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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 本書特色
本書作者秦家驄從他的33 世祖、出生在1049 年的秦觀開始，敘述秦家歷代祖先的生平，一直寫到1959 年他父親去世。同時，以秦氏先祖的個人命運為線索，串聯起這九百多年間家族的變遷和國家的興衰。既是一部雋永有趣的家族小歷史，又是一部恢弘壯闊的中國大歷史。 除了大量歷史事件，本書還涉及中國古代至近現代的政治、軍事、法律、經濟、文化、習俗的諸多方面，包括官制、兵制、賦稅、科考、詩詞、戲曲、服飾、建筑、婚喪，乃至扶乩、測字之事。具有極高的知識性、趣味性與歷史意義。 此次重版的中文簡體版不僅核實、補充、修訂了相關史料，重新梳理了譯文，還提供了32頁近60張圖片。此外，為了降低讀者閱讀上的困難，本書對文言文字詞、典故和相關歷史事件的背景等做了注釋。
祖先 內容簡介
秦家驄著的《祖先(一個家族的千年故事)》敘述了秦氏家族自宋代到現代900多年間，歷代知名成員的生平及該族的興衰往事。書中所載的秦氏先世，既有達官貴人、忠臣孝子，也有學士才子、隱逸名流，如蘇門四學士之一、北宋婉約派代表詞人秦觀，明朝兩京五部尚書秦金。此書既是秦氏若干祖先的簡略傳記，也是中國近千年變遷與發展的縮影，涉及政治、軍事、法律、經濟、文化和社會風俗等諸多方面，具有極高的知識性、文學價值與歷史意義。
祖先 目錄
出版前言
引言 尋訪九百年前的祖先墳墓
香江寄萍蹤 / 重歸故土 / 乍見秦氏宗譜 / 踏上尋根之路 / 終于找到了祖塋！
**章 秦觀：浪漫詞人
忽然一鳴驚人 / 官宦之后，有意仕途 / 懷壯志，謀救國 / 應舉未第 / 遲來的功名
第二章 秦觀：屢遭貶謫的失意人
卷入滔滔政潮 / 京官生涯本是夢 / 二棄愛妾，遠謫邊陲 / 死道路，沉冤終平反
第三章 秦檜：秦氏家族中的叛徒？
此秦非彼秦 / 從主戰到主和 / 誣害岳飛 / 榮辱急轉直下
第四章 秦裕伯：上海的城隍
從父宦游大名府 / 避居滬上侍老母 / 三辭聘書，高風亮節 / 城隍屢現神跡 / 滄海桑田
第五章 秦惟禎：秦氏家族堅實的根
離鄉另尋生路 / 自甘隱世 / 吳越春秋在無錫 / 秦氏落地生根
第六章 秦旭：碧山竹爐的故事
老僧轉世報恩 / 有子仕途上青云 / 碧山吟社，十老優游 / 竹爐詩畫，君臣同愛
第七章 秦氏門中的孝子
孝道傳家 / 剜胸舐膿：秦永孚與秦仲孚 / 報親先于事君：秦鏜 / 子承父風：秦淮 / 尋父療親：秦開杰與秦鳳翔
第八章 秦金：學士與戰略家
清明探祖塋 / 不同凡響懷大志 / 登科入廟堂 / 保衛河南，拊循山東 / 巡撫湖廣，興利除害/ 出資修建宗祠
第九章 秦金：“端敏”尚書
具疏力爭不畏死 / 勤于任事，乞身歸里 / 再起與致仕 / 身后備享尊榮
第十章 秦梁：夢中預言的應驗
古墓父子情 / 是孝子也是能吏 / 入京如履薄冰 / 成也嚴嵩，敗也嚴嵩 / 歸田頤養十三載
第十一章 秦燿：濟世英雄
父有令名 / 貴人相助 / 巡撫南贛與湖廣 / 彈章交至，黯然下野 / 堪人玩味的結局
第十二章 秦鏞：明末孤臣與哲人 1
東林遺風 / 東林黨禍 / 儒者之宗高攀龍 / 父子同從一師 / 造福清江五載 / 時窮節乃見 / 顛沛流離南明朝 / 淡泊度晚年
第十三章 秦德藻：我父母的共同祖先
復雜微妙的譜系 / 由明到清 / 一族之長 / 兒孫滿堂，五福齊享
第十四章 秦松齡：*年輕的翰林
少年得志 217/ 總為浮云能蔽日 / 賦閑享野趣 / 重入詞林 / 御前記起居
第十五章 秦松齡：康熙皇帝的起居注官
史筆下的圣君/ 主考賈禍 / 斬不斷的皇家緣 / 恬然一老叟
第十六章 秦道然：皇九子的師傅
入宮教書 / 皇子奪嫡/ 皇太后之喪/ 公私兩兼，引火上身
第十七章 秦道然：政治犯
朝中起狂瀾 / 初審江南 / 順藤摸瓜，三王遭殃 再審北京 / 禍延全族
第十八章 秦蕙田：探花
新朝首科登鼎甲 / 伏闕陳情，舍身救父 / 隨駕謁祭祖陵 / 祝壽與奔喪 / 秦氏九老傳佳話
第十九章 秦蕙田：刑部尚書
援引律例斷疑獄 / 經筵論道 / 掣派工程 / 慎刑章，昭平允 / 覆勘惹是非 / 叔侄化險為夷 / 盡瘁事國，死而后已
第二十章 秦震鈞：平叛的一時之榮
名家子出判臨清州 / 攝篆遇教亂 / 臨危受命守孤城 / 浴血十七晝夜 / 功業在朝，聲名在野/ 厚施鄉鄰，遺惠宗族
第二十一章 秦瀛：掃蕩海寇的按察使
身負一門重望 / 當值內廷 / 除弊政，剿海盜 / 兩次上書阮撫軍 / 寬猛相濟，急紓民患
第二十二章 秦瀛：京城大吏
提刑廣東/ 留京任用獻良策 / 屢遇疑難案件/ 失而復得 / 乞病歸鄉
第二十三章 秦緗業：榮登副榜
恪遵父訓勤治學 / 生逢亂世，身如飄萍 / 入浙興利多/ 家道中落暗傷神/ 上書李中堂論外交 / 憂國憂民憂時 / 君子固窮
第二十四章 我的祖父：知縣秦國均
兼祧本宗，捐貲入仕 / 志在四方輕別離 / 運銀累立功績 / 安撫溫州民變 / 善后教案獲好評/ 明鏡高懸/ 愛民丟官，納妾喪妻/ 革命暗潮洶涌 / 新政無疾而終/ 揮別帝制舊中國
第二十五章 我的父親：法界先驅秦聯奎
家中寵兒習法政 / 闖蕩上海灘 / 齊人不是福 / 訟案堅守原則 / 挑戰治外法權/ 鄉人同宗*是親 / 優游十里洋場/ 躍登事業巔峰
第二十六章 我的母親：昭華的于歸
戰亂初結緣/ 司法革新露曙光 / 國民會議修憲法 / 相逢驚為天人 / 忘年逆倫之愛/ 共締白首盟 / 勇哉“七君子” / 挺身捍衛人權
第二十七章 我的哥哥：共產黨烈士秦家駿
家變烙下心痕 / 烽火少年時/ 徜徉銀河話劇社/ 為愛入黨 / 早隕的彗星
第二十八章 父親的晚年
蝸居海隅/ 回歸上海 / 重抄舊業享盛名/ 豪門恩怨 / 識破時局有先見 / 榮膺制憲重任/ 山河變色自放逐 / 時不我予空悲切 / 身心俱病，勞燕分飛/ 孤獨走完人生路 / 再回首，親情猶在
附記 522
展開全部
祖先 節選
