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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壽文集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573353
- 條形碼:9787030573353 ; 978-7-03-057335-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壽文集 內容簡介
王曾瑜(1938年-),著名歷史學家、宋史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漢族,上海市人,196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師從當代著名歷史學家、中國宋史研究泰斗鄧廣銘先生。在世的宋史大家目前有兩位,一位是史金波先生,另一位就是王曾瑜先生,王先生比史金波長兩歲,明年是王曾瑜先生的80大壽,長江學者李華瑞先生將宋史界以北京大學鄧小南為代表的宋史研究學者以及鄧先生門下的徒子徒孫的論文進行整合,集結成《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壽文集》,于2018年5月出版作為先生80歲生日祝壽文集。
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壽文集 目錄
不必美化趙宋王朝——宋代頂峰論獻疑 張邦煒(1)
宋代路級地方行政區劃虛與實 龔延明(27)
試論宋代資序體制的形成及其運作 鄧小南(41)
走出“漢學心態”:中國古代歷史研究方法論芻議 包偉民(55)
宋代的誠敬理論及其當代價值 羅家祥 高士捷(67)
兩宋攤丁入畝趨勢論析 葛金芳(81)
宋代“衣服變古”及其時代特征——兼論“服妖”現象的社會意義 劉復生(98)
對王安石縣政思想的歷史思考 虞云國(109)
道統之爭與政統之爭:兩宋時期的一樁公案 湯勤福(120)
宋代的家內神崇拜 范 熒(136)
宋代奴婢問題再探討 戴建國 劉宇(151)
撥云見日 激濁揚清——評王曾瑜先生《盡忠報國:岳飛新傳》 趙治樂 楊果(167)
“玄武門之變”探源 魏明孔(174)
葉適經濟思想在海外——以哥大和京大為中心 葉坦(181)
南宋女兒繼承權的考察——《建昌縣劉氏訴立嗣事》再解讀 邢鐵(197)
宋代女性形象背后的社會性別觀念與階級分層 程郁(205)
《營造法式》與宋代建筑領域中的經濟管理問題 王興文 吳夢柔(221)
學術史視野下的歷史研究與宋代紀實小說創作——王曾瑜先生“宋代紀實小說系列”述評 劉紅(233)
對南宋《龍泉志》及其作者的重新解讀——兼論南宋《青田志》《縉云志》的編纂 王菱菱(243)
淺析《宋人佚簡》中的官稱過呼問題 楊倩描(255)
宋代民間的武器及政府管制 程民生(263)
唐宋之際陸路與海路東西交通比較 李華瑞(283)
宋代軍功集團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響 陳峰(295)
蒙哥釣魚城之敗與忽必烈滅宋之成 姜錫東(306)
論黨項宗族 杜建錄(318)
論“臨川之辨”——朱熹、陸九淵關于王安石其人其政其學的爭辯 王書華(329)
秦檜與王安石新學 高紀春(344)
耶律乙辛集團與遼朝后期政治格局 王善軍(360)
胡應麟《華陽博議》編成時間考 王嘉川(377)
宋代鄉役人數變化考述 刁培俊(387)
《磧砂藏》宋人題記研究 游彪(403)
王安石市易法與政府購買制度 李曉(420)
清規考述 沈冬梅(435)
遼金元貴族政治體制與選官制度的特色 關樹東(446)
元朝城市公共空間夜禁考論 王茂華(457)
宋代地方豪民與政府關系研究 賈芳芳(465)
岳家軍指揮機關的名稱與演變 史泠歌(477)
宋儒在《治平要覽》中的地位及其影響 [韓]洪承兌(485)
合變時節:北(宋)嘉祐、治平年間理財思潮初探 任仁仁(497)
略論元豐改制前北宋“司天臺(監)”的機構設置及其管理績效 呂變庭(506)
西夏的“二十四節氣” 彭向前(522)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中方劑注釋初探 韓 毅(530)
論宋代地方政府縮減行政設施修建費用的舉措 王曉龍(542)
金代收藏行為分析 符海朝(554)
南宋東南地區民事案件執行狀況考述——以《名公書判清明集》中的財產案件為中心 高楠(570)
俄藏黑水城金代《西北諸地馬步軍編冊》新探暨重命名 范學輝(579)
論蔡京茶法與宋徽宗時代財經領域的中央集權 楊小敏(594)
宋代州縣倉管理制度初探 楊芳(608)
才兼文武:宋初能吏何亮考論 邱志誠(620)
宋代胡寅《敘古千文》研究 紀雪娟(634)
水洛城事件再探究 劉雙怡(646)
北宋廢止皇帝“田獵”之禮考述 孫方圓(655)
附錄:王曾瑜先生學術編年 李曉 沈冬梅 關樹東(667)
后記 李華瑞(678)
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壽文集 節選
