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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 版權信息
- ISBN:9787229129354
- 條形碼:9787229129354 ; 978-7-229-12935-4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 本書特色
本書系著名歷史學家楊天石先生解讀蔣介石日記的論文匯集。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國民黨史研究專家,在其專業領域內,長期享有國際聲譽。
在書中,楊天石先生采取從蔣介石的日記入手的獨特角度,經二十年廣泛搜求,根據海內外檔案、資料館所存的蔣介石日記的多種版本,重新梳理、嚴格互參考訂,在此基礎上深入發掘蔣介石的生平經歷、思想演變和真實心理,揭示他在歷史事件中諸多決策和行為的根源,有助于給與蔣介石這一特殊人物正確客觀的歷史評價;并厘清了一些中國近、現代史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領域中的謎團,糾正以往的誤解和偏差,從而幫助讀者更準確了解中國近百來的復雜歷史。作品以史料為出發點,言必有據,說理清晰,比較客觀、比較真實地揭示出蔣介石的生平經歷、思想性格和內心世界,多有新意,反映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史學界貫徹實事求是精神,在民國時期歷史研究方面的新水平和新發展。
全書史料翔實、論證嚴謹,對歷史人物評價客觀,有很強的可讀性,是一部學術性及通俗性、趣味性兼具的著作。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 內容簡介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是有名學者楊天石研究蔣介石生平及思想的專著。本書由一系列關于蔣介石的論文構成,內容包括國共合作、抗日戰爭中的對日策略,抗日戰爭中對英、美、德等國的外交,對二二八事件中的應對,敗走臺灣地區后的反省以及蔣介石的家庭,等等。在體例上,分為靠前政治、靠前外交、對日策略、婚姻家庭等幾輯,每一輯按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排列。所收文章皆為曾經出版的舊作。附錄有三篇,根據作者于2015年6月所作的專題學術報告的現場速記稿整理而成。此次再版,針對書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配上大量歷史圖片和老照片,并配以補充說明性的圖注,排版更美觀、更便于閱讀。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 前言
作者自序
本書是拙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的第二輯。
人的正確的歷史觀念從哪里來?答曰:從史實研究中來。客觀存在的歷史實際是檢驗一切歷史觀念的標準。符合史實的觀念是正確的,反之則為謬誤。既往的一切歷史觀念都要經受客觀存在的歷史實際的檢驗。正確者堅持,不正確者修正。這是歷史學不斷發展、更新的基礎,也是必由之路。
不研究史實,不可能獲致正確的歷史觀念,這是常識。但是,有時人們面對史實,卻也未必就能得到正確的觀念和判斷。這是因為,人的思維,包括人的歷史研究活動,都常常受到許多主客觀條件,如立場、利益、環境、經歷、經驗和知識結構等因素的制約。這些因素,有時有助于人們的認識,有時則反之。生活中常見的情況是,史實明明擺在那里,有的人就是看不到,看不全,或是看到了也不承認,甚至做出超越常情的另類解釋。歷史學家的責任和可貴之處,就在于能擺脫各種不利于其研究活動的制約因素,盡*大可能還原歷史真相,使人的歷史觀念符合客觀存在的歷史實際。
眾所周知,在近代中國史上,國民黨和共產黨有過兩次合作,兩次分裂,并有過多年對峙。合作的時候,雙方并肩對敵,同生共死;分裂的時候,刀兵相見,不共戴天。這種合作和分裂自然會對人們的認識活動造成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1945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曾經特別提到一種負面的影響——“內戰時期的情緒”。他說:
我們黨內有一種情緒,不喜歡孫中山,這種情緒在相當廣大的黨員中存在著。認真說,這種情緒是不大健全的,是還沒有真正覺悟的表現。這是反映了內戰時期的情緒。
那時候,因為環境不同,連孫中山也不要了。那個時期為什么我們不大講孫中山?因為我們被國民黨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來也紅眼了。蔣介石手里打著孫中山的招牌到處亂殺人。這時候,群眾對孫中山也就不喜歡。在十年內戰中不要孫中山,這也很難怪,因為我們的力量小得很。[1]
毛澤東所指的“內戰時期”,說的是中國現代史上1927年至1937年那一段。那時候,國共兩黨彼此互斥為“赤匪”與“白匪”,你殺我,我殺你,彼此都殺紅了眼,自然,作為國民黨的創建人的孫中山在部分共產黨人的眼中會變形,覺得不值得尊崇,可以“不要”了。毛澤東在另外的場合還說過:“那時我們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孫中山丟開自己就站不起來,如同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一樣。”[2]毛澤東的這段話講明了另外一個影響人們認識的因素,這就是人們在不同時期的利益需要。
孫中山作為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家的地位,今天已經得到舉世公認。為什么在1927年至1937年的內戰時期不受許多共產黨人的歡迎,毛澤東講得很清楚,那是“內戰時期的情緒”。毛澤東提出:“現在不同了。對黨內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孫中山的情緒,應該克服。”人們從這一段話里,完全應該得到啟示:在歷史研究中,要注意克服、擺脫各種不利于獲致正確認識的制約因素。
國民黨和共產黨打過多年仗,人們有“內戰時期的情緒”是必然的,這種“情緒”影響人們的觀念以至歷史研究也是必然的。不妨舉兩個比較突出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消滅歐洲的德國法西斯和亞洲的日本法西斯的先后次序中,有所謂“先歐后亞”,或“先亞后歐”的分歧。蔣介石是主張“先亞后歐”的,多年來,中華民族深受日本侵略之苦,蔣介石持這一主張完全可以理解,然而,蔣的這一主張卻曾經被批判為企圖借以延長法西斯德國和一切法西斯,包括蔣自己對于中國人民的法西斯統治的壽命。這大概可以算作“內戰時期的情緒”了吧?
抗日戰爭是國共兩黨聯合進行的民族戰爭,兩黨都各自作出了自己的貢獻。2005年9月,胡錦濤同志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應該承認,這段話不僅完全沒有“內戰時期的情緒”,而且站在新的歷史高度上,對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作了科學的、符合實際的評價。
毛澤東說過:“孫中山這位先生,要把他講完全,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講歷史辯證法的。孫中山的確做過些好事,說過些好話,我在報告里盡量把這些好東西抓出來了,這是我們應該抓住死也不放的,還要交給我們的兒子、孫子。”[3]蔣介石不是孫中山,蔣介石做的好事也不能和孫中山相提并論,但是,他早年追隨孫中山革命,后來和共產黨兩次合作,領導過北伐和抗戰,晚年遷臺后,又反對臺獨,堅持“一個中國”,建設臺灣,總還是做過若干好事的。在促進和發展海峽兩岸和平關系的今天,人們自然應該按照“歷史辯證法”的要求,將他“講完全”。鑒于“內戰”時期,特別是1946年至1949年的第二次“內戰”時期,人們高喊“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自然集中于講他的“過”,其中有些講得對,有些可能講得不對,或者講過頭了。這就需要依據實事求是的原則,充分掌握一切有價值的史料,首先厘清史實,尊重史實,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討論,真正地展開“百家爭鳴”。蔣介石研究如是,國共關系史的研究也應當如是。
對于蔣介石的評價,歷來的看法不外分三種:一是有功無過,一是有過無功,一是有功有過。本書作者持第三說。至于何者是功,何者是過,何者是主流,何者是支流,當然可以討論,也需要討論,然而,歷史是實證科學,無征不信,沒有充分、可靠的史實作支撐,人們難以提出任何經得起顛撲摔打,可以取信于天下萬世的結論。蔣介石一生經歷的大事很多,必須一件件、一項項,逐件逐項地加以研究,只有在這種研究做得比較
