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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戰爭:數據在全球市場的使用與濫用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5823546
- 條形碼：9787515823546 ; 978-7-5158-2354-6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大數據戰爭:數據在全球市場的使用與濫用 本書特色
我們正在享受著大數據帶來的方便快捷，利用大數據獲得更多的收益，這是一個充分享受 “數據紅利”的時代。 但我們不應輕信數據永遠能揭露事實。 數據無法拯救我們，我們只能依靠自己。 數據并非動態的實體，相反，它們的本質是靜止的。 數據帶來“博學的無知”，讓市場成為“概念監獄”。 數據的微妙之處在于它們并不消滅權力，而是將它隱藏起來。 盡管數據看起來像發展知識的工具，但至今它們已經抹殺了我們鍛煉批判性思維的集體能力，它們帶來了助長愚蠢的風險。 數據抹殺了我們批判性思維的集體能力，助長愚蠢的風險。 正如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一樣，對待數據我們須辯證分析，濫用的數據對我們生活、工作、社會發展的破壞如它被正確時候帶來的好處一樣多。 這里有正反兩方，一場大數據戰爭已經爆發，這是一場沒有槍炮聲卻危害更加深遠的戰爭！ 本書將告訴你，我們的敵人是如何攻城略地，他們是如何強大！ 并不是所有重要的事物都可以被計算，也不是所有能夠被計算的事物都重要。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一項和真理同樣重要的謬誤是(數據)本身可以建立起有關物質世界的知識。 ——亞里士多德新聞、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到處都有數據。無論好壞，它們儼然已成了如今*卓越的公共語言——會說這種話的人，便可統治世界。 ——M.布拉斯蘭 & A.迪爾諾,《數據游戲》作者 *重要的東西是無法衡量的。 ——愛德華茲·戴明 在我看來，如今的世界有兩個超級強權，一個是美國，一個是穆迪。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穆迪可以憑借信用降級毀滅一個國家。有時候，兩者的力量，說不上誰更大。 ——托馬斯·弗里德曼
大數據戰爭:數據在全球市場的使用與濫用 內容簡介
5000萬用戶個人信息數據泄露，Facebook罪在何處？大數據“殺熟”，人人成為待宰羔羊？大數據應用的邊界在哪？數據在進入社會生活的時候，也會改造現實。 大數據時代，經濟發展、社會治理、國家管理、人民生活在被大數據重構。大數據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美麗壯闊的社會圖卷。國民生產總值不斷增大的數值讓我們覺得更富裕，AAA級信用評級讓我們覺得投資妥妥無風險，各種復雜模型讓我們覺得這么治理國家萬無一失，價格指數、股市指數、基尼系數……甚至幸福都可以用指數衡量。大家都在對大數據帶來的巨大福利額手相慶。雖然數據對于人類發展十分重要，但它卻是一把雙刃劍，它會不知不覺地降低社會現象的復雜程度，很終將我們帶向錯誤的方向。數據被用來加強市場對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的控制，同時為數據的控制者提供了巨大的權力。信用評級、氣候變化、碳排放、生態系統價格評估、援助效力評價、國家治理等領域，數據被設計用于抹殺現實，它們是控制的工具。大數據的使用與濫用，滲透到社會、經濟等領域，帶來意想不到的危害
大數據戰爭:數據在全球市場的使用與濫用 目錄
導言/001
**章?數據的力量/011
數據與政治/017
相信數據/023
數據、市場和民主/031
第二章?新的全球統治者：信用評級成為不可控制的力量/043
信用評級機構：從市場分析師到寡頭壟斷者/049
數據背后：非正當的交易/053
評級政策和全球金融危機/059
評級與非理性/068
第三章?數據對全球變暖袖手旁觀：氣候變化的市場化/075
環境懷疑論和成本效益分析的興起/079
“氣候門”事件：對氣候數據的扭曲/085
氣候市場/095
結論：當數據成為危險的干擾/107
第四章?衡量不可測：數據把自然金融化/113
衡量自然的價值：全球治理的數據化演變/119
生態系統的價格評估/126
自然界的金融化/138
結論：自然有限公司的成立/147
第五章?數據能夠為人類帶來利好嗎？/155
援助效力的政治：歷史回顧/161
對于證據的需求/169
慈善資本主義的崛起/179
