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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編譯所譯叢: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65472
- 條形碼：9787208165472 ; 978-7-208-16547-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東方編譯所譯叢: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 本書特色
★16開平裝，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理查德·內德·勒博，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研究系國際政治理論教授。
★該書獲美國政治學會以杰維斯和施羅德命名的*佳歷史與國際關系圖書獎、英國國際研究學會蘇珊斯特蘭奇年度*佳圖書獎。
★作者以脫胎于古希臘人的動機與認同理論為基礎，提出了政治秩序與國際關系的建構主義理論。該理論強調人類對自尊的需求，論證了其對各個層次社會集合體政治行為的不同影響，并通過一系列案例加以拓展和驗證。
本書作者勒博以脫胎于古希臘人的動機與認同理論為基礎，提出政治秩序與國際關系的建構主義理論。勒博的理論強調人類對自尊的需求，并論證了其對各個層次行為體的政治行為的不同影響。勒博發展了與四種不同動機——欲望、精神、理智與畏懼——相關聯的理想世界，并分別闡析不同的動機如何產生相應的合作、沖突與風險。勒博對一系列歷史案例進行分析，案例范圍從古希臘時代延伸至伊拉克戰爭，通過案例分析對其理論加以拓展和驗證，進而對國家崛起與戰爭起因進行了新穎的論述，并為前景理論的重構創造了契機。
東方編譯所譯叢: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勒博以脫胎于古希臘人的動機與認同理論為基礎，提出政治秩序與國際關系的建構主義理論。勒博的理論強調人類對自尊的需求，并論證了其對各個層次行為體的政治行為的不同影響。勒博發展了與四種不同動機——欲望、精神、理智與畏懼——相關聯的理想世界，并分別闡析不同的動機如何產生相應的合作、沖突與風險。勒博對一系列歷史案例進行分析，案例范圍從古希臘時代延伸至伊拉克戰爭，通過案例分析對其理論加以拓展和驗證，進而對國家崛起與戰爭起因進行了新穎的論述，并為前景理論的重構創造了契機。
東方編譯所譯叢: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東方編譯所譯叢: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 前言
《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詳盡闡述了古希臘人對心智的理解，并通過對一系列案例的研究來證明心智與外交政策、國際關系的相關性。本書的主要論斷是，現代社會科學忽視了古希臘術語thumos（好將其表述為“精神”），其實這一術語依然是人類行為的一個重要根源。本書表達了古希臘人的一種洞見，即自尊不僅是人類的一種重要需求，還經常與人的欲望相爭，乃至勝過欲望。在修昔底德、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看來，人們要實現自尊，就要在社會重視的活動中勝出。我在本書中加入了家人與同齡人對人們實現自尊的影響。也就是說，假如可以贏得那些對自己至關重要之人的稱贊，人們便會感覺良好。現代的公民經常將其對自尊的需求，投射到自己的國家。因此，古希臘術語thumos（意為“精神”）促使人們去爭取國家的地位和榮譽。一旦人們的這種爭取受阻，或者他們的國家遭遇輕慢，就會引起他們的憤怒。也就是說，“精神”既是國家團結的主要緣由，也是國際沖突的主要緣由之一。可以說，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之間存在緊張關系的主要緣由之一。
《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闡明了一種基于“精神”的政治學范式，并將其呈現為一種 用于理解國際關系的看似完美的政治學范式。我斷言，對于沖突、合作和承擔風險，“精神”、欲望和恐懼會產生截然不同的邏輯，并產生不同的層次體系。基于“精神”和欲望的層次體系對應于不同的正義原則：公平與平等。與我的理論中理想化世界正好相反，在現實世界中，欲望、精神和恐懼總會在某種程度上有所呈現，有時還會導致國內外政策 自相矛盾。這三種動機的相對重要性，取決于理性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約束、培育精神和欲望。假如恐懼已經凸顯到令理性對精神或欲望失去控制，那么自我克制便會讓位于自我放縱。在這種情況下，其他人會擔憂自己滿足欲望和表達其精神的能力，甚至擔憂自身的安全。在更深層次上，欲望和精神的相對重要性的變化，要歸因于社會內部的價值觀和物質條件的變化。
