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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脹螺旋:中國貨幣經濟全面崩潰的十年(1939-1949) 版權信息
- ISBN：9787508693569
- 條形碼：9787508693569 ; 978-7-5086-9356-9
- 裝幀：精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通脹螺旋:中國貨幣經濟全面崩潰的十年(1939-1949) 本書特色
推薦一：通脹是信用紙幣時代難以消除的金融現象。關于中國的貨幣問題，過去一個世紀在國際上*被認可也是**的著作便是《通脹螺旋》。
推薦二：《通脹螺旋》一書是民國知名金融家、“中國現代銀行業之父”張嘉璈先生以親歷者身份回顧法幣、金圓改革過程的力作，他的回顧和分析，是我們更全面理解信用貨幣、理解中國現代金融和經濟發展的重要素材，更是了解中國政經變遷不可或缺的文本。作者的親歷記錄，勝過所有的道聽途說和想象演繹。歷史不會重復，但高度的相似性正預示著未來的路徑。
推薦三：張嘉璈先生是百年來世界上*具影響的華人銀行家、學者。二十世紀的諾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先生對中國貨幣制度的研究，即以《通脹螺旋》這本書及張嘉璈先生的其他言論為參照；當今世界知名中國問題泰斗托馬斯·羅斯基先生更是對張嘉璈先生推崇有加，在其給本書的中文版序言中建議眼下的委內瑞拉閱讀本書、應對通脹。本書的價值和作者的地位一目了然。
推薦四：本書通俗易懂、貼近生活。如工資、漲價、搶購、配給、薪俸、黃金、匯率、貶值等記錄，百年不變、恰如眼前。中間的數據對比，不只可以作為國內各種（歷史）爭論的*依據，也可與當下時事對比、同個人對比。
推薦五：《通脹螺旋》所記錄時期的法幣和金圓問題，國內相關資料稀缺，相關討論多顯零碎。這本書將為市場、民眾、學者乃至官員各個群體提供依據。
通脹螺旋:中國貨幣經濟全面崩潰的十年(1939-1949) 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張嘉璈先生以其自身經歷，全貌地記錄了中國自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到1949年間的通貨膨脹發展過程。因歷史和社會政治原因，戰前的中國國力羸弱，維持抗戰并非易事。作者以當事者的身份，從中國的財政、金融、交通運輸、工農業發展、外國援助及中日貨幣戰等諸多方面，詳細記錄了抗日戰爭及國共對抗時期戰場之外的中國歷史，是一部抗戰和社會動蕩時期的貨幣史、財政史和普羅大眾的社會生活史。書中關于政府治理、幣制改革變遷、中國新式（現代）銀行業的發展、財政弊端、城鄉／東西部“二元”結構、中國對外貿易的作用等問題的講述，被西方官學界視為了解發展中經濟體發展狀況的借鑒，對于今天的中國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通脹螺旋:中國貨幣經濟全面崩潰的十年(1939-1949) 目錄
推薦序一
推薦序二
初版序言
初版自序
**部分歷史背景
**章 1939年之前
戰前背景
戰時通脹的**階段：1937—1939年
第二章 戰時通貨膨脹：1940—1945年
戰時通貨膨脹的中間時期：1940—1941
戰時通脹的*后階段：1942—1945
第三章 戰時通脹期間后方收入分配變化
第四章 戰后時期的通脹
第五章 中國1937—1949年通貨膨脹的綜合分析
發展中經濟體的通脹隱患
中國的通貨膨脹情況
第二部分總需求的增長
第六章 戰前政府財政
第七章 政府戰時的財政和開支
預算
1937—1945年的政府開支增長
政府收入
外援的影響
赤字財政
第八章 戰后政府財政
預算
政府收入
赤字財政
1948 年降低政府財政赤字的努力
第九章 貨幣市場和對私信貸
貨幣市場、對私信貸和總需求
戰前的貨幣市場和對私信貸
貨幣市場在總需求擴張的作用：1937—1940 年
1940-1945 年的對私信貸和總需求的擴張
戰時信貸擴張對總需求的影響
戰后對私信貸及總需求的擴張
第十章 總供給
1937 年之前的供給狀況
戰時供給情況
戰后供給情況
第三部分反通脹政策