數據的罷工：社會領域影響評估的政治/186
“行善”市場化/196
結語?重新思考數據，重新思考治理/205
為數據辯護/210
在優劣數據之外/213
治理、數據與公共領域/218
現在怎么辦？/225
致謝/229
展開全部
大數據戰爭:數據在全球市場的使用與濫用 節選
“新聞、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到處都有數據。無論好壞，它們儼然已成了如今*卓越的公共語言——會說這種話的人，便可統治世界。” ——M.布拉斯蘭.迪爾諾《數據游戲》，2009年 “計數使統計者升級，而使被統計之物降級。” ——羅伯特.錢伯斯《誰的現實有價值？》 雖然畢達哥拉斯生活的細節鮮為人知，但我們知道他在政治目的上對數據的使用主要都基于說服行為。他旨在建立和運行一個完美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沖突和意見多樣性被認為不利于社會穩定和維護秩序。他的政治生涯大約持續了二十年，*終結束于革命。考慮到當時不穩定的政治制度，這已經是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在變革中，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活動場所遭到了嚴重破壞，許多門徒被殺害。畢達哥拉斯本人被迫逃往克羅頓，在流放中身亡。然而，他的遺產對許多秘密組織的傳統產生了長久影響，包括中世紀建立的兩個秘密組織——共濟會和玫瑰十字會。古希臘哲學家、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出生于薩摩斯島，他深信數據的力量。他不僅把畢生精力投入了數學學習中（到如今他的定理仍然是幾何定理的基本組成部分），還發展了以數據為基礎的整個哲學和宗教體系。他在意大利克羅頓建立了“畢達哥拉斯學派”，其信徒在當時頗受歡迎。該學派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提出了一些改革，倡導平等的文化觀念，包括對婦女和其社會角色非常先進的看法。畢達哥拉斯自己也見證了從哲學家到統治者的角色轉換，這一觀念后來影響了柏拉圖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在他的代表作《理想國》中，他提出了這樣一個主張，即“志同道合的思想家結成一個組織嚴密的公社”，為他們“生活其間的政治組織建立領導，乃至統治”。根據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觀點，畢達哥拉斯將數據視為自然背后的推動力，這深刻地影響了柏拉圖哲學和大多數的西方哲學思想。畢達哥拉斯也啟發了柏拉圖哲學的一個中心思想，“數學與一般抽象思維（包括邏輯）不但可以充當近代意義中的哲學基礎，而且可以充當科學與倫理學命題的基礎。”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都受到了亞里士多德的嚴厲批判，亞里士多德強調形式（Form）與物質（Matter）之間的重要區別，指出“一項和真理同樣重要的謬誤是（數據）本身可以建立起有關物質世界的知識”。 Validity（效度）的拉丁詞根validitas意指“優勢與力量”。一個人的效力即是他能夠命令別人服從的能力。也就是說，效力就是力量。然而，效度也是統計學的一個基礎概念，用以表明一種測量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準確符合被測量的事物。在社會研究中，效度的定義有很多種（例如表面效度、效標效度、結構效度等），這表明了測量方式需要盡可能地與它們希望描述的潛在現象相一致，以對現實生活產生有意義的推論。這里的關鍵假設是統計數據能在我們感受世界和獲取知識的過程中產生重要的影響。由此，這些統計數據才得以影響我們的決定，以及我們如何統治作為一個集體的我們自己。于是，效度對于數據的真實性來說至關重要。而與此同時，效度也在說服力上得以體現，就如同在畢達哥拉斯時代展現的那樣。 公共統計在維持社會秩序和權力結構方面至關重要。衡量國家財富的初次嘗試（可以說是當代國內生產總值的雛形）由經濟學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1652年做出，它成為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向愛爾蘭軍隊承諾的土地再分配計劃的一部分。這項調查旨在為英國政府的利益服務，它的目標是通過征用該國民眾（尤其是天主教徒）的生產性土地，并將其變成永久軍事占用的一部分收入來源，以解決愛爾蘭問題。一些歷史學家已經證明，這項統計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根除了愛爾蘭的土著文化，其他一些學者將其描述為“原始積累的龐大實驗”。