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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風險的評估與管理:一種合作式的方法: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8428809
- 條形碼：9787518428809 ; 978-7-5184-2880-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自殺風險的評估與管理:一種合作式的方法: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本書特色
自殺議題一直是臨床上比較棘手的問題，對于臨床工作者而言，處理有自殺傾向的來訪者是壓力很大的。喬布斯認為，能夠前來咨詢的潛在自殺來訪者往往都不是真的想自殺，他們只是被當前的問題困住了，找不到出口。沿著這個思路，CAMS會直接和來訪者探討促使其萌生自殺意念甚至自殺行為的動力，通過與來訪者一起努力，來治療、改善或消除那個威脅生命的動力。 經過30多年的臨床發展和實踐，CAMS已經成功地挽救了許多生命，讓很多來訪者都邁入了新的人生。我們非常希望有更多的臨床工作者可以學習和使用這套方法，為那些感到絕望、痛苦、煩亂和自我厭惡的人帶去希望。
自殺風險的評估與管理:一種合作式的方法: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內容簡介
《自殺風險的評估與管理:一種合作式的方法》的作者大衛·A. 喬布斯（David A. Jobes）是自殺干預領域的權威和專家。他在書里介紹了一種自殺干預的臨床框架，即自殺的合作式評估與管理（CAMS）。本書詳細描述了CAMS的基本理念和使用方法（包括所涉及量表的使用與編碼）。 CAMS在《自殺狀態問卷》（SSF）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并在SSF的引導下展開工作。CAMS有幾個鮮明的特點，包括：聚焦于自殺議題（而不是心理障礙）；了解引起患者自殺意念的問題，針對性地進行治療；可以讓患者在門診接受干預而不必住院；用穩定化計劃取代不自殺協議；與患者的自殺傾向共情，采取協作的方式而非指導式的。已有證據表明，CAMS可以結合不同流派使用，并能成功地應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臨床情境。
自殺風險的評估與管理:一種合作式的方法: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目錄
譯者序
中文版序
序
前言
致謝
第1章 自殺的合作式評估與管理（CAMS）
CAMS的基本理念
CAMS是聚焦于自殺的治療框架
心理健康服務現狀
第2章 SSF和CAMS的演變
SSF概述
SSF評估和治療計劃的制訂（初始會談）
SSF的追蹤與更新（中期會談）
SSF的結果與處置（*終會談）
CAMS的演變
本章小結
第3章 臨床照護體系及CAMS的*佳使用
第1步：制訂政策和程序
第2步：找到可靠的方法盡早識別自殺風險
第3步：尋求臨床指導
第4步：使用專門針對自殺的文檔記錄
CAMS的*佳使用
使用CAMS前的準備
本章小結
第4章 CAMS風險評估
CAMS風險評估的分步說明
個案示例：比爾自殺風險的總體闡述
本章小結
第5章 CAMS治療計劃
CAMS治療計劃概述
填寫SSF的C部分
自我傷害簡述
完成SSF的D部分：HIPAA頁
個案示例：比爾在首次會談中的治療計劃
本章小結
第6章 CAMS中期會談
CAMS中期會談概述
針對自殺驅動力展開治療
個案示例：比爾的CAMS中期照護
本章小結
第7章 CAMS臨床結果與處置
CAMS臨床結果與處置概述
CAMS的自殺追蹤結果：程序上的注意事項
危機后的生活：生存經驗
本章小結
第8章 用CAMS降低治療不當風險
治療不當概述
預見性的重要性
治療計劃的重要性
臨床跟進的重要性
本章小結
第9章 CAMS的改編和未來發展
CAMS框架結構的改編
CAMS的未來發展
本章小結
后記
附錄A 《自殺狀態問卷-4》（SSF-4）
附錄B CAMS核心評估量表的編碼手冊
附錄C SSF生存理由與死亡理由編碼手冊
附錄D SSF“一件事反應”編碼手冊
附錄E CAMS治療工作清單
附錄F 《CAMS評定量表》
附錄G 關于CAMS的常見問題