第二十四章我的祖父：知縣秦國均 兼祧本宗，捐貲入仕 在秦緗業修輯的宗譜里，有關于我祖父的記載，如下：國均，文錦（秦松期曾孫）元（玄）孫，鳳梧子（有誤，應為鳳梧孫或炳彪子）。字鹿萍，太學生，候選①從九品。生咸豐壬子（即咸豐二年，1852年）十二月初七。聘裘氏，浙江候補同知裘云棟女，生咸豐辛亥（即咸豐元年，1851年）二月初八。 修輯宗譜時（即 1873年，同治十二年），我祖父已經訂婚，但尚未娶親，未婚妻比他大一歲。當時他已經捐了個監生，即太學生，相當于秀才，有資格參加鄉試。此外，他還是從九品候補，屬于*低等的政府官員，地位僅僅高于書辦、胥吏、差役等不在官制之內的職員。 我的曾祖父秦炳彪也曾捐了功名，在浙江宣平縣當過縣丞。不過，他三十四歲就去世了，留下寡妻和七歲的國均。國均的三個哥哥福均、三寶、四寶都在幼年夭折了。 我的曾祖母朱氏帶著稚齡的兒子去到西安，投靠她的兄弟生活。可幾年之后，她也與世長辭了。國均*親的、還健在的父系親人，只剩下也在浙江擔任地方官的伯父秦炳宿。但是沒過多久，炳宿和夫人鄒氏相繼病故。由于他們沒有孩子，十幾歲的國均便成為他父親和伯父留下的唯一后嗣，擔負著承繼兩家香火的責任。 國均不到二十歲就參加了陜甘總督左宗棠的軍隊。當時這支軍隊正在鎮壓西北回族的叛亂。關于國均這一段早年生活的詳情，幾乎沒有什么文字記載，不過根據家族內部的口頭傳言，我祖父曾在左宗棠麾下*有名的兩位軍官劉松山和劉錦棠（二人為叔侄）的手下效力，并且可能參與了后勤工作，確保軍隊的給養供應。 同治十年（1871）正月，叛軍領袖馬化龍戰敗后被磔死。隨著西北戰事結束，祖父捐了個監生，準備步入仕途。事實上，買這個功名和捐其他官職相比花錢并不多，大約是一百兩銀子，但國均分兩次才付清，后一次是在 1889年（光緒十五年）。監生的身份使他有了當官的資格，但是為了進入候補官員的名單，他不得不花費比捐監生多得多的銀兩，才能出現在名單的*底層。對一個候補官員而言，往往要等許多年才能慢慢移到補缺名單的前頭，要補上還得有職位出缺。到 19世紀末，絕大多數低級官員都是通過捐納而不是科舉得到他們的職位的。這個辦法給清廷開辟了相當可觀的財源。 志在四方輕別離 祖父成為官宦階層的一員后，便到浙江迎娶他的未婚妻裘凌仙。她的父親裘云棟是個讀書人，曾在浙江省會杭州府擔任通判。據說婚禮舉行之前，比秦家有錢的女家曾囑咐到祖父家中籌辦喜事的仆人，讓他們用手摸一摸新房里疊起來的被子。如果是光滑的，說明被子是綢緞做的；如果是粗糙的，那就是棉布做的。仆人回去后，向主人報告被面是光滑的。祖父的婚禮是由其族祖秦緗業主持的，緗業當時正第二次出任署鹽運使。 1872年（同治十一年），祖父母的**胎孩子降生，是個女兒。他們一共生了五女二子，長子秦聯元過繼給伯父炳宿家，次子秦聯奎則繼承自家的香火。秦聯奎就是我的父親。 婚后不久，祖父就發現他的妻子是個才女。祖母與當時的一般女子不同，從小跟著自己的父親讀書，博學多聞。她十三歲就能作詩，十五歲就能著文，到十八歲時已經飽讀經史。祖母因擅長詩文而為人所知，她的文采遠遠勝過其丈夫，曾代替他寫詩贈給他的朋友。在當時，朋友之間互相贈詩是一種風尚。此外，祖母還長于武術，曾教過她的兒子張弓舞劍。 祖父在婚后的十年里具體做了什么并不是很清楚。從祖母所著的《明秋館詩集》（裘凌仙自號“明秋館主人”）來看，祖父經常離家外出，行蹤多在東北和西北。可能他又加入了左宗棠的部隊，參與了1875年至 1877年（光緒元年至三年）收復新疆（除伊犁）的斗爭。不過，盡管他們長時間分居兩地，但還是每隔兩三年就有一個孩子。 1880年（光緒六年），二十九歲的秦國均成為候補縣丞，需要在浙江收集漕糧，然后經海路運往京師。這些漕糧非常重要，因為其中不但有供應北京城及郊區百姓食用的稻米，還有專門供應宮里的貢米。由于任務完成得好，祖父在 1882年（光緒八年）年中受到嘉獎，得到了一個晉升的許諾：一旦他補上縣丞，就能享受知縣的待遇。這是清末常見的一種獎賞，表面上看來是升官，但是暫時并不增加朝廷的支出。 雖然海上航行辛苦，但是祖父顯然很喜歡旅行。他在北方逗留了許久，直到年底還待在山東。當時帶著孩子留在浙江的祖母寫了下面這首詩，詩名為《壬午歲暮（一年將盡）外子有山左之行口占（隨口成文）以送》： 頻催臘鼓②歲將闌（殘盡），未聽驪歌淚已干。 異地風霜宜自衛，故園松菊待君看。 請纓有志相期得，戛（敲擊）釜無煩欲度難。 珍重不須回首望，雄心至此也應酸。 次年，祖父到了陜西，也許是為了探望幼時曾在一起生活的他母親那邊的親戚。祖父喜歡吹簫，騎馬時總隨身帶著一管鐵簫，有時也用它來驅趕惡狼。事實上，他稱自己為“鐵簫道人”，祖母在寫他的詩里也用過這個號。 由于祖父的旅行癖，撫育子女的責任便落到了祖母一人身上。家里缺錢時，她就自己紡線來補貼家用，當時有很多女人都這樣做。不過，跟別的女人不同，祖母還成了一名相當于今天的自由撰稿人。她用筆名掩藏自己的性別，給杭州的著名書院“詁經精舍”（阮元創建的一所官辦書院）所出的文集撰寫時事論文。晚上她教孩子們讀唐詩，給他們念古文。因為寂寞和憂傷，她經常夜不成寐。 運銀累立功績 19世紀 80年代末，祖父連著好幾年，負責押送大批銀兩進京。這些銀兩是百姓上繳的各種稅款。當時清廷常常為了滿足特定的需要而額外征稅。譬如在 1888年（光緒十四年），戶部就命令浙江籌集四十萬兩銀子，做加強邊防之用。 可是浙江全省*多能籌到五萬兩銀子，只好保證盡力籌足剩余款項。祖父那年三十七歲，是個候補知縣，被委派先將銀兩押送到上海，再經海路轉運天津，*后經陸路運抵北京。 祖父和一位縣丞一起負責押送這五萬兩銀子，除此之外，他們還要帶去六千兩其他稅款。他們于七月二十四日起程，八月二十七日到達北京，把銀兩交到了戶部官員手中。然后兩人都得到了加一級和紀錄兩次的獎賞。 光緒十五年（1889）正月，皇帝載湉大婚，并在形式上從慈禧太后手中接過了統治權。為了慶賀這個大典，朝廷又一次增收賦稅，浙江所擔負的份額是一萬兩。 這一年，祖父到北京入覲皇帝，這是他正式獲準晉升的必經程序。就在前一年，他終于籌足了十七年前捐監生所差的三十九兩銀子。大概必須付清這筆錢款才能被引見面圣。七月十一日，光緒皇帝召見了他，然后降旨給吏部說：“本日引見之浙江候補知縣秦國均，以知縣仍留原省補用。”這就是說他仍以候補的身份在浙江工作，必須等到有實缺才能補上。這往往要等許多年，而且有了實缺之后，他還要經過一個試用待補期。 此后幾年，祖父作為試用待補知縣，主要職責仍舊是從浙江押送稅款到北京。