《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壽文集》: 這就提出了一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西方漢學的問題。 簡單說來,西方人之所以研究中國,自然是出于他們了解中國的需要,以及反映了隨著中國在世界上影響的擴大,漢學日益成為一門世界性學問的必然趨勢。不過深究起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無疑會受到各種現實因素的影響,因而變得復雜起來。 *早較有系統地觀察了解、進而初步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是從明代末年開始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這批“上帝的仆人”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歷史文化之帶有明顯的功利目的,因此在相當程度上扭曲了歷史的真相,已是學界常識。出于更有效地向中國民眾傳播“上帝福音”的需要,基于對中國社會主導階層的認識,在利瑪竇(Matteo Ricci)從*初穿著僧服,到后來更換為儒服的所謂“易服事件”之后,耶穌會士們將傳教對象集中在士人階層,并在反饋回西歐本土的關于中國社會的信息中,盡量放大其作為一個由知識階層所管理的“開明君主制”的形象,這既是為了盡可能地將他們在東方的傳教事業描繪得前途光明,以便爭取本國教會信眾的支持與捐資,更是對當時西歐貴族專制君主統治的一種下意識的反應。以致后來歐洲的啟蒙思想家們得以借用耶穌會士所告訴他們的關于東方“開明君主”制度的信息.來批判西歐的君主制度,從而在東西方文化交流歷史上形成了一個典型的以偏概全的盲人摸象故事。“凍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這一逸事,無非告訴我們,一個文明對于另外一個文明的了解,無不出于實際的目的,而這種目的,有時就可能扭曲學者觀察的眼光。當今西方世界之研究中國,也未脫離這一規律。 當今以美國學界為代表的西方漢學研究,是在二戰以后發展起來的。如果說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的政府部門與一些私人基金會資助漢學研究項目,曾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背景,那么,自從冷戰結束以來,個體學者的一些研究項目呈現出多樣化的價值取向,比較顯見。盡管如此,在觀察與被觀察兩者之間的關系中,前者作為主體的地位不可能改變。也就是說:研究者總是會站在自己的立場之上,對研究對象進行觀察,以滿足于自己為目的。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明顯的”他者“,撇開那些政治、宗教等因素,對于西方的研究者來說,它的意義何在呢? 以西方學界為主導的近代學科體系建立以來,盡管因為西方文明所表現出來的一些根深蒂同的弊病,有時也使得其學界困惑與沮喪;或者因為世界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也促使著學者們去反思他們觀察非西方世界的眼光是否客觀,于是才有了所謂”中國中心觀“命題的提出。但究其根本而言,他們對外部世界的研究,都是為了構建一個在他們看來可能更為客觀、更為正確的學科體系,這個體系的主體自然只能是西方的,而不可能是其他。在這里,它者只能是西方的一個映襯物。一些學者的研究個案給了我們很好的例證。張西平曾舉法國漢學家于連(Francois Jullien,1951-)的例子來做說明。于連認為只有從外部來重新審視歐洲,歐洲才能獲得F{我的認識。他說:“從嚴格意義上講,唯一擁有不同于歐洲文明的‘異域’,只有中國。”因此,于連是為了解決歐洲思想的問題,而找到了中國,他研究中國不是為了做一個漢學家,而是做一個歐洲的哲學家。中國不是他的目的地,只是他為沖破歐洲思想的藩籬所反思自己的工具,他的目的地是希臘,是歐洲。 與于連相似但更具普遍性的例證,則是在西方漢學界著名的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1925-2008)莫屬。國內有不少學者曾將施氏所謂中國帝制后期的“基層市場理論”,即城鎮分層與正六角型分布結構,應用于不同的地區,試圖“檢驗”其假說的適用性。不過往往都會發現,或者某地城鎮的分布,僅“在某些方面與施堅雅模式存在一定的吻合”,或者不得不直言“施豎雅的‘作為社會體系的市場結構’的基層市場理論似有修正的必要”。“。也有學者采用實證的方法,建構了清代華北及陜甘兩個不同區域的城市人口等級模式,據此對施堅雅分區理論從歷史學方法的角度提出異議,認為無論是清代中期還是清代末年,中國都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城市人口等級模式。上一級城市人口與下一級城市人口之間的關系,在區域之間表現為非常復雜的關系,城市等級與人口數量之間的關系呈現較大的差異。施氏試圖建立一個統一模式的做法,從根本上說來是錯誤的。”殊不知,施堅雅作為一個經濟人類學家,其*終目的是建立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分析模型,中國歷史只不過是他在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素材。他所建立的分析模型是否能夠吻合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各種復雜情形,本來就不是他的目的。所以才會有“大多數學者覺得施堅雅的分析模型過于規則和‘理想’”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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