配第的工作也有助于為政府提供新的信息來增加稅收，并限制私人擁有的財富，這是一種控制地方自治權的有效智慧，避免了資本集中在潛在的對手手中。18世紀后期，近代化學之父安托萬.拉瓦錫（Antoine Lavoisier）試圖在法國制定**個國民賬戶體制，他成為包稅商集團（Ferme générale）的管理者。這是一個外包海關和收稅運營的機構，代表國王征收關稅，并加強了舊制度下的稅收機制。在法國大革命之后，拿破侖.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要求統計機構提供公民的具體信息，以便更有效地征兵，同時加強國家的收稅和征用能力，設計更好的戰時經濟管理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商務部編制的國民收入賬戶被用來系統性地評估羅斯福總統的《勝利計劃》，幫助美國在戰爭沖突中作出決策。 在當代治理中，國際排名對全球化國家的信譽至關重要。研究表明，諸如世界經濟論壇所產生的全球競爭力指數已經加強了新自由主義的做法，這些做法逐漸將政府的角色從公共利益推動者變為了市場擴張的支持者。這一趨勢還通過將信用評級納入國家政策和國際條約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各種類型的善政指標，包括以國家有效性、腐敗程度和市場開放為重點的指標，對于定義國家間的全球等級制度和國際“黑名單”都十分重要，而從八國集團、二十國集團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建構，以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權力分配來看，經濟績效指標（主要通過GDP計算）成為籌劃全球治理機構的主要參數。 法國小說家奧諾雷.德.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曾經說過，社會是按照統計學家的指示來組織的，他們在權力機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過數據，“社會孤立每一個人，為了更好地主宰他們，它能分裂一切、削弱一切。它統治著所有單位，統治著堆積如麥的數據。”無論數據是用來加強制度還是推動改革，它們影響政治的力度可能都是其他任何社會結構無法比擬的。舉個例子，如果我們要測量人口，原則上來說，這并非一個不確定的事件，但事實上，人口統計會涉及重要的政治問題，它會影響選舉結果，導致資源分配的變化。在美國，為了改變無家可歸之人和雙重居民身份的公民代表名額不足的情況，人們已經做了各種嘗試。然而，由于每次更正都會影響到特定的司法權、種族或族裔類型以及聯邦稅收的分配，激烈的爭論在歷史進程中妨礙了這一問題的改善。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人文集》第五十四篇中寫道： 極其重要的是，各州要認識到，要盡量少有增加或減少其人口總數的偏向。如果他們的代表份額是受這條規章管理的，他們就會有興趣多報人口。如果這條規章只決定他們分攤的稅額，相反的誘惑就會占優勢。 數據與政治 統計與政治（和政治利益）之間的關系歷史悠久。統計學的先驅被稱為“政治算術”，這是一個17世紀出現在英格蘭和法國的學科，主要側重于測量以城市規劃為目的的人口趨勢和預期壽命。隨著時間推移，這些計算被系統性地整合到公共決策中，從而成為國家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統計學”這個詞的詞源來自于數據和政府之間的內在關系：它成為利用數據使國家變得強大的一門科學。“國家主義者”即是那些進行數據研究的統計學者。*初的統計學者認為，通過量化社會現象，他們的模型能確定一個基本的社會模式，從而解決社會中一些*關鍵的問題。在統計哲學的背后，存在一種觀念，即社會現實是建立在某種社會秩序的基礎之上的，數據能以其強大的準確性揭示這種秩序。現代數理統計學的創立者卡爾.皮爾遜（Karl Pearson）充分體現了“實證主義者對量化十分狂熱，并有極大的社會野心”。對皮爾遜來說，世界并不是由實物組成，而由對其的感知構成。自然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形式。因此，科學的目標是通過一種明確的方法使自然變得井然有序。在他的巨著《科學的規范》中，皮爾遜主張，“科學的領域是無限的；其可靠的內容是無盡的，每一組自然現象、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階段、過去或現在發展的每一個時期都是科學的材料。