1890年（光緒十六年），他押送了八萬兩。次年是五萬兩。1892年（光緒十八年），他又押送了六萬兩厘金，其中二萬兩上交國庫，四萬兩做東北防務經費。 所有這些銀兩都全數交到了戶部官員手里。根據規定，交接之后祖父有資格在京官的保舉下要求晉升。不過，從浙江押送銀兩到北京的時限是七十天，交接手續必須在這個時限內完成。成功完成交接的外官，每押送五萬兩可以加一級和紀錄兩次。祖父因為在 1890年到1892年之間順利完成了押送工作，所以他在 1894年（光緒二十年）得到加三級和紀錄六次的獎賞。 這一年，中國和日本為爭奪中國*重要的藩屬國朝鮮而爆發了中日戰爭，結果中國慘敗。因 1894年歲次甲午，故史稱“甲午戰爭”。次年，在與日本的談判中，清廷不但承認朝鮮獨立（實則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控制），而且同意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島及其附屬島嶼、澎湖群島給日本。當時正在病榻上的祖母，寫了一首《乙未（即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初春病中口占》，抒發了國家有難，自己卻無能為力的悲哀。詩里有這樣的句子： 學劍三年劍未成，摩挲匕首愧平生。 誰籌善策安君國，病里愁聞畫角聲。 中國這時國力日衰，又面臨著內憂外患，外部遭到列強的入侵，內部又缺少強有力的統治。雖然慈禧太后在名義上已經歸政于光緒皇帝，搬進了頤和園，但她實際上仍舊大權在握，因為她并沒有放棄閱讀重要奏折和任命大臣的權力。從小就被教導要懼怕和服從母后（其實是伯母兼姨母兼養母）的載湉，難以違抗她的旨意。為了付給列強巨額賠款，朝廷只得不斷增加賦稅，因而引發了大規模的動亂。年輕的皇帝無法實行重振國家所亟須的改革，因為一心想著尸位素餐的官員把持著朝政，阻撓革新派改變現狀的一切努力。這種情況在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終于到了非變不可的關頭。 安撫溫州民變 那年春天，有十幾個省份奏稱，因為前一年雨水過多，收成不好，造成糧食嚴重短缺。由于米價暴漲，又引發了民眾襲擊糧倉和官府的騷亂。其中，浙江的情況特別嚴重，一個叫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的傳教士這樣描寫了他在永嘉縣城（溫州府治、永嘉縣治所在）親眼看到的情況： 上星期四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暴亂，并且以百姓的勝利而告終。那天人們起床后，關閉了所有店鋪，成群結隊地來到三個主要的府縣衙門。他們毆打了一些官吏，搬走了一個衙門里所有可以帶走的東西，還把全部門窗砸得粉碎。新設立的鴉片局（在那里能夠買到鴉片）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官員們紛紛躲入駐軍衙門，從里面發出一系列告示，試圖平息百姓的怒火。但是這些告示一貼出來，馬上就被民眾撕掉了。到*后，官府只好貼出告示，答應打開糧倉以公平的價格出售糧食，暴亂這才平息。 三天之后，當地爆發了一次更嚴重的暴亂，一些商鋪被搶。官府調來軍隊，殺掉了兩名起事者，才恢復了秩序。 現任知縣因無能被罷了官，祖父于是被任命為署知縣，具體任務是找出起事的領袖。浙江巡撫在發給京師的電報里稟告說，新知縣到任后，米價已經回落，現在正對此次暴亂主事者進行調查。 浙江的形勢如此嚴峻，以致英國駐寧波領事白挨底（G. M. H. Playfair）給駐京大使館發去了緊急報告。這份報告立即轉到了倫敦。白挨底說，雖然這次暴動不是針對歐洲人的，但它是“一場好像正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發生的運動的一部分。”這個領事又寫道： *近報道的許多騷亂似乎具有兩個特征，也就是糧食短缺和擬議中的征收新稅。寧波的米價已經從每石 3元漲到了每石 6元。雖然寧波產米，但是產量不夠本地消費，必須從蕪湖和其他內河港口購進米谷才能補充供應。在如此困難之下，官府又提議要對農作物征收新稅，因此農民就起來鬧事了。8號那天，他們從鄉下沖入城內，不僅洗劫了縣衙門，還虐待了知縣。 顯然現在中國急需金錢來償還債務和賠款等，但它依靠百姓的捐款來解決財政困難的努力，已一次又一次地被證明是徒勞的。 浙江和其他地方的缺糧報告促使光緒皇帝采取行動。是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 11日），他下了**道變法詔書，明確提出中國需要改革，以便趕上西方和日本。在此后三個月里，光緒皇帝在一小群熱心維新的青年人的幫助下，發布了一系列改革和精簡政府機構的詔令，包括：在科舉考試中廢除八股文，撤換重要的保守派官員，在北京設立現代化的學堂（即京師大學堂），采用西方的軍事操練等。所有這些改革都遭到了保守派官員的反對，他們向慈禧太后求助，慈禧太后惟恐她也會被剝奪權力，于是兇狠地展開反擊。八月初六日（9月 21日），她招來皇帝，把他幽禁在瀛臺，同時恢復攝政。自此以后，在光緒皇帝剩余的十年生命里，盡管奏折是上呈給他和慈禧太后兩人的，圣旨也是用兩人的名字共同簽署的，但他實際上卻是她的囚徒。從溫州爆發糧食騷亂到朝廷發布詔令對此做出回應，幾個月內北京已發生了一場政變。 十月十八日，朝廷發布詔令，不點名地指責某些官員為了請求免除賦稅而謊稱當地發生了饑荒或旱災。雖然說了幾句需要照顧百姓利益的好聽話，但結論卻是各地必須按時收繳全部稅款，而且絲毫沒有提到需要采取措施使百姓能以合理的價格買到足夠的口糧。 因為西方國家普遍同情維新派，加深了慈禧太后的排外心態，所以她在兩年后支持了仇視外國人、要把他們全都殺死和趕出中國的義和團。 祖父成功恢復了永嘉縣的秩序，因此贏得上司的尊重和當地人的贊賞。但是他的資歷還不足以使他得到長期任命，所以他不得不把位子讓給別人。盡管如此，沒過多久，溫州又陷入了動亂，這次和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發生的義和團運動有關，于是又需要祖父去那里工作。