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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文學史論(120年紀念版)(精裝)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0151580
- 條形碼：9787100151580 ; 978-7-100-15158-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古文學史論(120年紀念版)(精裝)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文學研究者 新故相推 日生不滯 全面整理中華現代學術成果 深入探尋現代中國的百年學脈 2009年起，我館陸續出版“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全面整理中華現代學術成果，深入探尋現代中國的百年學脈。 叢書收錄上自晚請下至1980年代末中國原創學術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涵蓋文學、歷史學、哲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地理學、心理學、科學史等眾多學科。意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收錄各學科學派的名家名作，展現傳統文化的新變，追溯現代文化的根基。 2017年2月11日，商務印書館迎來了120歲的生日。為紀念本館與中華現代學術風雨同行的這段歷程，我們整體推出“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120年紀念版(200種)，既有益于文化積累，也便于研讀查考，同時向長期支持叢書出版的各位學界同仁致以感謝和敬意。
中古文學史論(120年紀念版)(精裝) 內容簡介
商務印書館自1897年始創，以“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為宗旨，于建館翌年便出版了《馬氏文通》，這部學術經典既是中國學術現代化的標志之一，也開啟了商務印書館百年學術出版的序幕。 其后，商務印書館一直與中華現代學術相伴而行，出版了大批具有鮮明原創精神并富于學術建樹的經典著作，諸多開山之著、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館首次問世。這些學術經典的出版，使本館得以**現代學術發展，激動社會思想潮流，參與民族新文化的構筑，也分享中國學界的歷史榮光。 1949年以后，本館雖以迻譯世界學術名著、編纂中外辭書為側重，但原創學術著作的出版從未止步。2009年起，我館陸續出版“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全面整理中華現代學術成果，深入探尋現代中國的百年學脈。 叢書收錄上白晚清下至1980年代末中國原創學術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涵蓋文學、歷史學、哲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地理學、心理學、科學史等眾多學科。意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收錄各學科學派的名家名作，展現傳統文化的新變，追溯現代文化的根基。叢書立足于精選、精編、精校，冀望無論多少年，皆能傲立于書架，更與“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共相輝映，昭示中華學術與世界學術于思想性和獨創性上皆可等量齊觀，為中國乃至東方學術在世界范圍內贏得應有的地位。 2017年2月I1日，商務印書館迎來了120歲的生日。為紀念本館與中華現代學術風雨同行的這段歷程，我們整體推出“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120年紀念版（200種），既有益于文化積累，也便于研讀查考，同時向長期支持叢書出版的諸位學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 “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兩個甲子后的今天，商務印書館義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上，傳承前輩的出版精神，迎接時代的新使命，且行且思，我們責無旁貸。 《中古文學史論》為王瑤先生代表作，撰寫于1942年秋。本書共十四章，起于漢末，訖于梁陳，大致分三部分：**部分是“文學思想”，著重在文學思想本身以及它和當時一般社會思想的關系；第二部分是“文人生活”，著重在文人生活和文學作品的關系；第三部分是“文學風貌”，論述主要作家和作品內容。本書為文學史研究提供了一種“以史證文”、重視“闡釋與批評”的經典范本。
中古文學史論(120年紀念版)(精裝) 目錄
重版題記
初版自序
政治社會情況與文土地位
玄學與清談
文論的發展
文體辨析與總集的成立
小說與方術
文人與藥
文人與酒
論希企隱逸之風
擬古與作偽
曹氏父子與建安七子
潘陸與西晉文士
玄言·山水·田園
——論東晉詩
隸事·聲律·官體
——論齊梁詩
徐庾與駢體
初版后記
王瑤先生著述年表
王瑤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方法論斷想
——以《中古文學史論》為中心
初版自序
政治社會情況與文土地位
玄學與清談
文論的發展
文體辨析與總集的成立
小說與方術
文人與藥
文人與酒
論希企隱逸之風
擬古與作偽
曹氏父子與建安七子
潘陸與西晉文士
玄言·山水·田園
——論東晉詩
隸事·聲律·官體
——論齊梁詩
徐庾與駢體
初版后記
王瑤先生著述年表
王瑤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方法論斷想
——以《中古文學史論》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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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文學史論(120年紀念版)(精裝) 節選
《中古文學史論（120年紀念版）》： 魏武《述志令》自稱：“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倒是事實，他由一個豪右變成了一個軍閥，而且逐漸地統一了中原，鞏固了新的政權，設法恢復地方秩序的安寧，他確是有不少的貢獻。他之所以能成功，*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經濟上有了解決的辦法。遠在建安初年，別的人正在沒有辦法解決軍食問題的時候，他就用棗祗之議，實行了恢復生產，供給軍糧的屯田制。《魏志·武帝紀》建安元年“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下，裴注引《魏書》云：“自遭荒亂，率乏糧谷。諸軍并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余，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凡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操）日：‘夫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前代之良式也。’是歲（建安元年）乃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谷。征服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晉書·食貨志》云：“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于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余皆不得擅興。”又云：“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屯田制和田租戶調的簡化新稅制是魏武政治上的*大成功；確立了他能統一中原的經濟基礎。又用衛覬之議，以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于是魏武遣謁者仆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晉書·食貨志》）各地方的恢復秩序，撫輯流亡，促進農業生產，都收了相當的效力；所以曹操的統一中原，絕不是偶然的成功。 經過大規模人口流徙以后，再用政治軍事的力量來竭力推行屯田制，其結果必定使原來的地主和農民喪失了土地所有權，而政府的公田數目則無限制地增加，于是政府便成了*大的地主了。《魏志·司馬朗傳》云：“大亂之后，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這對于政府的經濟基礎當然有好處，但和原來的地主們——實際上即是東漢以來的名門士族們，便有了經濟上的沖突。漢末群雄角逐的結果，失敗者也還分別附托于割據勢力之下，不失為強家。各地的著姓郡望，即使一時遷徙，也還保持著地方上優越的特權。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文》中言“操贅閹遺丑，本無懿德”，這雖然是罵人話，但曹操出身濁流，起初不為一般名士所歸，卻是事實。所以魏武唯才是舉的有名的“三詔令”，實在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他為了摧抑名門士族的反對勢力，來鞏固自己的新政權，不得不擴展他用人的標準。在這點上，曹操不愧為雄才大略，是頗有決心的。袁、楊是東漢以來*著的名族，曹操滅了二袁，且欲殺太尉楊彪，曾“榜楚參并，五毒備至”；孔融也是累世名族，當時曾云：“孔融魯國男子，明日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但孔融自己和彪子楊修，結果俱遭顯戮。建安十五年下令云：“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十九年令云：“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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