附錄H 填寫CAMS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自殺風險的評估與管理:一種合作式的方法: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節選
第1章 自殺的合作式評估與管理（CAMS） 在當代醫療模式下針對自殺開展臨床干預 比爾是一位中年男性白人，他來到一家私人執業的心理門診尋求治療。比爾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建筑師，經營著一家大公司。他和妻子凱西結婚30年，育有4名子女，子女們都非常優秀。盡管在生活中非常成功，但比爾仍然述說了一連串的心理問題史，包括抑郁、焦慮、間斷性的失眠，還有好幾段酗酒的經歷。他又進一步談到近來婚姻上的困境，?說自己的生活“漫無目的”。在此之前，比爾曾兩度尋求心理健康服務，但每次都在幾次治療之后脫落。這次治療開始前，比爾在等候室中完成了一份篩查問卷，他表現出與壓力、抑郁和焦慮等相關的多種癥狀。在有關自殺觀念的一個篩查條目上，比爾選擇了“頻繁地”產生結束自己生命的念頭。臨床工作者所不知道的是，比爾酷愛槍支，并在家中有大量收藏。他已經挑中了自己“*喜愛”的手槍準備用于自殺。除此以外，比爾已經料理好了一切，并且給妻子和幾個孩子寫下了遺書。 比爾的情況給當下從事臨床實踐的心理健康臨床工作者提出了許多挑戰。不管從人口統計學上，還是從診斷上，比爾都具有美國自殺死亡者的一般特點（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014）。考慮到比爾的精神癥狀群，還有心理健康治療依從性差的歷史，以及手槍這一唾手可得的自殺工具，他的潛在風險在客觀上非常高，這很令人擔憂。此外，比爾的妻子凱西是一名出庭律師，而給律師配偶做治療的臨床工作者都會擔心，患者一旦結束生命，就可能引來治療不當的法律訴訟。 鑒于以上原因，可以說大多數心理健康臨床工作者（無論何種專業訓練背景和理論取向）在遇到比爾這樣的患者時，都會產生某種程度的擔憂。在治療如此具有臨床挑戰性的個案時，一些臨床工作者可能會非常恐懼，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缺乏足夠的能力去治療潛在致命性如此高的患者。在我坐下來與比爾開始第1次治療時，我也確實為他感到擔憂和焦慮。作為一名一直研究自殺的學者，我很快意識到，他的自殺風險在客觀上非常高。但隨后我的擔憂和焦慮減輕了，這是因為我知道我所掌握的治療方法確實有可能挽救他的生命。 * * * 30多年前當我開始從事心理健康工作時，以比爾這樣的臨床表現，他會被要求立即去精神衛生機構接受住院治療，即使他不一定有“明確且危急”的危險。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這樣的精神科住院治療可能長達幾周；如果保險特別優厚，則可能長達幾個月。（在某些情況下，當時的住院治療有時可長達幾年！）而現在，比爾這樣的患者（毫無疑問，他們令人擔憂和不安）可能因為“自殺風險不夠高”而無法通過保險公司的鑒定，因而無法獲準住院治療。一些保險公司既要求“明確且危急”的風險，還要具有實際上的自殺嘗試，在兩者都符合的情況下才允許患者接受住院治療。況且，如今這樣的住院治療一般只有7~8天（Stranges, Levit, Stocks, & Santora, 2011），有些甚至只有24~48小時。此外，如今在大多數住院機構中，常規的“治療”可能只是開一些治療精神疾病的藥物，也許還包括某些側重心理教育的短期小組（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 2014）。這與之前的情況相去甚遠，那時候，常規的精神科住院治療包括個體心理治療、小組治療、各種活動治療、心理測驗，以及全面的病情檢查，這些都包括在照護的標準范圍之內。 那么，面對比爾這樣令人卻步的個案，我們該如何繼續呢？經過仔細思考，該個案有兩個值得注意的要素。首先，盡管比爾相當痛苦，并且客觀上有多項自殺風險因素，但無論如何他仍然活著。其次，盡管比爾尋求心理健康服務的經歷很糟糕，但顯而易見的是他又在向一位心理健康臨床工作者尋求治療。事實上，這次為比爾做治療的臨床心理學家善于運用一種專門針對自殺的方法，即自殺的合作式評估與管理（Collaborative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Suicidality，簡稱CAMS），本書將對這種循證的干預方法進行介紹。 在第1章中，我們對CAMS的理解將從3個統領性的重要概念開始，它們直接影響到CAMS的有效使用。我們將首先探索CAMS的理念，而后審視其臨床框架，*后討論如何在當下的心理健康服務模式下運用CAMS。 