他前后一共在溫州待了將近六年。 善后教案獲好評 義和團運動起于北方，然后逐漸向南擴展。由于慈禧太后的支持和默許，光緒二十六年五月，義和團進入北京城。同時，外國公使也調遣軍隊向北京進發。北京城內的沖突不斷升級，義和團團民包圍了使館區（東交民巷），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和德國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1853—1900）被殺。前來解圍的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國聯軍于七月二十日（8月 14日）攻進北京，這是中國首都在四十年里第二次被外國軍隊占領。慈禧太后則挾著失去了自由的光緒皇帝逃往西安。 這些事件發生在北京，總的來說對東南各省并沒有什么影響。在五月二十五日（6月 21日）清廷向外國宣戰之后，東南各省督撫認為他們必須避免卷入這場同時對抗所有列強的戰爭，于是與各國領事達成協議，答應保護外國人，鎮壓義和團等秘密結社，史稱“東南互保”協議。 盡管如此，義和團運動還是發展到了華東和華南，并在中國官員和外國人當中引起了相當大的恐懼。當時，曾主張招撫義和團和以反洋著稱的端郡王載漪發布了一道告示，正式批準對外國人—大多是傳教士—和信教的中國人使用暴力。這道布告在東南其他省份都被壓下了，但浙江巡撫劉樹棠卻下令將它分發、張貼。在溫州，氣氛一時特別緊張。 六月初八日（7月 4日），駐溫州的英國領事約翰·康普頓（John Compton）發了一封急件給駐寧波的英國領事說：主要的傳教組織中國內地會（ChinaInland Mission，1865年由英國牧師戴德生［J. Hudson Taylor］創辦）的成員“為他們自己和教民的安全極為擔心，請求我通過信使給你們寫信，希望你們設法立即派一艘炮艦到這里來，否則可能就來不及了。” 幾天之后，六月十三日（7月 9日），新派來的英國駐溫州領事額必廉（O’Brien Butler）到任。他發現在江心嶼上的英國領事館里擠滿了前來避難的傳教士。這些人加上海關官員及他們的家屬，幾乎是駐溫州的全部外國僑民。在他們之外，只還有兩名法國傳教士和三名日本商人。 額必廉在給英國外交部的報告里說，他到任后立即給溫處道道臺童兆蓉發了急電，通知對方“華中和華南各省當局已經脫離北方，因此大清帝國的這些地方和所有外國勢力相安無事。我請求閣下馬上曉諭老百姓這一事實，使他們安心。同時警告他們，任何敢于侵犯外國人或教民，損害其財產的人都將受到嚴厲懲處。” 在會見童道臺之后，這位領事考慮到溫州與外界隔絕，只有一艘叫“普奇號”（Poochi）的輪船每十天從上海過來一次，所以決定還是應該馬上撤走所有在溫州的外國人。這時正好有五位中國教民前來報告，說：“義和團手里有一張二十八名基督徒的名單，并且公開宣布要把他們全都殺掉。”這就更加堅定了額必廉的決定。 他在給英國外交部的報告末尾說： 那天下午，我們得知義和團在離溫州僅 25公里的地方大肆破壞。很明顯，他們正在逐漸接近這座城市，這打消了我們對于離開這個河港是否明智的全部疑慮。*后從三個不同方面傳來的消息說，一股三千余人的義和團勢力正從 16公里外的一個地方出發，企圖進攻溫州城里的教堂和外國人。對此，*為詳盡的報告是一位中國教民給天主教神父帶來的。他說暴徒們前進的速度很慢，因為他們一路破壞教會財產，同時還在路上進行祭祀。估計他們會在星期四拂曉時到達溫州。得到以上消息后，我通知所有外僑都盡快登上“普奇號”，命令輪船立刻升火待發。 由意大利制造的“普奇號”輪船于六月十六日（7月12日）離開溫州，駛往上海。船上除了船員以外，乘客包括十九名男子、十名婦女和十名兒童。 外僑從溫州撤離后不到十天，附近的衢州（治所在今浙江省衢州市）就發生了屠殺外國傳教士事件。兩名男子、六名婦女和三名兒童遇害，其中九人為英國籍，兩人是美國籍。這個事件使浙江的局勢更為緊張，并*終導致列強要求清廷把該省的高級官員，包括巡撫在內，全部革職，將亂民一律處死。 雖然溫州的外國傳教士及時撤走了，但是中國教民卻沒有那么幸 運。數百人不得不躲到山里去。結果他們中的一些人被殺害了，另一些人死于顛沛流離之中。一般認為，激烈排外的溫州府知府啟續（滿族人）對縱容義和團團眾的暴行負有責任。 在這種反基督教的狂熱氣氛里，祖父再次被派往溫州。他的任務是去平息騷亂，調查民怨，了解破壞程度，以及處分肇事者。他還要參加與外國人的談判，確定清廷的賠償數額。他的身份是洋務委員。七月十八日（8月 12日），英文晚報《文匯西報》（Shanghai Mercury）的特訊里記載了他到達溫州的消息： 一起乘船抵達的還有一位前來調查*近騷亂的特派官員。本地官員十分不喜歡他的到來，在他前去拜訪時，他們以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為由，拒不接見。 祖父的任務顯然非常艱巨。不過，*終他對這項工作的處理和他兩年前平定溫州局勢的成就，給他贏得了精明能干的聲譽。 關于祖父的工作詳情沒有留下什么文字記載，不過他受到了上司的褒獎和外國人的贊許，因為他很快就逮捕了兩名暴徒首領，同時也采取措施追捕其他暴徒。 基督教會要求的賠償不久就確定了，雙方協議賠款一萬六千多銀圓。但是與天主教會的商談卻難辦得多。在道臺寫給巡撫的一份報告里，顯示出了當時令中國官員頗傷腦筋的局面。報告說：“當耶穌教開議之時，職道等愚見，恐天主教案遲了或有后言，即飭秦令（即知縣秦國均）轉約教士一起開議。只以劉教士（即天主教傳教士主管盧埃［Père Louat］神父）聲言，彼教各案業經申報寧波主教，即應主教主持，無從在溫開議。” 盧埃神父索要的賠償數額很大，他指出當地教會的損失是 2萬銀圓，中國教民的損失又是2萬銀圓。這位傳教士有法國駐杭州領事給他撐腰，領事揚言要派軍隊和炮艦到溫州來。 祖父再次聯系盧埃神父，希望盡快解決問題，但神父再次拒絕了。于是祖父得到指令，去寧波直接與趙保祿主教（Paul Marie Reynaud，1854—1926）交涉。 祖父在十一月就去了寧波，但是和趙主教的談判沒有取得進展。