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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近代國字號事物的命運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60866
- 條形碼:9787208160866 ; 978-7-208-16086-6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新書--近代國字號事物的命運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歷史愛好者和專業(yè)學者重建中國自己的話語系統(tǒng)和條理脈絡,深入認識中華民族新的智能生成運作機制形成的進程、狀態(tài)和局限,認識世界一體化進程中東亞文明的別樣性及其對人類發(fā)展提供多樣選擇的價值,爭取和保持對于世界文明發(fā)展日顯重要的中國歷史文化解釋的主動和主導地位。
新書--近代國字號事物的命運 內(nèi)容簡介
以西學、東學、中學為支點,打破分科治學的局限,不以變化為進化,不以現(xiàn)在為現(xiàn)代,從多學科的角度,用不分科的觀念方法,全面探究近代以來中國的概念、思想、學科、制度轉(zhuǎn)型的全過程和各層面,溝通古今中外,解析西學與東學對于認識中國歷史文化的格義附會,重建中國自己的話語系統(tǒng)和條理脈絡,深入認識中華民族新的智能生成運作機制形成的進程、狀態(tài)和局限,認識世界一體化進程中東亞文明的別樣性及其對人類發(fā)展提供多樣選擇的價值,爭取和保持對于世界文明發(fā)展日顯重要的中國歷史文化解釋的主動和主導地位。 在中西文化糾葛的背景之下,經(jīng)歷了夷夏之辯到中體西用的轉(zhuǎn)折,同時受到明治日本的影響刺激,國人開始重新思考西方?jīng)_擊下固有文化的價值與走向,國學、國畫、國語、國醫(yī)、國術(技)、國樂、國服、國劇、國儀(禮)等一系列國字號概念的產(chǎn)生,以及圍繞這些概念及其相應事物的爭議,凸顯了世界一體化進程中東亞文明別樣性在那一時期的掙扎與尷尬,也預示了文化多樣性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新書--近代國字號事物的命運 目錄
總 說/ 1
**節(jié) 問題的提出/ 2
第二節(jié) 觀念與取向/ 11
第三節(jié) 做法與釋疑/ 29
分說:近代中國國字號事物的命運/ 47
**章 “以變通文字為*先”
——清季社會思潮與切音字運動/ 54
**節(jié) 文字與富強/ 59
第二節(jié) 中西學戰(zhàn)與切音字運動/ 68
第三節(jié) 言文合一的文字觀/ 81
第四節(jié) 文字與進化/ 92
第五節(jié) 文字的“雙軌制”方案/ 103
結(jié) 語/ 113
第二章 道器與體用
——西潮下的清季服飾變革/ 116
**節(jié) 清代冠服制度源流/ 117
第二節(jié) 新軍改易西式制服/ 125
第三節(jié) 西式警察服裝的制定/ 137
第四節(jié) 以中納西的文學堂冠服/ 146
第五節(jié) 服飾西化阻礙因素/ 155
第六節(jié) 軍、學界自行易服活動/ 172
第七節(jié) 社會風尚變化與民眾對西式服飾態(tài)度/ 180
結(jié) 語 西潮下的清季服飾變革/ 189
第三章 復制知識:《國粹學報》的博物圖畫/ 195
**節(jié) 復興古學:國學保存會博物學知識的傳播/ 198
第二節(jié) 察其形狀:繪圖者蔡守的田野功夫/ 200
第三節(jié) 考諸蕃書:蔡守參考的西洋博物學書籍/ 208
第四節(jié) 自詡能譯:蔡守的西書來源與英語能力/ 219
第五節(jié) 濡染畫風:晚清嶺南繪畫的實用主義與寫實主義/ 226
第六節(jié) 創(chuàng)新技術:神州國光社采用的印刷技術與經(jīng)營手法/ 236
結(jié) 語 知識體系的裂變/ 245
第四章 “國醫(yī)”:近代中醫(yī)的轉(zhuǎn)型與再造/ 248
**節(jié) 重省中西醫(yī)匯通史:差異何在/ 251
第二節(jié) 國醫(yī)建構之初:國學與國粹形象/ 255
第三節(jié) 國醫(yī)轉(zhuǎn)型的關鍵年代/ 262
第四節(jié) 形塑科學國醫(yī)的困境/ 268
第五節(jié) 國醫(yī)的國家民族責任/ 288
結(jié) 語 一次失敗的“成功”轉(zhuǎn)型/ 301
第五章 從權應變的守成者
——民初云南紳耆的活動與影響/ 311
**節(jié) 參與民初政黨、議會政治/ 311
第二節(jié) 地方事務中的要角/ 321
第三節(jié) 開展學術文化活動/ 335
結(jié) 語/ 347
第六章 近代衛(wèi)生的地方實踐
——廣西省衛(wèi)生行政的仿制與創(chuàng)新(1909—1939)/ 348
**節(jié) 清末民初廣西衛(wèi)生行政的肇建與停滯/ 350
第二節(jié) 新廣西衛(wèi)生行政的突破與受挫/ 366
第三節(jié) 20 世紀30 年代廣西衛(wèi)生區(qū)制度的創(chuàng)制與運作/ 375
結(jié) 語/ 392
征引文獻/ 395
人名索引/ 416
新書--近代國字號事物的命運 節(jié)選
