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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話 內容簡介
翻開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學史，不難發現，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往往也浸潤著作品背后那位作家滿懷的民族情感，這也可以說是一部經典著作字里行間所折射出的愛國情懷。在中國文學史上，向來不缺乏這類作家作品，比如瞿秋白。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學評論家。他曾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上海大學原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把上海大學建設成為南方的新文化運動中心，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民族振興輸送了一大批棟梁之才。1935年2月在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軍逮捕，同年6月18日慷慨就義，時年36歲。或許有人說，文學需要時間的積淀，只有飽經滄桑，才能書寫出有內涵與感悟的文字，然而瞿秋白這英年早逝的愛國男兒，卻用不一樣的事實向世人展示了一個令人無法不有所觸動的真相。愛國熱情、民族大義，當沸騰的熱血與默默的文字融合，注定會譜寫出一部難忘的作品。于是我們懷著一份崇敬翻開瞿秋白的著作，在他的文字里去感悟……
多余的話 目錄
關于女人
人才易得
中國文與中國人
荒漠里
《子夜》和國貨年
黎明
“俄國式的社會主義”
貴族之巢
心靈之感受
清田村游記
中國人
多余的話
歷史的誤會
我和馬克思主義
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
“文人”
告別
心的聲音
青年的九月
美國的真正悲劇
苦悶的答復
出賣靈魂的秘訣
*藝術的國家
透底
真假董吉訶德
房龍的“地理”和自己
“打倒帝國主義”的古典
鬼臉的辯護
迎頭經
讀《子夜》
關于高爾基的書
非政治化的“高爾基”
擇吉
寫在前面——他并非西洋唐伯虎
《一半兒恨他一半兒愛》按語
儒林*新史——倡優苦
俄國公主論蕭伯納
日文上海《每日新聞》的卑污
胡適博士的詞令
歐洲大戰與國民自解
中國知識階級的家庭
知識是贓物
社會運動的犧牲者
人才易得
中國文與中國人
荒漠里
《子夜》和國貨年
黎明
“俄國式的社會主義”
貴族之巢
心靈之感受
清田村游記
中國人
多余的話
歷史的誤會
我和馬克思主義
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
“文人”
告別
心的聲音
青年的九月
美國的真正悲劇
苦悶的答復
出賣靈魂的秘訣
*藝術的國家
透底
真假董吉訶德
房龍的“地理”和自己
“打倒帝國主義”的古典
鬼臉的辯護
迎頭經
讀《子夜》
關于高爾基的書
非政治化的“高爾基”
擇吉
寫在前面——他并非西洋唐伯虎
《一半兒恨他一半兒愛》按語
儒林*新史——倡優苦
俄國公主論蕭伯納
日文上海《每日新聞》的卑污
胡適博士的詞令
歐洲大戰與國民自解
中國知識階級的家庭
知識是贓物
社會運動的犧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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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話 節選
《現代文學精品文集：多余的話-瞿秋白精品文集》：當時的一些同學里，誰也不愿意干，結果，我得做這一學校的“政治領袖”，我得組織同學群眾去參加當時的政治運動。不久，李大釗，張崧年他們發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或是“俄羅斯研究會”罷？），我也因為讀了俄文的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的某幾段，對于社會——尤其是社會主義*終理想發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興趣，所以也加入了。這時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學生運動正在轉變和分化，學生會的工作也沒有以前那么熱烈了。我就多讀一些書。*后，有了機會到俄國去了——北京晨報要派通信記者到莫斯科去，來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國家”，尤其是借此機會把俄國文學好好研究一下，的確是一件*愜意的事，于是就動身去（一九二〇年八月）。*初，的確吃了幾個月的黑面包，餓了好些時候。后來俄國國內戰爭停止，新經濟政策實行，生活也就寬裕了些。我在這幾個月內請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國史、俄國文學史；同時，為著應付晨報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國共產黨的報紙、文件，調查一些革命事跡。我當時對于共產主義只有同情和相當的了解，并沒有想到要加入共產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因為那時候，我誤會著加入了黨就不能專修文學——學文學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觀念，在當時已經通行了。可是，在當時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個俄文翻譯都找不到。因此，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的時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當了東大的翻譯和助教；因為職務的關系，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藝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到莫斯科（那時我已經是共產黨員，還是張太雷介紹我進黨的），我就當他的翻譯。獨秀回國的時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鄧仲夏等創辨“上海大學”的時候，我正在上海。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們請我當上大的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那時，我在黨內只兼著一點宣傳工作，編輯《新青年》。上大初期，我還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藝問題，到了國民黨改組，我來往上海廣州之間，當翻譯，參加一些國民黨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執行部委員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選舉了我的中央委員。這時候，就簡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時發作，更沒有可能從事我所愛好的文藝。雖然我當時對政治問題還有相當的興趣，可是有時還會懷念著文藝而“悵然若失”的。武漢時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從重病之中脫險。將近病好的時候，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張，逐漸暴露機會主義的實質，一般黨員對他們失掉了信仰。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獨秀雖然仍舊被選，但是對于黨的領導已經不大行了。武漢的國共分裂之后，獨秀就退出中央。那時候。沒有別人主持，就輪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實，我雖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發表了一些議論反對彭述之，隨后不得不反對陳獨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獨秀。我確是一種調和派的見解。當時只想獨秀能夠糾正他的錯誤觀念，不聽述之的理論。等到實逼處此，要我“取獨秀而代之”，我一開始就覺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沒有什么別的辦法。這樣我擔負了直接的政治領導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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