深入之后,才有可能進行全面的分析和綜合,得出的結論才有可能比較科學、比較準確。倘若不充分掌握資料,不研究史實,拘守某些既往的觀念,局限于“內戰時期的情緒”和在這種情緒支配下做出的某些結論,排斥任何有理有據的新探索,恐怕無助于揭示歷史真相,無助于兩岸和平關系與政治互信的建立,當然更無助于中華民族的和解與和諧。
研究和評價歷史人物,主要的依據當然是人物的言與行。蔣介石日記由于主要供個人使用,生前并未公布,其中有比較多的政壇秘密和個人內心世界的記述,因此,值得治史者重視。但是,僅僅依靠日記是不夠的,必須根據大量的檔案、文獻,鉤沉索隱,稽查考核,才可能揭示奧秘,有所發現。本書中的若干文章,所依據的蔣氏日記不過幾句話,但所依據的檔案和文獻,卻是著者多年奔走于太平洋兩岸的結果。
本書和**輯一樣,仍然是一件件、一項項的專題研究。全書共收文21篇。其中16篇是新作,另幾篇原據大陸及臺灣收藏的蔣介石日記的摘抄本寫成,此次收入,根據近年開放的蔣介石日記原稿本作了修改和校訂。[1]其中有兩篇,只采用了原作中的片段,全文幾近重新寫過。此書出版之后,筆者將繼續寫作第三輯。
本書寫作中,東方歷史學會蔣介石項目組給予支持,蔣方智怡女士惠允引用蔣介石日記,美國胡佛研究院郭岱君、曹琍璇,斯坦福大學喬志健,臺北“國史館”吳淑鳳,政治大學劉維開,北京大學楊奎松、臧運祜,《南方都市報》劉煒銘,復旦大學王麗,中國人民大學楊雨青,本所聞黎明、黃道炫、張俊義、羅敏、賈亞娟等教授、女士、先生給予各種幫助,謹此致謝。
楊天石
2010年1月19日,北京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 目錄
第yi輯國內政治
論第yi次國共合作的破裂/2
一、兩黨的思想、理論與策略分歧/2
二、促成兩黨破裂的國內外因素/14
三、兩黨關系從合作向破裂的演進/18
四、兩黨破裂與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22
蔣介石與北伐時期的江西戰場/30
一、孫傳芳出師援贛/30
二、孫蔣談判與孫張結盟/34
三、蔣介石決策進軍江西與程潛首攻南昌/38
四、蔣介石入贛與再攻南昌/43
五、三攻南昌與江西戰場的勝利/46
蔣介石建議兩黨合并/52
一、蔣介石向中共提出“廢除蘇維埃政府”等四項要求,日記中破天荒地出現“開放黨禁”等內容/52
二、兩黨談判加速,蔣介石改“剿共”為“編共”/54
三、中共提出四項保證,蔣介石提出“彼此要檢討過去”,要求中共“與他永遠合作”/55
四、中共提議建立“民族統一聯盟”,蔣介石提議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58
五、中共同意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蔣介石既想利用共產黨,又害怕共產黨/61
六、兩黨第二次合作形成,蔣介石決定“對中共應放寬,使之盡其所能”/64
七、同題異旨,蔣介石想“合并融化”,共產黨想“獨立自主”/66
八、毛澤東表示,國民黨有“光榮的歷史”,有孫中山、蔣介石“兩個偉大的領袖”/69
九、蔣介石反對“跨黨”,堅持“合成一個組織”,擬約毛澤東面談/70
十、周恩來明確答復:兩黨合并“不可能”,談判*終破局/72
十一、國民黨制定《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兩黨關系轉入多事之秋/73
十二、兩次合作與分裂,歷史何其驚人地相似/74
第二輯對日策略
汪精衛出逃與蔣介石的應對/78
一、汪蔣之間的和戰分歧/78
二、汪精衛出逃與蔣介石的反應/86
三、從勸汪赴歐到開除汪的黨籍/89
四、刺汪未中,汪精衛發表《舉一個例》/91
五、爭取龍云站到抗戰一邊來/94
“桐工作”辨析/97
——真真假假的中日特務戰
一、談判過程與日中兩方記載的異同/97
二、軍統局對張治平的審查與“桐工作”的結束/112
三、張季鸞企圖借機拆穿日方“把戲”與中日秘密談判的延續/120
四、 “宋子良”是冒牌貨,蔣介石的親筆“委任狀”等是偽件/131
五、日方急于求和,軍統借機玩弄日方/139
第三輯國際外交
跟德國還是跟英、美站在一起?/142
——抗戰時期中國外交的一次重要選擇
一、英國對日妥協,孫科、白崇禧等主張“聯德、絕英、疏美”/142
二、蔣介石堅持中國外交政策不變/146
三、中國避免了二戰后淪為戰敗國的噩運/150
拒絕德國拉攏,阻撓德日會師印度洋/154
——抗戰期間中德關系探秘之一
一、德國繼續調停中日戰爭,蔣介石一再拒絕/155
