的人。我們把說話的能力恰當地看作是智力的*好標識。真實的、合法的和正義的言語是一種善的、值得信任的靈魂的反映。我們用言語爭執對抗，去探尋我們未知的東西。在公共議事上，我們一樣使用說服個人時的論辯。我們稱演說家為能夠在一群人面前講話的人，稱圣人為他們當中說話*好的人。如果我必須對這一主題進行總結的話，我們會發現沒有語言就沒有智慧，語言是一切行動和思想的統帥，那些擁有*偉大智慧的人*會使用它。” Isocrates, Antidosis 253. 本書所引古典文獻，除特別注明外，均據哈佛大學出版社洛布古典叢書（Loeb Classical Library）的英譯本。注釋時遵從古典學慣例，注原書之卷節號或行數。 在這里，伊索克拉底顯然把演說視為古希臘人的特性。翻開古希臘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從荷馬時代開始，一直到古典時代結束，演說是古希臘世界*為常見和普遍的現象，演說教育是古希臘公民，尤其是貴族青年*重要的一門教育。無論是在城邦政治的決策機構公民大會上，還是審判機構公民法庭上，抑或在城邦或全希臘的節慶活動、公共葬禮上，政治領袖字斟句酌的精彩演說都是一道獨具特色的風景線。無論是古希臘智者創辦的修辭學校，還是在古希臘著名演說家伊索克拉底創辦的學校中，演說教育都構成*為核心的教育內容。粗略統計，古希臘流傳下來且真正發表過的演說就有150篇，其中僅德摩斯提尼一人就留下了60篇。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流傳下來的演說詞還僅僅是極少的一部分而已。因此，這足以說明演說在古希臘城邦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其中又以雅典城邦*為突出。可以說，演說是古希臘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現象，是古希臘城邦政治，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得以順利、正常運作所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正如古希臘著名的演說家德摩斯提尼說：“民主政治是一種發表演說的體制。” Demosthenes 19184.歷史的發展似乎也在某種程度上驗證了德摩斯提尼的論斷。演說的技巧或者藝術即演說術也被廣泛運用于城邦社會政治生活之中，成為古希臘貴族精英和政治領袖必須掌握的一門技藝和領導才能，并在雅典迅速發展起來。 在西方古典學研究中，長期以來，古希臘演說的研究一直為學者們所關注，是他們研究的熱點課題。然而遺憾的是，學者們在研究中往往將古希臘演說置于語言學或修辭學領域進行分析探討。因此學者的研究主要還是秉承亞里士多德《修辭學》(The Art of Rhetoric)的傳統，把它作為一種散文文體風格來研究，探討如何進行演說，說服他人。例如喬治?肯尼迪的《希臘的勸服藝術》主要探討的是演說特征、早期演說術理論和阿提卡的演說家。 RJohnson,“The Art of Persuasion in Greece”, 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59, No4(Oct, 1964), pp302-304.老一代的古典學權威學者吉爾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在《古希臘文學史》（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一書中把古希臘的演說家作為散文體作家進行考察。 參見〔英〕吉爾伯特?默雷：《古希臘文學史》，孫席珍、蔣炳賢、郭智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 自英國著名的古典學家芬利（MIFinley）于1962年在《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上發表一篇題為《雅典平民領袖》（Athenian Demagogue）的文章，將演說作為考察、分析雅典平民領袖即政治領袖的一個重要因素之后，西方學者開始慢慢地將演說和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結合起來，通過對演說在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作用的考察來分析民主政治，從而為古希臘演說的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于是古希臘演說的研究隨后成為古典學研究的熱點，并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達到高潮，出版和發表了一些相關的專著和論文。 綜合起來，學術界有關古希臘演說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古希臘演說與城邦政治領袖的研究 多年來，學者們主要圍繞演說對政治領袖的重要性以及政治領袖如何利用演說展開分析和研究。基本上，學者們充分肯定了演說對于政治領袖的重要性，指出它是政治領袖從事政治活動必須掌握的一門技藝。譬如，芬利即將演說作為考察、分析雅典平民領袖即政治領袖的一個重要因素。他指出，雅典的政治領袖就是演說家，這是因為在面臨激烈競爭和在政治決策時間極為短暫等巨大壓力的情況下，演說是雅典政治領袖用于說服民眾、發揮領袖作用的普遍方式，因而演說是政治領袖必須掌握的一門技藝。正是在這層意義上，平民領袖不僅僅是指那些“誤導民眾的人”，雅典所有的政治領袖都可以稱為平民領袖。