第十一章 財政和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戰時反通脹貨幣政策
戰后的反通脹貨幣政策
第十二章 外匯
戰前外匯政策
1937—1938年的戰時外匯政策
1939年的中英平準基金
中美英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
太平洋戰爭時期的外匯市場
戰后外匯政策
1948-1949年*后的外匯政策
第十三章 對外貿易
戰時輸入政策
戰時輸出政策
戰后輸入政策
戰后輸出政策
第十四章 統制物價和工資
戰時統制
戰后統制
第四部分 一些教訓和當下的問題
第十五章 一些教訓和當下的問題
附錄一 價格走勢
附錄二 導致總需求增加的因素
附錄三 供給
附錄四 外匯和對外貿貿易
譯后記
展開全部
通脹螺旋:中國貨幣經濟全面崩潰的十年(1939-1949) 節選
第十五章 一些教訓和當下的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歷史因素導致了國民黨政權的垮臺， 但壓倒所有其他因素的直接原因無疑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故事不只是一個歷史話題，因為在類似的情況下，這個過程可能還會在其他地方重演。不幸的是，大量的跡象表明，通脹推動的類似革命目前可能正在中國大陸周邊國家醞釀。在這些財政和貨幣體系不完善、政府經驗不足且低效的發展中國家，龐大的國防開支和規模稍低的發展支出不斷地擴張著貨幣供應，一系列應付個別通脹現象的應景之策（了解中國抗戰歷史的學生很熟悉的政策）被再次拿出來嘗試，而且可能再增加一些失敗的經歷。對那些在動蕩環境中掌握他們國家及自身命運的人來說，對中國案例的事后分析是否能達到警示和指導的目的，還有待觀察。
中國通貨膨脹本身的教訓
抗日戰爭爆發之初，中國政府顯然沒有意識到總需求在戰時情況下*終會擴大到什么程度。領導層天真地認為，中國的實物產出數倍于貨幣供應，且能夠迅速擴大，從而構成貨幣的有效儲備。這樣便產生了一個錯誤的概念，即相比一個工業國，一個欠發達的農業國家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滿足（戰時及和平時期的）居民的基本需求，因此更能夠在增加生產的過程中應對貨幣供應的擴張。但反例實際上更多。領導層未能意識到，中國經濟實際上被分割為城鄉兩個部門，兩個部門對各自內部不均衡的通脹壓力的反應不足以緩解通脹的總體影響。政府還忽略了一個現實，即傳統的中國人對現代貨幣從來沒有太多信心，流動性偏好很低，且不習慣將大部分當期收入投入儲蓄。
實際上，中國也沒有足夠的銀行設施來推動儲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沒有意識到采取有效措施擴大總供給的必要性。它高估了短期內能夠提高供應的能力，同時嚴重低估了貨幣供應擴大的通貨膨脹效應。
政府未能增加供給以應對其開支上升導致的總需求擴張，同時政府又未能將其創造的部分新收入轉化為儲蓄，也未能通過增加稅收來部分抵消通脹壓力，后兩項失策加劇了前面的不利局勢。中國缺乏靈活的稅收結構、中心城市之外缺少儲蓄機構，且也沒有證券交易市場，這有一些歷史原因。在此期間，政府有多次機會可以啟動基本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改革，但卻沒有做，政府因此難辭其咎。
一旦通貨膨脹形成惡性循環，要阻止這一進程就變得越來越困難，這是不言自明的。中國原本應更早地去遏制通脹。但我們承認，由于加稅和其他要求做出更大犧牲的措施需要強有力和廣泛的政治
支持，中國政府可能希望選擇*有利和*有戰略意義的時機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1938年底、1939年初有這樣一次機會，當時政府被迫撤到落后的內地，而人們竭誠支持政府宣布的為民族存亡開展長期作戰的決定。第二次機會出現在1941年底，當時美國卷入了太平洋戰爭，這似乎是**次讓抗戰取得*后勝利真的有了確定性，同時也給政府下決心對國家財政進行一次一勞永逸的整飭提供了急需的心理和資金支持。第三次戰略性機會是在“二戰”結束時，當時對政府來說已經很明確，不通過基本改革來穩定貨幣，重建便無從談起，而在當時，改革的呼吁是可以團結所有真正的愛國者的。然而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坐失良機，直到再也沒有機會了。
