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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韋伊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59970
- 條形碼：9787108059970 ; 978-7-108-05997-0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西蒙娜.韋伊 本書特色
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1909—1943）是難以歸類的：愛國者，神秘主義者，社會活動家，篤信體力勞動救贖價值的知識分子，渴望感性美的禁欲主義者，向往進入天主教會的世俗猶太家庭的女兒。三十四歲在貧病交加中離世，留下豐厚的思想遺產。這本小傳不僅追溯了西蒙娜•韋伊在宗教、哲學、政治、社會等方面復雜的思想演變歷程，還追溯了她從享有特權的巴黎高師學生到工會組織者、社會活動家、哲學家的轉變。她的思想尖銳、率直、坦誠，而作為讀者，贊同還是拒斥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在于去碰觸這個“有待成熟的”偉大靈魂。
西蒙娜.韋伊 內容簡介
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1909—1943）是難以歸類的：愛國者，神秘主義者，社會活動家，篤信體力勞動救贖價值的知識分子，渴望感性美的禁欲主義者，向往進入天主教會的世俗猶太家庭的女兒。三十四歲在貧病交加中離世，留下豐厚的思想遺產。這本小傳不僅追溯了西蒙娜??韋伊在宗教、哲學、政治、社會等方面復雜的思想演變歷程，還追溯了她從享有特權的巴黎高師學生到工會組織者、社會活動家、哲學家的轉變。她的思想尖銳、率直、坦誠，而作為讀者，贊同還是拒斥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在于去碰觸這個“有待成熟的”偉大靈魂。
西蒙娜.韋伊 目錄
一 家鄉
天才制造廠
大師的弟子
巴黎高師
二 社會
斗爭歲月
1931—1934
工廠經歷
1934—1935
信仰萌芽
1935—1938
上帝與戰爭
1938—1939
三 他鄉
困難重重
馬賽
紐約
倫敦
神秘天父
致謝
注釋
參考書目
天才制造廠
大師的弟子
巴黎高師
二 社會
斗爭歲月
1931—1934
工廠經歷
1934—1935
信仰萌芽
1935—1938
上帝與戰爭
1938—1939
三 他鄉
困難重重
馬賽
紐約
倫敦
神秘天父
致謝
注釋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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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韋伊 節選
西蒙娜·韋伊決定進工廠親身體驗工人階級的困境，這對于20 世紀30 年代成年的一代人并不稀奇。就在幾年前，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離開了他在倫敦舒適的家，到巴黎和倫敦體驗窮困潦倒的生活。在美國，天主教活動家多麗絲·黛（Dorothy Day）經歷了富足不羈的青年時代以后，在紐約下東區的貧民窟永久定居，開始她對窮人的使命。到20 世紀60 年代，更多的美國活動家走上了同樣的道路。實際上，美國人撰寫的有關西蒙娜·韋伊的*好的一篇論文是斯托頓·林德（Staughton Lynd）的那篇，林德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運動的領袖，他在文章中詳細闡述了西蒙娜·韋伊對這場運動的重大影響。“西蒙娜·韋伊可以被視為……我稱之為**批新左翼的國際探索者中的一員，”他這樣寫道，“**批新左翼，也是第三批。”“**批新左翼由1930—1945 年間的激進主義者組成，這些人脫離了斯大林主義，也脫離了……托洛茨基主義，而且，他們不僅脫離了托洛茨基主義，還部分脫離了馬克思主義本身……西蒙娜·韋伊預見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第二批新左翼的每一項重大主題。”
