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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去希臘 本書特色
1.《出發去希臘》是思想體系成熟的大家新作。 本書是法國“新史學”代表人物弗朗索瓦·阿赫托戈的*新作品。在《歷史性的體制》《希羅多德的鏡子》等一系列作品之后，阿赫托戈已經形成成熟的思想體系。《出發去希臘》是其2015年出版的*新作品，在探討文化邊界、文化身份、古代歷史以及歷史學家的使命基礎上進行更深層的反思。 2.反思歐洲文化，破除歐洲優越感，打消現代人對遠古文明的疑惑與盲從。 作者追蹤從羅馬帝國到近現代，不同時期人們對古希臘作為文化、政治遺產的不同解讀和態度，挖掘歐洲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的源頭，從而打破歐洲對自身文化的優越感，建立更加客觀現實的歷史觀與世界觀。 3.從歷史人類學角度肯定文化多樣性和可比性。 作者利用其歷史人類學的學科背景，在歷史研究中充分應用歷史人類學的分析方法，承認并尊重人類文化多樣性，探討古典研究的雙重命運。
出發去希臘 內容簡介
古希臘的文明遺產長久以來占據著歐洲文化的核心位置，它作為一個闡釋對象在歷史長河中不斷被塑造和重塑，在歐洲不同歷史時期被選擇成為一種重要的學術上、思想上的參考。從羅馬帝國、中世紀、文藝復興直到法國大革命以后，不同的歷史時期里，古希臘的意義如何被定義和闡釋，它在歐洲建立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的過程中起了什么樣的作用？
作者羅列了古羅馬在征服古希臘后對古希臘政體和文明的模仿與學習，介紹了不同歷史時期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及羅馬尼亞甚至美國等歐美學者對希臘文明的“調查”、比較和研究，探討希臘文明是怎么成為古代思想的代表，成為現代文明的基本參考，實際上是法國知識精英對歐洲文化的反思。本書從歷史人類學的角度研究古希臘，肯定了文化多樣性和可比較性，從而破除了現代人對遠古文明的迷思和歐洲對自身文化源頭的優越感。
出發去希臘 目錄
前言 來自遠方的希臘
開篇詞
**章 古典研究的雙重命運
第二章 歷史來自哪里？
第三章 蠻族人的耐力
第四章 出發去希臘
第五章 法國式的希臘Ⅰ——從菲斯泰爾·德·庫朗熱到埃米爾·涂爾干
第六章 法國式的希臘Ⅱ——從埃米爾·涂爾干到讓—皮埃爾·韋爾南
尾 聲 走向其他的出發點？
開篇詞
**章 古典研究的雙重命運
第二章 歷史來自哪里？
第三章 蠻族人的耐力
第四章 出發去希臘
第五章 法國式的希臘Ⅰ——從菲斯泰爾·德·庫朗熱到埃米爾·涂爾干
第六章 法國式的希臘Ⅱ——從埃米爾·涂爾干到讓—皮埃爾·韋爾南
尾 聲 走向其他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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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去希臘 節選
前言 來自遠方的希臘
回到昨日希臘的光榮，
和往昔羅馬的盛名。
這兩句詩引自愛倫·坡的《致海倫》（Hélène, 1845）。愛倫·坡的這首詩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相當有名。我們可以說，這兩句詩使經典的古代文化有了名稱，有了地位，同時也將古代文化與古希臘和古羅馬聯系在了一起。光榮屬于希臘，盛名歸于羅馬，但不管是希臘還是羅馬，都早已成為過去。詩句中流露出些許傷感。實際上，愛倫·坡的詩表達、轉述、濃縮了公元2 世紀的一個作家普魯塔克的話，而且是用充滿樂感的話語恰如其分地將普魯塔克的話重新表達了一遍。忒修斯和羅穆路斯分別是雅典和羅馬的創建者。