光緒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1901年 3月 21日），英文《北華捷報》報道說：中國人和天主教會“未能達成協議。有識之士并不會對此感到奇怪，因為中國人說要求賠款的數額太高，我們傾向于相信這一點。現在索賠問題已經被帶到省會杭州去了。”祖父顯然也參加了杭州的談判。這次談判直到六月中旬才結束。 三月初六日（4月 24日），《北華捷報》刊載了一篇文章，贊揚了祖父和他的上司道臺所做的努力。文中說： 幸虧我們道臺是位寬容的人，他做了極大的努力去抵銷知府（即啟續）所做的壞事。當時的洋務委員，曾任和現任知縣秦君給了他有力的支持。要不是有這兩位官員，此間的暴動會是十分可怕的。由于他們的影響，風暴只延續了幾天，許多基督徒得以在一個月之內回家。秦大老爺在處理他的縣的賠償問題方面做得很出色，也幫助了不在他管轄之內的縣。他親自視察受害嚴重的地區，監督發還從教民家里奪走的財物。教會的賠償問題已經有了協議，并且正在償還。 次年（即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四月，浙江巡撫任道熔在呈遞給皇帝的奏折里，大力推薦祖父在內的三名官員應予以晉升。他說：“浙江候補知縣署永嘉縣知縣秦國均，于〔光緒〕二十六年接署是缺，正值溫屬教案迭出之后，力為其難，次第議結。凡地方興革（興辦和革除）事宜，均能切實措施，紳民翕然（一致）稱之。該員勇于任事，有守有為，達變通權，膽識俱壯，尤為人所難能。” 盡管有這樣的盛贊和推薦，祖父仍然沒有得到晉升。皇帝要求被推薦的官員覲見他，但是祖父直到兩年后才得到這份殊榮。一個原因是候補官員的人數在不斷增加，而官職數量卻沒有變動。任巡撫曾在一份奏折里，要求朝廷不要再派候補官員到他的省去了。他指出當時浙江已有二十七名候補道、七十四名候補知府、一百五十名候補知州和三百多名候補知縣，而空缺的只有兩個道臺、五個知府、二十四個知州和七十六個知縣。他的要求不大可能引起注意，因為賣官作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來源實在太重要了。 明鏡高懸 1900年到 1901年（光緒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祖父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處理與義和團有關的事件了，但他仍要履行一個知縣的其他職責，其中兩項主要職責是維持治安和收稅。知縣要負責逮捕違法的嫌犯，確定他們是否有罪并給予適當的處罰。中國在傳統上是不把行政和司法分開的。在上，這些權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在下，普通百姓遇到地方官的地方就是衙門。 身為知縣，祖父要在期限內調查并解決所有案件。而且由于溫州是貧困地區，當地經常發生搶劫案，給祖父帶來很多麻煩。更困難的還有宗族糾紛，經常是為了爭奪田地的所有權，有時還會鬧出人命。因為各個宗族都袒護自己的成員，所以知縣往往抓不住人犯。 祖父成功解決過一樁發生在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初九日的案件。當時他正在杭州出差。一群強盜闖入溫州居民王家達的家中。他們用石塊砸破了他家的門，打傷了兩名仆人，搶走了價值三百零三兩銀子的衣物、錢和首飾。 五個月之后，又有一群強盜搶了一戶陳姓人家。祖父得到報告之后，便和捕頭一起趕到了犯罪現場。他發現陳家是一座有著七進院落的大宅第，位于離城二十多里的偏遠地區。他又檢查了被砸破的后門和被撬開的箱子、柜櫥，在一間屋子里發現了一把斧頭，在后門之外找到一段石柱，可能是強盜用來砸門的。他們估計陳家的損失在六百三十九兩銀子，并根據受害人的描述，畫了強盜的肖像，到處張貼。 僅僅過了四天，他們就抓到了八個人。在追回的贓物里，既有屬于陳家的，也有屬于王家的。經過審訊，發現盜首賀長林參與了兩樁搶劫案。賀長林是個三十五歲的湖南人，曾應募當兵，跟過好幾支雜牌軍。后來他所在的部隊被解散了，他就成了游民。他糾集了二十多個強盜作案，其中多數人還在逃。他承認作案兩次，并且詳細交代了他們是如何計劃和實施搶劫的。他供認他穿著軍服、帶著手槍去搶劫，并從王家搶來的贓物里，分得折合 40銀圓的財物，從陳家搶來的贓物里，分到折合 26銀圓的財物。在供詞中，他還說他只參加過這兩次搶劫，他的親屬中沒有人涉案，他也不知道在逃同伙的下落。 王家搶劫案里的另外兩名犯人，一個是修傘匠，另一個先是當過民兵，后來因為玩忽職守被開除，便從事起船夫的工作。船夫承認他還參與過在另一個縣的一次搶劫。搶了王家之后，他分得折合 20銀圓的財物。而修傘匠只負責放哨，沒有實際參與搶劫，分得折合 5銀圓的財物。 因為法律規定，無論是首犯還是從犯，凡強盜一律判處死刑，所以祖父給兩個當過兵的定了死罪，斬首示眾。另一名犯人，也就是修傘匠，被判流放新疆永遠為奴。他的臉上被刺了字，以便所有人都知道他犯過什么罪。 處理陳家搶劫案時，祖父判了其他五名罪犯中的兩人死判。這兩人一個也曾是非正規士兵，因為偷懶被開除，另一個曾在臺灣的清軍營里服役，因為多次擅離崗位而被開除。他們每人從陳家搶來的臟物里分得折合 26銀圓的財物。這兩人還都參與過另一次搶劫案。其余三名罪犯中，兩人是退伍士兵，另一人當過保鏢，因為他們只擔任放哨沒有參與搶劫，所以判了較輕的充軍，給在新疆服役的軍人做奴隸。 在這兩樁搶劫案里，多數強盜都當過兵。舊時，士兵通常來自中國底層社會，大多是貧窮的文盲。有一句中國俗諺說：“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 當時的死刑判決分為“立決”和“監候”兩種。被判監候的案犯可以等到來年皇帝主持秋審時才定讞，屆時常常會得到減刑。不過，就算是判了立決的案犯也要經過一個漫長的覆審過程才會行刑。 知縣判決的案子首先要送到府衙里去覆審，如果知府沒有發現知縣的報告和犯人的供詞之間有不符之處，就要把案子送給道臺再次覆審，然后再送給按察使。如果每一級都支持原判，案卷會被送到北京的刑部。只有在刑部批準立決后，定了罪的犯人*終才被處死。 