西蒙娜· 韋伊在好友活動家蘇瓦林的幫助下找到了**份藍領工作。工作單位是一家名叫阿爾斯通（Alsthom）的公司，這家公司很大、很有名，由阿爾薩蒂安（Alsatienne）和湯普森（Thompson）兩家公司合并而成，生產大型電力機械。那個年代，很少有管理層的人能被說服雇用一個古怪、激進的左翼知識分子兼勞工組織者到流水線工作。但阿爾斯通特別進步而開明的領導者奧古斯特·德特夫（Auguste Detoeuf）似乎對雇用西蒙娜·韋伊這樣一位特立獨行者的挑戰很感興趣。他畢業于巴黎綜合理工學院，堅信“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可以融合，工業和古典文化可以融合”。他答應讓西蒙娜·韋伊到巴黎一個比較大的工廠上班。工廠位于勒古布街（Rue Lecourbe），在第十五區。那里雇用了大約三百人，制造有軌電車和地鐵的電氣配件。為了找到一種更適合工廠工作的生活節奏，西蒙娜·韋伊搬出了父母的公寓，在工廠所在的那條街上租了一間很小的工人房，希望完全靠自己掙錢生活，不要父母任何幫助。實際上，隨后的一年里，她星期日回家吃晚飯都會把估算的飯錢放到父母的餐桌上，而對于女兒這個習慣，善解人意的韋伊夫婦盡管感覺很痛苦，還是默默忍受了。
西蒙娜·韋伊從1934 年12 月的**個星期二開始到阿爾斯通上班。老板德特夫答應不把她的身份告知其他工人。很多人注意到她的手不是體力勞動者的手，以為她是一個考試不及格的窮學生，到阿爾斯通打工養活自己。他們還注意到她瘦骨嶙峋，而且是車間里唯一一個不帶零食的人。他們經常主動把自己的面包或巧克力讓給她吃，她通常都拒絕了。她每天寫給蘇瓦林的信本來是她工廠生活*真實的記錄，卻在納粹占領巴黎期間被毀掉了。幸好她自己對后來八個月的生活留下了日記。她的“工廠日記”幾乎每天都寫，詳細記載了她在三個不同工廠工作的悲慘經歷：為了那點兒可憐的工資而被安排的任務、她對工人同事的印象以及自己的心路歷程。日記按時間順序記錄了計件工作的卑鄙本質：工廠計件付錢，不按工作時間付錢；完不成定額要從工資里扣錢；工作本身常常危險重重；時間安排不合理，除了十五分鐘午餐時間，中間沒有休息；只關心定額的工頭經常羞辱工人。西蒙娜·韋伊在日記里談到，她干體力活兒沒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笨。經常被她稱為“雅克定額”（Jacquot）的一個仁慈的工頭告訴她，她不像車間里某些工人那么笨，他們把自己弄傷殘的時候比她多（應該承認，這是帶有諷刺意味的恭維。但鑒于快速生產的持續壓力，又沒有任何安全措施，西蒙娜·韋伊要避免身體遭殃就得費很大的勁。
……
1935 年，法國的失業率依然徘徊在20%，而她用幾周時間就找到了第二份工廠工作，真是不簡單。這是在布洛涅—比揚古（Boulogne-Billancourt）區的一個比較小的工廠，名叫卡爾諾（Carnaud），專門生產油壺和防毒面具。即使機器設備沒那么大，工頭也沒那么兇，卡爾諾卻跟阿爾斯通一樣，使人心力交瘁。“一個刑罰機構，” 她這樣描述那里，“一個爛機構，爛透了——瘋狂加速，割破手指是家常便飯，不斷有大批工人下崗……我一次也沒見到哪位工人的眼睛離開過工作或與工友說句話。”她對車間里毫無人性的環境這樣評價。**天上班，她被安排到一臺做金屬零件的沖壓機旁，全力以赴才在一小時內做出了四百個零件。但是，那天下午，工頭——“一個外表帥氣、樣子和善的家伙”——過來告訴她，如果她不能在接下來的兩小時內使數量翻番達到八百個，他就解雇她。“你要是能在接下來的兩小時里做出八百個，我也許會同意你留下來。有工人做到一千二呢。”西蒙娜·韋伊怒火中燒，她強迫自己做了六百個，但到快下班時工頭告訴她還不夠。六點鐘，就在打卡下班前，她問工廠經理是否希望她第二天回來。經理告訴她，只要她努力加快速度，就可以回來。