整個科學的統一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 不可否認的是，與其說皮爾遜的哲學能用來理解世界，不如說是用來掌管世界。正如《相信數據》一書的作者，歷史學家西奧多.波特（Theodore Porter）所言，量化是“一種社會技術”。算術和代數不像現代數學，根植于古代的幾何學，強調理論論證，“與數據領域相隔甚遠”。作為統計學的基石，它們“誕生于實用的藝術中”。在現代社會，量化過程在實驗實踐中起著核心作用。其主要目標之一是“作為實驗室的物質文化與形式理論的預言之間的橋梁”。盡管我們大多數人認為這個理論測試角色是數據量化過程的決定性任務，在實踐中這卻往往是不正確的：“研究人員在處理缺乏數學理論的議題時，會在報告研究方法和定量形式的研究結果上同樣一絲不茍，并過濾掉無法明確表達的發現。” 這種類型的推理應用，滲透了維持社會生活秩序的意愿，不可避免地模糊了主體與調查對象之間所謂的距離。在現實世界中，我們衡量事物的方式也難免會對事物本身產生影響。“社會統計學能描述社會；但它同樣也是社會布局的產物”，特拉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霍埃爾.貝斯特在《該死的謊言與統計數據》一書中寫道： 讓我們注意到社會統計數據的人有理由這樣做；他們難免想得到一些東西，就像重申和公開某些統計數據的記者和媒體人一樣，有著他們的目標。統計數據是用于特定目的的工具。若要批判性地思考統計數據，必須了解它們在社會中的地位。 英國廣播公司（BBC）節目《或多或少》的前主持人邁克爾.布拉斯蘭和安德魯.迪爾諾將統計數據在社會領域的應用代入了印度寓言《盲人與大象》： 六個印度人 學習很認真 他們去看大象 （雖然他們都是盲人） 每個人通過觸摸 滿足了想象 我們知道，盡管這群人非常想從感知（而非理論）中獲取信息，他們一次也只能觸摸到大象的一部分。所以對于只接觸到大象身體側邊的人來說，它就像是一堵墻。對于摸到象鼻子的人來說，他認為這是一條蛇。摸到象腿的人覺得它像一棵樹，而抓到尾巴的人則覺得它是根繩子。他們會因此“無休止地爭吵……盡管每個人都有部分正確/他們卻都是錯的！”。根據定義，統計數據是靜態的。“你要計算的事物必須保持不變，”英國智庫新經濟基金會（New Economics Foundation）成員和《數據的暴政》一書作者戴維.博伊爾認為，“但現實生活并不是靜止的”。 普利策獎獲得者，美國人口統計文集《數據政治》的聯合主編之一，社會學家保羅.斯塔爾稱，數據就像是照片：它們“似乎阻止了人類活動的流向，并因分離的檢視而固化”。因為單純的文字就像是繪畫，需要被解釋，數據意圖呈現一個固有的現實。事實上，“統計數據不僅僅用來做出許多解釋，它們其實也包含著這些解釋。因為數據不是簡單地再現現實，整個數據系統代表的，是社會生活中的獨立因子”。 正如布拉斯蘭和迪爾諾指出的那樣，問題不只是對于概念的混淆和誤讀。當統計數據應用于政策制定時，它們會導致各種各樣的后果，其中的大部分是我們無法控制的：“當我們背向不測量的部分時，它們會做出異常的變化；就像當我們觸摸感知（大象的）腿部時，象鼻子會出現意外的情況”。例如，在醫療保健方面，績效評估（以及公共資金的分配）通常與一系列有限的指標相關聯，如通過手術得救的患者與在治療中死亡的患者數量之比。在美國以及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這給了醫生不正當的激勵，因為當失敗風險太高的時候，醫生不愿意接收這些高難病例，而會寧可讓患者離開醫院（或取消所有預約）。同樣，在公立醫院對等候時間進行評估來考核的英國，公眾調查也發現了管理者的一些計謀、暗中操作和它們造成的不良后果，比如取消后續回訪。根據對一家“可疑”醫院進行的調查發現，取消后續回訪導致了至少25名患者由于缺乏術后護理而失明。 這種基于標準化評估的目標政治已經入侵了公共管理的大部分領域，而主觀性和自由性曾是這些領域中*重要的部分。例如，如今教育從根本上被困在了特定的成就參數中。學校在標準化考試的基礎上進行評分，鼓勵學生互相競爭以獲取公共資金，或是吸引一些有錢的學生（和他們家長的捐款）。2001年美國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NCLB）由一個大的兩黨聯盟推動，可以說真正改善了美國公立學校為貧困兒童提供教育的方式。該法案通過使聯邦資金與測試制度和處罰的接受度掛鉤，來促進問責制和學校實效，從而改變了美國學校的運作理念。包括教學專業人士、民間社會團體和非政府組織在內的評論家認為，這項法律正在破壞公立學校和公共教育系統為窮人和少數族裔兒童提供教育的能力。在《兒童留守》一書中，一些學者、活動家和教師堅持認為“NCLB是在懲罰而非幫助窮人/少數族裔兒童（和他們的學校）”，希望維持公共教育私有化的議程，因為“對測試的關注和測前準備降低了校內課業的難度”。