CAMS的基本理念 CAMS首先是一種臨床治療的基本理念，這一點我已在其他文獻中與一些重要的研究合作者一起深入論述過（Jobes, Comtois, Brenner, & Gutierrez, 2011; Jobes, Comtois, Brenner, Gutierrez, & O’Connor, 2016）。在處理自殺風險時，堅持特定的理念導向，是CAMS成功的堅實基礎。CAMS處理自殺風險的方法，在許多方面都明顯不同于傳統的臨床實踐，包括如何對自殺風險患者進行理解、臨床評估和治療等問題。CAMS治療自殺風險患者的基本理念有如下關鍵特征。 與自殺狀態共情 2001年，以色列·奧巴赫（Israel Orbach）在自殺學領域發表了一篇頗具影響力的文章，其核心議題是與自殺的愿望共情。奧巴赫和我是埃希團體（Aeschi Group）的發起人，該團體由一群臨床工作者–研究者組成，我們對處理自殺風險的傳統臨床方式感到不滿，其中包括診斷上的還原主義，即優先重視精神疾病，而不是從現象學上理解自殺狀態（Michel et al., 2002）。埃希團體的成員有意識地努力指引新的方向，他們倡導用一種共情的、敘事的、非強制性的方式與自殺患者工作。該導向的核心原則是：臨床工作者必須以共情的、不評價的態度，真正傾聽患者關于自殺的故事。正如我多年來所闡述的那樣（Jobes, 1995a, 2000, 2012），與自殺患者開展的臨床工作常常會陷入患者與醫生之間相互對抗的動力關系之中。埃希團體的成員迫切地感到，需要提出一系列可用的方法，以便在自殺風險出現時建立治療同盟，我們為此出版了一部專著（Michel & Jobes, 2010）。瑪莎·萊恩漢（Marsha Linehan）曾經告訴我，整個心理健康體系對有自殺傾向的患者普遍存在一種羞辱和責怪態度，這是不專業的。根據我的經驗，現實情況確實如此，在急診室尤為嚴重。一次，我的一個患者因服藥過量被送到醫院急診室，我陪伴她直到深夜。她被綁在醫院用來運送患者的輪床上等著接受炭療法。我們無意中聽到她的急診護士對同事說：“真是的，又是服藥過量。我們什么時候能去治療真正的患者！”她的話讓我們倆都非常震驚。在CAMS中，我們從不羞辱或責怪患者，我們滿懷尊敬地努力進入自殺患者的內心世界，并從一種共情的、不評價的、內在主體性的視角，對自殺痛苦進行現象學理解。 合作 合作可能是成功的CAMS導向的臨床照護工作中*為重要的成分。合作使評估過程具有很強的互動性，我們還會直接邀請患者參與制訂治療計劃。此外，每次CAMS會談中，有關治療的哪些部分起到了作用、哪些沒有作用，治療師都會主動聽取患者的反饋和感受。CAMS中的所有評估工作和治療活動都是合作式進行的。實施評估時，我們從不打斷或說服患者；相反，我們努力利用一切機會鼓勵患者表達，引導他們投入治療。在制訂治療計劃時，我們主動使患者參與其中，并告訴患者，他們是治療計劃的“共同作者”。根據心理治療的研究文獻，治療同盟的質量對所有積極的臨床結果都起到了決定性作用（Horvath & Symonds, 1991）。為了建立治療同盟，CAMS在照護的過程中始終強調合作性和互動性。從開始到中期，直至結束，合作是貫穿整個治療過程的關鍵。 真誠 CAMS的*后一項基本治療理念是真誠坦率。對于任何一個在生死之間搖擺不定的患者，為其進行治療時*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應該坦率地、充滿尊重地如實說出，患者的自殺風險會引發的全部狀況。臨床上，對自殺風險的真誠從周全的知情同意開始（Jobes, Rudd, Overholser, & Joiner, 2008; Rudd et al., 2009）。常常令自殺患者感到掙扎的問題包括控制、信任、背叛、強制、公民自由、羞辱和責怪，以及令人絕望的家長式治療風格等，因此，我會向自殺患者提出如下形式的知情同意： “談到自殺，首先讓我們實話實說，你當然可以殺死自己，在這件事情上，我或任何其他人能做的都微乎其微。坦誠地說，這是你的生活，*終由你來決定是否活下去。但是站在臨床工作者的立場上，我面臨一個兩難困境，因為國家法律和臨床照護標準對我有要求，如果你表現出‘明確且危急’的自殺風險，我不能允許你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可能會造成你的個人自主性和我的專業職責之間產生嚴重的沖突，這意味著不得已時，我可能會把你送去住院，即使是在違背你意愿的情況下。盡管我不希望我的任何一個患者死于自殺，但我仍然理解一些人沒有其他辦法來應對自己的處境。在美國，平均每天有100多人死于自殺，而他們之中有30%的人是在接受心理健康服務期間自殺的。因此我不會幻想心理健康服務一定能救你的命。