二、德方多次與桂永清會談,要求秘密締結《中德軍事密約》,合攻印度/158
三、德、日的“會師”計劃與蔣介石拒絕德國拉攏的意義/162
四、納粹已經到了窮途末路/164
蔣介石與德國內部推翻希特勒的地下運動/167
——抗戰期間中德關系探秘之二
一、德國內部反納粹力量求助于蔣介石/167
二、蔣介石決定派齊焌赴歐,聯絡德國反納粹力量/175
三、齊焌赴歐,轉報反納粹力量的舉事時間和條件/178
四、德國軍隊中的反對希特勒運動與1944年的未遂政變/183
宋美齡與丘吉爾/187
一、反對丘吉爾的“先歐后亞”論,批評其戰后排擠中國的圖謀/187
二、不訪問英國,不和丘吉爾見面/195
蔣介石與尼赫魯/203
一、尼赫魯訪華,會見蔣介石,確定中印兩黨合作原則/203
二、蔣介石親自策劃戴傳賢訪印/210
三、蔣介石夫婦訪印,渴望會見甘地與尼赫魯,英印政府多方設限/214
四、蔣介石與尼赫魯的三次談話/217
五、蔣介石向英方進言,英印談判失敗/223
六、蔣介石要求羅斯福出面調停,羅斯福勸蔣不采取行動/225
七、蔣介石為甘地、尼赫魯的被捕呼吁,不理睬丘吉爾的訪華示意/228
八、為印度獨立盡力,叮囑尼赫魯不可繼承英國的西藏政策/231
第四輯遷臺前后
二二八事件與蔣介石的對策/236
一、事件的兩重性:抗暴與騷亂/236
二、三駕馬車,三種政治訴求/241
三、蔣介石的“懷柔”決策與措施/248
四、派兵始末及其評議/253
蔣介石反對用原子彈襲擊中國大陸/260
一、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杜魯門考慮使用原子彈/260
二、蔣介石計劃反攻大陸,美國空軍方面向蔣介石表示,可以出借原子彈/262
三、使用“戰術核武器”?/266
國民黨遷臺與蔣介石的反省/268
一、蔣介石與臺灣的因緣/268
二、蔣介石在內戰中頻頻失敗,目光轉向臺灣/271
三、蔣介石進駐臺灣,成立總裁辦公室/273
四、西南夢碎,國民黨完全撤出大陸/277
五、蔣介石的反省/281
六、正確或不正確的反省都深刻影響了臺灣歷史的發展進程/290
張學良及其西安事變回憶錄/292
一、張學良奉命回憶/292
二、蔣經國要求寫出西安事變的全過程/295
三、蔣介石要求駁斥“成交”說/296
四、張學良要求“受訓”/298
五、蔣經國為張學良的回憶定稿/299
六、《懺悔錄》風波/301
七、回歸本真/302
第五輯婚姻家庭
蔣經國怎樣從蘇聯歸來/306
一、經國留蘇不歸/306
二、蔣介石拒絕宋藹齡以承認《伯力協定》換取蔣經國回國的建議/309
三、再次拒絕宋慶齡以牛蘭夫婦交換蔣經國的建議/312
四、共產國際決定派蔣經國回國,蔣經國向季米特洛夫保證:“您的全部指示都將完成”/317
五、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相會/319
附錄
中國抗戰與美英蘇三大國的關系/324
中國抗戰的三個艱危時刻/332
一、面對日本侵略,中國政府為什么沒有立即反擊?/332
二、中國抗戰的艱危時刻/334
三、如何評價抗戰時期的蔣介石/338
珍珠港事變前的中美交涉/341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 節選
論**次國共合作的破裂
1922年8月末,陳獨秀、李大釗等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協助孫中山對國民黨進行改組,可以視為國共兩黨**次合作的起點。至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延至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分共”,**次國共合作終結。這五年不到的歷史給了中國社會以巨大而深刻的影響,一直到今天,海峽兩岸都還處在這種影響之下。研究并正確地闡釋這一段歷史,是歷史學家無可推卸的責任。但是,這是一件很難做的事情。國共兩黨對這一段歷史的解釋幾乎完全不同,海內外史學家對它的認知也多有差異。我們必須超越長期以來兩黨對峙的政治架構,撥開煙霧,剝離由于敵意而涂附于歷史的層層油彩,在百家爭鳴中攻難切磋,才有可能揭示歷史本相。
一 兩黨的思想、理論與策略分歧
中國近代社會的特點是“窮”“弱”“落后”。國民黨和共產黨之所以能進行合作,首先在于兩黨都渴望改變這種狀態,拯救祖國,振興中華,并且都不僅以一般的“政治革命”為滿足,而要同時進行“社會革命”。孫中山聲稱: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好朋友,甚至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應視為由衷之言,而不是基于一時的策略。但是,無可否認,兩黨的思想、理論也存在相當大的差異,這些差異后來發展為兩黨分裂的思想因素。
