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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0331531
- 條形碼：9787520331531 ; 978-7-5203-3153-1
- 裝幀：一般銅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貨幣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內容簡介
該書采用專題研究的寫作方法，注重理論與應用的有機結合，專題主題鮮明。在理論方面，既有關于貨幣作用和貨幣體系等問題的說明，也有針對方興未艾的互聯網金融的思考，如電子貨幣的本質和職能、互聯網銀行與傳統銀行的關系，以及互聯網金融的支付體系等。在應用方面，既有靠前金融危機的根源、靠前金融危機對世界貨幣體系的危害、靠前儲備貨幣歷史命運等的分析，也有對諸如治理產能過剩和調控住房價格的貨幣政策，以及金融創新如何支持實體經濟的探討。
貨幣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目錄
重新解讀“只有貨幣重要”的信條
一引言
二金融危機的爆發禍起貨幣
三化解金融危機求助于貨幣
貨幣體系中的信用基礎和價值歸宿
一引言
二貨幣價值穩定性是貨幣體系的信用基礎
三支付承諾確定性是經濟活動的價值歸宿
四貨幣價值穩定性和支付承諾確定性的統一
貨幣體系的可兌換性與信用依賴性
一引言
二概述三次著名論爭的主要內容
三商品貨幣體系的可兌換性準則
四信用貨幣體系中的主要缺陷
五實現信用依賴性準則的三要素
互聯網電子貨幣的本質和職能問題
一引言
二貨幣形態及電子貨幣的基礎
三電子貨幣的本質和職能
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的“雙幣流通”
一引言
二法定貨幣與電子貨幣的關系
三法定—電子貨幣雙幣流通的效率
四法定—電子貨幣雙幣流通與貨幣政策
互聯網銀行與傳統銀行的關系問題
一引言
二互聯網銀行是否是傳統銀行的異化
三互聯網銀行的支付體系能否脫媒
互聯網金融支付體系的破壞性創新
一引言
二金融支付體系的歷史演變過程
三互聯網金融支付體系的破壞性創新
構建防范互聯網金融風險安全系統
一引言
二互聯網金融風險的多樣化
三互聯網金融安全的基本特征
四互聯網金融安全網的結構
金融監管中的“寬柔之手”與“大手覆蓋”
一引言
二30年代大蕭條以前的“寬柔之手”
三金融自由化時期的“寬柔之手”
四30年代大蕭條促成的“大手覆蓋”
五華爾街金融海嘯以后的“大手覆蓋”
金融體系安全穩定與效率的艱難抉擇
一引言
二《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凸顯審慎監管
三金融體系安全穩定與效率的抉擇
四《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存在的問題與爭論
商業銀行規避信貸風險的基本準則
一引言
二銀行信貸業務的謹慎原則
三銀行貸款的限制原則
四依據真實交易放貸原則
影子銀行中的潛在風險與金融監管
一引言
二影子銀行是否應該監管的爭論
三對銀行理財業務如何監管
利率理論研究演變路徑的文獻綜述
一引言
二微觀利率理論研究的演變
三宏觀利率理論研究的演變
貨幣定義模糊性與貨幣本位的選擇
一引言
二貨幣定義的模糊性
三貨幣政策的著力點
對經濟浸泡在流動性中的重新認識
一引言
二貨幣定義擴展是“浸泡現象”的基礎
三金融工具創新是“浸泡現象”的動力
四虛擬經濟膨脹是“浸泡現象”的表現
泡沫經濟與加爾布雷思法則的關系
一引言
二日本與中國股票和房地產價格的波動
三中日相關經濟問題的比較分析
解讀貨幣競爭性發行的哈耶克命題
一引言
二國內不同貨幣的競爭及其啟示
三國際上不同貨幣的競爭及其啟示
如何實現國際儲備貨幣中立化問題
一引言
二國際金融機構中立化
三國際金融體系霸權的消除
“無海圖航海”能否“重回金本位”
一引言
二束縛經濟穩定繁榮的“緊身衣”
三金融危機四伏的“無海圖航海”
四如何構建平穩運行的匯率制度
黃金價格波動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一引言
二黃金價格研究的有關文獻
三黃金價格歷史波動的軌跡與特征
四影響黃金價格波動的因素分析
重現的“金融蕭條”與“信用迷失”
一引言
二金融蕭條的兩個重要特征
三信用迷失的具體表現形式
美元是如何給世界經濟制造麻煩的
一引言
二美元違背金本位制規則的后果
三世界經濟陷入“美元本位陷阱”
四肆意泛濫的美元殃及世界經濟
美元循環周轉機制與國際金融危機
一引言
二“美元本位制”和“世界基礎貨幣”
三“美元殖民地”和“劣勢貨幣”
四維持美元循環周轉機制運行的手段
操縱貨幣匯率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