祖父處理的這兩樁案子都被送給知府覆審。在府衙里，犯人又接受了其他縣的知縣審訊。王家搶劫案里的所有判決都沒有異議，于是案子呈給了道臺。不過，等案子上報到刑部已經是兩年半以后了。陳家搶劫案里的死刑判決得到了確認，但其他犯人翻了供，所以被發回縣里重審。這時祖父已不在溫州，新來的知縣開堂審問之后，肯定了原來的審訊結果和判決。盡管祖父抓到了八名犯人，并治了他們的罪，但他還是因為沒有抓到盜伙的另外一些成員，而面臨處分。朝廷對知縣的期望是抓住所有違法者，而不僅僅是其中一部分。不過，這一次上面決定不處分祖父。 愛民丟官，納妾喪妻 知縣的職責包括許多方面。光緒二十八年（1902）九月，一艘朝鮮漁船發生故障，漂流到溫州附近。船上的十七個漁民被救起，其中三人受了傷需要治療。祖父安排了人照料他們，直到他們被遣送回國為止。后來，這些漁民被送到了省會杭州，和其他難民一道被護送到上海，然后再搭乘一艘日本輪船回朝鮮。 朝鮮難民所獲得的待遇，反映了中國、日本、朝鮮三國之間的關系變化。數百年來，被西方稱為“隱士王國”的朝鮮是中國的主要附屬國。朝鮮人公開承認這種地位，并采用中國的政治和文化體制。然而，中國的衰落和日本作為一個現代強國的迅速崛起使形勢發生了劇變，朝鮮越來越多地進入日本的勢力范圍。當日本人在浙江開設領事館以后，中國官員遇到船只失事的朝鮮漁民經常是簡單地交給日本領事館處理，由他們安排經日本遣送回朝鮮。中國的這種做法實際上是默認了日本在朝鮮的權力。 收稅是知縣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可能是*重要的—部分。正稅稅額是固定的，如果納稅人不及時上繳，知縣就要擔負責任。在富庶地區，官員可以征收附加稅，用來支付他們自己的開銷。但在溫州這樣的貧困地區，往往連按時上繳所有的正稅稅款都難做到。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祖父因為上一年的糧食稅只收了九成而被降一級留用。 可是，祖父仍然沒能向百姓施加足夠的壓力使他們按時納稅，結果他遭遇了仕途上的*大挫折。光緒三十年（1904）四月初二日，浙江巡撫聶緝規奏請免去祖父的職位。他在奏折里說，祖父上一年所收的地丁正銀比定額短少一百四十七兩三錢一分，糧捐短少七千串銅錢。此外，祖父兼理的溫州府的屯漕糧捐也虧欠一百二十九元九角八分六厘。聶巡撫說他已經警告祖父兩次了，但祖父仍然沒能在期限之前把錢交上來。于是，祖父在捐官入仕三十三年之后被革職了。 祖父不肯催逼百姓繳納稅款，必然使他更加受到溫州百姓的愛戴。他們在他離任的時候，送給他一頂“萬民傘”，上面綴有寫著無數溫州居民姓名的紙條。他們還在一座小山上給他立了一塊“思舊碑”。當地人對祖父的崇敬一直到 1937年 12月，也就是他去世二十五年之后，還是表現得很明顯。當時他的幾個子孫逃難路過溫州，其中有一位是我的表姐陳晏恒（即我五姑母的女兒），她后來告訴我說，一天他們正在一家舊式旅店的客廳里談話，一位老廚師上前問他們怎么會講溫州話。 我的五姑母秦飛卿（本名佩瓊，以字行）回答說，她年輕時跟父親在溫州住過。 老人問：“你父親在溫州做什么事情？” 五姑母答道：“他是永嘉縣令秦樂平（祖父的另一個字）。” 聽他們這一說，老人翹起雙手大拇指，連聲大叫：“青天大老爺！青天大老爺！” 祖父離開溫州之后，帶著家人返回杭州。當時和現在（20世紀 80年代）一樣，*方便的辦法是先坐船到上海，然后再去杭州。在上海，祖父迷戀上一位被父母賣作丫鬟的年輕姑娘。祖母覺察到了他的感情。雖然她受過教育，擁有比較現代的想法，但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下，她還是認為自己有責任給這個女子贖身，然后把她送給祖父當侍妾。不過，這樣做使她十分傷心。 祖父被革職一個多月后，五月初十日，聶巡撫奏報朝廷，說拖欠的三種稅捐已經補齊，要求讓祖父復職。祖父是怎樣籌足這筆款項的，至今不大清楚。也許他從某家新近開張的錢莊借了一筆錢。 然而，盡管革職的決定做得很迅速，復職卻需要好幾個月。他得先被皇帝召見，正式恢復候補知縣的職位，然后和其他候補知縣一起等待員缺。 祖父在五月被批準復職，但直到十月初三日，經戶部安排，他在北京再次接受皇帝賜見才正式生效。事后，皇帝降旨批準前候補知縣秦國均官復原職，派往浙江。 一個月后，兩年前任道熔巡撫的推薦終于發生了效用。十一月初四日，皇帝又一次召見祖父，提拔他主持一個獨立部門。但這次仍舊只是空名，沒有實際職務。 抑郁寡歡損害了祖母的健康。她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正月十一日去世，時年五十六歲。父親告訴我說，在祖母臨終之前，他曾試圖撐開她的嘴，希望這樣她就能繼續呼吸，但她在掙扎中幾乎咬斷他的手指。他還曾用一只手按著她的頭頂，防止她的靈魂出竅。 革命暗潮洶涌 中國正面臨著關鍵時刻。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的巨大打擊，終于使清廷行動起來。許多中國人確信他們正面臨著民族的毀滅。清廷認識到了改革的必要，慈禧太后一面把權力緊抓在自己手里，一面開始實行她的侄子光緒皇帝在十幾年前曾試圖推行的革新方案。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甚至連已經施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都被取消了。清廷還選派了學生出國留學，成立了責任內閣。 在清廷推行新政的同時，越來越多的讀書人確信問題出于王朝本身。他們發現清朝統治者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總是愿意出賣國家利益的。人們談論著革命，期待一場不僅要結束清朝統治，而且要建立和許多西方國家類似的共和政體的革命。 以后發生的事件證明，清廷開始它的改革已經為時過晚。而且，隨著每一項新政都收效甚微，革命黨在改革的推進下日益壯大了。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清廷派到國外去的留學生非但沒有努力維護它，反而帶回了民主與共和思想，尋求推翻它。 