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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國際思想的根基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8172837
- 條形碼：9787308172837 ; 978-7-308-17283-7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現代國際思想的根基 本書特色
17世紀初至19世紀中期，歐洲主要政治思想家才開始突破他們的國家民族界限，并預見未來終將是一個由平等主權國家覆蓋整個地球的競爭性世界。在這部見解深刻而又全面的著作中，大衛·阿米蒂奇——世界一流的政治史家之一——追蹤思想史的國際轉向（international turn）起源。本書由一些重要的方法論文章構成，探討帝國與海洋之平行歷史的全球化譜系，對國際思想史中的主要人物如霍布斯、洛克、柏克和邊沁都有獨創性的思考。本書是作者十多年專注于這些議題的思考和研究之大成，一方面重建了思想史中常常被忽略的國際面向，另一方面恢復了國際史的思想史面向。
現代國際思想的根基 內容簡介
本書分歷史編纂的基礎、17世紀的根基: 霍布斯與洛克、18世紀的根基、構建基礎: 1776年以來的國家形成。內容包括: 思想史的國際轉向 ; 存在一種全球化的前歷史嗎? ; 霍布斯與近代國際思想的基礎等。
現代國際思想的根基 目錄
序 言 iii
縮略詞 vii
導論：重新思考現代國際思想的根基 1
**部分 歷史編纂的基礎 15
**章 思想史的國際轉向 17
第二章 存在一種全球化的前歷史嗎？ 34
第三章 大象與鯨魚：世界歷史上的帝國與海洋 48
第二部分 17 世紀的根基：霍布斯與洛克 61
第四章 霍布斯與近代國際思想的基礎 63
第五章 約翰·洛克的國際思想 80
第六章 約翰·洛克、卡羅來納州與《政府論》 95
第七章 約翰·洛克：是帝國理論家嗎？ 120
第三部分 18 世紀的根基 141
第八章 18 世紀的英國議會和國際法 143
第九章 埃德蒙·柏克與國家理性 163
第十章 全球化的杰里米·邊沁 183
第四部分 構建基礎：1776 年以來的國家形成 201
第十一章 《 獨立宣言》與國際法 203
第十二章 獨立宣言（1776-2012） 228
參考文獻 247
索 引 301
縮略詞 vii
導論：重新思考現代國際思想的根基 1
**部分 歷史編纂的基礎 15
**章 思想史的國際轉向 17
第二章 存在一種全球化的前歷史嗎？ 34
第三章 大象與鯨魚：世界歷史上的帝國與海洋 48
第二部分 17 世紀的根基：霍布斯與洛克 61
第四章 霍布斯與近代國際思想的基礎 63
第五章 約翰·洛克的國際思想 80
第六章 約翰·洛克、卡羅來納州與《政府論》 95
第七章 約翰·洛克：是帝國理論家嗎？ 120
第三部分 18 世紀的根基 141
第八章 18 世紀的英國議會和國際法 143
第九章 埃德蒙·柏克與國家理性 163
第十章 全球化的杰里米·邊沁 183
第四部分 構建基礎：1776 年以來的國家形成 201
第十一章 《 獨立宣言》與國際法 203
第十二章 獨立宣言（1776-2012） 228
參考文獻 247
索 引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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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國際思想的根基 節選
導論：重新思考現代國際思想的根基
《現代國際思想的根基》是國際思想史領域結構松散的三項研究成果當中的*后一項。**項成果是出版于2000年的《大英帝國的意識形態起源》（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彼時，該領域還寂寥無人。沒有共同的議題和統一的學術結構，也沒有自我認同的從業者；因此，國際思想史并未在當代歷史編纂的廣闊版圖上占有一席之地。連“國際思想史”（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history）這個術語都幾乎沒有公之于眾，更遑論有效地利用它去界定一個學術研究領域了。到第二部《獨立宣言：一部全球史》（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于2007年出版時為止，國際思想史才開始作為一個——對國際問題感興趣的思想史家和對思想史、文化史感興趣的國際史家都投身于其中——具有自我意識的探究領域面世。在此后的五年里，國際思想史成了一個可識別的領域，經典著作日益增多，諸多問題不斷萌生，研究議程富有創意。我希望本書可以代表*近研究成果的部分記載，也可以成為今后國際思想史家們的一種啟發。