《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是我所著三部曲的第二本書。在我的三部曲中，本是2003年出版的《政治的悲劇觀：倫理、利益和秩序》，第三本書是2018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興衰》。在《政治學的悲劇觀：倫理、利益和秩序》中，我像修昔底德那樣在（國際）社會的個人、國家和區域三個層次之間來回反復，以更好地了解它們是如何發揮作用并相互影響的。古希臘人表述問題的方式，與我們對“分形”的理解并無不同 。古希臘人認為，不同層級的秩序依然會展現出相同的模式。對于修昔底德和柏拉圖來說，秩序、無序、均衡與失衡，以及發展與衰落，對于（希臘）人、城邦和希臘而言大致是近似的。早先，我提出一種秩序理論的承諾，這在當時顯得有些輕率。所幸在我的三部曲中，第三本書兌現了這一承諾。基于這一秩序理論，第三本書解釋了秩序是如何形成、演化和衰退的。我研究美國的民主制和中國的權威主義案例，試圖借此證明我的理論的效用。為了實現上述這些理論和實踐方面的目標，我借鑒了政治理論、歷史、比較政治學、國際政治、民族學、心理學和文學方面的文獻資料。
我曾在《政治學的悲劇觀》中首次提出了一種新型的認識論，《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在這種認識論的發展上又邁出了一步。其后，我出版的三本書也對此做出了貢獻：《國家為何而戰》（2010年）、《禁果：反事實與國際關系》（2010年），以及《麥克斯·韋伯與國際關系》（2017年）。這幾本書還是一個涉及面更廣的課題的組成部分，這一課題旨在重構我們探索國際關系（乃至社會科學）的路徑。它們將政治行為的研究納入了心理學、歷史和哲學的范疇。其中，心理學不僅可以洞悉個人和群體的行為，還可以洞悉人類除了欲望之外的動機。此外，心理學還把理性的概念“問題化”，并將其置于文化的語境之中。歷史揭示了文化和時代如何決定人類的某個動機居于主導地位，以及文化和時代如何引導這些動機。假使將歷史與心理學相結合，會使我們意識到，每種文化和時代如何面對各種挑戰，這些挑戰曾對政治行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政治哲學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了關于人類存續的重大問題，其中為醒目的問題在于，應該如何組織社會？應該由誰來統治社會？
在本書中，我從非常抽象的角度來討論欲望、精神和理性。在我的三部曲的后一本書中，我也是從抽象的角度來探討政治秩序的起源、演變和衰落。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我效法馬克斯·韋伯，相信社會世界中的微觀和宏觀的結果均高度依賴于語境，這是因為決策和政策通常具有路徑依賴，還取決于影響力、學習和專門機構，有時還是偶然事件的產物。假如行為體的行為是理性的，幾乎沒有規范可以遵循，那么他們可能會根據其他問題和目標來制定決策。這使得他們的選擇在那些專注于特定問題或決策的分析師眼中顯得不完全理性。此外，結果及其后續影響是多個行為體之間復雜的，通常是非線性的相互影響的產物。因此，行為體的預期，就算是仔細評估的結果，也可能會使人困惑不解。無論如何，了解行為體為何如此行事只是一個起點。我們還需要知道他們的選擇和行為是如何被積聚的。多個行為體做出的決定，部分取決于他們對（其他）行為體將如何回應的評估，部分取決于多種回應之間的相互作用。行為體的預期充其量是有根據的猜測。在這種情況下，好的分析策略是提出理想的類型，并將其作為敘述性解釋或（特定）語境中預測 的起點。我所著的三部曲中的案例研究都是如此展開的。
對我的三部曲常提出的批評之聲，并非認識論方面或經驗主義的，而是文化角度的。一些批評家指出，我提出的普遍性論斷是基于一個完全西方化的概念。我承認這種文化的淵源。但是，我不認為這種文化淵源會限制我提出的普遍性論斷，原因有兩點。古希臘對人類本性的理解，就像許多現代的概念（例如，血緣關系、焦慮和市場），具有普遍的適用性。誠然，如何表達人類的需求、動力和情感，是文化和現世語境的一種功能。古希臘人的表述只是進行分析的一個起點，分析必須繼續下去，評估社會對欲望和精神的相對關注，以及社會如何引導和制約欲望和精神。這樣的比較分析不僅可行，而且卓有成效。