20世紀初年，浙江出現了一些非法社團，而且越來越有組織性。當時*突出的革命黨領袖之一是一位叫秋瑾的浙江女子。她曾留學日本，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回國之后，成為秘密革命社團的活躍分子，還為女性創辦了一份報紙：《中國女報》。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年初，她回到家鄉紹興，以此為據點開展活動。她成為當地的革命活動中心—大通學堂（由革命黨人徐錫麟創辦）的督辦，又通過在諸暨縣建立體育協會，擴大學堂的影響范圍。 大約在同一個時候，即 1906年年末或 1907年年初，祖父被派任為署浙江紹興府諸暨縣知縣。究竟祖父在鎮壓那里的革命活動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并不大清楚。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這樣一位女革命家在他的縣里活動。 總之，1907年春，他暫時被調去做別的工作。當時有好幾個省份遭受天災，祖父被派往災區參與救濟。他主要去了湖北省，從一個城到另一個城，負責處理其他省份運來的糧食，包括檢查糧食的品質，安排付款和運輸等。有一次，他不得不以私人名義向錢莊借二千兩銀子來支付各種費用，同時向南京緊急催款。另一次，他報告說，由于當地官員辦事手續過于僵化，計劃用某一艘船來運糧食就不能用另一艘船來運，結果導致放在倉庫里等待運走的六千包白米霉爛了。 祖父在賑災工作中的貢獻，使他又一次得到晉升。這次他被升為同知，賞戴飾有青金石③的四品頂戴。 從湖北調回浙江后，祖父被任命為嘉興府秀水縣知縣。他于六月初八日到任，就在六月初六日，擬在紹興舉行起義的秋瑾被官府逮捕并殺害。直到今天，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都把她奉為革命烈士。 新政無疾而終 祖父在嘉興工作了三年。這個地方被官方形容為“要津”，特點是“往來頻繁，多事困難”，就是說它是一個重要的運輸樞紐，存在的問題很多，對地方長官來講是較難治理的地方。 嘉興*嚴重的一個問題是盜匪猖獗。治安*差的地點是在一個叫作濮院的繁榮城鎮。有一次，接連十三家商店被搶。還有一次，強盜從主街上的一家店里一擔又一擔地運走貨物，用了好幾個時辰。甚至連傳教士也沒有幸免。*后在祖父的安排下，上面派了炮船和士兵到濮院來，才結束強盜的騷亂。 大約在祖父抵達嘉興的時候，這個地方突然發生了蟲害，把原來可望有好收成的稻谷全毀了。9月的一個星期日，一大群農民聚集在知府衙門外面請求幫助。知府把祖父和另一位知縣叫去，讓他們幫忙解決，*后農民散去了。嚴重的蟲害使地方官府不得不向朝廷請求減稅。 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在嘉興的另一個縣桐鄉，由于賦稅過重和收成欠佳而發生了暴亂。當時有一份報紙報道說，因為我祖父處理得好，所以秀水縣很平靜。也許正是因為祖父沒有用高壓手段去收稅，不過不久他就為此陷入了麻煩。宣統二年（1910）二月，浙江巡撫上疏報告上一年拖欠稅款百分之十以上的失職官員。祖父拖欠的稅款達到他負責收繳的三種稅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他因此受到了處分，但是沒有被革職。 知縣的職務也包括一些有趣的活動。1909年（宣統元年）春，祖父上了一份奏折，請求旌表節婦戚沈氏。她的丈夫死得很早，但她一直不肯再嫁，靠著在家為人做針線活，獨自把子女撫養成人。不僅如此，這位寡婦一點一滴地把錢積攢起來，二十年后有了相當一筆積蓄。 祖父擔任知縣的時候，戚沈氏捐了價值一千多兩銀子的田產，用來建造了一座育幼堂。祖父認為這位節婦的善行不應該被埋沒，于是調查了她的家庭背景，準備了一份列舉她上三代祖先事跡的材料，經巡撫同意并上報北京的朝廷，正式請求為她樹立一座牌坊，寫上“樂善好施”四個字。三個星期之后，朝廷下達了許可令。 知縣還得解決常見的口角、斗毆等小事。1909年年初，一些士兵在飯館里和老板打架，導致一個旁觀者的頭被打破，兩名士兵被捕。英文《北華捷報》上說：“知縣是一位能干、為百姓所愛戴的人，他無須軍方干預就解決了這場糾紛。” 清廷在推行新政時，祖父正好在嘉興工作。新政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控制鴉片。作為禁絕鴉片計劃的一部分，朝廷決定：只允許領有執照的商人出售鴉片，限制每次出售的數量，對熟煙征稅，而且只許有煙癮的人購買。他們希望這樣吸鴉片的人數就會日益減少。嘉興是中國在控制鴉片方面做得*成功的城市之一。 當中國走向 20世紀的時候，現代化的象征開始出現了。1909年3月，杭州與嘉興之間的鐵路開始通行。同年，電報也終于來到了嘉興。與朝廷密切合作的商會也作為嘉興自然發展的一部分誕生了。 清廷維新派努力推行新政的另一個重要發展是在中央成立了“資政院”，在各省成立了“咨議局”。這些主要由社會上層人物組成的機構本意是對應興應革事宜提供咨詢。但是它們的權力逐漸增大，不僅定期收到政府文件的副本，而且被征詢對于政策和人事變動的意見，更甚至還發起提案。 維新派*重要的一項改革，是組建與過去那種由未受訓練的社會渣滓組成的軍隊不大一樣的新式軍隊。1907年春，嘉興舉行了新軍的操練。祖父是坐轎子去練兵場檢閱訓練的文官之一。 一個目擊者接受采訪時說：“四百名士兵身著深色軍服，佩戴紅肩章，頭戴黑軍帽，腳穿外國式皮鞋。軍官們身著藏青色軍服和兩側綴著紅條的馬褲，佩戴紅肩章，頭戴有金邊的帽子，樣子相當神氣。操練從總體上講還不錯，但是少數士兵的動作不完全符合標準。”這篇報道*后說：“參觀練兵的人都不會看不到中國在這方面的進步。……據我們了解，省城的軍事當局打算派這支軍隊到本省的其他一些地方去展示。這將激起民眾的愛國心，并向他們證明，有了合適的領導，中國人也能做到這樣。” 對于清朝統治者來說，遺憾的是這項改革和派遣留學生一樣，得到了不利于他們的結果。這些職業軍隊后來成了共和運動的主力，在浙江尤其如此。 