此書匯集的這些章節體現的是十多年來闡述國際關系和國際法諸概念的思想史成果，在互動和協商這兩種模式之前的那個時期，它們大多數就已經獲得了當時的聲譽、擁有了學科界限和當代學術權威人士、先驅人物的經典之作的稱號。雖然說研究對象的選擇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觀性，但也并不是隨性而為的。它們基本上源自于一些邀約：把我較早時期所研究的以英語為母語的大西洋世界的思想史延伸至更廣闊的語境中去，并涵蓋一些新穎的主題。但是，這么做要考慮到持續不斷地努力從歷史的角度重新審視神話（myths）中的某些東西——從有意義的敘述這個意義上來說，未必是虛妄的謊言，而這些神話中的東西已經貫穿于歷史學之外的其他學科的國際研究中。作為一位思想史學者，這種努力引導我關注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約翰·洛克（John Locke）、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和杰里米·邊沁的思想。作為一位國際史學者，這一嘗試也使我的思想轉向國家與帝國、海洋歷史與全球交往的特點，思考在其他章節中被拿來作為論點進行剖析的長時段（longue durée）背景。作為一位大西洋史學者，這種努力還決定了我對作為國家形成進程之母體的美洲的興趣，這種國家形成的進程重現于整個現代世界，直至我們這個時代。雖然研究結果迥異，但“作者的觀點卻具有一種根本性的統一”， 匯聚在一起的各章節的共同議題也都具有一種根本性的統一，筆者希望作為一部專輯將會證明再版是有正當理由的，是值得一讀的。
正是議題和主題的多樣性表明了國際思想史本身的探究本質。20世紀末，關于思想史國際面向的研究基本上是碎片化的，相對于更寬廣的歷史學科而言仍然是處于邊緣的。政治思想史無疑處于優勢地位——甚至在某些領域還處于主導地位——在研究大西洋兩岸和日益關注世界各地的思想史學者當中。然而，從事國際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是具有自我批判意識的國際關系和國際法的一些學者，他們與那些自我界定為思想史家的學者之間幾乎沒有什么接觸和交流。
這種情形讓我們想起了1959年馬丁·懷特（Martin Wight）這位國際關系“英國學派”創始人之一的判斷，他在一篇引發激烈討論的文章中問道：“為什么沒有國際理論？”懷特為缺乏“對國家社群，或國際團體，或國際共同體”的思考傳統而惋惜不已，也對“論述國家的作品”集體性地被認知為政治理論而感到惋惜不已。他以一個著名的評價結束了對這種支離破碎的傳統的概述：“國際理論處境危險，不僅僅是匱乏的問題，而且還有道德和思想貧乏的問題。”將近五十年之后，思想史家們重提懷特當初的問題：“為什么沒有國際思想史？”這個領域也缺乏一種連續性的探究傳統或者一個意見一致的研究對象。不管是道德方面的還是思想方面的貧乏，都或許已經不再是問題，但匱乏卻是無疑的。
僅僅在懷特抱怨國際理論的三年前，即1956年，劍橋歷史學家彼得·拉斯萊特（Peter Laslett）就已經對此作出了一個同樣著名的判斷：“就目前而言，無論如何，政治哲學已死了。”這種草率的悼詞結果證明是一種有益的挑釁，這一點在后來的歲月里體現得異常明顯，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的牛津就職演說——《兩種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1958）——發表、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出版時，它們預示著至今還有效的、規范的政治理論那不可比擬的全盛時期的到來。