一引言
二保護主義經濟邏輯的分析與批判
三貿易保護主義的“現代手段”
貨幣幻覺與住房價格的虛漲和實漲
一引言
二貨幣幻覺對住房價格上漲的影響
三催生住房價格上漲的真實因素
“驅趕效應”與產業結構調整
一引言
二“驅趕效應”如何改變貨幣流向
三“驅趕效應”如何影響其他產業發展
四“驅趕效應”怎樣阻礙產業結構調整
治理產能持續過剩的貨幣政策選擇
一引言
二產能持續過剩悖論
三治理產能持續過剩的貨幣政策選擇
宏觀調控過程中的政策后遺癥
一引言
二如何調控宏觀經濟的探索
三政策后遺癥的基本成因
宏觀調控政策規則選擇與政策效力
一引言
二相機抉擇政策隱含的內在缺陷
三時間一致性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四兩種政策配合以實現調控目標
經濟增長型衰退過程中的貨幣責任
一引言
二貨幣收益選高特性與增長型衰退
三貨幣的社會性與“貨幣責任”
“貨幣荒”現象的反思與啟示
一引言
二一般貨幣供給函數的基本形式
三中央銀行的行為與貨幣外生
四銀行信貸行為與“貨幣荒”現象
五個人偏好和支付便利與“貨幣荒”
儲蓄是維護經濟社會發展的穩定劑
一引言
二短期措施長期化是債務危機的政策因素
三消費悖論是債務不斷累積的經濟因素
四黨派政治是主權債務危機的政治因素
五儲蓄對維護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作用
比較金融創新西方模式與中國特色
一引言
二金融創新經濟環境比較
三金融創新路徑選擇比較
四金融創新內容比較
賭場經濟的批判與實體經濟的回歸
一引言
二賭場經濟的簡要歷史與批判
三實體經濟的歷史地位與回歸
主要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貨幣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節選
經濟中為什么需要貨幣？貨幣是如何投入經濟的，又是如何對經濟產生作用的？經濟的擴張和緊縮與貨幣投入究竟有什么關系？這些問題在貨幣經濟學中，既是重要的研究課題，又是經常引發爭論的話題。 將經濟中的貨幣部門和實際部門分離的古典兩分法斷言，貨幣只是覆蓋在實際經濟之上的無關緊要的面紗；而凱恩斯（1936）則強調，貨幣是刺激經濟制度活躍起來的酒。 米爾頓·弗里德曼在其《貨幣數量論：一個重新表述》（1956年）一文中指出，數量論是這樣一個命題：只有貨幣重要。該命題的意思是說，貨幣供給的變化會引起名義變量的變化，有時甚至能夠引起實際變量的變化。米爾頓·弗里德曼與安娜·J施瓦茨合著的《美國貨幣史——1867—1960》一書使用1867—1960年的經驗數據得出的結論是：在貨幣量同名義收入與實際收入之間存在著顯著且穩定的關系，經常表現出從貨幣導向經濟活動的因果關系。 弗里德曼一直滿懷激情地堅持貨幣的重要性，而且當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置貨幣事務于不顧之際，是他首先強調了貨幣的重要。［加拿大］約翰·史密森：《貨幣經濟學前沿：論爭與反思》，柳永明等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3—54頁。盡管理論界對弗里德曼“只有貨幣重要”的觀點，以及其政策主張有多種評論甚至尖銳的批評，但是，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來說，貨幣重要確實是毋庸置疑的。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對于實體經濟的作用越來越顯著。它既可以引導實體經濟健康發展，也可能造成實體經濟的膨脹或緊縮。盡管主流觀點認為，貨幣對實體經濟并非具有持久的影響，貨幣在長期來看是中性的。然而，貨幣并非是象征性的，它總是真實地影響著經濟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總之，貨幣是一個對經濟社會發生作用的真實變量，而貨幣重要則強調貨幣對經濟社會的影響。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被格林斯潘評論為百年一遇。在此背景下，重讀《美國貨幣史——1867—1960》，對照其中的許多經濟事件，通過審視金融自由化、金融創新、金融監管和國際金融體系等，進而重新解讀貨幣主義“只有貨幣重要”的信條。 二金融危機的爆發禍起貨幣 （一）金融危機根源于貨幣存量 《美國貨幣史——1867—1960》研究了美國將近一個世紀內貨幣存量的變化，并將貨幣存量這一線索與經濟事件聯系起來，證明了貨幣因素在這些經濟事件中的作用。結合該書所研究的幾個典型經濟衰退期與貨幣存量的關系，就可以清晰地理解其中的重要結論。 美國經濟在1873—1879年間的經濟衰退，“被認為是*長和*嚴重的衰退之一”，而貨幣存量下降也發生在這一時期。