清廷進行行政改革的*終目標是建立君主立憲，讓各省享有高度的自主權。為了給達到這一目標鋪平道路，清廷下令在全國設立現代化的學堂，包括法政學堂，目的是使官員接受適當的法律教育。在過去，地方官員沒有受過任何正規的法律教育就執行司法審判。在杭州開設了浙江法政學堂（民國后改名為“浙江法政專門學校”）。祖父把他的兩個兒子聯元、聯奎送到這所學堂去讀書。我的伯父畢業于 1911年（宣統三年），父親則畢業于1912年（民國元年），共和國宣布成立的那一年。 擔任過洋務委員的祖父和外國傳教士、外交官等人一直維持著良好的關系，盡管嘉興總共只有約二十名外國僑民。祖父出席了上海朱厄爾小姐學校（Miss Jewel’s Music School）的一位蘇格蘭女教師和美華書局（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的一位美國傳教士的婚禮。婚禮在海關稅務司署（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舉行，因為新娘的父親是海關副稅務司（清末雇用外國人管理海關，以便監督外國人遵守貿易法規）。參加婚禮的除了來自上海的相當一部分外國僑民，包括美國領事在內，還有一些中國官員。《北華捷報》描述說，那些中國官員“雖然不懂英語，但是熱情地融入了那個歡樂的場合”。 揮別帝制舊中國 1909年秋，剛剛調到浙江的巡撫增韞，推薦祖父前往具有戰略重要意義的臺州府黃巖縣，擔任已經空缺數月的知縣。 為了向朝廷說明我祖父是恰當的人選，增巡撫說：“該員任內，并無承審案件、承緝盜案。”這件事照例上報到吏部議奏，卻在那里遇到了阻礙。吏部說黃巖縣是海疆要缺，按照規定只能由已有三年經驗的官員調補，而我祖父擔任正職知縣未滿三年，又沒有捐貲取得破例資格，所以沒有批準巡撫的請求。 第二年，增巡撫又上了一份奏折，把他管轄范圍內的官員分成三類：一類有嚴重錯誤，應該永遠革職的；一類應予革職，但是可以給予另一次機會的；一類政跡卓著，應予嘉獎和晉升的。 在優秀官員名單上，位列**的就是秦國均。巡撫說他仁愛如師，視民如子，執行新政且籌集了大量款項，紀律嚴明。 皇帝在上諭里批復說，秦國均等優秀官員“政績均著，傳旨嘉獎”，其余人等應予革職。 三個月后，增巡撫建議任命祖父為定海直隸廳④同知。定海是舟山群島中的一個島，因為它是剿捕海盜的據點，也是外國船只北上前往京師的必經之地，所以被分類為“要缺”。 巡撫指出，祖父擔任候補知縣已有六年，可以補上他完全有資格擔任的職位。 這一次，巡撫的請求得到了批準。但是，祖父在這個新職位上沒有待多久。第二年秋天，他被派往離杭州不遠的海寧州暫任知州。 不過，他還沒有前去赴任，武昌便發生了起義。它標志著一場全國性的反對清朝統治的革命爆發。其后一個個省份的政治活動家相繼奪取了地方政權，宣布脫離北京獨立。 巡撫增韞也受到壓力，要他宣布浙江獨立，但被他拒絕了。1911年11月5日（宣統三年九月十五日）凌晨 2點，在浙江接受過優良訓練的新軍響應起義，從軍營開進城里，沒有流血就占領了省城。增韞和他的家人被抓，然后被護送出省。新的省政府宣告成立，不僅發表了獨立宣言，譴責清廷的統治，還保證現任官員只要承認新政權，就可以保留他們的職位。 祖父于九月初抵達海寧，當革命浪潮在九月十七日波及海寧時，他任職不過半個月。在和家人商議之后，祖父決定投降，在衙門外掛出了一條床單。當革命黨人進入衙門時，祖父身穿朝服等待著他們。 令他吃驚的是，他們對他很有禮貌。然后他又發現，他的次子聯奎在向一些革命黨領袖揮手致意。原來我父親和那幾位領袖是朋友，先前官軍追捕革命黨人的時候，他曾把他們藏匿在祖父的衙門里。 清朝被推翻之后，祖父遷居到了上海。1912年1月21日（宣統三年十二月初三日），他因哮喘病去世，享年六十一歲。同月，我父親秦聯奎從浙江法政學堂畢業。在南京，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任臨時大總統。中國正進入一個新時代，在我們家，父親開始在新誕生的律師行業立足。 【編者注】 ①候選：清代吏部銓選制度中的一項規定。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員以下，凡初由考試或捐納出身，以及原官因故開缺依例起復，皆須赴吏部報到，開具履歷，呈送保結（證明相關身份的文書）。吏部查驗屬實，允許登記后，聽候依法選用，稱為“候選”。 ②古代民俗，在臘日（即十二月初八日）或前一天擊鼓來驅疫。 ③青金石：或作青金，既是一種礦物名，也是一種以這種礦物為主要成分的玉石名。其色以所含青金石礦物的含量多少決定，通常呈深藍、天藍、紫藍及淡綠藍等。帶有玻璃光澤。其質以含有其他雜質礦物越少越好。主要產于阿富汗。它在古代多被用來制作皇帝的葬器，據說“以其色青，可達升天之路，故用之”。清制，四品朝冠亦以青金石作為頂戴飾物。 ④直隸廳：清代地方行政區劃名。清初，知府委派佐貳官同知、通判駐扎在本府境內較為偏遠或新開發的地區分防，逐漸形成府以下的一種新的行政單位，即稱為“廳”。開始，廳只設置在西北、西南等少數民族地區或沿海新開發的地方，到清后期，內地也設置了廳。乾隆年間，廳有了直隸廳和散廳之別。直隸廳與府、直隸州平行，因直隸于省，故名；散廳與散州、縣平行，由府管轄。 ……
祖先 作者簡介
秦家驄（Frank Ching），1940年12月13日生于香港，后移民美國。畢業于紐約福特漢姆大學英國文學系，后入紐約大學哲學研究所就讀。1970年入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學習。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他在《紐約時報》國外新聞部任中國地區專家。1979年，受《華爾街日報》派遣，在北京建立辦事處，成為較早一批報道新中國的美國記者之一。1983年，他辭去職務，從事家族史寫作，歷時五年完成。現居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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