普魯塔克在《希臘羅馬名人傳》（Vies Parallèles）中這兩個人物的傳記一開始，的確談到過“美麗而著名”的雅典，也探索過“羅馬的偉大名聲”。換句話說，從普魯塔克到愛倫·坡——我們姑且只從這一段歷史時間來看——他們始終保持了看待雅典和羅馬的某種方式。對普魯塔克來說，那是他生活的羅馬帝國，而且他是貴族和知識分子，他既是維奧蒂亞小城的公民，又是羅馬的公民，所以他會想方設法找到羅馬的意義。而愛倫·坡則是在想象一片文學的天地，用的幾乎是模仿的方式，并以此為媒介，向海倫表達心聲。這里提出的，是兩種希臘的形象，是兩種與希臘建立聯系的方式。
雅典的光榮和羅馬的盛名
在后面幾頁文字當中，作者主要說的是雅典，而不是羅馬。但是，如果沒有羅馬的盛名，何來雅典的光榮呢？我們姑且假設古羅馬人沒有征服希臘，而且，根據賀拉斯（Horace）的著名詩句，希臘并沒有征服羅馬這個野性難馴的戰勝者；如果是這樣的話，“希臘的遺產”能夠伴隨西方漫長的歷史嗎？很可能不會，或者至少其伴隨的方式會不一樣。在羅馬和耶路撒冷之間，雅典會如何，又會有什么樣的地位呢？為了回答“我們是誰”這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古羅馬人是*先不得不面對希臘人的，而當時的世界自從荷馬以來，便始終是希臘人的故事中所講述的那樣，始終是與希羅多德一起，由希臘的悲劇作家和哲學家思考出來的。所以，我們是蠻族人，還是希臘人呢？是正在希臘化的蠻族人，還是不開化的古希臘人呢？如何從這種兩難之中走出來呢？對這個問題，我們知道維吉爾是如何給出了天才的回應的：我們是特洛伊人。而且，《埃涅阿斯紀》（Enéide）是被戰勝者起來報復的史詩；奧古斯都的元首制標志著*終達成的結果。已經過去的多少個世紀的進程，都可以從這個角度進行審視。而埃涅阿斯從燃燒著大火的特洛伊走出來的場景，模仿的是尤利西斯，實際上（在不自覺中）卻是一次返回原點的回歸之旅。
希臘的狀況又如何呢？希臘人是什么時候從歷史中走出來的，或者說，希臘人是什么時候變成了歷史的“對象”的呢？是古羅馬人勝利之后嗎？是在公元前168 年，在珀耳修斯（Persée）失敗了的那次彼得那戰役之后，當*后一個馬其頓國王面對保羅—埃米爾（Paule-Emile）軍團的時候嗎？在這次經歷之后，波里比阿（Polybe）作為人質后來在羅馬度過了17年，終于明白了一件事：面對新的世界要有一個新的歷史，新的歷史不應該是“四分五裂”的歷史，而應當是全世界的或者全球的歷史；在這一新的歷史當中，羅馬認為自己的演變與命運女神的進程一樣。但是，還有其他的一些人，對于他們在“古典希臘”成為歷史對象的過程中起的作用，我們怎么強調都不算過分；這些人當中首先是普魯塔克，他認為光榮的希臘，作為自由城邦并創造了偉大的精神財富的希臘，是在公元前338年，在喀羅尼亞戰役的時候，在馬其頓的腓力戰勝了以雅典為首的城邦聯盟時，就已經結束了。在雅典人被戰勝之后，德摩斯梯尼便成了末路歷史的悲劇之英雄代表。
誰這樣認為呢？西塞羅這樣認為，而且尤其是現代人也這樣認為。洪堡把1806年在耶拿被拿破侖戰勝的普魯士和被腓力戰勝的希臘進行比較，并因此而設想寫一部“希臘末期和衰落的歷史，并把這一事件看作通史的歷史中心”。這是他的原話。這個計劃沒有實現，但是總體上的想法是非常清楚的。“在馬其頓人和羅馬人先后的圍攻之下，希臘各邦沒落了；拿破侖的圍攻導致了德國各邦的衰落。從中我們應當可以看出，戰勝者總是低于被戰勝者。野蠻的民族實際上總是戰勝更加文明的民族。不公正的、善于算計的、動蕩的民族總是戰勝*為人道的、以正直和忠誠的方式從事和平活動的民族。”法國人就是這樣欺負人的野蠻民族！但是，在此之后，在內部為自由而進行的斗爭中，文明的民族*終是能夠戰勝作為戰勝者的野蠻民族的。這里說的就是被戰勝的德國人！從賀拉斯的原話出發，于是便有了洪堡的日耳曼—希臘文化計劃，后來，當他被任命為宗教信仰和公共教育局的局長之后，他從1809年開始立即實施了這項計劃。