在其他的經濟衰退期中，貨幣存量仍然以相對于經濟擴張期較低的速度增長。例如，1868年1月至1870年1月，貨幣存量較低的增長速度伴隨著1869年1月至1870年1月的經濟衰退。據此，《美國貨幣史——1867—1960》得出了“貨幣存量的谷底經常與經濟周期谷底重合”的結論。［美］米爾頓·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美國貨幣史——1867—1960》，巴曙松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0頁。 為了抑制1919年的貨幣擴張、通貨膨脹、投機和過度消費，美聯儲提高了貼現率。1919年11月和12月，大多數聯儲銀行的貼現率為475%。在1920年1月底和2月初，美聯儲將所有銀行的貼現率提高至6%，這是聯儲體系歷史上*大幅度的單次提升貼現率，從而導致貨幣存量增長速度的減緩，以及銀行破產的增加（從1919年的63家，增至1921年的506家）。這次貼現率的變動引發了1920年1月至1921年7月被稱為有記錄以來速度*快的經濟衰退之一和記錄中*嚴重的衰退之一。［美］米爾頓·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美國貨幣史——1867—1960》，巴曙松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163頁。 1929年8月至1933年，貨幣存量的下降幅度超過1/3。與這一時期（30年代大蕭條）貨幣崩潰有可比性的是1839—1843年的蕭條時期。在大蕭條時期下，大量銀行倒閉，初期約有1/4，末期超過1/3，而貨幣存量下降超過了1/3。“大蕭條以慘痛的事實證明了貨幣因素的重要性”。同上書，第209—210頁。 （二）貸款壞賬引發的銀行危機 對于美國的商業銀行來說，20世紀80年代是連續失敗的10年。［日］宮崎義一：《泡沫經濟的經濟對策——復合蕭條論》，陸華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頁。1982—1992年的10年間，美國大約有1400家商業銀行倒閉。在金融自由化開始以后的10年間，儲蓄機構經過兼并，其數量由4000家減至2000家，而這種兼并是由于大量的銀行破產倒閉所致的。［美］艾倫·加特：《管制、放松與重新管制》，陳雨露等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3頁。但這10年間美國的商業銀行連續不斷地失敗，其原因有別于《美國貨幣史——1867—1960》所述的銀行危機，這一時期的銀行危機不是貨幣存量問題，而是由于債務危機、向不動產貸款和企業購并貸款變為壞賬造成的。 20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爆發了有史以來*大的債務危機。在這次債務危機中，美國在1985—1989年間破產的商業銀行多達526家。美國的商業銀行之所以遭遇如此大的危機，是因為它們向拉美國家大肆發放貸款。 20世紀80年代，美國金融市場的高利率（其中，1980年高達1336%）吸引了石油生產國巨額石油美元流入美國的商業銀行，這些石油美元作為短期存款從中獲得高利息收益，而美國的商業銀行又將這些石油美元用于向拉美國家發放長期貸款。但是，當拉美國家無力償還其到期的對外債務本息時，它們便共同陷入了這場債務危機之中。 這一時期，美國商業銀行的危機，除拉美國家的債務危機以外，就是商業銀行向不動產貸款成為壞賬。1983—1990年，美國的商業銀行向不動產貸款總計達43575億美元，不動產貸款的比例在全部貸款中平均超過35%。FRB，Federal Reserue Bulletin其中，35家主要商業銀行與不動產相關的壞賬累計額占其總資產的比例，截至1990年年底為4341%。Salomon Brothers，Bank Annual，1991 Edition，Fig55Fig6020世紀80年代初的不動產建筑熱，伴隨著美國經濟的衰退，在80年代末轉為不動產建筑蕭條。不動產的這一變化，是造成不動產貸款壞賬率如此高的重要原因。 （三）有毒資產催生的金融危機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并不是源自《美國貨幣史——1867—1960》所述的貨幣存量不足或下降。例如，世界銀行和美聯儲提供的數據顯示，以1959年**季度GDP為1（以1959年**季度為基期，設以不變價格計算的GDP和廣義貨幣M2均為1），至2008年第二季度，美國以不變價格計算的GDP增至490，而廣義貨幣M2增至2658。其中，自2001年以來，美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約為3%，廣義貨幣M2的年均增長率約為7%。