因此，平民領袖是雅典民主政治這一體制所必需的，而雅典民主政治之所以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其原因也主要歸功于平民領袖的領導。 MIFinley,“Athenian Demagogue”, in Past and Present, Vol. 21, No2 (1962), pp3-24.的確，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領袖就是演說家，而演說對政治領袖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然而，政治領袖是如何演說的呢？芬利對這一問題沒有給予充分的展開，政治領袖的演說才能并非其文章所討論的核心。但是，芬利將演說作為考察雅典政治領袖的一個重要因素確實具有開拓性的意義。 1987年，P哈丁（PHarding）在《鳳凰》雜志（Phoenix）第41期上發表了《演說術與4世紀雅典的政治》（“Rhetoric and Politics in Fourcentury Athens”）一文，沿著芬利的思路，進一步分析了演說與政治領袖的關系。哈丁指出，演說是民主體制一個重要特征，政治領袖對演說的運用事實上是政治領袖對民眾統治權的一種認可。因此，研究演說是研究古代政治領袖的基礎。他以德摩斯提尼和埃斯基涅斯為案例具體分析了政治領袖如何在演說中充分利用歷史事件、攻擊對手的出身等各種不同的演說技巧來說服民眾。 PHarding,“Rhetoric and Politics in FourthCentury Athens”, in Phoenix 41(1987), pp25-39.可以說，對雅典政治領袖演說才能的研究在2000年出版、由伊恩?沃汀頓（Ian Worthington）主編的《德摩斯提尼：政治領袖和演說家》（Demosthenes: Statesman and Orator）一書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此書是眾多學者關于德摩斯提尼研究的論文集，從不同角度對德摩斯提尼的演說技能及其效用給予深入細致的考察和研究。盡管學者們對德摩斯提尼褒貶不一，但是演說無疑成為其涉足政壇、與對手競爭進而達到政治生涯巔峰的一門重要技藝。 Ian Worthington (ed), Demosthenes: Statesman and Orator, London: Routledge, 2000.比如，通過對德摩斯提尼和埃斯基涅斯的演說進行比較研究，約翰?巴克勒（John Buckler）指出：在演說中，“半真半假的陳述、虛偽的謊言或者惡意的人身攻擊都是相當有用的。諸如現代法庭上的理想化的真實的證據在他們的演說中常常相當缺乏；相反，由于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在既定的時間里說服聽眾，故而貶低敵手觀點就十分重要，這正如宣揚自己知識的正確性和誠實的特性十分重要一樣” John Buckler,“Demosthenes and Aeschines”, in Ian Worthington (ed) Demosthenes: Statesman and Orator, London: Routledge, 2000, p114.。因此，演說對于政治領袖具有重要的意義，是他們在公民大會和公民法庭上戰勝對手的重要武器。 顯然，上述研究過多地集中于政治領袖的演說技能的研究，反而忽視了對政治領袖發表演說的對象——民眾的考察和分析。雖然哈丁指出政治領袖對演說技巧的運用就是對民眾權力的一種認可，但是他并沒有對民眾與政治領袖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展開，這一直到喬西亞?歐貝爾（Josia Ober）的《雅典民主政治中的民眾與精英：演說、意識形態與民眾的權力》（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一書問世之后。喬西亞?歐貝爾以演說為切入點，集中論述了雅典民主政治中民眾與精英之間的權力關系，進而探討雅典民主政治得以持久穩定的原因。他認為雅典民主政治的運作主要是在于民眾與精英之間存在一種持續不斷的對話，正是這種對話使得雅典民眾相信集體智慧和力量要比個人的偉大。更為重要的是城邦意識形態主導權是掌握在民眾而不是精英手中，于是他們就成為不發表演說的民眾的代言人，屈從于“民眾的意識形態的霸權”。所以，歐貝爾在結論中指出，雅典沒有統治精英，沒有政黨，沒有追隨者。民主政治的決策反映了民眾是作為一個整體，現代意義上的機構權力在雅典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民眾統治一切。 Josiah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從某種意義上說，歐貝爾的研究吸收了芬利關于雅典民主政治意識形態研究的觀點。對于雅典民主政治的成功和表現出的驚人的穩定，芬利認為，這歸因于其民主政治的體制。這一體制要求公民不僅僅參與，而且還要有一種公民責任感。所以，要理解雅典公民的政治行為，我們必須理解意識形態，因為民眾的行為只有通過意識形態才會變得有意義。 MI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22-141.歐貝爾正是沿著這一思路探討雅典民主政治的穩定和繁榮。但是，歐貝爾對精英是如何屈從于民眾意識形態的霸權這一問題沒能給予令人較為信服的解釋，何況他也沒有給予“民眾意識形態霸權”這一概念一個明確的解釋。 2．古希臘演說與城邦法律訴訟的研究 將演說與雅典法律訴訟結合起來，探討和分析演說對雅典法律訴訟的影響及訴訟演說的后果是學者們關注的又一個熱點。在雅典公民法庭上，陪審員根據訴訟人的演說陳詞進行判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陪審員由不懂法律的民眾抽簽選舉產生也是雅典司法的一大特色。