基于與希臘存在著“無可否認的相似性”，該計劃是圍繞著“教化”（bildung）這一中心概念而組織起來的，而“教化”是通過一種特有形式的教育所產生的作用。德國的身份之路必須經由希臘來達到。洪堡還明確說，認識古希臘人，對于我們來說“不僅是令人愉快的、有用的和必要的，而且只有通過認識古希臘人，我們才能發現我們自己的理想是什么，我們想要造就什么樣的理想”。在拿破侖的歐洲時代，洪堡再一次提出關于模仿的悖論，正如溫克爾曼1755年便在《關于模仿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imitation）中提出的那樣；溫克爾曼向德國人提出，要“直接”到希臘藝術的源頭上去汲取，也就是說要模仿古希臘人，以便——如果可能的話——變成不可模仿者。不再經由羅馬和法國，而是要出發去雅典。
希臘人、羅馬人、蠻族人
雷米·布拉格（Rémy Brague）在《歐洲：走向羅馬之路》（Europe, la voie romaine）中提出：“從任何一點上，歐洲人都不是古代的繼承者。”他說得對，但是我們需要立即糾正的是，“如果把‘繼承者’的含義，像在大多數情況下那樣，理解成某個‘來到人世間’的人，在搖籃里便接受了父母留給他的物質和文化財富，那歐洲人的確不是古代的繼承者。但是如果相反，認為所謂繼承不是別的，正是一種據為己有的活動，那他們就是古代的繼承者”。強調古代的原始距離或者*初的相異性，是有好處的，可以使我們不必從根本上再對歐洲的某些方面進行約定，或者不用再對歐洲的長女希臘事先說定什么。這種據為己有的活動是如何開展的呢？是什么樣的動力推動著這種活動呢？在幾個世紀期間都有哪些從事這一活動的重要人物？今天的狀況又如何？這都是我們現在應當提出的問題。如果我們先前所做的簡單思考已經為可能的回答提供了一些思路的話，那就讓我們更加系統地思考，同時強調具有基礎作用的一些成對的概念。更準確地說，是強調成對的概念所表達的思想。羅馬人需要希臘人，或者更準確地說，需要“希臘人”和“蠻族人”這一對概念，以確定自己的位置。這是一對意義相反的、不對稱的概念，是希臘人打造出來的，正是這一對概念開啟了歐洲的歷史。這一對概念將人類分成了希臘人和蠻族人。但是，*早為自己的利益而使用這些概念的，正是希臘人自己。有兩點意見可以將討論的框架勾勒出來。修昔底德指出，荷馬的作品當中是沒有蠻族人的，但是也沒有希臘人。當時還沒有這些概念。兩者都以對方互為存在的條件。另外，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一樣，也認為界限并非向來就是不可逾越的。希羅多德說，希臘人有可能就是從蠻族人變來的，首先雅典人就有可能是，或者如修昔底德認為，從前的希臘世界生活方式與今天的蠻族人的生活方式是相似的。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里，界限變得明確了，但是這一對概念還是常常被人用到，不管是用來貶低蠻族人，還是相反用來歌頌蠻族人的單純和貼近自然的生活。但是使用這些概念的時候，人們始終用希臘文。在漫長的文化歷史當中，斯基泰（Scythe）的阿那卡爾西斯（Anacharsis）經歷的一系列奇遇就是證明。他認為，希臘人有時候是在自我寬慰（我們的生活方式是*好的），有時候又在散布懷疑（玩世不恭的阿那卡爾西斯愛戲弄人，對城邦的腐敗風俗滿是瞧不起）。
在羅馬，除了起源的問題之外，與希臘的關系是通過語言來表達的。一本集體創作的書《在羅馬講希臘文的方式》（Façons de parler grec à Rome）中列出了羅馬人向希臘人借用的一些方式，正是通過這些方式，羅馬人才成為羅馬人。書的作者不喜歡“模仿”或者“希臘化”這類萬金油式的概念，而是更喜歡“包容的相異性”之類的概念。羅馬的精英是會講兩種語言的，但是，用來指稱希臘文和拉丁文的，是“兩種語言”（Utraque lingua），也就是“這種或者那種語言”，這種非此即彼的形式在希臘文中是沒有的，這種形式的采用清楚地表明，羅馬人一定要讓這兩種語言成雙配對。