教師網在2007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對于大多數教師而言，在重要測驗中對NCLB的強調并不奏效。只有37%的受訪者認為標準化測試“有點用”，而42%的受訪者則認為這對他們的教學“完全不起作用”。此外，超過40%的學生聲稱這些測試是在鼓勵他們死記硬背，44%的學生認為標準化測試會讓他們忽略那些考試不涉及的課程材料。美國公平與公開考試中心表示，標準化測試是在“鼓勵淺顯問題的快速應對”，“并不衡量在任何領域進行深入或創造性思考的能力”，“試圖縮小課程范圍，采用過時的教學方法和有害的練習方式，諸如記錄和跟蹤學生的成績”。在2012年底，奧巴馬政府承諾修改和完善這項政策，并給予了三十多個州豁免權。 博伊爾指出，“因為衡量真正重要的東西非常困難，所以政府和機構會試圖明確定義一些其他的東西。他們必須這樣做。但定義一些錯誤的東西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他提到了英國的學校排名表，排名中將標準化考試的超然力量滲入了學校間競爭：“麻煩在于，每個學校會集中注意于測試結果，以提高他們在表中的排名。這也意味著學校可能會放棄給成績拖后腿的學生，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成績是D級的學生身上，他們是唯一會在考試成績榜上起到重要影響的人，而其他人則會得不到應有的關注。”他總結說，“如果你選擇了錯誤的測量方式，有時就會得到與所想相反的結果。” 相信數據 要在公共生活中建立有效的測量手段，需要采取一定程度的強制措施。例如，要在建筑領域執行共同標準，既要求私營企業遵守規定，也需要一支訓練有素的勞動力隊伍。同時，數據也是強有力的說服武器。借用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對政府行使權力間接手段的分析，人們可能會認為，評估的“客觀”標準構建不僅使“其他人的監管或控制成為可能”，對“自我身份”的塑造還會“通過個人的自我認知和自我調節進行”。簡而言之，由數據制定規則比單純的自上而下強制要復雜得多：它包含了很大程度上的自滿情緒，并從根本上設計了主體的行為方式。總之，這是一個自愿默從的體制。因此，它成為福柯確認政府合理性或“政府性”的一個關鍵方面——也就是一項“引導行為”和從“一定距離”影響行為的技術；或者說，是按照“具體的結果”和“多種策略”來“處理事物的正確方式”。 數據也是界定現代官僚治理體系運作方式的基礎。新的知識模式確實對決策者的體制機構的定義至關重要，決策者的選擇必須由除行政自由裁量權之外的參數來指導。現代官僚制研究的先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認為，官僚主義的本質是技術的力量，它導致了所有與政治斗爭相關的非理性和情感因素的邊緣化，也就是人為因素逃脫了精確的計算。韋伯的想法強調“公共行政秩序能夠實現距離、合理性、客觀性、權威性，以及計算機制的方式”。歷史學家西奧多.波特一直在研究我們社會對數據信任的歷史演變，正如他所言，量化的演進過程與官僚政治的發展有著內在的聯系。出于法律和政治的原因，行政自由裁量權被人懷疑，“所以監管者別無選擇，只能不懈尋找事實，并盡可能地將它們減少到幾個決定性的數據”。特別是在像美國這樣的多元民主國家，利益集團爭奪在公眾中的地位以及參與決策的時候，基于統計的決策有助于調整政府、企業和整個社會的利益：“當價值觀的沖突與共識難以捉摸，數據和操縱它們的技術會因為它們表面上的中立性而被推崇。有了統計數據，激烈爭論的問題看起來似乎都會被馬上解決”。 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美國統計學家和經濟學家發現他們在公共決策中起到的作用呈現了指數級的增長。一系列的環境災難，特別是1927年的密西西比河大洪災，為基礎設施項目大量使用基于統計的風險評估方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同時也為評估預防政策的成本和效益提供了初步研究。隨著經濟衰退，公共預算不斷縮減，“有限”的資源配置中引入了新手段的指導，以避免政治爭議。1936年，《防洪法》首次在公共政策中引入了成本效益分析，指出除非有防洪計劃能證明其效益超過成本，否則不會有任何計劃獲得聯邦資助。*初，成本效益方法的設計是為了鼓勵高度爭議部門的開放和中立，例如防止環境災難及其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和工業化的關聯。當然，數據的可信度會在專業性、科學中立性和透明性的修辭中體現出來。在1936年《防洪法》中設置成本效益條款的參議員認為，負責這些項目計量經濟學分析的專家是“值得尊敬的、直率的、愛國的人”，因為新的評估體系需要“按照輕重緩急，做出獨立的、非政治性的、沒有偏見的決定”。