同樣地，同一時期還見證了政治思想史那一直富有創意的探究風格之開端，從波科克的《古代憲法與封建法》（J. G. A. Pocock, The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1957） 到昆廷·斯金納的《近代政治思想的根基》（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1978），都采用了拉斯萊特本人編輯洛克《政府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1960）時那獨辟蹊徑的方式。
政治思想語境論的歷史學者們——他們當中的拉斯萊特、波科克、斯金納和約翰·達恩（John Dunn）——將注意力放在以其國內或者地方自治名義的國家理論的歷史上，是不難理解的。這一事實反映出那個時期他們書寫的政治理論本身的主要關注點，旨在促進歷史學者與政治理論學者之間有一個持續不斷的對話。然而，他們對國家內部能力的關注顯然助長了對國家外部關系的忽視，因為政治思想史的復興并未與對國際思想史的興趣之復蘇相伴而生。在此種情況下，斯金納的《近代政治思想的根基》以“直到17世紀初，國家這個概念——它的本質、它的權力、它服從命令的權利——才逐漸被認為是歐洲政治思想中*重要的分析對象”這一斷言結束。對于這一概念而言，基本原則是國家獨立于“任何一種外部的或者更高級的權力”。除了敘述簡潔而又富于啟發性地描述國際法新的學術概念以外，斯金納的著作并未在國家的本質、權力或權利方面將其描述為一個國際行為者，也就是我在本書中所指稱的近代國際思想的根基的那些東西。
在斯金納的《近代政治思想的根基》面世之時，果不其然，那些根基并未得到進一步的論述。就在該書出版的那一年，加利（W. B. Gallie）評論道：“對戰爭的角色、原因及世界上所有人之間的和平的可能性的思考”已經成為“歷代首屈一指的能人們的一項事業，而關于他們的思想卻毫無例外地遭遇了忽視或回避”。加利認為現代國際思想的根基在很大程度上奠基于18世紀期間的“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和瓦泰爾（Vattel）等學者的著述之中”。這兩個觀點暗示現代政治思想的根基與現代國際思想的根基不同，它們各自擁有一種獨特的時序、系譜和主要思想家的經典之作。二十年的學術研究幾乎沒有消除那種印象，就跟政治思想史學者多半會忽視他們的主題的國際面向那樣，國際關系學的學者們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對使他們研究領域所援引的理論具有歷史意義這件事情不感興趣。
可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種狀況已經開始發生變化。政治思想史學者們不可能完全不受那時的政治理論本身內部所發生的、日益明顯的國際關系和全球關系轉向的影響。至少在美國，已經開始于越南戰爭陰影下的這種轉向，與羅爾斯的《正義論》和邁克爾·沃爾澤的《正義與非正義戰爭》（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1977）不期而遇。在羅爾斯的公民不服從理論中，他轉向國際法，以指導“管理面向其他國家的公共政策”的“政治原則”，包括人們組織起來成為獨立國家的“基本平等權”；民族自決及其延伸意義、不干涉的義務；自衛權；信守條約的必然性；以及對戰爭行為的諸多限制：事實上，羅爾斯從這個領域居于支配地位的文本——布賴爾利的《萬國公法》（J. L. Brierly, Law of Nations）——那里拿來了一份現代實證國際法基本原則的標準清單。相比之下，沃爾澤的《正義與非正義戰爭》在某種程度上源于一種憂慮：擔心國際法不能再“ 為我們的道德論證提供一種言之有理或者連貫一致的闡釋”，尤其是因為“法律實證主義……已經在聯合國時代變得日益乏味”。
“ 道德論證” 與“ 法律實證主義” 之間的差別是實證地理解法律——也就是說，主權國的行為，不管是以國際協議、公約和慣例的立法者的身份，還是以執行者的身份——與規范地理解法律之間所產生的鴻溝之遺產。就像羅爾斯和沃爾澤——他們兩位都是具有歷史意識的理論家，盡管他們都有規范的雄心壯志——必然意識到的那樣，這一差別幾個世紀以來在國家理性的歷史討論中，隨著自然法學的衰落，已經擴大了。他們已經揭露的基本困境——例如，使“實證”法與“道德論證”分開的嚴重分歧；將人際準則適用于國際規模的諸多困難；《聯合國憲章》中被奉為神圣的中央集權原則與人權的普遍主義假設之間的沖突；地方的主張與全球的正義——激發了一股圍繞國際倫理問題而產生的理論狂熱，至今仍未消退。在政治思想史學者們追隨當代政治理論家所開辟的嶄新道路之前，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