那么，雅典人到底是如何判案的呢？針對雅典法律的模糊性和陪審員的非專業性的特點，斯蒂芬?約翰斯通（Steven Johnstone）認為，雅典的法律本質上就是一種修辭，陪審員對案件的判決與其說是根據法律，還不如說是根據他們對法律和社會習俗的理解，根據訴訟人的現場演說陳述。因此，訴訟人在公民法庭上對修辭語言和演說技巧的運用對個人和社會都產生重大影響。具有重要意義的是，訴訟演說不斷塑造和強化了雅典民主政治，即公民群體內的平等和公民群體之外的等級。 Steven Johnstone, Disputes and Democracy: The Consequences of Litigation in Ancient Athen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9.同斯蒂芬?約翰斯通的觀點相似，通過對“誣告者”（sykophant）過渡濫用法律的探討和分析，麥特修?克里斯特（Matthew RChrist）認為“誣告者”在訴訟辯論中對演說技巧的運用對公民法庭陪審員判案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而用于描述雅典好打官司的這一社會階層的術語sykophant正說明了演說對法律訴訟的影響。 Matthew RChrist, The Litigious Athenian,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但是，在雅典法律訴訟中，公民法庭上的陪審員真的完全是在雄辯的演說家的控制之下，而很少關注雅典的法律條文嗎？與斯蒂芬?約翰斯通和麥特修?克里斯特強調演說在雅典訴訟中的作用不同的是，愛德華?哈里斯（Edward MHarris）則認為，雅典法庭上的陪審員可能偶爾受到情感影響，沒有履行其法律職責。但是這些少數案例被認為是非常規的偏離，不能被認為是法庭慣常行為。事實上，陪審員通常尊重法律，而演說主要是被訴訟人用于有爭議的或者可適用的法律條文不很明確的案例之中。 Edward MHarris,“Law and Oratory”, in Ian Worthington (ed), Persuasion: Greek Rhetoric in A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4.但是問題的關鍵之處就在于：誠如斯蒂芬?托德（Stephen Todd）所言，雅典大多數法律對法律術語并沒有明確的定義；相反，它們只是簡單規定如果有人犯罪，受害者應該尋求法律補償。因此，法律并沒有提供陪審員用于解決爭執的規則和界限。 Stephen Todd, The Shape of Athenian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61-62.大衛?科恩（David Cohen）也注意到相關法律定義的缺乏，他認為在民主的雅典，案件判決不是根據相關法律的定義而是基于被賦予判決任務的普通民眾的共識。 David Cohen, Law, Violence, and Community in Classical Ath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78.如此看來，雅典法律的模糊性確實為訴訟人通過演說說服、影響陪審員的判案提供了機會和方便。因此，訴訟人的演說影響公民法庭陪審員的判決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否則的話，阿里斯托芬喜劇《云》（Clouds）中的主人公斯特拉西阿得斯也不會極力要求兒子到蘇格拉底開辦的“思想所”去學習論辯的技能。但是，掌握雄辯演說技能的公民真的就可以在法庭上任意左右陪審員嗎？如果可以的話，那么為什么德摩斯提尼也會在訴訟中敗訴呢？德摩斯提尼的政敵埃斯基涅斯不是在演說中說，他曾親自看見某些雄辯的人在法庭上敗訴，而一些說話笨拙的人在法庭上勝訴的嗎？ Aeschines 192.因此，訴訟人的演說對公民法庭陪審員判案的影響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古希臘演說研究 作者簡介
蔣保，1970年7月生，男，安徽五河人，江蘇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世界古代史學會理事，江蘇世界史學會常務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古希臘史、西方史學史。1994年6月，獲安徽大學歷史學學士學位，2001年6月，獲復旦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2005年6月，獲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畢業后進入江蘇師范大學（原徐州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工作。2011年、2014年先后赴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古典系、紐約大學古典系訪學。工作期間，先后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古代文明》等專業期刊發表論文20余篇，主編江蘇省重點教材《世界歷史文獻選讀》（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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