修昔底德、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對秩序的見解，并非古希臘人所獨有。我在《政治學的悲劇觀》一書中描述了不同文化之間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古希臘、猶太、儒家和穆斯林的哲學家認為，共鳴和友誼是每個層面的社會聚合體中秩序的基礎。依據近有關中國古典思想和中國明朝的研究，發現中國人與古希臘人是相似的。儒家與希臘古典思想家一樣，均認為人性的特色取決于語境，而文化秩序先于政治秩序。儒家還認為，社會以外的人，或那些自視為自主行為體的人，更像是動物，這樣的人對自己和周圍的每個人而言都是危險的。儒家與亞里士多德產生了共鳴，他們都認識到工具理性的重要性。不過，儒家相信成功的行為和政策還會“涉及承諾、同理心、感情、相互支持和人類的義務。”
張鋒指出，明朝皇帝為了達到預期目的，采用了一種工具主義的霸權主義戰略。比如，明朝皇帝較少踐行張鋒所說的那種“表露的霸權”。所謂工具主義的霸權主義戰略，基于儒家的禮節原則，尋求建立一種可以令各方受益的倫理關系。當中國與各方存在友好關系時，這種戰略更有可能被施行。當它盛行時，中國贏得了鄰國的尊敬，并為領國提供實際利益（比如，貿易和安全）。這種扈從關系可以媲美古希臘的“霸權主義”（hēgemonia）理想。鈴木勝吾（Shogo Suzuki）則堅決主張，日本的政治思想和實踐也具有與扈從關系相類似的特征。
康燦雄斷言，將歐洲與東亞這兩個區域體系加以比較，兩個區域體系內部的戰爭數量存在明顯的差異，這要歸因于儒家的扈從主義實踐。比如，從1368年朝貢體系建立直到1841年的中英鴉片戰爭，東亞區域體系中的中國、韓國和日本之間僅爆發過兩次戰爭。總體而言，即使面對重大的權力轉移，這三個國家依然保持了和平與友好的關系，這確保了東亞地區的穩定。毫無疑問，和平的關鍵在于中國文化的主導地位，以及中國不愿以犧牲其“文明的”鄰國為代價來開疆擴土。區域內的其他政治單位接受了中國的首要地位，并試圖在文化和經濟上從中受益。韓國、越南和日本的精英復制了中國的制度、語言和文化習俗，這反過來促進其與中國的關系更為緊密且更富成效。在與中國專家與比較政治學者馬丁·迪米特洛夫（Martin Dimitrov）合著的 《政治秩序的興衰》一書中，我在探究亞洲時直接采用了中國的案例研究。我們的這個案例研究，是為了我的政治秩序理論的核心概念的普遍適用性，不過普遍適用性的前提是這些核心概念對語境具有適當的敏感性。
我相信，這本譯著的出版正值中美關系乃至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關系的一個關鍵時刻。讀者會從中發現一種截然不同的建構主義看法，比如，對大國目標的闡析，分析大國如何制定外交政策及其對其他國家的影響等。在此，我衷心希望中國讀者體察這種建構主義的深刻見解，并使之有助于思考總體的國際關系，尤其是中國的國際關系。
東方編譯所譯叢: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 目錄
中文版序言
致謝
第1章導論
第2章畏懼、利益和榮譽
第3章精神及其表現
第4章古代世界
第5章中世紀歐洲
第6章由路易十四到法國大革命
第7章帝國主義與**次世界大戰
第8章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9章希特勒、布什及其之后
第10章總體發現與結論
參考文獻
譯后記
展開全部
東方編譯所譯叢: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 節選
東方編譯所譯叢: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 作者簡介
理查德·內德·勒博 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現為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研究系國際政治理論教授、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研究員，以及美國達特茅斯學院詹姆斯·O.弗里德曼（James O.Freedman）首席教授（榮譽退休）。勒博教授在其學術生涯中，在諸多領域做出了學術貢獻，其中包括國際關系、比較政治學、政治理論、政治心理學、歷史學、古典文學和哲學，并獲得美英等國多項學術榮譽頭銜和稱號，主要著作有《國際關系的文化理論》《政治的悲劇觀》《政治秩序的興衰》《國家為何而戰？》《告別霸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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