美國學者任達(DouglasR.Reynolds)的《新政革命與日本》(TheXinzhengRevolutionandJapan)一書,出版以后引起不小的爭議,對其觀念和材料方面的種種局限議論較多。[1]不過,作者指出了以下至關重要的事實,即新政前后,中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截然兩分,此前為一套系統(tǒng),大致延續(xù)了千余年;此后為一套系統(tǒng),經(jīng)過逐步的變動調(diào)整,一直延續(xù)至今。作者這樣來表述他的看法: 在1898年百日維新前夕,中國的思想和體制都刻板地遵從中國人特有的源于中國古代的原理。僅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國人的思想和政府體制,由于外國的影響,已經(jīng)起了根本性的變化。 從*根本含義來說,這些變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國的新舊名流(從高官到舊紳士,新工商業(yè)者與學生界),改變了語言和思想內(nèi)涵,一些機構以至主要傳媒也藉此表達思想。在體制方面,他們按照外國模式,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建立的政府組織,改變了形成國家和社會的法律與制度。 如果把1910年中國的思想和體制與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國相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基本的連續(xù)性,它們同屬于相同的現(xiàn)實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們發(fā)現(xiàn),在思想和體制兩大領域都明顯地彼此脫離,而且越離越遠。[1] 也就是說,中國人百余年來的精神觀念與行為規(guī)范,與此前的幾乎完全兩樣,這一天翻地覆的巨變,不過是百年前形成的基本框架,并一直運行到現(xiàn)在。今日中國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貫之的社會文化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來的知識與制度體系大變動所形成的觀念世界與行為規(guī)范的制約之下。任達認為,這樣的變動是以清政府和各級官紳為主導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并且強調(diào)在此過程中日本影響的主動與積極的一面。對于諸如此類的看法,意見當然難期一律,表達異見十分正常。但任達所陳述的近代知識與制度根本轉(zhuǎn)變的事實,卻是顯而易見,不宜輕易否定的。 不過,這一轉(zhuǎn)型的過程及其意義,遠比任達所描繪的更為復雜和深刻。因為它不僅涉及明治日本,還包括整個豐富多樣的“西方”;不只發(fā)生在新政時期,而是持續(xù)了半個多世紀(其實受域外影響發(fā)生觀念行為的變化,從來就有,如佛教和耶穌會士的作用,尤其是后者,令西學已經(jīng)東漸);不僅政府主導的那些領域出現(xiàn)了觀念和制度變化,全社會各個層面的各種知識制度體系,幾乎全都根本改觀;參與其事者不僅是清朝官紳和日本顧問,外國來華人士和廣大中國知識人也紛紛介入其中。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革命性變動不是單純移植外國的知識與制度,今天中國人所存在于其中的知識與制度體系,雖然來源多在外國,因而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大體相似,但還是有許多并非小異。這些千差萬別,不能簡單地用實際上未能擺脫西化的現(xiàn)代化理論來衡量和解釋。 今日中國人在正式場合用來表達其思維的一整套語匯和概念、形成近代中國思想歷史的各種學說、教學研究的學科分類,總之,由人們思維發(fā)生,獨立于人們思維而又制約著人們思維的知識系統(tǒng),與一個世紀以前中國人所擁有的那一套大相徑庭。如果放棄這些語匯、概念和知識系統(tǒng),面對各種信息,人們將無所適從,很難正式表達自己的意思。而習慣于這些語匯、概念和知識體系的今人,要想進入變化之前的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也十分困難,即使經(jīng)過專門訓練,并且具有相當程度的自覺,還是常常發(fā)生格義附會的誤讀錯解。不僅如此,要想認識今日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盡管處于同一時代,但要分辨那些看似約定俗成、不言而喻,實際上各說各話的話語,如果不能從發(fā)生發(fā)展的淵源脈絡理解把握,也很難真正做到了解同情。近年來學人所批評的“倒放電影”和所主張的“去熟悉化”,[1]顯然都由此而生。 同樣,體現(xiàn)和規(guī)范今人的行為,維系社會有序運作的各種制度,與百年以前也是迥異。這些制度覆蓋政治、經(jīng)濟、軍事、對外關系、教育、金融、司法、醫(yī)療、治安、社會組織、社會保障與救濟等各個方面,幾乎無所不包。除了少數(shù)“仍舊”或“全新”外,多數(shù)情況是“古已有之”而“變化多端”甚至“面目全非”。這就導致今人既不易理解前人的種種行為方式和運作模式,又無法深究今日各種制度規(guī)定及其運行軌則的來龍去脈,難以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結(jié)果,一種制度之下存在著多種行為樣式,甚至主要的樣式與設制本身的立意相去甚遠。有時觀念與制度之間發(fā)生離異,觀念層面的優(yōu)劣之爭并不影響制度層面出現(xiàn)一面倒的局面。