**天在卡爾諾的工作結束，她走向塞納河，渴望呼吸新鮮的空氣。她坐在岸邊，內心沮喪，精疲力竭，內心“充滿無奈的憤怒”；假如注定要過這種生活，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每天過河而不跳河”。工廠里一位工友跟她說起自己十三歲的兒子，那些話使她深受觸動：“他要是不上學，將來干什么？跟我們這些人一樣受苦受難。”
第二天早晨，振作精神在同一臺沖壓機那里做了六百五十個零件后，西蒙娜·韋伊被安排了另一項任務：高速穿金屬薄帶，但要小心避免兩條帶子挨著穿過去。然而她出了錯，把兩條帶子連著穿了。機器被卡住了。工頭得修機器，他好像很不高興。在這種顏面盡失的場合，她回憶道：“一個微笑、一句友好的話、人與人之間的瞬時接觸，無不勝過特權圈子里的深情厚誼。”
確實如此，西蒙娜·韋伊在工廠工作的幾個月里，她僅有的安慰就是工友們偶爾表達的善意與同情。她特別愿意接受這種表示。“每次我疼得齜牙咧嘴，坐在前面的電焊工都會對我凄然一笑，充滿兄弟之愛，這對我勝過千言萬語。”“在工廠里……*微不足道的善意，從微微一笑到幫個小忙，都能使你克服疲憊，克服工資的困擾，克服所有的壓迫。”“碰上一個坦然微笑的火爐工，在更衣室聽到大家講比以往更有趣的笑話，我就知足……這些兄弟情誼的微小證明帶給我極大的快樂，我一時竟忘了疲勞。”“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個人”是她對一個異常友善的工頭的評語，那個工頭曾關心地看著她赤手把巨大的鐵螺栓搬到一個包裝箱里。自始至終，她還不斷意識到人們對女工表現出來的性別偏見。“男人對女人的不屑，”她在工廠日記里寫道，“以及大家講的黃色笑話在工廠工人中都比在其他人群里要顯而易見得多。” “我處在一個雙重卑微的地位，”她后來回憶，“消泯我尊嚴的不僅是那些工頭，還有那些工人，只因為我是女人。”
西蒙娜·韋伊在卡爾諾只工作了一個月就下崗了。到目前為止，在兩家工廠，她都發現流水線作業對人情感的摧殘甚至超過了對其身體的壓力。她還發現，這種勞動*令人沮喪的方面是“對工作目的一無所知”。工人們沒辦法把那些零部件生產與要裝配這些零部件的大型機器聯系到一起。而那些經常隨心所欲的經理的反復無常又導致了一連串的屈辱經歷。這種屈辱對西蒙娜·韋伊產生了深刻影響。她后來寫下了那年的人生體驗：
我幾乎要崩潰了……我的勇氣，我的自尊，在這段時間里都慢慢碎裂了……清晨，我在痛苦中起床，帶著恐懼去工廠；我像奴隸一樣工作；中午的短暫休息使我猶如撕裂般痛苦；5 ：45回家，就想好好睡一覺……那種對于接下來要做的事的恐懼，那種焦慮，只有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上午才沒有。怕的是那種發號施令。此前在社會中形成的個人尊嚴感蕩然無存。
西蒙娜.韋伊 相關資料
【作家、批評家、哲學家、神學家眼里的韋伊】
西蒙娜·韋伊去世后的二十年時間里，T. S. 艾略特曾撰文，認為她盡管表現出“幾乎超常的謙卑和近乎無禮的傲慢”，卻具有“圣人般的天才”。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加布里埃爾·馬塞爾（Gabriel Marcel）表示反對：“這位實際上已經去猶太化的猶太女人令人痛苦的聲音”使人無法產生希望。
對于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西蒙娜·韋伊站在“深淵的邊緣，雙腳深陷進去，拒絕像普通民眾那樣跳過去（她以她自己的集體方式愛著這些民眾），她屈從于搭在肩上的一只神圣的手，強烈要求被單獨揀選出來”。
