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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臺學術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 版權信息
- ISBN:9787212101077
- 條形碼:9787212101077 ; 978-7-212-10107-7
- 裝幀:書寫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蘭臺學術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 本書特色
人間一個zui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zui強,理解力也zui強。他能做zui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zuiDa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zui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zui能辦事、zui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zui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zui溫柔、zui富于理智、zui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zui難得合并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zui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胡適 他常在中午返家時,偕我到各宿舍探視,并查看學生的伙食。他一進餐廳,男生必高呼歡迎校長,女生則擁到他身旁。他去世后,學生們痛哭哀悼,是青年們發乎自然的真情。 ——俞大彩
蘭臺學術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 內容簡介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一書系傅斯年先生生平代表作之一,本書不僅對上古至近代時期的中國文學史作了斷代研究,還就某些專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并在宏觀上涉及文學史研究之方法論,頗具啟發之效。
蘭臺學術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 目錄
蘭臺學術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 節選
史料論略 文學史僅僅是通史之一枝,況且談論文學史中題目,時時免不了牽涉到通史中別枝的事,已如我在《敘語》中所說,則我們現在說到史料問題,自然應從泛論史料之一般起。使用史料時**要注意的事,是我們但要問某種史料給我們多少知識,這知識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價值便以這一層為斷,此外斷斷不可把我們的主觀價值論放進去。譬如我們論到古代的史事,六藝和載籍和一切金骨刻文等等,都要“一視同仁”的去理會他們,如果抱著“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的觀念,至多可以做到一個崔述,斷斷乎做不到一個近代史學者。金刻文的一字可以證《大誥》寧王之為文王,骨甲刻文的一字可以辯《史記》王振之為王亥,實在“后來居上”,何曾“于古為近是”。我們有時借重古人的某說,多半由于他們能見到我們已經見不到的材料,并不由于我們相信他們能用我們的方法,因此我們才要“一視同仁”,誰也不能做“大信”(歐陽修不信文王稱王事,曾說“孔子之書,天下之大信也”,其實能細讀《詩經》即不能更信事殷之說)。我們既不可以從傳統的權威,又不可以隨遺傳的好尚。假使一個桐城派的古文家寫文學史,或一個文選學家寫詩史,必然千部一腔,千篇一面,都是他們自己欣賞的東西,而于民間文學體制之演成,各級文學作品所寄意之差異,等等題中,所用之材料,不會去搜尋,即遇著也不會睬的。以這樣方法所寫成的文學史,也許在聰明人手中可以自辯著自負他的好尚之雅正,但究不是公正的使用材料而造成之史學的研究。總而言之,“別裁偽體親風雅”,斷斷乎不是對付史料的態度。 史料可以大致分做兩類:一、直接的史料;二、間接的史料。凡是未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間接的史料。《周書》是間接的材料,《毛公鼎》則是直接的;《世本》是間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辭則是直接的;《明史》是間接的材料,明檔案則是直接的,以此類推。有些間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記》所記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極端的相反,例如《左傳》、《國語》中所載的那些語來語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較*可信的,間接的材料因轉手的緣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減,但有時某一種直接的材料也許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時間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歸納直接材料而得的,這個都不能一概論斷,要隨時隨地的分別著看。