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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家培學術自傳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5469431
- 條形碼：9787545469431 ; 978-7-5454-6943-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烏家培學術自傳 本書特色
烏家培先生是中國數量經濟學和中國信息經濟學的開拓者和倡導者。本書以**人稱娓娓道來，講述了烏老先生的學術成長經歷以及代表性研究成果，也是對中國改革與發展經驗比較系統的總結，從中我們能感受到他的家國情懷和人格魅力。對于青年學子來說，這是難得的一個學習、了解我國經濟理論和現實問題的機會。
烏家培學術自傳 內容簡介
《改革開放進程中的經濟學家學術自傳》是一套集合了40多位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撰寫的關于改革開放40年輝煌歷史進程的大型自傳叢書。由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張卓元、高培勇主編。該書是其中一冊。 該書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概述學術領域與學術軌跡。二是介紹主要學術工作與成果。三是講述個人的學術體驗，*后附錄《經濟及其研究的數量化與信息化》和《與時俱進的經濟學與管理學》兩篇學術論文。
烏家培學術自傳 目錄
壹 學術領域與學術軌跡概述 / 1 貳 主要學術工作與成果 / 9
一 創建數量經濟學，為我國經濟研究和管理工作運用數學方法與計算技術開辟道路 / 10
二 創建信息經濟學，為我國經濟加強信息作用，發展信息經濟（數字經濟），消除信息非對稱對經濟活動產生的影響 / 31
三 推動管理科學的發展，關注從自然科學奔向社會科學的強大潮流，提倡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聯盟，重視交叉科學的發展 / 53
四 改革開放前夕的輿論宣傳，改革開放初期的實地調查， 改革開放全過程的回顧與見證 / 64
五 為本學科內他人寫書作序，為本專業研究生做學術報告，為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提交學術論文 / 72
六 黨的十九大吹響中國由大變強新號角所引發的新思考 / 78
叁 學術體驗 /83
附 錄 / 91
**篇 經濟及其研究的數量化與信息化 / 92 第二篇 與時俱進的經濟學與管理學 / 141
后 記 / 157
展開全部
烏家培學術自傳 節選
壹 學術領域與學術軌跡概述 我的學術領域主要是數量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我研究這兩門學科主要是在20世紀80—90年代。我對數量經濟學的研究，雖然從20世紀60年代初期就開始了，但是受各種外來因素的影響，直到改革開放開始時，才有正規的研究，而1998年， 我年滿66歲就退休了，已無研究的條件了，數量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在當時都是新興的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但在我國學術界處于一片空白的狀態。我竭盡全力，在開拓和倡導該學科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先后于1979年創立中國數量經濟學會和1989年創立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兩個學會創立之初都由我任理事長。依靠全國性學術團體的力量來推動數量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這兩門新學科的發展。上述兩個全國性學會的成立，都被載入了“20世紀中國經濟學大事記”。 我對數量經濟學的研究是領導交辦的任務，頗有“計劃經濟”產物的意味。時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1959年訪問蘇聯歸國后上報黨中央，要開展經濟數學方法（全稱為“在經濟研究和計劃工作中運用數學方法和電子計算機”）研究。為此成立了一個3人研究小組，我任組長。我提出“學習、宣傳、研究”六字方針。20世紀70—80年代，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許滌新，領導編制全國經濟學3年（1978—1980）、8年（1978—1985）中長期規劃，要把經濟數學方法作為重點學科來發展。在編制規劃過程中，我感到經濟數學方法這個名稱與其他學科相比，不像是學科名，更像是領域名，于是就向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談及了這一點，他指示我召集全國經濟學界、數學界、管理學界、工程技術界近30名學者，共同商討后， *終由于光遠決定改用“數量經濟學”這一命名。