政府無力通過非通脹手段增加財政收入、通過儲蓄和稅收來消納多余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害怕失去民眾的支持，擔心觸犯既得利益，不敢堅決直面困難。沒有智慧和勇氣去采取那些不受歡迎的政策，政府當然還可以降低開支規模。但它始終拒絕采取有效措施削減支出，更是過分強調威信和外部軍事力量的重要性，乃至不顧經濟后果，繼續政治和軍事開支。奇怪的是，政府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即長遠而言，經濟穩定是政治權力的前提條件。它希望找到一個捷徑擺脫財政困難，*終卻導致了災難。
鑒于政策失靈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政府試圖通過統制價格來抑制通貨膨脹的表象，通過進一步信貸擴張來增加生產。而這卻進一步加速了通脹勢頭，價格上漲則根本不理會政治壓力。實際上，因為政府缺乏執行手段，即可以熟練、公平和忠實地執行全部任務的高效、廉潔的專業行政機構，那些直接統制措施不可能得到有效實施。由于未能進行基本的財政改革，政府被迫越來越多地直接或相機統制信貸、生產、價格和工資，以及外貿和匯率，但由于缺少必要的條件，這些根本無法取得成功。簡而言之，其對通脹的努力是治“標”不治“本”。
戰后，政府回遷到沿海地區，經濟又回到戰前的城鄉分割狀態，只是這一次因為共產黨有效切斷了華南和華北的交通而顯得更明顯。雖然中心城市的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但政府并沒有采取措施擴大來自農村的物資供應。相反幾乎完全依賴于外國供應。
有必要再次強調，戰后初期的形勢在戰略上有利于對（政府）開支進行根本性調整以遏制通貨膨脹壓力的進一步惡化、通過非通貨膨脹手段提高供給能力、通過稅收改革降低通貨膨脹壓力。政府拒絕了這些選擇，而是選擇通過拋售有限的外匯資產和政府企業的方式來抑制通貨膨脹。不幸的是，這種短期治標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而這一事實卻在一開始就被忽視了。
在形勢*有利時，這種拋售政策有可能會產生足夠的緊縮壓力，為更根本性的調整提供*初的契機。但是在財政政策和管理方面沒有巨變的情況下采取這樣的政策要承擔非常大的風險。顯然，政府低估了共產黨軍事威脅的嚴重性和內戰持續的時間，對外援的持續性過分樂觀；同時，也是令人費解的是，太過高估其政治力量，尤其是在利用政治手段遏制通脹的可能性方面，盡管其戰時所有的經歷都不成功。
當政府不得不承認所有經濟措施都失敗了時，便再次求助于政治手段，將其政治前途和聲望押注在一個短命的“改革”上，結果只是發現其政治影響已經不夠，大眾的信心已經在經年間消失殆盡，其做法只是加速了*后的崩潰。
中國的通貨膨脹也給出了一個教訓，即財政預算和銀行體系均由行政支配是一個極不合理的安排。在這樣的結構中，政府預算控制在政治領導人的手中，而不是經由合格的*組織仔細審查；而中央銀行被視為政府的支付代理人，創造貨幣的能力可能成為一個詛咒而不是經濟的福音。在中國，政治領導人可以隨意操控財政預算和中央銀行。這些領導人不理解所要應對的經濟力量的本質，他們選擇忽視這些力量。政府找不到其他資金來維持自身開支。通脹不改變軌跡，一路肆虐，政府的*終命運是早就注定了的。經濟不穩定*終導致對國民黨政府信心的全面喪失，隨之而來的是政治和社會道德的徹底崩潰。在這種混亂的政治和道德真空中，幾乎任何一個承諾要進行徹底變革的軍事組織都能在沒有強烈反對的情況下行動起來，共產黨正充分利用了形勢。
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基本問題
前述批評性言論只關乎戰時和戰后的中國，對不同的歷史背景可能并不完全適用。除了技術問題之外，還有一些關鍵的態度和理念，或多或少地決定了中國的局勢發展，而且由于它們在其他亞洲國家的普遍適用性，在此應該重新提及。