其一是對資本主義的態度。孫中山認為,資本公有、土地公有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中國的問題是“大貧”和“小貧”,資本主義還沒有出世。這樣,他就在力圖預防資本主義禍害的同時,又為資本主義的發展留下余地。《實業計劃》宣稱,國家只經營對國計民生有重大意義的大工業,至于此外的事業,則不妨任由老百姓去經營,國家以法律保護并獎勵之。20世紀20年代,蘇聯從軍事共產主義改行新經濟政策,這更加強了孫中山的一種認識,連蘇聯這樣的國家都沒有資格建設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更何況中國![1]當時,西方某些有
識之士已經在探求對資本主義進行改良,出現了若干為當年馬克思所不曾見到的情況,例如工時縮短,工人的工資、福利有較大增長等。孫中山據此判斷,資本主義還有強大的活力,從而對是否必須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產生疑問。他說:“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用功幾十年,所知道的都是以往的事實。至于后來的事實,他一點都沒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變更他的學說,再推到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目的,根本上主張要推倒資本家。究竟資本家應該不應該推倒,還要后來詳細研究才能更清楚。”[1]
孫中山的戰友廖仲愷、朱執信、胡漢民、戴季陶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受過西方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五四運動之后,蔣介石閱讀過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和日本坊間出版的社會主義著作,也接受過日本具有空想社會主義色彩的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的影響,認為有進行“社會改革”的必要。[2]從蔣介石早年的日記看,他對中國的地主和資本家均無好感,但是,他所設想的“社會改造”仍然限于“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改良和提高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水平。1923年11月,蔣介石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季諾維耶夫在報告中認為三民主義只是“革命初期的政治口號”,警告中國國民黨“不應用中國資本家階級的統治去取代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3]這些話蔣介石聽起來自然很不舒服,答辯說:“我們不是為資產階級而進行革命工作的。”幾天后,共產國際主席團作出決議,要求國民黨人“不僅要消滅外國資本的殘酷剝削,而且也要消滅本國資本的殘酷剝削”,蔣介石在日記中批評其為“浮泛不切”。在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關系上,蔣介石早期的認識可以概括為四點:**,三民主義范圍廣大,包括一切社會主義,所謂共產主義、集產主義,“都是三民主義之一部分”;[4]第二,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同為革命主義,利害完全相同,但在方法和時期上“有分別”,可以“互相為用而不相悖”;[5]第三,三民主義適用于現在,共產主義適用于將來。“民生主義到*后一步,就是共產主義”;[6]第四,中國人大多數屬于小農階級、小資產階級,“使用共產主義口號將使他們加入反對派陣營”,因此,根據“現在的國情”,“無論如何只能夠實行三民主義,不能實行共產主義”。[7]基于上述認識,他一方面表示,“必能包括共產主義始為真正之三民主義”,同時又表示,“實行三民主義,則共產主義即在其中”。[8]透過這些兩面兼顧而表述并不很清楚的話語,可以發現,蔣介石推崇和強調的重點始終是三民主義。1925年9月,他發表演說稱,“三民主義是我們中國革命唯一的中心”,“唯一的主義”。[9]12月,在《為