如中西醫(yī)的是非優(yōu)劣,歷來爭論不已,至今只能說是各有高下,而醫(yī)療和醫(yī)院制度,已經(jīng)幾乎完全照搬西洋方式。 出現(xiàn)上述情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晚清民國的知識與制度轉(zhuǎn)型,并非由中國的社會文化歷史自然發(fā)生出來,而是近代中外沖突融合的產(chǎn)物。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從外部世界移植到本土,并且改變中國思維與行為的基本面貌的產(chǎn)物。換言之,這是世界體系建構過程中,中國一步步被拖入世界體系的結(jié)果。今人爭議甚多的全球一體化,仍是這一過程的延續(xù)。 然而,事情如果只是如此簡單,也就不難認識。實際情形不僅復雜得多,而且潛移默化,令人習以為常。所謂“世界”,其實僅僅處于觀念形態(tài),如果要落到實處,則幾乎可以斷定并不存在一個籠統(tǒng)的“世界”,而是具體化為一個個不同的民族或國家。更為重要的是,那個時期的所謂“世界”,并非所有不同民族和國家的集合,實際上主要是以同樣籠統(tǒng)的“西方”為藍本和基準。在“西方”人看來,“西方”只是存在于東亞人的觀念世界之中。認真考察,西方不但有歐美之別,歐洲內(nèi)部還分為大陸和英倫三島,大陸部分又分成歷史文化各不相同的眾多國家。此外,本來是東亞一部分的日本,因為學習西方比較成功,脫亞入歐,似乎也進入了西方發(fā)達國家的行列,而逐漸成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如此一來,近代中國面臨的外部沖擊和影響,就知識系統(tǒng)而言,不僅有“西學”,還有“東學”。而“西學”的基本憑借,即“西方”既然只存在于觀念世界,“西學”相應地也只有抽象意義。一旦從籠統(tǒng)的“學”或“文化”落實到具體的學科、學說,可以發(fā)現(xiàn),統(tǒng)一的西方或西學變得模糊不清甚至消失不見了,逐漸顯現(xiàn)出來的是由不同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文化淵源生成而來的獨立系統(tǒng)。各系統(tǒng)之間或許大同,但也有不少小異,這些小異對于各種學科或?qū)W說的核心主干部分也許影響不大,但對于邊緣或從屬部分則相當關鍵,往往導致不同系統(tǒng)的學科分界千差萬別,從而使得不同國度的不同流派關于學科的概念并不一致。來龍不一,去脈各異,不同國度的同一學科的內(nèi)涵也就分別甚大。大者如“科學”,英法德含義不同,小者如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的分科與涵蓋,歐美分別不小,歐洲各國也不一致。至于社會文化研究,究竟是屬于社會學的領域還是人類學的范疇,不僅國與國之間存在差異,同一國度的不同學派也認識不一。 上述錯綜復雜是在長期的漸進過程中逐漸展開,因此一般而言,對于親歷其事者或許并不構成認識和行為的障礙,而后來者或外來人則難免莫名所以,無所適從。當由歐洲原創(chuàng)的人類知識隨著世界體系的擴張走向全球時,為了操作和應用的方便,不得不省去繁復,簡化約略,使得條理更加清晰。這樣一來,原有的淵源脈絡所滋生出來的糾葛被掩蓋,學科的分界變得涇渭分明。將發(fā)源于歐洲的各種學科分界進行快刀斬亂麻式的后續(xù)加工和劃一,開始不過是有利于缺少學術傳統(tǒng)又是移民社會的美國人便于操作,后來由于美國的實力和地位迅速上升,對世界的影響不斷擴大,甚至成為霸主和中心,美式的分科成為不少后發(fā)展國家接受外來影響的主要模式。可是,在清晰和方便的同時,失去了淵源脈絡,一味從定義出發(fā),一般而言也無大礙,仔細深究,尤其是還想弄清楚所以然,就不免模糊籠統(tǒng)。因此,格義附會、似是而非的現(xiàn)象不僅多,而且亂,看似異口同聲,實則各唱各調(diào)的情況比比皆是。 近代中國在西方壓力之下發(fā)生的知識與制度體系轉(zhuǎn)型,如果只是全盤西化式地照搬移植,問題也就相對簡單。可是,中國的文化不僅歷史悠久,而且一脈相傳,始終活躍,其巨大張力所產(chǎn)生的延續(xù)性,對于近代的知識與制度轉(zhuǎn)型產(chǎn)生著重要的制約作用。
新書--近代國字號事物的命運 作者簡介
桑兵 河北威縣人,生于廣西桂林,歷史學博士。歷任廣東省珠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學逸仙學者講座教授。現(xiàn)任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主要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清代以來的學術與思想、近代中日關系史、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zhuǎn)型等。 關曉紅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廣東文史館館員,著有《晚清學部研究》《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從幕府到職官 :清季外官制的轉(zhuǎn)型與困擾》《清末新政制度變革研究》等,目前研究方向為晚清史與近代政治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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