因此，我們*好不要爭論你是否可以自殺，但是我會拿出一套為拯救你的生命而設計的循證治療方法。研究顯示，想要自殺的人在接受這種治療后，大部分會在3個月之內見到效果。那么為什么不試試呢？這對你而言有益無害。晚些時候，等結束治療之后，你當然還是可以結束生命。這是你的生活，由你來決定活著和死去哪個更合適。但是話說回來，你又何必著急呢？總有一天我們都會死去。*后我想說，如果自殺真的是解決你當前處境的*好辦法，那么為什么你會來到我這里？也許你還不到死的時候？” 也許這么說過于挑釁？一些心理健康臨床工作者確實這樣認為。當我將這份針對自殺的知情同意介紹給心理健康臨床工作者時，我常常得到眾多的驚訝和質疑，有時甚至普通聽眾也明確提出反對意見。一些人認為，我在引誘患者結束自己的生命。另一些人則因為我坦率地承認自己的影響和控制能力有限，而感到不舒服。還有一些人，反對我承認患者可以在治療結束后自殺。當這樣的反對意見出現時，我會鼓勵聽眾停下來反思，讓他們把自己想象成一個真正想要自殺的患者。然后我會將知情同意的內容再念一遍。通常，大多數臨床工作者這時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們無法通過強制、威脅，或要求住院來阻止患者自殺。根據我的經驗，這樣的知情同意確實能讓自殺患者感到舒服和安心，使患者不那么傾向于把我看作潛在的對手，而更容易將我看作同盟伙伴。我放棄了凌駕于患者之上去操縱和控制患者的幻覺，而選擇了和患者在一起，從而在實際上獲得了更多的信任和影響力。盡管我清楚自己的專業職責，但還是提出了可行的辦法來避免對抗性的動力。此外，這一思路體現了誠實的美德，即絕對真實地承認目前對自殺風險照護的臨床要求。在我讀研究生時，我非常喜歡的一位教授曾經告訴我，“真實性在心理治療中被大大低估了。”多年來我完全同意她的看法。事實上，在臨床工作中說實話和真誠透明已經成為CAMS治療的基本理念，是符合倫理的、富有成效的臨床實踐所不可缺少的條件（Jobes, 2011）。
自殺風險的評估與管理:一種合作式的方法: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作者簡介
作者介紹 大衛·A. 喬布斯（David A. Jobes） 哲學博士，美國自殺學會前主席，美國職業心理學委員會成員，美國天主教大學心理學教授及臨床訓練副主任，美國軍事衛生服務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兼職教授，美國自殺預防基金的科學委員和公共政策委員會成員。近30年來，他致力于自殺學研究，在該領域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并定期開展專業培訓。曾被授予瑪莎·萊恩漢（Marsha Linehan）獎等多種榮譽。 審校者與主譯者介紹 楊 麗 教授，注冊督導師，天津大學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和危機干預總督導，天津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所長，天津市自殺心理與行為研究實驗室負責人，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心理治療與心理咨詢專委會委員，精神分析專委會委員，團體心理輔導與治療專委會委員，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咨詢心理學專委會委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自殺的心理機制、干預技術和干預策略。 李 凌 中國心理學會注冊心理師，2015年畢業于南開大學社會心理學系，獲博士學位，現任高校心理健康教師，應用心理學碩士研究生導師。從事臨床與咨詢心理學實踐、教學、研究、翻譯等工作。 劉新春 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2015年畢業于天津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獲碩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臨床心理學，包括自殺風險的識別與干預、親密關系（親密伴侶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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