之后，我提出了數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研究任務和研究方法。 我認為，數量經濟學是研究經濟數量關系及其變化規律性的，經濟量有單個量、復合量、綜合體系量（如經濟數學模型內各變量和參數的集合）等，經濟問題沒有不能量化的，只有一時還無能力加以量化的。同時，數量經濟學在經濟學體系中的地位猶如數學在整個科學體系中的地位，當數學用到經濟研究后，還可有新的叫法，如優選法、統籌法等。我們向蘇聯學習，也向美國學習，學習不是照抄照搬，而要去偽存真、洋為中用，我們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為指導，走中國獨立自主的研究道路，既反對害怕、拒絕數學方法的“數學恐懼癥”，又反對濫用、錯用數學方法的“數學狂妄癥”，在經濟研究和經濟工作中，正確運用數學方法和計算技術，還要批判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一切觀點。我認為，定性研究很重要，定量研究也很重要，兩者應結合起來，用后者去補充和深化前者。數量經濟學的研究和應用不僅能推動和加強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和經驗研究，而且會促進計劃統計工作以及其他經濟管理工作的準確性和現代化。 我們研究數量經濟學，首先是從分析兩大部類相互依存關系、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經濟數量聯系（包括直接聯系和間接聯系）開始的，至20世紀80年代，由于國務院領導的支持，全國從中央到地方，從國家到企業，一度掀起了編制和分析各種類型投入產出表的熱潮。20世紀90年代前后在學界又出現了研制和應用經濟數學模型尤其是經濟計量模型的高潮。數量經濟學除用于經濟結構分析外，還用于經濟預測和政策評價（或叫政策分析），當時我國政府部門、研究機構紛紛成立了經濟預測中心，經濟預測分析報告日益增多。數量經濟學連同經濟控制論以及經濟周期理論共同構成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基礎，宏觀經濟調控主要是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這兩個工具變量，通過緊與松相搭配的各種組合，如雙緊、雙松、一緊一松、一松一緊、不緊不松等，逐步逼近增長率、通脹率、失業率等目標變量的既定目標所做的分析評價，進而據以緩解政策壓力以至改變政策方向或控制政策變化。我對宏觀經濟調控做了較多的研究，與他人合著《宏觀經濟控制論》 ，并對20世紀80年代較嚴重的通貨膨脹提出過綜合治理方案。對數量經濟學的發展，我不時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主抓應用數量經濟學時不能忽視理論數量經濟學的重要性，在以宏觀數量經濟學為重點時，還應關注微觀數量經濟學，如企業數量經濟學研究，錄用數量經濟學論文時，以問題導向的論文為主，也應適當增加方法導向的論文。我還對21世紀我國數量經濟學的發展做過展望，提出過戰略方向和戰術實施等建議。我認為，未來數量經濟學的發展重在應用，貴在人才。回頭看，我國*早研究數量經濟學的三位成員中，有一位因怕自己研究不了經濟學很早就離我們而去了，另一位則轉向專心研究數量經濟學，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他曾是我得力的合作伙伴，在我的帶動下也曾完成過信息經濟學方面的研究課題，其成果還是由我主評的。日本一位學者矢吹晉在《日中經濟協會會報》（1985年第7 期）撰文談中日經濟學界學術交流，他的標題就是《中國從事數量經濟學研究**人烏家培》，這個提法與我國數量經濟學發展的歷史事實還是相符的。 研究信息經濟學是我自己選中的，頗有“市場經濟” 產物的意味。1986年下半年，組織上把我從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所調到國家計委（現名國家發改委）國家經濟信息中心（現名國家信息中心）工作，任總經濟師兼信息科學與應用研究所所長。我見到該中心主任張壽時向他反映，我對信息科學不熟悉，叫“信息科學與應用研究所”文法也不通，應該是“信息科學及其應用研究所”，他回答說上級已經批下來了，所的圖章也刻好了，是個局級單位，不好改了。后來，我去訪問錢學森同志，他是該中心的顧問， 他同意我的意見，認為信息科學含義太寬泛，到底是計算機科學，是電信科學，還是信息論科學，極不明確。錢老說： “你是研究經濟的，改為信息經濟與技術研究所也好。”因為信息經濟與IT（信息技術）是緊密相連的。當我把錢老的意見上報后，中心和計委的領導都同意把所名改過來，并刻了新的圖章。我隨后在中心工作時出版的**本著作就叫《經濟信息與信息經濟》 ，從此我在研究數量經濟學的同時開辟了另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即信息經濟學。 在中國信息經濟學會成立的大會上，我把信息經濟學定義為信息的經濟研究、信息經濟的研究、信息（非對稱性） 與經濟（市場行為、企業管理等）關系的研究，這三者的綜合。我*先研究信息作為資源的重要性，它不亞于物質資源和能量資源的重要性，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的，我們要“開發信息資源、服務四化建設”。