與此相比較，美國1867—1960年的貨幣（通貨＋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年均增長率為54%，低于2001年以來的年均貨幣增長率16個百分點。 上述數據說明，貨幣存量因素在華爾街金融海嘯中并不具有主導作用。雖然華爾街金融海嘯的實質仍然是貨幣問題，但不是因為美元的存量不足，而是源于美元的泛濫。具體表現在次級貸款或次貸、問題銀行的有毒資產和貨幣異化等幾個方面。 首先，發放次級抵押貸款次級抵押貸款，是指貸款機構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是華爾街金融海嘯的始作俑者。這與20世紀80年代由于貸款變為壞賬導致銀行危機相類似，但兩個不同時期發放貸款的性質截然不同。華爾街金融海嘯的先導是發放次貸所引發的次貸危機，而80年代的不動產貸款是因為經濟衰退變為壞賬。 從2007年2月美國次貸危機浮出水面，到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請破產保護，是華爾街金融海嘯來臨的標志。其間，因次貸導致金融機構的虧損急劇增加，并紛紛實施自救措施。 例如，2007年2月13日，匯豐控股為在美國的次級住房抵押貸款業務增加18億美元壞賬準備。11月9日，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和摩根士丹利決定出資至少750億美元，試圖幫助市場走出次貸危機。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數據，美國金融機構的次貸，占整個房地產貸款的141%，有11萬億—12萬億美元。 金融機構明知借款者的信用差又為什么會發放這些次貸？這些商業銀行全然不顧借款者的信用如何而大量發放次貸，為了謀求利潤*大化是其根本原因。因此，由次貸累積的系統性風險遲早要爆發。 其次，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2008年8月26日，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公布的數據顯示，在聯邦儲蓄保險公司承保的美國大約8500家銀行和儲蓄機構中，有117家當年第二季度陷入經營困境。截至2008年8月底，美國的問題銀行已增至416家，創15年來的新高。 美國商業銀行的有毒資產或不良資產，IMF*初的預計，約為22萬億美元。但是，隨著金融危機的加劇，有毒資產的實際規模要超過這一數額。可以肯定地說，當年9月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是問題銀行及其有毒資產積累的必然結果。 *后，金融創新既有金融市場、金融工具、管理和技術的創新，又有貨幣異化。所謂貨幣異化，是指職能基本相近的貨幣或貨幣性資產（股票、債券），在20世紀80年代金融自由化以來的金融創新過程中，由此衍生出大量的金融工具。如果這些異化出來的金融衍生工具確實體現出其本來的套期保值、規避風險、發現價格等功能，對于金融體系的穩定是有利的。但是，爆發國際金融危機的事實已經證明，由于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泛濫、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實施金融詐騙等，嚴重的貨幣異化是引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通過以上分析，從國際金融危機中得出的教訓是，雖然貨幣重要，但貨幣管理同樣重要。因為貨幣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是前所未有的，貨幣和金融穩定是經濟社會穩定的必要前提。政府對金融業放松管制加之技術進步，導致銀行規避監管變得容易，反而給金融監管帶來了困難。發達的金融機構以及貨幣資產的多樣性、交易的復雜性，都極易出現金融監管的“漏洞”和金融系統性風險。所以，貨幣管理同樣重要。 對經濟自由主義持有謹慎立場的那些經濟學家，在美國的金融業放松管制初期就指出，對于銀行業，經濟學家正在憂慮，管制不充分就會導致銀行破產，甚至有可能擾亂宏觀經濟秩序。［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十七版，蕭琛主譯，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頁。 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放松管制和自由化的潮流逐步席卷了美國的金融業。在此情況下，許多商業銀行高息攬儲，然后用這些儲蓄去冒險貸款和投資，以及給銀行高管發放高的薪酬，這些行為導致不少商業銀行走向了破產倒閉之路。 