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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治理的運行機制研究-關于中國城市治理信息化的制度分析 版權信息
- ISBN:9787567130920
- 條形碼:9787567130920 ; 978-7-5671-3092-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技術治理的運行機制研究-關于中國城市治理信息化的制度分析 內容簡介
黨的十九大提出要不斷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這意味著未來社會治理領域將不斷提升新一代ICT信息技術的運用水平。《技術治理的運行機制研究:關于中國城市治理信息化的制度分析》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深刻揭示了城市社會治理領域政府信息化的實現路徑以及可能面對的深層挑戰。引入國內組織研究前沿領域的制度分析思路,呈現了技術治理的條件、約束以及與既有政府運行模式之間的深層互動機理。進而在更深層次討論當代中國社會治理創新中技術治理的發展思路。
技術治理的運行機制研究-關于中國城市治理信息化的制度分析 目錄
**編 技術治理的運行機理
——一個制度主義的分析框架
**章 城市社會治理轉型與技術治理興起
**節 新時期城市社會治理轉型面臨的主要挑戰
第二節 城市社會技術治理的主要領域及深層挑戰
第三節 回歸一種總體性理論視角
第二章 技術治理的實現方式與運行機制
**節 信息技術如何影響組織運作——理論溯源
第二節 聚焦互動機制:新分析思路的發展
第三節 本書的分析框架
第四節 理解技術治理的復雜后果
第三章 技術治理中的國家與社會關系
**節 治理轉型與當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變遷
第二節 當前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制度環境
第三節 技術治理中的國家與社會互動機制
第二編 技術治理的實踐方式研究
——以基層政府的一門式電子政務中心為案例
第四章 作為新技術相對面的既有治理結構
**節 聚焦城市基層社區公共服務的組織安排
第二節 制度安排的兩面性:在開放與封閉間徘徊
小結與討論:在科層與網絡之間——既有結構的
長程運動
第五章 技術方案定型:治理結構型塑技術選擇
**節 一門式服務中心的初期架構及對新技術之期望
第二節 三種待選技術方案
第三節 制度是如何思維的?
小結與討論:從制度偏好看技術選擇
第六章 技術扎根:現有結構的“虛擬”再造
**節 現有結構的虛擬再造
第二節 制度匹配與新技術的“自我強化”
小結與討論:新技術扎根的深層基礎
第七章 剛性的呈現:技術作為結構的一面
**節 新技術的剛性“外顯”與組織運行
第二節 理解技術治理的效率基礎
第三編 技術治理與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當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縮影
第八章 公共管理多元參與的網格化治理實踐:以B鎮為例
**節 B鎮的網格化治理實踐與改革嘗試
第二節 社會領域資源配置機制的模式與網格化
實踐的張力
第三節 小結與啟示
第九章 轉型中的網絡問政問效:以N市Z區為案例
**節 網絡問政問效的緣起與基本經驗
第二節 網絡問政問效平臺運行遭遇的深層挑戰
第三節 改革的選擇與困境
第十章 “社區通”的實踐與制度內涵:以S市B區為例
**節 “社區通”技術治理實踐的方式與成效
第二節 “社區通”技術平臺的制度內涵與啟示
結語 技術治理及其超越
**節 作為一種治理機制的技術治理:源起與
表現形式
第二節 新視域下的治理轉型及其深層問題
第三節 超越技術治理的基本思考
主要參考文獻
技術治理的運行機制研究-關于中國城市治理信息化的制度分析 節選
《技術治理的運行機制研究:關于中國城市治理信息化的制度分析》: 在巫沃德的研究中,組織結構的本質性差異和技術的差異有密切的聯系。例如,和使用大批量技術的公司相比,在小批量生產的公司中,對總裁負責的人更少;而在流水線生產中,對總裁負責的人數*多。大批量生產公司的管理層數也多于小批量生產公司,而流水線技術中則更多。如果不涉及公司規模,就管理人員和監督人員占總員工的比率而言,流水線技術的*大,而小批量生產公司的*小。這些差異與技術的復雜程度平行,但其他的差異則不然。一線監督人員控制的范圍在流水線生產的公司里*小,而在大批量生產的公司里*大。與其他兩類公司里相比,大批量生產的公司傾向于更多地依靠生產線人員和行政人員的職責區分,工作描述更加具體,并更多地依靠成文交流。① 此后,布勞諾( Blauner,1964)研究小批量生產技術如印刷、大批量生產技術如紡織和汽車,以及連續過程的生產技術如化工,所得到的結論與巫沃德的一致。在隨后的近30年中,大量研究并沒有離開技術對組織的建構這個主題,也都是在這樣的框架下探討技術與組織結構關系的類型和細節問題,重要的理論流派如權變理論認為,技術越復雜和越不確定,組織就越可能采用有機的而不是機械的結構形式。② 20世紀70年代的許多關于技術對組織結構影響的研究,都再現了巫沃德的*初發現,也賦予了“技術決定組織命題”新的生命力。馬希( Robed M。Marsh)和曼(Hiroshi Mannari)在對50個日本企業的研究中,探討了技術及組織規模和結構的關系。他們使用了一些技術指標,其中一個關鍵指標描述的是技術復雜性(根據技術使用程度的差異)。馬希和曼發現,技術(而非規模)能更好地預測除分化以外的組織特征,即使控制其他變量也是如此。像巫沃德一樣、馬希和曼還發現,隨著技術的進步,一線工人在全體雇員中的比重下降,監管人員比重上升;而且,高層行政人員的控制范圍隨技術進步上升。和巫沃德與布勞小組的研究結論一樣,技術和一線控制范圍之間的關系是非線性的。馬希和曼提出,與其他研究結果一樣,日本的企業組織并沒有特殊的地方。① 伊克松、皮尤及費伊賽( Hickson,Pugh,and Pheysey,1969)將技術這一籠統的概念分解成三種類型:操作技術,即組織工作流程中使用的技術;材料技術,即工作流程中使用的材料(高度復雜的技術可能用在相對簡單的材料上);知識技術,即用在工作流程中的、復雜性變幻不定的知識體系。這些作者在研究中關心的是操作技術。對于他們研究的英國組織,操作技術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組織越小,其結構越受到技術的影響;組織越大,這些技術的影響越局限于諸如從事與工作流程本身相關聯的工作崗位數目這樣的變量;對與之距離較遠的管理結構和層級結構中的可檢測到的非變量.操作技術的影響較小。” ……
技術治理的運行機制研究-關于中國城市治理信息化的制度分析 作者簡介
黃曉春,畢業于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獲博士學位。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入選上海市“晨光”“曙光”及“浦江人才計劃”學者,為民政部第二屆“全國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專家委員會”青年委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中國治理變革及其進程中的國家與社會關系。近年來圍繞技術治理的運行機制、當代中國社會組織的制度環境等課題,在《中國社會科學》《社會學研究》及《社會》等國內知名刊物發表研究論文10余篇,其成果多次榮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陸學藝社會學優秀成果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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