其他跡象正顯現于一些新領域當中，包括國際領域和全球領域，對于思想史學者而言，在當代國際關系理論學者當中——特別（但并不僅限于）是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出現了一種所謂的“后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t）取向。這表現在許多不同的方面：關于國際關系的宏大歷史理論的回歸；“建構主義”的興起，或者國際行為體——借助規則、規范和交涉——彼此的自我構建研究；作為一門學科的國際關系的歷史研究，不管是作為一種解釋當前的諸多不滿的方式，還是作為一種據稱正處于衰退中的思想工程的更新來源；以及對作為國際政治學語言所產生的一種濃厚興趣，因為國際關系學所進行的語言學轉向解釋已經橫掃其他人文學科和闡釋性社會科學。
這些截然不同但又常常彼此支撐的進展與一種相似的轉向——國際法學者當中出現的語言和歷史轉向——相伴而行，當“新國際史學” 自覺關注的文化和觀念跟產生于更為傳統的外交史學——以國家及其正式機構的檔案文件和活動為中心——的權力和利益一樣的時候，這種史學是跨越國界的，更為關注國與國之間的聯系，而非它們之間的矛盾沖突，更為關注在上下層面發揮作用的各個行為主體和機構，或者同時關注已經是國際史傳統研究對象的國家。政治理論、國際關系、國際法和國際史領域內的這些進展加在一起，就會為所有這些領域內的從業者們之間的共同對話開放新的可能性。
這一序列令人頭暈目眩的轉向——只提到*顯著的語言學的、歷史編纂的、跨國的和文化的——同時出現在全球化話語開始統領大眾意識和專業意識的這一時刻并不是一種巧合。這種憂懼——界限正在消失，國家正在消亡，不受限制的人口、資本和商品正在全球流動——不管有沒有充分的依據，都會不可避免地激發學者們對這些過程的起源和發展產生興趣。全球互聯是世界史相對晚近形成的一個特征嗎？還是具有一些早期歷史特征的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產物呢？有過一種回溯至19世紀70年代、18世紀70年代、16世紀70年代或者甚至更早時期的全球化前史學——或者說有過多重的、非連續性的前史學嗎？是什么時候意識到空間的縮小與連鎖的知識跨越時間而匯聚在一起的？也就是說，世界史的諸多概念是在何時何地首次出現的？當代史學家應該怎樣迎接一個具有自覺意識的全球時代書寫全球史的挑戰呢？
旨在回答這些緊迫問題的各種嘗試促成了如今構成國際思想史的兩個研究主體。它們被稱為超越國界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和國際化的思想史（an internationalised intellectual history）。前者現在有時也被認知為國際思想史，或者認知為更狹隘地聚焦于國際政治理論史。一位出類拔萃的從業者*近將它的研究主題界定為“前幾代思想家們是如何構想政治邊界的本質和意義，以及互不相連的共同體之間的關系的”。我會進一步將國際思想界定為理論反思：不僅針對個人、民眾、民族和國家所占據的特殊政治領域，還針對為現代初期的其他法人團體比如教會和貿易公司所占據的特殊政治領域。這種反思探討的是這些行為主體與規范——或者說應該規范——的行為準則之間的相互作用之本質。它在現代時期的核心問題因而是國家間的關系，但對于更漫長的歷史而言，它也探討各種各樣的非國家關系，因為在如今這個個體被牢固地確立為國際法研究對象的時代，在這個國際機構和跨國組織源源不斷涌現的時代，非國家關系依然在發揮作用。
關乎國際范圍的思想史是第二個研究主體，它擴大了思想史的范疇，追溯文本、觀念和思想家在國家內外、跨越大洋及廣泛的行為主體與讀者共同體中的流通、傳播和接受。這兩條路徑顯然并不完全相同，但它們卻都有相當多重疊和交匯的興趣點。國際的、跨國的、全球的聯系和競爭這種彼此間認識的產生，常常有賴于這種跨文化的宗教、外交和法律的文本轉化，正如商業和國際關系的跨國結構促進或者阻礙書籍與其他觀念載體的運動那般。