這樣一來，人們便能夠從所有其他的語言中區別出這兩種語言（其他的語言顯然就是蠻族的語言）；人們讓拉丁語和希臘語接近，甚至使拉丁語成為一種形式的希臘語。但是請注意，在羅馬元老院，人們只能講拉丁語。在文化方面，實際上就是把一些希臘的說法和做法包括在其中，并*終使之轉化成羅馬的方式。比如在宗教領域，所謂的“希臘儀式”（ritus graecus）并不是指起源于希臘的儀式，而是一種羅馬的宗教儀式，但是人們一致地把它說成是希臘的儀式。比如“體育場”（palestre）和“體育學校”（gymnase），這兩個詞是希臘文，而且它們所指的機構在雅典城邦生活當中具有很強的標志作用。而在羅馬，同樣的名稱指的事物不一樣了。在希臘，“體育場”（palestre）和“體育學校”（gymnase）屬于政治范疇的事物，是培養公民和未來公民的場所；在羅馬，它們是屬于“娛樂”（otium）類的事物，與作為“議事”場所（espace du negotium）的“集會場”（forum）不同，其目的是借想象中的希臘，娛樂市民的生活。希臘之旅，始于娛樂場。
與希臘面對面是羅馬人無法回避的，也是他們自己選擇的，所以羅馬人改變了他們一開始處于第二位的地位，并使這一地位成為優勢，以慢慢建立后來人們稱之為羅馬文化的文化。我們可以認為，這種開始時的差距成了動力，使羅馬人有了資源、愿望、動力，于不知不覺之中穿插在了希臘人和蠻族人之間，后來又成為主導性的、壓倒一切的因素，使人們不得不接受，但是另外兩個因素都沒有因此而消失，希臘人和蠻族人都還在。只不過，現在的游戲是三方在玩。不是一對一的游戲，而是三方游戲了。這樣一來，希臘人便有時間細細思考羅馬人的起源。問題不僅僅是理論上的，因為現在的問題是，希臘人要根據羅馬人的地位來確定自己的位置，而且還要一天天地和羅馬派到希臘來的官員進行實地的談判。普魯塔克以共同的文化和價值觀的名義，提出建立一個希臘—羅馬帝國。但是，征服是在4個世紀之前完成的。羅馬人知道他們既不是希臘人，也不是蠻族人，他們不想成為希臘人，也不想成為蠻族人。有時候，他們還像賀拉斯一樣，很愿意回想起自己鄉野的出身，尤其是*早的拉丁詩人所描寫的那種情景，但那只是為了突出奧古斯丁的詩歌所達到的完善程度，與古希臘詩人的水平相比毫不遜色。賀拉斯甚至可以大膽地宣稱：“我矗立起了比銅墻鐵壁還堅固持久的紀念碑。”因此，我可以大膽地與希臘的楷模進行比擬，超過它（甚至做得比它更好）。
出發去希臘 作者簡介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法國歷史學家，年鑒學派“新史學”代表人物。1946年生，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HESS）榮休教授，任古代與現代歷史編撰學教席，同時也是路易·謝赫耐古代社會比較研究中心和歷史研究中心（CRH）的成員、歷史學術期刊《年鑒》雜志的十五人學術委員會成員。1997年，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成為歷史學家協會的六十名初始成員之一。
阿赫托戈深受法國人類學家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德國史學家萊因哈特·科澤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影響。他始終關心的問題包括：關于文化邊界和他者的思考、時間和時間觀念的流變、古代史和對古代歷史的使用。他的思維方式和寫作方式常常是跳躍式的，從不局限于單一的歷史時期和地域，而是在時空中穿梭和捕捉流變。其主要作品有《歷史性的體制——當下主義與時間經驗》《出發去希臘》《希羅多德的鏡子》《燈塔工的值班室》《古代人，現代人，野蠻人》《尤利西斯的記憶：古希臘的邊界敘事》《歷史的顯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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