由于這些人的專業知識和聲譽，負責處理數據的部門開始享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又反過來被用以增進與強大的私有利益及企業的友好關系。羅斯福政府內政部長哈羅德.伊克斯（Harold Ickes）表示，負責量化管理發展的官員是“華盛頓*有力、*雄心勃勃的游說團體”，與軍事分裂和“官僚制下*完美的部分”緊密聯系在一起。 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用于衡量成本和收益以及評估公共基礎設施項目有效性的各種模型，已經“從地方官僚體系中聚集起來，變成一套合理化的經濟原則”。在美國人對政府“經常性不信任”的政治背景下，統計分析的擁護者在各個領域都引入了這些工具，包括從社會福利項目的評估，到監獄的運作，等等。他們聲稱，這些工具在公共政策的計量經濟評估上“幾乎普遍有效”。特別是，成本效益分析和實驗測試程序開始由各種下屬機構和私營公司實施，這些機構和公司會將他們的專業知識出售給政府部門或招標公共項目的公司。正如波特強調的那樣，在這個階段，“科學、國家與大型行業的利益之間”存在明確的一致性。例如，盡管前美國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Grant）于1877年向國會作出了一個著名的不成功呼吁，但美國國家標準局經常鼓勵政府和有關工業部門進行密切合作。格蘭特在呼吁中對私營部門的檢測和評估與國家要求的不同：“這些試驗不能由私人公司自身執行，不僅有費用的原因，還因為結果必須依賴無私利的人的權威。” 在20世紀90年代，量化評估的新做法成為“審計爆炸”的一部分。除了通過財務審計對私營公司會計進行監管外，還出現了“環境審計、效益審計、管理審計、法務審計、數據審計、知識產權審計、醫療審計、教學審計和技術審計等評估方式，它們帶來了不同程度上的制度穩定性和接受度”。《審計學會》一書的作者邁克爾.鮑爾（Michael Power）認為，會計制度進一步強化了人們對數據的關注，并鑄就了“理性化社會的神話結構”：“審計爆炸的根源在于組織生活的程序性重組，以及新的‘治理合理性’。” 這樣的重組給所謂的專家，也就是生成數據的個人和組織，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用德國心理學家格爾德.吉仁澤（Gert Gigerenzer）和他的同事們——《機遇帝國：概率如何改變了科學和日常生活》一書作者的話來說，專家的權威性因為統計和計量經濟計算結合到公共決策中，而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事實上，數據的爆炸創造了一種新的專家，他們的主張更多依靠信息與形式技術，而不是具體的經驗或個人判斷。畢達哥拉斯賦予了數據如此大的影響力，這對于新型專家來說既是一種福音，也是一種誘惑。”把這些“新”專家的工作動員起來的標準化程序“與現代官僚制的公正性和規則相平行”，它們試圖排除“個人自由裁量權，強調既定程序的一致性和機械性應用，以避免偏見，一個針對事實，另一個針對公平”。 然而，大部分的審計報告并不傳達有價值的信息。對于外部用戶來說，它們不是基于證據的、不需加以說明的文件。總的來說，這些報告是自成一體的不透明記錄，從根本上依賴著“中立，客觀，冷靜，專業”的語言系統。這實際上意味著對公眾的全面披露、透明度和問責制是通過專家認證被限制的。審計過程因而成為一條捷徑，它建立在我們社會對專家根深蒂固的信任基礎上，而非理性的公共審議基礎：“這是問責制鏈條中的一個死胡同。”簡言之，更多的數據和會計制度并不一定等同于更好的問責制。相反地，它們會減少“公眾獵奇的心理和公開調查”，因為一個必要事實是，專業審計的*終用戶并不是廣大公眾，而是“專家話語中的虛擬參照點”。這也是計數的很多悖論之一。雖然審計爆炸發展是以問責的名義發生的，“給出賬目看起來卻像是一種避免問責的方式”，在這樣的情況下，數據扼殺了政治討論和社會討論，意圖提供不容置疑的事實。自相矛盾的是，“雖然審計學會宣稱的綱領性基礎是開放和問責，它卻有著日益封閉的危險。”
大數據戰爭:數據在全球市場的使用與濫用 作者簡介
洛倫佐.費爾拉蒙蒂，南非比勒陀利亞大學副教授，在區域一體化和治理研究領域獲得歐盟“讓.莫內講座教授”榮譽稱號，治理創新研究中心主管。他還是德國海德堡大學社會投資中心和柏林赫爾梯行政學院的高級研究員、聯合國大學副研究員。費爾拉蒙蒂著有多部有關發展政策、全球和區域治理、替代性經濟和社會進步指標的書籍，包括《GDP究竟是個什么玩意兒：GDP的歷史及其背后的政治利益》（Zed Books，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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