因此，一方面，國際思想史包含國際法的學說史；另一方面，它又利用書籍史那不可化約的物質性。闡釋一下康德的話，在國際領域（與在其他領域一樣），沒有物質史的思想史將是空洞的，而缺乏思想史的物質史也是盲目的。相應地，本書這些章節全都是研究跨越時空的國際思想之傳播與接受的歷史，盡管顯性程度有所不同。兩種運動形式都必然包含有意識的挪用和傳播行為。在沒有可資利用的長期的文本傳統或者后來產生的職業準則的情況下，在新學科比如國際關系沒有開創持續性系譜的需求的情況下，在新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沒有調整自身渴望的情況下，沒有一種國際思想的主體——然而是可塑的、多變的——可能產生。這些進程使得“ 向上”（upward）和“向下”（downward）的詮釋學成為必要，就像外交官和國會議員、殖民者和反叛者的實踐一樣，形成規范理論和正式流派。同時，各議員會堂和各委員會辦公室里的爭論與學者及哲學家們的研究，都試圖使闡釋全世界各個戰場、海事、帝國邊境的諸多概念確定下來。現代國際思想的形成本身就是一項跨國的、真正的全球事業。證明這一點將是下一階段的國際思想史研究的主要任務之一。
《現代國際思想的根基》集中闡述由霍布斯和邊沁的公共事業大致界定的那個時期（1629—1832）。我認為現代國際思想是建立在本書試圖闡明的這幾個世紀的這些基礎之上的。比照斯金納，這本文集的標題受到了他的經典研究《近代政治思想的根基》的啟示，我并沒有隱含地聲稱要詳盡地或徹底地挖掘所有形成現代國際思想的基本元素。我的目標并不高，就像我盡量稱本書為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而非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 所表明的那樣。各篇論文在努力追溯18世紀晚期至20世紀晚期這段時期的國際思想關鍵元素的興起和早期發展的時候，都是癥候式的，而不是系統性的。這些元素有些仍然存留于21世紀初期，但本書聚焦于早期現代性的歷史與一個正在日益離我們遠去的“現代”世界的歷史之間的對話，并透過現代性本身的后現代懷疑主義那更為厚重的面紗去審視它。
從表面上看，我的決定——探明早期現代性內部的現代國際思想根基——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先前的一系列病因論敘述，大部分來自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學科內部，且已經發現了這些根基。例如，近代外交的起源常常被認定為15世紀晚期或16世紀。16世紀或許也見證了近代國際關系的開端，即便解釋主權、戰爭、外交和條約締結實踐的理論滯后了五十年或一百年，而到了17世紀中期才以可識別的現代形式出現。這個時間順序追隨的軌跡與貫穿于國際法歷史的稍有不同，該起源可追溯至16世紀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學派（School of Salamanca）、16世紀后期意大利法理學家阿爾貝里科·真提利（Alberico Gentili）或者他的荷蘭后繼者——胡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這位17 世紀初期的“國際法之父”。 1625年，格勞秀斯的《戰爭與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的出版，成為敘述國際法歷史的起點，但另外一個故事，與國際關系的神話藝術（mythography）更為密切相關，把1648年和《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優先設想為“傳統的”國際法（1648—1815）或“法國時代”（theFrench age，1648—1815）的國際法律秩序的開端。這些關于早期現代性的敘述*早出現于隨后的現代性時代，雖然有點姍姍來遲。因此，它們不是講述自身或者它們成就的故事主角，而是由后來的歷史學家、外交家、國際法學家和早期的政治科學家這些共同體來講述的創建神話，這些學者在為他們的意識形態課題和初創時期的專業尋求歷史的確證。