西山會議告同志書》中稱,三民主義可以“垂之百世,推之世界”。[1]次年1月,又發表演說稱,三民主義是“救國救民的根本主義”,“蘇俄同志,不但是不要我們施行共產主義,而且崇信三民主義”,“蘇俄目下所行的政策,就是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2]“清黨”時,他用以反共的理由就是這種三民主義“唯一”說和“根本”說。[3]和國民黨人不同,中國共產黨在對資本主義的態度上始終是堅決而明確的。中共認為,由于中國落后,資本主義在中國雖有進步意義,可以在適當時期適當范圍內容許其發展,但是,資本主義是萬惡之源,有朝一日,必須堅決、徹底地消滅資本主義、消滅剝削。毛澤東在比較兩黨的革命目標后認為,國共兩黨的“*低綱領”大致相同,但是,共產黨在“*低綱領”之外,還有“*高綱領”,而國民黨則只有“*低綱領”沒有*高綱領。毛澤東所說的“*高綱領”就是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長遠目標。共產黨*擔心的是,“國民革命”之后,中國會出現一個資產階級政權,向資本主義道路發展。1922年7月,中共“二大”決定和國民黨建立“民主聯合戰線”時就提醒自己,這種聯合只是“暫時”的,“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們為自己階級的利害計,必然要用他們從封建奪得(的)政權來壓迫無產階級”。[4]因此,中共在參加“國民革命”的過程中,總是力圖確保這一革命要向“共產革命”轉化。
為了解決中國革命的前途與中國革命的現實兩者之間的矛盾,國共兩黨都曾有人作過“兩步走”的設想。中共“二大”提出:“我們無產階級有自己階級的利益,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著一些自由和權利,還是不能完全解放。”因此,無產階級還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斗”[5]。一年之后,蔣介石作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訪問蘇聯,也在向蘇方提交的備忘錄中說:中國革命的**階段是實行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第二階段才是宣傳共產主義,實行“經濟革命”“社會革命”。[6]但是,兩黨對“**步”所需時間的長短卻大有差異。1927年3月,國民黨的吳稚暉和共產黨的陳獨秀在上海有過一次談話。吳稚暉認為,在中國實行共產需要200年以上時間,陳獨秀認為,建成共產主義只需要20年,吳稚暉堅決表示不可能,聲稱即使建成了,也一定是“贗品”。他說,按照20年建成共產主義的說法,國民黨的生命不是只有19年了嗎?[7]陳獨秀的說法當然只是他個人的一時估計,未必經過深思熟慮,但急于消滅資本主義,急于建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卻是中國共產黨人長時期內的普遍愿望。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 作者簡介
楊天石,江蘇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清華大學兼職教授,浙江大學客座教授。
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中國近代史、民國史、國民黨史,合著有《中國通史》第12冊、《中華民國史》第一卷、第六卷等,個人著作有《揭開民國史的真相》(七卷本)、《楊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追尋歷史印跡——楊天石解讀海外秘檔》《從帝制走向共和——楊天石解讀辛亥秘檔》《帝制的終結》《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yi、二輯)、《找尋真實的蔣介石:還原13個歷史真相》《當代中華詩詞史家精品集·楊天石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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