三化解金融危機求助于貨幣 （一）保持貨幣存量的支付限制 在《美國貨幣史——1867—1960》所述的美國數個經濟衰退期中，每當出現銀行危機時，幾乎采取了一貫的做法：為保持貨幣存量，銀行實施支付限制或存款轉換為通貨的兌換限制。《美國貨幣史——1867—1960》的作者認為，既然銀行業危機已經出現，如果不及時實施支付限制，就會使經濟緊縮更加嚴重、更加持久。支付限制保護了銀行系統，為消除危機和獲得更多的通貨爭取了時間。［美］米爾頓·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美國貨幣史——1867—1960》，巴曙松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13頁。 美國*為嚴重的銀行危機發生在1873年、1884年、1890年和1893年。當銀行危機發生時，都無一例外地實施了支付限制或兌換限制。其中，1893年發生了嚴重的銀行擠兌甚至破產。于是，從紐約銀行開始，全國的銀行都開始部分限制現金支付，當年7月，由于對現金支付的限制，結束了銀行破產的連鎖反應。同上書，第70—72頁。 1907年10月銀行危機的爆發，銀行系統實行支付限制到達頂峰。這次銀行危機使銀行系統一致拒絕了存款人將存款兌換成鈔票或鑄幣的要求。紐約的銀行開始實施支付限制，隨后蔓延到全國。一部分州以法律形式批準了支付限制，其余的州也持默認的態度。同上書，第107—110頁。 1929—1933年的大蕭條，更說明了銀行實施支付限制的巨大作用。《美國貨幣史——1867—1960》的作者認為，如果在1929年10月股票市場崩潰時，就實施支付限制，或者*晚在1930年11月11日美國銀行破產時實施，就可以防止銀行系統的崩潰和貨幣存量的急劇下降。但結果正是銀行系統的崩潰和貨幣存量的急劇下降，“使得一次一般嚴重的緊縮轉變成一場災難性的蕭條”。［美］米爾頓·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美國貨幣史——1867—1960》，巴曙松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13頁。 （二）減免債務的“布雷迪計劃” 為了解決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國家債務危機，美國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先后實施了一系列救援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政策，包括“宮澤計劃”“密特朗計劃”“貝克計劃”和“布雷迪計劃”。其中，相對有效的是1989年3月的布雷迪計劃。該計劃的中心內容是：鼓勵商業銀行取消債務國部分債務；要求國際金融機構繼續向債務國提供新貸款，以促進債務國的經濟發展，提高還債能力。 與其他救援方案相比，“布雷迪計劃”把解決對外債務的重點放在債務本息的減免上，而不是放在借新債還舊債的方式上。因此，“布雷迪計劃”曾經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贊同。 “布雷迪計劃”的實質仍然是貨幣存量問題，只不過并非將貸款收歸債權國，而是將貨幣更多地留給債務國，借以減緩拉美債務國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否則，拉美債務國將陷入更深的經濟和社會危機的泥潭中。解決拉美國家債務危機的歷史經驗表明，對于存在著債務問題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的確是貨幣重要。
貨幣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作者簡介
劉秀光（主要作者），廣東白云學院經濟學教授，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出版的著作有《西方經濟學原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利息率運行機制論》和《貨幣經濟學若干問題探討》等。在《中國社會科學文摘》（收錄）、《財經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中國流通經濟》《廣東社會科學》《學術論壇》《長白學刊》和《西南金融》等期刊，以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發表學術論文9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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