本質上，這些后來的假設故事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內部的和外部的、國內的和國外的或者（以一種更尊重法律的習語說）地方自治的和國際的——的基本假設。這種二分法或許保留了我們政治生活中一切基本分歧的*無足輕重的調查。盡管在歷史和理論上與比如私人與公共、女性與男性、平民與戰斗人員這類基本的對立相交，就像女權主義中法律和政治的學術研究一再證明的那樣，但這仍然是二分法的做法。正如國內與國際這兩個領域分離了，促使其分離的因素還隱藏在記憶缺失的情況下，從而導致了人們心中的困惑。國際關系理論家當中*普遍的解釋取決于近代初期“政治、宗教和形而上學的等級體系普世說之崩潰”，這一普世說使“國內的政治共同體和國外的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形成。但或許這只是一種過于粗略的解釋；需要一位首創者，而這位首創者可以在17世紀中葉的英國找到：“這一切無疑都會因霍布斯而改變：‘創造’了‘外面’（outsides）這個詞，政策變成了‘對外的’（foreign）。”或者說這種分開在一個世紀后出現在英國，就像邊沁所認為的那樣：“國內（municipal）這一專有名詞……是一位卓越的英國人——威廉·布萊克斯通爵士（SirWilliam Blackstone）——提出來的，被用來表示國內普通法，與國際法和虛設的自然法截然不同。”相反，一個半世紀后，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慎重考慮了這一區別：“1910年之后，變得習慣于區別內部的（internal）和外部的（external）。”這樣的考慮未必就是不能和諧共處的：它們可以用來標示一個正在展開但卻不時被打斷的故事發展過程中的非連續性階段。綜上所述，這一切都表明需要深入研究現代國際思想這一*根本的基石。
我們如今棲居于一個自覺為后現代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國內外事務之間的差別開始消除”，一位英國首相和他的外交大臣聲明“外交政策不再是外國的”。作為與后現代相對的現代，其國際思想已經以“承認國家主權和作為結果的國內外事務的分離為前提，禁止外部對國家主權的干涉”。在國際領域內部，國家是首要的行為主體，而不是個人、大公司或者其他的非國家行為主體，比如教會、傳教組織或者社會改革運動團體。該領域不存在任何一個能夠實施超越國家準則的*高統治當局：相互承認的主權國守衛它們自己界限內的秩序，但界限之外就處于國際無政府狀態。因此，國際法就是實證法——條約法和其他國家間的法律文件——而不是自然法，后者日益變得無足輕重或者說荒謬可笑。各國的相互作用發生在一個以歐洲為核心的新興國家體系內部。該國家體系是根據文明標準按等級定制的，使一些其他的社群處于一種潛在的永久性屈服狀態，而按照歐洲列強單獨擬定的條件接受另外一些社群加入國際社會。
沒有一個思想家或者思想流派，將這些現代國際思想的界定特征整合為一體。這些界定特征至少經過一個半世紀才逐漸形成，但它們的標準結構和歷史神話卻至少在1836年時就牢固地存在于歐洲了，當時的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de France）舉辦了一次探討現代國際法進展的論文競賽。學術院根據歐洲國家體系的實證主義者概念所設定的條款發問：“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以來，歐洲的萬國公法有何進展？”學術院的大會報告起草人——前外交部長約瑟夫–瑪麗·伯特利斯（Joseph-Marie Portalis）——承認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它涉及國際秩序的制定，涉及萬國公法、契約和正式聲明的過去與未來，涉及歷史和歷史哲學。