我同時還研究信息作為商品的價值、使用價值、價格形成、信息市場與信息貿易等諸多問題，我建議把信息市場列為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 我把信息經濟分為信息產業經濟和信息社會經濟兩個范疇，先研究信息技術及其產業化發展，信息產業包括芯片、軟件、計算機、手機、電信等制造業和服務業，信息產業是為其他產業服務的產業，信息經濟發展的高級形態有知識經濟、智能經濟、智慧經濟等。信息社會經濟是信息社會所有經濟的總和，我在國內*先提出信息社會的概念，通過中國信息協會建議把電子部和郵電部合并成立信息產業部，這一度成了事實。我還通過中國信息經濟學會與其他同志一起組成“信息社會50人論壇”，并在早期參加過幾次活動。與物質不滅、能量守恒不同，信息具有非對稱性。美國、英國等國家的幾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把信息非對稱性引起市場行為產生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導致市場機制失效，為彌補其缺陷所提出的檸檬理論、信號理論、信息甄別理論以及在企業管理中為克服委托方與代理方之間信息非對稱而導致管理受阻所提出的“委托代理理論”，統稱為理論信息經濟學，我對此有所學習和研究，通過與他人合編教科書和單獨為經濟大百科撰寫詞條，來推廣和普及這部分信息經濟學知識。 1990年，中國信息協會成立后，我任副會長長達十多年，這段時間里我通過主持信息化論壇，廣泛研究信息化諸多問題，提出要全面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從企業信息化到政府信息化，從城市信息化到區域信息化以至全球信息化，探討中國特色信息化道路和信息化戰略。我在國內率先研究電子商務和電子政務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還研究了工業化與信息化的相互關系，提出工業化推動信息化，信息化引領工業化，并與他人合作研究這兩化的深度融合問題。對經濟研究信息化問題我也發表過意見，闡述了信息革命對經濟學發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隨著5G移動通信即將實現， 特別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崛起，不僅人與人之間能互聯互通， 而且物與物之間、人與物之間也將互聯互通了，移動支付、網絡約車等新事物層出不窮，在這種情況下，信息經濟學要研究的問題不勝枚舉，我的研究只是滄海一粟，微不足道， 長江后浪推前浪，希望寄托在廣大的年輕學者身上。 我先研究數量經濟學，后又研究信息經濟學，這不是偶然的。在研究數量經濟學時，我發現數據是基礎，信息是關鍵。數據的質量決定模型的成敗，如果投入模型的數據是垃圾，那么模型產出的結果也只能是垃圾，所謂“Garbage in, garbage out”。在分析模型的結果并由此提出對策建議時，如果缺乏足夠的、可靠的信息，那么就會無的放矢，甚至造成惡劣的影響。而研究信息經濟學反過來又要借助數量經濟學及其提供的方法。如信息經濟的測量、信息效率的計算、數字鴻溝的描述等。國內已有不少學者，像我一樣既研究數量經濟學， 又研究信息經濟學，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們往往同時是中國數量經濟學會和中國信息經濟學會的重要成員。
烏家培學術自傳 作者簡介
烏家培 浙江寧波人。中國數量經濟學和中國信息經濟學開拓者和倡導者。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數量經濟技術經濟所主要負責人、分黨組書記、學術委員會主任，《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雜志主編；國家信息中心總經濟師、副主任兼信息經濟與技術研究所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名譽主任，專家委員會主任、名譽主任；國家信息化辦公室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屆經濟學學科評議組成員，第三屆、第四屆應用經濟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第一屆、第二屆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信息協會副會長、特約副會長。 創建中國數量經濟學會、中國信息經濟學會，籌建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所，建立全國苐一個數量經濟學專業碩士點、博士點。 出版《經濟數學方法研究》《經濟信息與信息經濟》《信息社會與網絡經濟》等10多部專著，主編、編著、翻譯其他著作10多部。前三項成果先后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國家計劃委員會科技進步獎、第六屆國家優秀圖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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