美國批評家萊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寫道，她象征著“一個異化時代里教會外的圣人”。
美國非神職神學家多里斯·
格倫巴赫（Doris Grumbach）因為她拒絕了自己和上帝之間的中介而批評她顯示出一種“近于新教徒的驕傲”。
對于阿爾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一個狂熱投身于我們這個時代*危險體驗的人”西蒙娜·韋伊給我們的*偉大的禮物是：她保持著“對所有人類體驗熱情歡迎的態度，**、*無足輕重、*連根拔起的體驗……她尋求*多的是使人類擺脫生存的自然孤獨狀態的一種對生活的世界深情的關注。”
肯尼思·雷克斯羅特（Kenneth Rexroth）談到《扎根》時，說這是“一堆胡言亂語，只有盲目的愛國者佩吉（Péguy）那種精神錯亂的幻想能超過它”，他指責西蒙娜·韋伊“拿印度教和比較神話故弄玄虛，比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虛構還糟”。
愛爾蘭歷史學家兼批評家康納·克魯斯·奧布賴恩（Conor Cruise O’Brien）嚴厲批評西蒙娜·韋伊*后的著作《扎根》，說這本書鼓勵“一種嚴格、原始而又形式怪異的審查制度，這種制度會使雅克·馬里坦因為說了有關亞里士多德的話誤導了他人而受到懲罰”。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寫道，韋伊是我們時代文化英雄的典范，他們反對自由主義，反對資產階級，他們“重復、癡迷、無禮，以強迫取勝——不只是通過他們的個人權威口吻和對知識的熱情，還通過對個人困境和知識困境的敏銳意識”。通過韋伊，她繼續說，現代讀者能“對并非他們自己的，也不可能是他們自己的某種層次的精神事實表示敬意”。桑塔格提示，因為我們未能實現對美德和純粹的本能追求，所以韋伊擔當了代罪羔羊的角色：她比我們任何人都走得更遠，站在了我們無人敢企及的高度，她替我們做到了。
阿爾貝·加繆在登上飛機去斯德哥爾摩接受諾貝爾獎之前在西蒙娜·韋伊在巴黎的房間里沉思了一個小時。
據說教皇保羅六世把貝納諾斯、西蒙娜·韋伊和帕斯卡視為影響他學術發展*重要的三個人。
st-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SA'>弗朗辛•杜•普萊西克斯•格雷
西蒙娜.韋伊 作者簡介
弗朗辛•杜•普萊西克斯•格雷（Francine du Plessix Gray），1930年出生，美國作家、批評家。母親Tatiana Yakoleva是20世紀40年代紐約著名的帽子設計師，父親Alexander Liberman是時尚雜志的締造者之一（Liberman是她的繼父，她的親生父親是法國抵抗運動的英雄，“二戰”早期死于德國人手里）。這對夫妻是40年代紐約時尚界的風云人物。弗朗辛雖然天生麗質且系出名門，卻不喜歡名流的生活，從小喜歡讀書，研究宗教與哲學。她年輕也曾經有過一段時間進入時尚圈，去過巴黎，為時尚雜志拍過照片，但很快就厭倦這種生活，26歲時嫁給藝術家Cleve
Gray，婚后生育兩子，并開始大量寫書，著有《怒與火》（Rage and Fire）、《情人與暴君》）（Lovers and Tyrants）、《蘇維埃婦女》（Soviet Women）、普利策獎入圍作品《走近薩德侯爵》（At Home with the Marquis de Sade）等。其描述自己父母生活的傳記《他們》（Them: A Memoir of Parents）為她贏得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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