**，應該記住，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新王朝時代的政治*，幾乎總是充斥著通過軍事擴張或推進龐大的公共工程來維系國家和個人榮耀的強烈欲望。這些舉動*終總是導致通脹性財政。
在目前的情況下，盡管這種粗陋的虛榮觀可能不再被認可，但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誘惑和對國家安全的愿望成為擴大政府開支不可抗拒的壓力。隨著一個接一個的國家宣布各自的三、四、五年發展計劃，這種效仿的沖動是如此強烈，以至于類似的工程、事業幾乎勢在必行。目前大多數亞洲國家似乎都在這樣做。在防務方面，雖然外部對國家安全的威脅的確可能存在，但很少有人認識到防務支出經常是連帶需求，一項支出通常會導致另一種支出。一方面是發展軍事的需要，另一方面還要面對經濟增長的誘惑，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似乎并不總是有智慧去完成它們在沒有通貨膨脹情況下所能做的事情。即使在外援的幫助下，他們的方案也會增加當地的收入和當地的支出。這意味著，應該認真考慮和安排外援接受國的財力。中國*近的經驗進一步說明了這一點。
第二，在促進國防或經濟發展方面，發展中國家的長期利益*好是通過增加實際產出和促進國內資本的積累來實現。中國的經驗表明，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尊重民營企業和銀行業的健康發展。政府過度發債、強制銀行認購，以及通過直接發行新鈔無節制地赤字融資，這些中國都出現過，而且破壞了銀行作為公眾存款安全保管機構的信心。中國的經驗也表明，不能僅僅因為私營企業發展緩慢就對國有企業進行擴張。過分強調經濟發展的速度通常造成的結果，不僅是破壞私人資本的形成，更有悖于發展初衷。在中國，國民黨政府及其執政之前的民間資本形成主要是通過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其他主要商業銀行的努力而實現。因為對資金的強烈需求，政府先是通過直接借款壟斷了銀行的資產，接著通過部分國有化繼續這種狀態。這些及其他一些措施，在萌芽狀態即扼殺了新式銀行的發展，而私營儲蓄原本可以通過新式銀行在戰時和戰后需要時更有效地流動起來。未能培育農村信用機構而各類國有企業卻快速發展，對中國私人資本的形成同樣產生了不利影響。其他發展中國家應該避免這種發展模式。
第三，由于發展中國家有內在的通貨膨脹傾向，建立預算控制的制度框架、確定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對于社會長期福利至關重要。我們已經看到這些監管的缺席導致了中國財政管理上的混亂和恣意妄為，而避免在其他地方重蹈覆轍的重要性怎么強調都不為過。
通脹螺旋:中國貨幣經濟全面崩潰的十年(1939-1949) 作者簡介
張嘉璈（1889-1979），字公權，江蘇寶山人，民國著名銀行家。早年求學于日本慶應大學，學習現代經濟、金融理論。回國初期受梁啟超提攜，曾在袁世凱政府有短暫經歷。后進入金融界，先后擔任中國銀行副總裁、總裁，中央銀行總裁、中央信托局局長；期間還曾擔任鐵道部部長、交通部部長。任職銀行界時，張嘉璈先生用其所學現代經濟和銀行知識，重塑中國的銀行業，更以其剛毅的性格和掌握的現代商業規則，*大程度地保證了銀行的獨立性，*了中國新式商業銀行的發展方向，尤其奠定了中國銀行后續近百年的國際聲望；其關于中央銀行的思想，在當時同步于世界，對半個世紀之后的中國仍有影響。他因此獲得了“中國現代銀行之父”“民國銀行先行者”的美譽。任職鐵道/交通部部長期間，張嘉璈積極推動鐵路、公路事業發展，為支持抗戰做出了重大貢獻；其于1938年命令盧作孚先生的民生公司轉運入川人員和軍品商貨，被后人稱為中國的“敦刻爾克”。抗戰結束后，張嘉璈受命擔任東北經濟委員會主任，代表國民政府就東北接收問題同各方周旋，是*熟悉東北局勢的官員。1947年，張嘉璈受蔣介石委托出任中央銀行總裁，適逢中國通脹局勢加速惡化之時，后于1948年5月辭職。1949年之后，張嘉璈移居澳大利亞，在大學任教并開始撰寫《通脹螺旋》一書，后移居美國，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1979年于美國去世。張嘉璈的兄妹也是具有廣泛影響的社會知名人士，如張君勱和張幼儀。
于杰，從業于銀行和投資領域多年，已翻譯出版《時運變遷》、《管理美元》和《通脹螺旋》。目前還擔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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