根據一位參賽者的看法，1648年已經標志著一個建立在“民族的獨立、政府的合法性、條約的信守……權力的平衡”和不干涉原則基礎之上的國家體系的開端。對此次競賽作出持久貢獻的是參賽者美國外交官、法理學家亨利·惠頓（Henry Wheaton），他將國際法的近代歷史劃分為1648年、1713年（《烏得勒支條約》）和1763年（《巴黎條約》）。當惠頓將他的《備忘錄》擴展為一部未經刪節的《歐洲國際法進步史》（Histoire des progrès du droit des gens en Europe,1841）時，他選擇1648年而不是1625年作為“現代國際法學科的新時代”，因為“那次偉大的會議記錄標志著歐洲文明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時代”。這位競賽優勝者通過論證“歐洲諸國是從這個時代開始才擁有自身存在的理由的，文明進程也是從這個時代開始才被正式承認的”來證明上述分析的成立，即使20世紀是一個國際法作為國家利己主義而非自然法逐漸統領歐洲協商會議的頹廢時期。伯特利斯雖未完全贊成這位優勝者的結論，但卻在“接受棘手的諸多法律、歷史和當代政治問題的普適性”的難題處于重要關頭之時，承認了盡善盡美是不可能的。
現代國際思想的傳統是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期間的各學科競爭過程中各位學者和專業人士的影響下有意識地形成的。就像接下來的許多章節所呈現的那樣，現代國際思想形成過程中的幾個關鍵時刻常常是回顧性重建或挪用的階段。例如，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初期，在美國和法國革命的影響下，諸如“國際法”和“外交”這樣的專有名詞至少在英國都屬首次引進或創造。也是在同一時期，格勞秀斯被確認為國際法之父，國家體系的概念首次出現。現代國際思想敘述的另外一個重大時刻是20世紀兩次大戰之間的那段時期，當時大西洋兩岸不同軍階的國際主義者們編制了國際法歷史上的一個“經典”原則，創造了國際關系這一現代學科，并匯集了*初的國際思想傳統。緊跟其后的是國際關系“英國學派”的學者們，特別是赫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和馬丁·懷特，他們折中地吸收了來自國際法、政治思想和外交著作的思想資源，從而打造人為的但卻具有持久影響的國際思想傳統，并獲得了格勞秀斯、霍布斯和康德這些思想家的認同，同時抬高了像埃德蒙·柏克這樣的人物在國際理論原則方面的地位。晚近的學術則批判性地解構了那些虛構的傳統，這項有益的、正在進行的事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本書的努力所在。
《現代國際思想的根基》并不試圖以任何一個起點或一個連續的、不斷演變的爭論傳統來替換更早時期的敘述。本書各章通過批判性地審查在后來的學科原則當中仍然有一席之位的人物，比如霍布斯、柏克和邊沁，還有卓爾不群但卻又不是*顯眼的洛克，來質疑傳統的敘述。本書也從思想史的視角重新審查了別的歷史故事，比如從一個帝國世界到一個國家世界那持續很久的過渡，以及現代國家身份的興起。對于研究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的歷史學者們而言，長期以來的核心問題應當是，“我們——不管‘我們’是誰——是如何獲得國家這個概念的？”相比之下，對于研究現代國際思想的根基的歷史學者們而言，他們*關心的應該是“我們——世人——是怎么想象我們所居住的這個由各國構成的世界的？”集體的人類想象這種行為或許是過去五百年政治意識當中*重要的變化。據說它是蒸蒸日上的國際思想史領域主要研究議題中*重要的一個。
現代國際思想的根基 作者簡介
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是哈佛大學勞埃德·布蘭克費恩講座教授，教授思想史和國際史。主要著作有：《大英帝國的意識形態起源》（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劍橋大學出版社，2000)、《獨立宣言：一部全球史》（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2007)；參與的編著有：《1500-1800年間的英國大西洋世界》（British Atlantic world,1500-1800）（劍橋大學出版社，2006）、《莎士比亞與近代早期的政治思想》（Shakespeare and Early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劍橋大學出版社，200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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