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歷史學家本領之高低全在這一處上決定。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見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細密更確切的分辨力。近年能利用新材料兼能通用細密的綜合與分析者,有王國維先生的著作,其中甚多可為從事研究者之模范;至于專利用已有的間接材料,而亦可以推陳出新找到許多很有關系的事實者,則為顧頡剛先生之《古史辨》諸文(多半尚未刊印)。這些都可以指示人們如何運用已有的史料和新見的史料。 古代文學史所用的材料是*難整理*難用的,因為材料的真偽很難斷定,大多是些聚訟的問題。原來中國人之好做假書——就是制造假材料——是歷代不斷的,若大家認為*多出產假書的時期,由漢到今約四個:一、西漢末年,即所謂古文學;二、魏晉間;三、北宋的盛時,政府收書;四、明朝晚年,學士又有一番托古的習尚。就這四種去論,明朝的作偽是不能欺任何人的,北宋的作偽也沒有大關系(如今本《竹書》、《文中子》等),魏晉間作偽的大成績如《偽孔尚書》、《孔子家語》,已經為人辨別清楚的了;西漢末年的大作偽,也有近代所謂今文學家一派人的辯論,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就是這一辨偽題目中之大成,雖然其中過了度,太粗疏的地方很多,但這件事實的大概可知道。不過六經以外載籍諸子等等的考證,分析材料的考證,從來甚少;即如莊子、墨子等常讀的書,至今沒有整理好,而西漢時傳下的一切經傳的材料(今文的)至今尚很少人做工夫。經傳里邊明明有許多是漢朝的成分,如《孝經》中所說的天子諸侯都是漢家的天子諸侯,都不是周王和春秋戰國間的諸侯。(說詳后。今舉一例,《孝經·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此種觀念至早不能上于漢文帝。春秋戰國諸侯之地位不能引出此種議論。)《論語》中有類似讖緯的話(如“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易》和《三家詩》僅是漢初的寫定本(三家詩文已與《論語》所引不同),而《公羊傳》之著竹帛,反較《春秋繁露》后幾年,伏生二十八篇以《秦誓》為尾,想是由于伏生做過秦博士。今文的經傳既然給我們些漢朝初年的色彩,至于大小戴記之大多部分為漢儒做作的,更不待說了。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如不把這些漢代的作品分別清楚,便不能使用這些材料去寫周代的文學史。 近年來有一個極不好的風氣,大家好談先秦的事物,所謂先秦的書原不多,易于讀完,所以大家下筆,先秦這個,先秦那個。但我們敢自信這些所謂先秦的材料果真是先秦的材料嗎?我們何不看看這些材料是怎么樣出來的呢? 一種書因時代而生變改,在后來印書時代較難,在中世手抄本時代尚易,在簡書時代,“父子相傳”即可改易,至于口傳許久后來再著竹帛之容易變動,更不待細論即明白(其實韻文之口傳甚能保守古語,如《鄂謨長歌》、《維陀》皆然。然《公羊傳》一類之口傳,則難能保守也)。所以雖是漢初年給我們的先秦材料,我們也要于用他時謹慎的。古來著書艱難,一簡不過幾十字,一部書便是一個產業,雖以“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如用現在的印刷法印成,未必便是一部大書。著述愈難,則著述和傳授更多是有所為而為,“與時進止”是不可免的,固守*初面目是難的。 中國何時才有著作呢?無論今文或古文都告我們說,著作開始是很早的,但我們從文書材料上看來,西周只有官書和迷信書(《易 爻》)流傳,《論語》以前,不見有私家記言的文,而《論語》也但記一段語的扼要處,如標目摘由樣,也很可看出私家多多書寫之不容易。若《孟子》一流的書已很充暢豐長的了,但仍然是記言,且許多是后來追記。直到荀卿、呂不韋、韓非才整篇的著作,系統的著作《史記》上有明文。但這風氣方才開始,焚書的劫運就來了。那么,焚書于書失傳上是很有貢獻的嗎?不過我們要知道,戰國秦漢人們的書和他們的職業是一事的;陰陽、刑、名、縱橫乃至儒、墨,都是家傳師授的職業,焚書未必使書絕,而秦之擯退方士(方士本是一普遍名詞,治方術者,皆是方士,后來遂為齊東一派所專用)。楚漢戰爭,和漢初年黃老儒術之遞相消長,是真真使一切學者(即方士)失業的。書以人之失業而失傳,家(今云派)以人之失業而亡家。古代的載籍消失必是秦漢之際一直下來漸漸成的,斷非秦始皇帝能突然使他大亡特亡(《東周列國紀》已不傳民間,自然可以焚的方法亡之)。對于這一點,古文今文是*不同的。在今文浸潤的漢武帝詔書上,只能說到“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古文家便于其上加上一句“書缺簡脫”以便自己的議論。雖然古文家時時故意把漢初年書亡缺事說的淋漓盡致,以便售自己的假古董,而今文家自信一孔之為大全,也太陋了,甚至愚到說伏生二十八篇比二十八宿,后得《大誓》如拱北辰,多一篇不可,少一篇不能。“向壁虛造”的態度固不可,而“挾恐見破之私意”亦不應該,古文智而誣,今文愚而陋。我們將來要一部一部地把今文傳經整理過,一以閻氏對付梅傳之考訂法對付之,等到可信者顯然可信,存疑者存疑,然后可以大膽的用這些材料,以討論文學史題。 ……
蘭臺學術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 作者簡介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有名歷史學家、教育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五四運動學生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地區地區大學校長。他所提出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原則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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